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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才子”陆步轩卖肉，是英雄之举还是可怜之极？

　　中国大学的“硅谷”化建设是厚望无限还是一厢情愿？

　　中国高校建设走到现在，我们是否还需要大学的精神？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精神？这，必须要搞清楚，它决定着我们今后前进的方向与速度！

　　进入本刊视野并在本期论道的刘铁芳与薛涌，一个是国内研究人士，一个有着1979年进北大后又在耶鲁大学读书的切身体验，两人观点有同有异，有宏观说理，也有微观实例。本刊希望借助特别制作的这个“对话”，与读者一道认识现代大学作为社会整体建制的一部分，理应承担的不可推卸的社会功能。

　　对话人A：刘铁芳，原稿发自国内，原载《城市晚报·思想无疆》

　　对话人B：薛涌，原稿发自美国纽黑文，原载《南方周末》

　　A：大学必须守护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传统。在全球化、一体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维系民族国家的根基就在文化之中，大学作为知识和知识分子活动的基本舞台，文化传统的守护实际上是大学的第一使命。决不是现实中需要什么、流行什么，就马上改弦易辙，趋之若鹜。在人类、民族的文化长河中，大学的精神是“继往”而“开来”。

　　B：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中，学生来源的多元化，而不是以考分单一划线，变得特别重要。因为不同背景的学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阶层、种族、文化中的经验带进课堂。社会各个集团的思想在这里交锋、整合。大学实际上也是社会的黏固剂。中国大学的精神的改造，首先必须要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理念。

　　A：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大学不仅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同样也是大学知识人展开其“创造性的文化生活”的地方，是他们“文化”地生活的地方。

　　B：一位西方教育家讲过，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专著，还在次要。重要的是，大学的教学，怎么为年轻人创造一种更有成效的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环境。

　　A：关怀社会又反思社会，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守护者，这使得大学教育与单一意识形态的传输区分开。以自由的思想去建立学术的精神，才会有对高深学问的殷殷执著。这两者的综合，正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灵魂所在。

　　B：美国的一流大学，本科高年级都要上讨论班，研究生的课基本都是讨论班，五六个或十几个学生与教授围坐在一起，就自己的阅读各抒己见。当毕业后突然被要求为社会贡献智慧、而不是仅仅学习时，他们不感到突然。他们已经在讨论班上习惯了。我女儿从1岁就上当地的幼儿园，现在快到4岁，幼儿园却不教认字。而国内比她小的孩子就已经很有“学问”了。我女儿每天几个同龄孩子坐在一起，边玩边谈话。一日，一个大一岁的孩子突然问：“我们是怎么来的？谁造了我们？”另一个孩子回答：“上帝造了我们。”女儿马上问：“谁造了上帝？”讨论没有结果，似乎也没有什么知识的积累。但这种讨论，要一直跟着她进大学。

　　A：由于我们向来就没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所以大学知识人本身内在外在都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去执守大学的理念与精神。

　　B：《论语》和《理想国》，两者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但其风格却似乎预定了中西文明的传统和中西大学不同的理念。《论语》中，常常一方是圣人的训话，一方是受训者小心问老师应该如何如何。孔子比别人高的地方在于他知道的最多。《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则全然不同。他有名的话是：“我一无所知，惟一比你们知道得多的是我知道我不知道。”他用他的问题，把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逼入绝境，面对自己无知的真实面目。北大现在的改革计划，其实就是一个创造现代孔夫子的运动。什么名校博士呀，什么国际论文呀，一定要把最大的权威请来，往几百人的课堂上一站，镇得学生连大气也不敢喘。

　　A：严格说来，中国大学的历史太短，我们的大学又一度处于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建国后，大学尽管在规模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大学受社会冲击太大，对作为大学根基的文化的冲击和对大学本身的冲击都使得本来传统不深厚的中国大学精神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B：事实上，就算美国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并非没有问题。耶鲁一位出身人文学院的博士对耶鲁的本科教育就批评说：“你想想看，耶鲁教授的名气，大得如同神灵一般。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学生见了他们，话也不敢说。等到了四年级慢慢醒过来、有点信心和教授交流时，也到了毕业的时间。与其如此，还不如到人文学院这样的小地方，和教授与同学一起像家庭一样地过几年，学到的东西反而多。”他们一旦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意识，就严格限制课堂里的上课人数。平均课堂人数一多，排名就下降。

　　A：今天，中国的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在知识经济的宏大背景中，大学获得了空前的重视。美国的“硅谷”几乎成了整个中国大学建设的基本目标，一个比尔·盖茨就让无数大学生心怀梦想，坐立不安。大学城的建设也是如火如荼，人们对大学城寄予了无限的厚望，产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口号迭出。大学能否承受如此之“重”？当大学的学习更多地是为准备考研、出国，文科基地培养硕学鸿儒的梦想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B：前阵子有个新闻人物叫陆步轩，从“北大才子”变成“落魄卖肉”，对其遭遇，许多人的想法是：北大的学生毕业后一定要被委以重任，而不是回到草根社会。中国古代兴科举，要做到“野无遗贤”，无非是把社会的人才都吸收到政府和国家机构中。于是从太学到县学，官方的学府全在县治以上的城市。教育就是培养脱离基层社会的统治人才。如今的教育离此有多远呢？

　　陆步轩开肉店，起步不久一个月就挣五六千块。北大毕业生能挣多少？要知道，美国当今势可敌国的零售业王国，大多是这么起家的。读读《富兰克林自传》，他当学徒时境遇不比当今的陆步轩好，但人家活得多么骄傲！如今，“眼镜肉店”已经成了全国最知名的肉店，经营得好，“眼镜肉店”完全可以成为全国最大的肉业集团。本来陆步轩应该成为一个英雄。北大应该花钱请他回学校对后辈们讲述些人生体验和教诲。然而，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中，他竟成了全国最著名的可怜虫。事情的反走向，恰恰说明了坐享其成式的精英教育对学子们的精神毒害。教育应该传授给学生的，是生命的尊严和对命运高贵的承受，而不是一种等待别人尊重的傲慢，或者得不到这种尊重时生不逢时式的自暴自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