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和他的理想：一生一部书

　　文/杜霁雪 大卫

　　生命中不能回避之结合——哲思美文

　　记者：周老师，吉林大学的孙正聿教授曾说过，“花前月下的每一个青年人都是诗人，夜深人静里的每一个中年人都是哲人，您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更像诗人，什么时候更接近于哲人？

　　周：这句话说得很美。就人的成长阶段来说，在青年时候确实更像一个诗人；中年、老年则更接近一个哲人。从整个文化发展角度看，诗歌和哲学是有内在联系的，虽然二者表达方式不同，但大手笔的诗歌，或者说真正的好诗背后肯定有一种哲学的底蕴——从身边琐碎事务中抽象出人生观世界观，这时诗与哲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对于哲学的不同理解也导致对诗与哲学关系的不同认识，比如有些哲学家从思维科学、逻辑学的角度看待哲学，得出哲学中一点也不能掺杂诗的成分的观点。当然，我不同意这种视角把握哲学本质。

　　记者：我们平时读您的文章，觉得您用文学的手法赋予了哲学思想以鲜活的生命，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文学给予哲学的是思想在过程中的意义？

　　周：我觉得哲学的文学表达并不是给哲学思想穿上漂亮的外衣，真正热爱哲学的人是不会觉得哲学难看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让你激动的思想是会让你发自肺腑的喜欢的。我眼中的哲学本来就很美，我爱它正如我爱自己的孩子，我用文字表达哲学思想就如我要用漂亮的衣服衬托孩子的可爱。

　　记者：有人说您是融理性与激情于一身的人，您是如何处理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关系的呢？

　　周：激情让生命充满活力，理性又让自己不至于毁于激情。如果一个人激情太强烈而没有理性的思考，就会比较危险。我认为从人生的总体过程来说，两者的和谐统一是自然而然的。

　　记者：很多年轻人无法驾驭自己的激情，您有什么忠告和建议吗？您对少年老成是怎么看的？

　　周：对于年轻人我不主张他们一味去控制自己的激情，激情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发挥是一种享受，激情应该得到张扬，很早去控制它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青年期人的精力最充沛，这时的激情会使你非常投入地生活，使你有接受挑战历练的勇气和斗志，使你收获丰富的阅历，少年老成是很遗憾的，对自己是一种损失。

　　思索中生活——智慧人生

　　记者：您讲到西方哲学一直追求终极真理而未追求到，但在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您说人生是不是也是如此，追求的目的结果不重要，关键在于过程？

　　周：真的要说清楚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谁都说不清楚。人人都要好的东西，因为它们让我们高兴让我们充实，但这是抽象的，很难具体化。具体的生活过程中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面临各种各样的机会，你就会判断到底什么样的事情使你感到充实，并做出选择，人就这么活下来了。实际上人为什么活着是一个否定性的问题，人的生命过程正是没有目的的，如果说结局就是过程的目的，我们谁也不会把这个结局当成我们的目的，因为它是死亡，一般的人就是设计一个外在的目的，比如说在社会上成功就是很多人的目的。实际上产生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多数人有这样一个内心的要求——我不愿意没有意义地活一辈子。

　　记者：看您的书感觉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您对这种旁观者的位置有什么感觉？

　　周：我觉得这个位置很好，我曾经说过哲学是一种分身术，能把你自己分成两个人，一个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你，另一个是冷静的你——另一个自我，理性的自我、更高的自我。后者站在旁边来审视前者。学习哲学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在于使你不再是一个狭隘的自我在那里折腾，你始终有一个更高的立足点，看别人看社会也会有这样一个更高的立足点。

　　记者：其实您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内心生活是吗？

　　周：是的，我更关注这个，我写出来的东西及我的思考主要是为了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但他们产生了效果，因此有人把我算成一个入世的哲学家，对此我很难做出回答和解释。实际上我觉得哲学家是应该和世界保持距离的，不应该太入世。

　　未来路上——一生一部书

　　记者：您觉得做一个写作的人，需要哪些素质？

　　周：我有一个感觉，一个写作的人，如果总是在写，有一点感觉你就写下来串成为一篇文章，这样其实很肤浅。读书是一个营养自己的过程，一个人应该有自己丰富的储藏，之后他才能够倡导。我自己有过体会，用一段时间好好的读书，思考一些问题之后，再回过头来写东西的话，那写出来的文章分量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积累很重要，读书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记者：接下来您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呢？

　　周：没有人能研究透哲学，我也不准备用自己的后半生来研究哲学，现在进行的只是我的课题。课题结束后，我可能就去翻译尼采的哲学，因为国内至今没有系统的尼采哲学译著。再有的一个想法就是去写小说。

　　记者：能谈谈您的青年时代吗？给我们一点忠告和建议好吗？

　　周：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大学毕业后分到广西一个大山沟的县城里，同去的有60多个大学生，我刚去时他们对我最重视，因为我是从北大来的，年轻，文笔好，我被分配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其他人都是在公社或乡里。那时大家都拼命地去适应这个社会，当时没有商业，只有从政治上爬上去才有出路，所以大家都想办法去当干部，生活的重心就是跟领导搞好关系，过了几年他们都提拔了，而我还是宣传部里的小干事，看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但我不在乎，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对我而言不重要，不是我追求的，最后有了一个高考的机会，我考回来，他们还在那里当干部。我认为文科学生要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要看的长远一点，不要只看眼前，要保证你自己有底气，机会肯定会有的，当有大机会的时候，有底气的人就能把握住那个机会，而没有底气的人机会对他是毫无意义的。

　　记者：记得前几年您说过，每个作者一生都要写一部自己最满意的书，用它来透彻地表达自己，那么您将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在这方面给自己一个交待呢？

　　周：我想每一个真正对自己负责任的作家，他们一辈子都想写一本满意的书，但下一本写完之后他会发现那并不是他想要的那本，于是再写，可接下来的那本还不是，就是这种冲动让他们写了一本又一本。我想他们心目中满意的书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本书必须真实反映他本人，能够将他各方面的人生体验融入其中，以最好的方式表达出来。

　　(本次专访得到了《吉大研究生》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