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骆翰

　　邓兴旺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湘西山区走进北大校门，又从北大远赴伯克利、耶鲁，直达世界植物生物学界学术巅峰；而今，他又折返回来，为北大与耶鲁的学术与研究合作，为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而奔走。远远看来，这一去一来划出太平洋上空一道奔流不息的绿色回归线。

　　初见邓兴旺是在新北大生物楼的学术报告厅中，现场报告与问答已经结束，还没等邓兴旺把笔记本电脑收进他的办公包，北大的学生们已经把他团团围住，认真地与这位个子不高、名闻世界的学者讨论学术话题……

　　用七年的时间

　　赶上一个时代

　　邓兴旺是从湘西山区走出来的科学家。

　　因为贫穷，他的出生地至今不通公路，也是因为贫穷，那里在全国解放前曾一度是土匪的老巢。但在1968年到1978年，那里是邓兴旺接受中小学教育，完成人生启蒙的天堂。虽然处在文革中后期，但因为有下乡到山区的城镇教师，家乡的青少年都有了难得的上学机会。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教师认真地教书，同学们认真地学习。在中学时代,吃的是一分钱一顿的伙食，晚上读书时用的还是煤油灯；因为中学学校离家太远，邓兴旺两周才能回家一次，每次要走三四个小时的陡峭山路。

　　莽莽山林及农家身世,也许给了邓兴旺对万千植物最初的亲近，但也在他的心上刻下至今不能磨灭的痕迹。想走出那片山林的确不易，当年因为年纪大而放弃读书的叔叔今天仍在守着祖业，当年因为家贫而读不起书的同村学妹今天仍在大山深处生养后代，当年因为几分之差屡次与大学之门失之交臂的同村中小学同班同学今天仍在家乡务农。所有这些都让邓兴旺回忆起往事时心情倍加沉重。从他接到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他就在心里划下了一个问号：山区与城市之间的距离，真的只是几分之差吗？当时的邓兴旺还没有找到答案，但直觉告诉他，再远的路也有个尽头，而且同样的山路能用三个小时走完就决不走四个小时，同样课本能用两年读完就决不用三年，同样的人生要过就要过得最有意义。

　　到北大的路是邓兴旺第一次出县，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坐火车。四天的行程在他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感触，但和同学一道下了火车还没来得及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邓兴旺就发现自己来早了一天，根本没有人来接站。北大在哪里？经过打听知道北大在北京的西北方，而所有从北京站向北的公共汽车最远只到“动物园”。两个十五,六岁初进京城的小伙子一合计，先到动物园再说，就把自己棉被包裹往背后一搭，相互帮扶着把装满衣服和书籍的大木箱往肩上一扛，上了公共汽车直奔北京动物园。没想到剩下的路程出奇地顺利，从动物园始发的332路公交车把他们径直送到了北大门口。

　　北京大学近在眼前了。校门口迎新的字幅还没有贴出来，学生们背着书包拿着课本怡然地走进古朴的教学楼去上晚自习；伴随着爽朗的笑声，教工们拿着饭盒正在去食堂的路上。所有这些让邓兴旺一路上对未来的种种想象突然间都有了一个答案，幸福感让他忘记了自己的手里还拎着行李，只是站在教学楼前无声地笑着。一位教工注意到了这两个站着发呆的农村少年，主动上来询问，才知道他们是山区考来的新生后二话没说就接他们住到自己宿舍里。没有沙发就睡地铺，两个少年带着一肚子话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的迎新会过后邓兴旺有了自己的宿舍，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典型的大学生宿舍。七,八位舍友,中青少皆有，身份更是五花八门，有来自各地的学生，有当过多年干部的地方官员，还有见多识广的北京子弟。从他们身上，邓兴旺感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震撼。他觉得这些同学用短短的十几二十年就走完了家乡人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走不完的路，有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认真想来，人们在出生时都差不多，后天知识和经验积累中的巨大差异才是城乡差别的根源。如果这些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大学对自己而言并不只是宁静的读书的地方，而是给了自己一个在知识和社会经验上赶上舍友、赶上一个时代的机会。想到这里，邓兴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在后来的七年里，不管学习多么紧张，同学们总能见到邓兴旺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问才知道他总觉得学校的灯光对他有特别的优待，图书馆的灯光宁静宽阔，实验室的灯光可以亮到天明，把小时候用煤油灯时的担心一扫而光。灯光，对他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其它的快乐就更多了，且不说食堂的伙食口味尚佳，他的舍友几乎每一个都很健谈，也让邓兴旺受益良多。每逢同学们爬山登高，邓兴旺更是主动替学友们背起行囊，然后又第一个爬上山顶，兴奋地向大家招手。邓兴旺觉得那不是对自己体力的炫耀，那只是对家乡漫漫山路的怀念。当然，最让邓兴旺兴奋的是学习的收获。把课程以内的书读完了，邓兴旺会顺着自己的思路一气儿读下去，直到看到一个边，而这个边就成了他进一步思考的起点。读研究生做实验时，他更是不摸到前人的边，没有自己的想法就不罢休。这种做法让他在功课与实验中几乎是无往不胜，惟独在英语上有点吃力，好在他并不特别在意自己的发音，而是用大量的文献阅读与写作来提高自己的英语应用能力。临近研究生毕业，他更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560分的TOFEL成绩寄给了海外各大院校。同时他很看重自己的专业成绩，在奖学金申请说明中对自己研究生阶段的工作做了详细的说明。

　　从1978年到1985年，北大的七年眼看着就在各种回忆、思索、判断、期待中过去了，虽然自己脚下的土地还是他进校时的那块土地，但邓兴旺已经清楚地感觉到，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已经悄悄地打开。

　　每到一个关键时刻

　　总会有‘运气’出现

　　邓兴旺说在自己经历中每到一个关键时刻总会有些“运气”出现。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从1868年建校开始，就以自由的学风和“学识城市”的包罗万象著称，是美国学术界特立独行的公立学校。1985年，伯克利就有两件出乎邓兴旺意料的事，一是他申请的系突然增加了12个扩招名额，二是这个系在一大堆TOFEL,GRE高分学生中单单挑出了TOFEL成绩只有560分，没有GRE成绩的邓兴旺。伯克利的理由很简单，邓兴旺在研究生阶段中做的工作很有创新精神，他们很感兴趣。但伯克利也开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要求邓兴旺在到伯克利录取之前要经过汤佩松先生的面试。

　　汤佩松先生的大名邓兴旺很早就知道。汤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及教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汤先生就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回国后,为新中国的植物生物学研究作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生物学部委员之一。1985年，这位年过80但精神矍铄的学者仍担任着中国植物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一句话，汤佩松先生是中国植物生理学研究和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当时汤佩松还在北大作名誉教授，伯克利想要面试中国学生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了汤先生。对年仅22岁的邓兴旺而言，要通过这位自己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级的学者的面试，崇敬、兴奋之情多于紧张。没想到真正推开汤老先生的家门后，没有什么寒暄;这一老一少就立刻进入了正题，这是邓兴旺有生以来进行的第一次英语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兴旺回答了汤先生所有的提问之后，汤老先生脸上流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邓兴旺觉得自己应当是已经通过面试了。后来才听汤老先生说起，原来邓兴旺所作的课题汤老先生也曾经研究过，他很欣慰能看到邓兴旺在学术上的延伸与创见，所以不但让邓兴旺通过了面试，还给了邓兴旺一些学术方法上的建议。邓兴旺回忆说，当时面对老人笑容，他的内心感到的紧张多于兴奋。

　　出国前，邓兴旺在北大的导师梅镇安已经为他垫付了报考TOFEL的26美元，在邓兴旺上飞机前，梅镇安先生又在他的口袋放进50美元应急的钱。可下了飞机，邓兴旺就意识到自己不知怎样去伯克利大学。虽然这样的经历对邓兴旺已经不是第一回，可现在的邓兴旺又来“早”了。你问他以后碰到类似的没人接的尴尬怎么办，邓兴旺会眨着眼睛告诉你“每次早到都会给带来意外的人生经历”。如何面对这次“意外”？向来没觉得哑巴英语有什么不好的邓兴旺真急出了一身汗，没办法，硬着头皮问路吧。一个湖南山区学子头一回在异国使用英语口语而不是应试或者阅读，其结果也确实让美国的出租司机耳目一新。最后出租司机终于明白了，告诉邓兴旺到伯克利大学要40-50美元。邓兴旺一时没回过神儿来，原来口袋里的钱真不多。可就在这时，运气又降临了，后从机场出来的另一个中国学生也是去伯克利!结果两个学生一合计，每人出一半路费，大家都上了车。经过这么一折腾，出租司机对这两个中国学生产生了好感，告诉邓兴旺他知道一个中国学生居住的地方。结果，这个司机的记忆果然没错，两个中国学生在一所房子前一直等到天黑，终于盼来了下晚自习的中国留学生……，到伯克利的第一天就这样以几位互不相识的留学生大团圆的结局收场了。

　　邓兴旺在伯克利的导师是一位出色的德国学者，运气的是，他并不在乎学生的口音，但非常强调科研中“加速度”的作用，强调在循序渐进的前提下，采用一切可能提高科研速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这非常对邓兴旺的路子，当时的奖学金已经让这个湘西来的学子感到绰绰有余了，初来乍到的邓兴旺关心的是怎样在洗衣机开着的同时去商场买够一周的口粮，怎样在离实验室最近的地方租一所房子住，怎样用最简单的方式与导师沟通，怎样用最快速的方法完成实验设计。天天想，月月想，年年想，三年的博士很快就读完了。

　　邓兴旺说其实自己在学生阶段从来没有想过5年，10年以后会干什么，他觉得一个人受眼前知识水平的限制，对未来设想过多反而会束缚自己。他说如果自己当年的分数足够高，就能考上自己的第一志愿北大物理系而不是生物系，但究竟是物理还是生物，对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对生物学发生了兴趣那就不单要做得最好，还要做得最快。因为科学非常讲究效率之美，二年能做出来的东西三年才完成，从学术上讲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由此邓兴旺得出结论：效率本身比什么都重要。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本能回避了一些“时尚”“高雅”的活动邀约，并且在内心告诫自己，学识高就是高雅，有志同道合的学友才是时尚。曲高未必和寡，邓兴旺很快成了导师看重的学生，直到今天，这位已经返回欧洲，拥有欧洲为数不多的难得的系主任职位导师还经常用邓兴旺的名字来激励自己的学生：有个叫邓兴旺的中国学生，能用两三年的时间完成别人六年也完成不了的论文。

　　博士读完了做什么，邓兴旺进了伯克利另一个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一是为完成自己感兴趣的又一新课题，二是为放眼四海，寻找更高的学术平台。

　　回归，耶鲁与北大

　　有数不尽的契合点

　　做了一年时间的博士后,邓兴旺所做课题初有苗头,可谓即将取得成果。他投递出去找工作的简历也有了回音，而且是来自耶鲁大学的回信。

　　耶鲁大学在300多年的建校史上，有两样东西闻名于世，一是以人文科学为主的文科(本科)教育，二是以教授为中心的管理体制。耶鲁所有的行政事务都是围绕服务教授需求设立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耶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长期享有极高声望的同时，成为当代美国总统的摇篮。同时耶鲁在生物学的研究上独树一帜，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在耶鲁大学教职位的面试后，教授们提出希望此后无论邓兴旺接到什么学校的职位邀请都暂且不要接受，并先与耶鲁联系。邓兴旺知道在耶鲁大学教职的份量，也知道耶鲁的生物学研究向来以发现新方向，应用新方法闻名，这些正是他一贯的追求，尽管自己博士后阶段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出来，新的学术文章还没有发表。邓兴旺又一次“运气”地得到耶鲁大学教职,并于1992年初就任。

　　耶鲁没有选错人，1995年，邓兴旺因为他在调控植物光形态建成的有关基因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杰出成绩，荣获美国总统青年教师奖。2003年获得者世界植物分子学会的Kuhmo奖。他还多次在《细胞》、《科学》、《自然》等世界权威刊物上发表很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其论文影响因子达到3000以上,在全世界相关领域名列前茅,并与很多年长的大师级人物齐眉并举。他领导的实验室所取得的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研究成果成为了行业标准。由于邓兴旺在植物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领域的突出成就，他被耶鲁大学聘为终身教授，成为美国常青藤大学植物生物学界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来自祖国大陆的华人科学家。

　　邓兴旺也没有选错学校，以耶鲁教授的身份，同时担任数种国际学术期刊编委。他曾多次被邀请或组织国际学术大会，并作过近百场学术报告及大会主题发言，为耶鲁生物学研究的美誉锦上添花。从内心深处讲，已经在耶鲁、在国际学术界站稳了脚跟的邓兴旺，回报祖国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具体。他首先想到了北大，那个给了他人生基础和方向的地方。从1998年起，他利用暑假回北京大学主持“植物发育分子遗传学”暑期讲习班，听众来自全国高校生物系及各研究院所，人数更是以倍速递增，从最初的40人到2003年的650人，大讲堂过道里都放满了凳子还是坐不下，声誉日隆。眼见国内学界的需求之盛，邓兴旺开始有了融合北大、耶鲁两校学术资源办科研中心的想法。

　　成立科研中心，在耶鲁大学属于教授的行政工作。一般由教授牵头，校方各种法律、知识产权及会计部门作可行性分析，校长签字执行。但耶鲁大学在300多年的建校史上还没有在非美国本土上挂耶鲁大学名称的研究中心的先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争取两校的共识与支持就至关重要了。也许真是邓兴旺的运气，1993年上任的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 Levin先生学识广博，在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分别获得历史系学士学位、政治与哲学硕士学位及经济学博士学位，对耶鲁大学的发展方向有自己的见解，“国际化”恰恰是他的见解之一，而中国又是他耶鲁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重点。北大方面，原副校长陈章良也是植物生物学家。后来, 1999年就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是北大生物系1965年的毕业生，之后进入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期间曾赴英国做过研究工作，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后两位校领导对中国植物学和生物工程的发展趋势了若指掌，对德才兼备的杰出学者更是求之若渴。

　　一段时间内，邓兴旺频繁地往来于耶鲁与北大之间，把自己的想法向两校作了反复、细致的解释，后又提出了详尽的实施方案，通过耶鲁大学各个部门浩繁的可行性分析，又经两校正式认可，“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于2001年成立了。中心通过相互交流学生和学者，目前就有七位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交流学生在耶鲁大学的生物系，北大多位教授到耶鲁大学访问，耶鲁大学的近10名教授学者也分别来北大做了学术交流。同时中心搭建的平台和建立的交流联系，使北大耶鲁两校的相关实验室相互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做到在新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共享，还通过两所学校学者与技术的交流来共同促进中心的发展。

　　有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中心建立以来帮助并参与北京大学获得科技部转基因植物专项重大课题“通过拟南芥突变体库大规模筛选克隆功能基因”；2002年4月,中心组织北京大学、中科院以及其他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一起申请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拟南齐全基因组转录因子的蛋白组学研究”；同年10月,代表北京大学获得科技部863重大项目资助，主持“水稻功能基因组项目”的研究。回归的冲动，让邓兴旺在远隔重洋的耶鲁大学与北京大学之间发现了数不尽的契合点……

　　科学家宁有种乎？回首邓兴旺走过的路，谁又敢妄断中国生命科学明日发展之限量呢？

　　邓兴旺教授简历

　　邓兴旺(Xing-WangDeng)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现任北京大学长江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系终身教授。邓兴旺教授长期从事植物分子遗传及生理学方面的研究。1995年，因他在调控植物光形态建成的有关基因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杰出成绩，荣获美国总统青年教师奖。2003年,他获得世界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最重要的Kuhmo奖。他曾多次在《细胞》、《科学》、《自然》等世界权威刊物上发表很有影响的学术文章。他领导的实验室所取得的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研究成果成为了行业标准。同时，他积极推动北大与耶鲁的合作，为中美学术交流及互进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