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上虞某企业引进洋设备花了2000万元，请洋专家仅仅是培训和调试就花费70多万元，而维修此设备的中国技术人员月工资不足千元。

　　来自另一地的消息说，日本不少“下岗”(失业)工人纷纷到中国打工，报酬高的，年超过40万元人民币。

　　而这种高价洋人的打工势头显然还在增长。来自上海的消息说，今年一季度该市新办的外国人就业证有2954份，比去年同期增加25%。

　　为什么我们技工身价比不过洋打工？

　　浙江省就业机构的一位官员认为，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用“崇洋媚外”来解释。毕竟，市场经济靠的是竞争。洋打工高身价自有其经济的合理性，哪个企业会花重金长期聘用不称职者？那些“洋工人”在本土的失业，并不一定是本人才能和技术的欠缺，而主要是相关行业经济遭遇低潮引发的裁员。

　　有资料表明，来沪就业的外国人按国籍分，居前6位的分别是：日本、美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德国。他们主要在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外企业在沪代表机构工作。这些国家显然大多是世界技术水平一流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技工整体水平应该说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尽管他们也有下岗人员，但正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下岗并不意味着低能，只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更有专家这样分析：洋打工在中国的就业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的“拾遗”与劳动力结构的“补缺”上，这是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规律使然，这实际上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与服务质量的国际竞争力。入世了，国际间的人才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企业永远会选择最好最能干的人才，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调查显示，这些洋打工其实并不是国内意义上的“打工仔”，也不仅仅是经过简单职业培训或技校毕业后的“打工族”。有关部门统计，在上海就业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是有较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才，其中具有学士学位的占74.96%，具有硕士学位的占11.49%，具有博士学位的占2.63%。

　　相反，同样是技工队伍，我们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整体素质并不高。据统计，在7000万技术工人中，高级工仅占5%，技术工人结构呈典型的金字塔形，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近40%的水平相比相差甚远。以制造业为例，我国现代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是人才的缺乏，而这些境外人才的涌入恰好可以缓解这一供求矛盾，为制造业注入新鲜活力。

　　市场人士指出，总体上看，经过二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摔打，大多数老板还是理智的，清醒的。相比洋打工，本土技工无论知识学历，还是日常工作精神，许多地方确实值得向人家学习。与其以“国别歧视”来把怨气撒在老板或洋人身上，不如给自己多加些压力，更多些自我激励，掌握更多的技能。

　　当然，专家也指出，眼下关键是需要完善相关的人事管理制度及分配制度，以保障同等地对待“洋人才”与本土人才，既不耽误企业的发展，也要避免企业本土人才的“怀才不遇”甚至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