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新时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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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06/09 09:1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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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克里有让他的职员一直猜测的习惯。助手在描述和他随心所欲的闲谈时说，在闲谈中他经常沉迷于进行魔鬼式的辩护，来暗示他可能或不可能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转变他的立场。这位以前耶鲁政治联合会的主席和公诉人不仅在辩论术上技高一筹，他还善于把他的职员们都拉进他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中去。“那真的让人非常沮丧，”克里的顾问乔纳森·温纳回忆说，“即使他的职员都希 1992年的春天，没有人说服约翰·克里去重新考虑他所提出的对于平权措施的抨击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在雇用和教育方面提供优先权，以此作为对过去各种歧视的矫正措施。“那并不是我们的意见。”温纳说这是克里的意思。“难道有人认为有职员会鼓励他去抨击平权措施吗？” 那时正是新民主时代。民主党内中立派议员正质疑导致了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和1988年迈克尔·杜卡齐斯彻底失败的旧式自由主义。民主党内部的立法者和思想家，如民主领袖委员会，纷纷针对自由主义提出尖锐的问题：自由主义倡导不容置疑的主张，比如社会福利和平权措施计划，是不是正在分裂着国家并且伤害着那些他们本来打算要给予帮助的人呢？ 执政党民主党给美国城市开出了强硬的处方，试图以此打击犯罪猖獗和强效可卡因毒品的流行。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申明说：“沉默或者曲解造成了种族问题和美国的城市问题……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下一代人也迷失了自己……现在是坦白面对的时候了。”而比尔·克林顿，这位在1992年大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中崭露头角的领跑者也宣布，美国必须“提供更多的良机”，但同时也必须“坚持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位于国会山的办公室里，克里开始在一个法律簿上潦草地记下他自己的想法。他几个月以来酝酿的思想将形成一篇名为“种族、政治以及城市化议程”的长达五十分钟的演讲。在演讲中，克里认为平权措施是一个“自身具有不可解决的局限性并且会造成分裂的计划”。 该演讲的后果则是一场政治风暴。 现在来看，危险的信号是很明显的：约翰·克里，温斯罗普和福布斯家族的后裔，圣保罗学校和耶鲁大学的学子，激烈抨击这样一个计划——且不论这个计划有什么缺点——它就是为了让局外人参与进去而特意设计的。克林顿，阿肯色州的白人，一个酒鬼的继子，选择了另外一个让中产阶级大失所望的议案。他把他呼吁改革原来让一代代的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们陷入贫穷之中的福利计划上。“我们应该坚持让人们从受福利的名单中消失并且出现在工作的名单上。”那一年克林顿对他的选民们这样说。 另外一个问题是1992年3月30日克里的演讲带来的。在短短几个月中，克林顿在耶西·杰克逊牧师彩虹联盟大会上进行了自己这一竞选年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克林顿谴责在座的修女苏珈(Souljah)肯定洛杉矶暴民行为是对白人压迫的正当报复。克里则来到耶鲁大学庄严的大厅中，面对着100个常春藤联盟的学生进行演讲。 还有一点，克林顿从不必像马萨诸塞州自由党政治联盟这样令人敬畏地愤怒。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克里开始了他的演讲，“我想让你们深思今天美国现实中令人担忧的局面：一个充满暴力、充斥着毒品、犯罪泛滥的现实；一个文明社会生活制度已经崩溃的现实；一个家庭分裂的现实；一个盗贼猖獗、人们担忧的现实；学校已经不再是高枕无忧的象牙塔，居民社区时时充满戒备。” “我想让你们深思这样一个现实：多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生婴儿生下来就只有单亲妈妈抚养；年轻人在暴力事件及自杀事件中的死亡率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的死亡率还高；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完成高中学业，即使那样，他们也只能勉强识字；艾滋病的蔓延以及孩子的无家可归已经成了社会越来越严重的毒瘤；相当多的家庭几乎一直依靠福利政策生活；相当多的学生不再带午餐盒去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枪支……” 那将会是很简单的，克里对耶鲁政治联合会的成员们说，他在校时曾经主持这个辩论协会，“把所有的这些都归罪于种族主义，并且毫无疑问的是白人种族主义一直存在于我们社会中，而且是丑陋的，阴险的……但是让我们进退两难的问题和原因远远要比种族主义更深奥、更复杂。它们植根于历史上各种公民权利运动的多变本质中，植根于种族关系动荡的历史以及深深的种族偏见。” 在这里，克里开始滑到一个危险的政治区域中。克林顿和其他人是把种族问题从犯罪和贫穷的因素中排除——他们指出对每个人，不论其种族如何，在义务和责任上都应该坚持相同的标准。与此相反的是，克里却在谈论城市犯罪问题和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就业帮助时牵扯到了种族问题。 事后，他解释说，他当时努力证明的一点就是国家正在集中进行的平权措施计划不是解决种族问题的万能药，却恰恰让少数民族备受折磨；并且还提出应该采取传统价值观来补充该平权计划。但当时克里的听众们可并没有听到这样的话。 “事实上正是平权计划总是让美国人一直在考虑种族因素。”克里说。克里仍然坚持支持平权措施计划。他略述了计划的代价，尤其是种族优先权所培养出的对白人的怨恨。“我们不能对市民布道什么是公正，然后却漠视他们对于联邦法律和规章中真正的公正所提出的合理问题。”克里说。 助手回忆说，克里演讲灵感的一部分产生于他从蓝领阶级选民那里听到的内容。尤其是在波士顿邻近的一些地区，居民对70年代中期法院所强制的用校车送孩子们上学，以及同时期联邦法院命令城市的警察局和消防队雇用更多的少数民族作为达到种族融合目的的方式，一直都怀有挥之不去的怨恨。 但是，在那些法院所进行的尝试之后所发生的丑陋的种族冲突，仍让国家白人自由主义者处于尴尬的境地，法院试图纠正长达几十年的种族歧视的模式。一种政治的正确性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传媒文化中扎根。大胆直率的美国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代表人巴尼·弗兰克嘲弄“nosapostas”的这个词——自由主义者“并不准备”谈论的事实。尤其在种族问题上，他们没有退路，虽然种族问题意味着年轻的非白人种族即使有相当出色的考试成绩，他们还是有可能无法成为警察或者消防员。 在耶鲁的演讲中，克里直接向自由主义的正统信仰挑战。“他总是因为只被看做一个马萨诸塞州普通的民主党人士，并且一直都在泰德·肯尼迪的荫蔽之下而气愤不已。”他的民意测验专家托马斯·基利那时候说，“他努力对公众宣称，他在思考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克里的耶鲁演讲之后，公众的猛烈批评如潮水般涌来。许多老友和他的支持者公开谴责他拿种族问题当诱饵。马萨诸塞州黑人决策委员会立法机构的参议员兼主席比尔·欧文对国家最有名的种族主义者做了尖刻的比较：“大卫·杜克本来可以强调，占大多数的白人并不喜欢平权措施计划。” 波士顿城市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曾经赞扬克里不想当“一个自由主义的恐龙”。泰德·肯尼迪高度赞扬他这个后辈同事的演讲“对一个重要的国家辩论在种族歧视问题上，以及在消除种族歧视最有效的途径上做出的有思想性、有建设性的贡献”。但是媒体，尤其是《波士顿邮报》，都对克里的演讲充满了攻击性的评论。 在克里波士顿的办公室里，许多愤怒的电话让助手应接不暇，他的发言人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的确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克里在星期一发表了他的演讲。星期五，在同地方领导人举行的一系列控制破坏行为的会议上，克里安稳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对于平权措施计划，“我所指的是导致怨恨增长的问题。”克里在那个星期坚持这么说。“对于这个健全可靠的平权措施计划，我没有改变我原来的想法。” 这之后的星期天，在地方性的电视圆桌会议上克里的演讲也受到了批评。克里再次试图阐明他的讲话，说那不仅仅是关于平权措施计划的一个演讲。“演讲是关于为什么我们不能推动美国来处理在我们城市中正在发生的问题。我说这些的时候并不退缩，如果对在我们城市中发生的问题的整个解决方法只是依靠于一个计划，而且是一个只是解决表面问题的计划，那我们就会有麻烦。” 几个月之后，克里承认他本应该和他的朋友以及支持者一起审查他的演讲稿。但是他仍然站在他自己重要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个感觉，即我们需要为人们做一些事情，并且让人们知道我们愿意帮助人们去帮助他们自己。”他说。克里在发表他的耶鲁演讲的时候，他许诺会有一系列关于种族和美国城市问题的谈话。但在事后的政治风暴中，他放弃了这个计划。 把那段时间里因克里演讲而引发的种种抨击联系起来，人们纷纷猜测他的个人野心驱使他打击克林顿，企图问鼎副总统。而克林顿当时是民主党提名中的一路领先者。克里已经对克林顿的竞争对手以及他在参议院的前辈保罗·松加斯表示支持，并让自己的职员为他们服务。 松加斯把他的竞选延期到3月末，那时克林顿获得提名已经志在必得了，而且克里的批评家坚持认为他正在迎合领先者克林顿。克里甚至在他的讲话中借用了克林顿主义一词，把阿肯色州统治者号召“一个全新的社会和个人责任的契约”转化成为他自己的号召——“社会契约，一个其中的每个权利都有与之相匹配的责任的契约”。 在他耶鲁演讲之后，有人问克里是否对竞选副总统感兴趣。他反对说：“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当他在星期日的电视上被问到他是否想当总统时，他回答说：“并不是现在。我会在将来考虑这个问题吧，会考虑的。” 前一年春天，克里办公室曾经回绝了有人请克里参与竞选副总统的邀请。尽管他的支持者对克里进入选举充满信心，但马萨诸塞参议员克里并没有出现在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克林顿最终选择了与克里同年进入参议院任职的阿尔·戈尔。 那年5月下旬在洛杉矶的一次午宴上，克里放弃了原来想要争取的民主党内提名。当克林顿起身致辞时，他开玩笑地说：“我从未想过我能在任何一方面超过约翰·克里。”尽管克里一直扮演忠诚士兵的角色，他却为克林顿在逃避兵役上为其辩护。9月，他带领国会的一个战争老兵代表团为克林顿辩护，使克林顿免于遭受共和党对其提出的逃避越南兵役的诉讼。 1992年的总统竞选是在老布什、比尔·克林顿和独立党候选人罗斯·佩罗特三人之间展开的三向竞争。克林顿以不到50%的得票率在竞选中胜出。1993年1月，他入主白宫，此时他的政府正处于很大的压力之下。新总统决定兑现他在竞选中的一个小承诺，起草了一项行政命令来保证在武装军队中废除同性恋的禁令。这个决定激起了巨大的骚动，即使是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也表示反对。 针对克林顿政府的辩护，克里声称这条禁令是“根本上错误的，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同性恋者服役”。5月，克里在参议院武装服役委员会（armed service committee）上作为证人出现，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击败了两个支持禁止同性恋性行为的人：民主党的萨姆·纳恩、佐治亚和南加利福尼亚共和党的斯特罗姆·瑟蒙德。 克里指出在国会里有同性恋者，但是他们不会因为性行为而被捕。 “你希望他们因此而被捕吗？”瑟蒙德问。 “你希望吗？”克里反问。 “同性恋是违法的，”瑟蒙德回答说，“为什么不逮捕他们？” 禁令的支持者争辩说公开的同性恋者会破坏军队的纪律和严谨的气氛。克里和其他人则争辩说如果执行禁令的话，人们态度就会发生转变。“变化是难以接受的。”克里那时候说。 克林顿总统最终通过采取一种“不盘问不宣扬”的政策来划分他们之间的区别，这种政策即只要同性恋者不暴露他们的性取向，就允许他们服役尽可能长的时间。七年后，克里稍稍改变了他的姿态，说他喜欢给予指挥官们些微权力，如果男同性恋者或者女同性恋者的行为影响了军队，他们有权开除他们。指挥官拥有开除一个棘手军人的灵活权力——不管那个人是否是同性恋者、心理变态或是偏执狂，这种权力都能够帮助阻止军队内部的暴力，他补充说。 1993年6月，克里作为克林顿减少5000亿赤字计划的执行人员，开始谋求行政机构的援救，克林顿的减赤计划目的是通过减少支出、增加税收达到财政平衡。在众议院或者参议院没有一个共和党人会支持这项减赤法案，所以投票将会是势均力敌的。克里说他希望能减少更多的开销，起初还打算反对这项法案，但最终还是与总统站在同一边。当时的赞成与反对票是平局，副总统阿尔·戈尔掌握最关键的一票。 两个月后，克里提交了一份报告，提议国会要求总统每个月都向国会提交一份他所建议的削减开销的报告。当时，国会很多成员都享有政府发给的形形色色的补贴。（1993年，马萨诸塞的参议员克里和肯尼迪最终取消了那些补助金的发放。） 克里在另一个法案上对克林顿政府提供了主动帮助：犯罪法案。1993年居高不下的城市犯罪率——以任意谋杀旅游者和其他人群为代表——一直占据着媒体头条位置。作为竞选承诺的一部分，克林顿曾许诺投入使用联邦资金在街道上增加十万名警察。但是随着预算赤字的膨胀，这个计划在初级阶段就面临着内在阻力，克林顿政府不得不计划把原先许诺的巡警数量削减一半。 同年秋天，克里给克林顿国内事务顾问布鲁斯·里德的办公室打电话。“他认为行政部门对原先十万名警察的削减是犯了一个错误。”里德回忆说，“他用图表向我说明联邦近年来一直在削减对地方的警力补充。他向我谈起他当公诉人的那段执法经历。我因为有这样一个同盟而狂喜不已。我也曾在政府内部做过类似的争辩。” “这自然让我在政府内部的力量得到了加强。”里德回忆说，“有一个地位相当的民主党参议员依靠我们来完成这个法案。”以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拜登为首，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打击犯罪的提案，这项提案计划拨款135亿美元用来增加十万名警察、执行对攻击性武器的禁令以及扩大执行死刑的范围。在修正法案中，克里投票反对执行死刑的地区继续增加，但是他却投票支持包括死刑在内的打击犯罪法案。稍后，国会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但是在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坚持下，拨款又增加了许多。 在新民主的新时代下，克里正逐渐进入主流中心。1993年的秋天，他为克林顿在另一个中立派问题上投了至关重要的一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由老布什——克林顿的前任共和党总统发起的这项协定，旨在清除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壁垒。但是以AFLCIO（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为代表的反对派担心，这项协议会允许美国公司利用墨西哥低薪的特点把他们的工作地区搬到国界以外，从而导致美国的失业率继续攀高。 克里争辩说，在其他地区扩张市场会抵消美国在某些地区的失业率。“失业率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没有关系。”1993年11月他对记者说，“对一个国家来说，真正困难的现实是我们不能逃避现实。” 在感恩节的前几天，国会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但是在进入投票的时候，众议院的票数不相上下，以至于不能通过。在参议院内，克里考虑的是为总统——一个由于政治原因需要大多数的民主党同人支持他的总统——投上至关重要的一票。“在民主党最困难的精神战斗中，每一票都有至关重要的价值。”里德说。众议院以234票对200票通过了该提案，而参议院以61票对38票通过，同时泰德·肯尼迪也和克里一同支持克林顿。 克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上的态度与他对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1991年，他不顾意识形态的差异坚持支持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1994年秋天，克里带领从马萨诸塞州各个公司来的经理主管人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表示他希望他们能够进入中国潜力巨大、利润无穷的消费市场。同年，他提出一个修正法案，促使克林顿缓解美国对访问古巴的限制。 预算赤字一直是克里所关心的问题，克里是1985年对格拉姆拉德曼开支控制法案最早的民主党支持者。1994年上半年，他声称他仍很矛盾是否要支持要求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的提案。到2月，克里仍是十个未定的参议员之一；3月，他决定反对这个修正案。“那不是我们的国父所希望的。”他说。修正案最后以失败告终。 克里对克林顿提出的健康保健计划上的态度并不明朗。这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提案——包括政府对卫生保健市场的空前干涉——大幅度的扩大保险责任范围。1993年9月当克林顿初步提出该提案时，克里声称总统提出的“法案必定会导致激烈的争辩”。克里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有切身体验，他自己就不幸经历了暴涨的健康费用，当时克里被迫自掏腰包为自己长脓疮的牙齿支付500美元，他说我们必须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费用会减少下去吗？” 4个月后，克里出现在CNN“交火”这个节目中，为克林顿的这个计划同保守派评论员帕特·布坎南和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进行争辩。两个保守派的人都坚持共和党的观点，说克林顿的计划将会导致“公费医疗制度”。 “你们这些家伙一直在这些术语上绕来绕去，而且乐此不疲。”克里抱怨说，“这是在这里玩儿政治游戏的方法，目的是突出社会的恐慌。菲尔走进来说：‘你们想选择。’……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计划……” “让我在这里插入一点，”布坎南回答说，“我想大多数美国人想说的是：‘看，如果有人想要健康保险而又没有这种保险，那么我们想办法让他们得到……’” “非常正确。”克里插嘴说。 “但是(他们正在说)‘我有了一个很好的计划，不要接管我的计划。不要让计划社会化。我的意思是，不要改变我的计划……’” “但是你要明白，”克里回答说，“你说的是社会化。这是一个竞争体制。碰巧我并不同意所有的体制，但是总统这种整体性的体制至少是国家所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得到解决的良好开端，而这个问题是你们和你们的总统一直所避免的。” 1994年秋天，由众议院少数派领导人魏普·纽特·金里奇(Whip Newt Gingrich)领导的起义共和党对克林顿发动全线攻击。这位上任伊始就引起军队中同性恋者的骚动的总统，现在又由于这个有争论性的健康保健计划提议而遭受攻击，这个提议是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在幕后谨慎策划的。由一个工业广告所赞助的竞选，共和党人所描绘的“公费医疗制度”这个保守的标签开始产生作用。来自不同团体的宗教上的激进主义分子，如基督教联合体以及自由贸易者，如美国税收改革团体，毫不吝啬地给共和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候选人提供人力和金钱。 在选举日当天，共和党在40年以来第一次对国会的众参两院都进行了控制。巨大的反响远远超出了华盛顿：共和党获得了11个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及472个州立法机关的职位。控制了国会让共和党斗志昂扬，他们渴望对克林顿和他的民主党同盟发动一场战争。 克里与克林顿白宫的步调基本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共和党的全面性胜利，他的党派立场似乎有所动摇，他说这样的胜利“直指克林顿的软肋”，并说他“对这种重新组合非常高兴”。“我是一个民主党党员，”他说，“而且我加入民主党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不得不诚实地承认我们犯了错误，民主党白宫的计划并没有像原来应该的那样紧凑。不承认错误只会招致更大的灾难。” 但是克里的评论在国内为他自己招致了政治灾难。强大的众议员J.约瑟夫·莫克利是南波士顿州民主党人以及众议院程序委员会（House Rules Committee）的主席，公开指责克里的政治机会主义。“在选举之前，很多人都想离开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莫克利说，“他们骑在墙头，观望哪边的旗帜会更显眼。那不是我玩儿游戏的方法。” 华盛顿的政治气候正在发生变化。约翰·克里的私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从他上次痛苦的离婚以来，他开始了第一段认真的关系。孀居的特里萨·海因茨进入了他的生活。有着赤褐色头发的特里萨原来是克里另一个耶鲁校友的妻子。她的丈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既热情又冷淡”的H.约翰·海因茨三世，也是家族企业亨氏集团的继承人。海因茨在1991年4月的直升机和客机相撞的事故中不幸遇难。有人猜测，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特里萨想获得丈夫在参议院中的席位。但是她决定把她的精力全都贡献于慈善事业和她的三个儿子。和前夫一样，她也是共和党人，尽管相对于Gringrich &Co.来说太过自由主义。 玛利亚·特里萨·海因茨出生于莫桑比克，那里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特里萨就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莫桑比克在1975年获得独立后，她家的储蓄也随之一同冻结。她的父亲是葡萄牙人，在有名的梅奥诊所作为一位肿瘤学家而工作；她的妈妈是欧洲血统的混血儿，在莫桑比克长大。 特里萨在南美州立大学读文学，在那里她参加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游行。她能流利地说五种语言，在纽约联合国当顾问之前，她进入了日内瓦大学的口译学院。 特里萨55岁，比约翰·克里大5岁。她说话始终带有一种柔软的葡萄牙语音。在匹兹堡，她因慷慨大方、为人坦率，以及身上独特的地中海式易变性而为人熟知。 《财富》杂志估计特里萨·海因茨的个人资产大概在七亿六千万美元左右，过着超级豪华的生活。她乘自己的私人飞机旅游。她的住处包括匹兹堡外一处占地90英亩的罗斯蒙特农场，以及位于乔治敦的一处价值220万美元的住房，住房内有最令人向往的17-18世纪荷兰静物画等昂贵私人收藏品。她在太阳谷、爱达荷州的避客住宅都是用18世纪谷仓进口的木材建造的。1984年，她和海因茨在海边的楠塔基特岛建造了一个“小木屋”。 除了经营海因茨家族的慈善事业之外，她还在其他机构的董事会中任职，包括卡耐基财团、布鲁金学院、耶鲁艺术画廊、乔治敦大学、国家家庭和电视理事会，以及国家艺术画廊。她曾任公共安全竞选的主席，这个团体奋力争取宾夕法尼亚州对于攻击性武器的禁令。1993年，她开始以每年提供25万美元的奖金来纪念约翰·海因茨，将其奖金授予在作品中向“我们这个愤世嫉俗的年代”公然挑战的潜在艺术大师。 特里萨·海因茨在环保事业上与约翰·克里有共同的热情。作为刚刚进入参议院的新人，克里的第一批法案之一就是制定控制酸雨的法律，这也是他后来一直支持的法案。他也施压要求华盛顿在海上钻油方面给予地方州更多的权力，号召提高汽车用油效能标准，号召更严格地控制核能系统，还号召在全球范围内限制捕鱼。 海因茨小时候生活的热带雨林和热带稀树大草原激发了她对自然的热爱，她不但担任环境保护基金会（EDF）的副主席，而且还加入了各种各样与之相关的团体组织。1993年在接受《匹兹堡邮报》（PostGazette）的采访时，她说她喜欢不拘泥于传统的时代，喜欢不受政府干预的时代，希望世界可以通过“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找到不会污染和耗尽自然资源的(经济)低消耗的增长方式”。 “我们最先做的事情应该是重新计划——重新计划我们的商业和我们的产品，这些商业和产品的目标是让大自然赋予我们灵感并仿效自然。”她在日本对美国商业董事会做的演讲中说道。她向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听众给予她自己的“从摇篮到摇篮”的原则：“真正的消费品应该是完全可消费的，而没有任何持久性的毒性效果。它们应该能够再被土壤、水和空气吸收，而没有任何危险。”EDF的一个战略就是游说比如麦当劳等大公司，促使他们更多地采用可循环使用的以及无化学成分的产品。 海因茨和克里是通过她已故的丈夫偶然认识对方的。后来他们都出席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地球政府首脑会议”，他们有机会重新认识并熟悉对方。1994年上半年，他们又一起出席同一个华盛顿晚宴，从那时起他们开始约会。晚宴之后克里开车送海因茨回家，并在途中路过越南退伍军人纪念馆时停下来漫步。他们11月订婚，那时正值共和党接管国会之时。 1995年5月26日，在华盖下的晚宴上，克里和他的新娘互换结婚戒指。社会和政界的上层人士都集中在海因茨楠塔基特港的家中。来自彼得·亚罗乐团的成员彼得、保罗和玛丽在婚礼上进行了表演。 克里和海因茨都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在社会问题上却与天主教会的教规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参议员，克里坚决反对禁止堕胎以及任何对堕胎程序上的禁令。特里萨说她自己“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赞同者”，还说她相信由于人口过剩教堂必定会妥协。 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克里说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定期出席了马萨诸塞州的会议。但是他说：“我坚持(教堂教规和联邦法案的)这种分离。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坦率的……作为教徒，我尊重某些礼拜仪式，我知道如何区分信仰和政治。”他补充说：“一些礼拜仪式十分激动人心并且意味深长。” 克里对天主教会教规的漠视也反映在阻止牧师结婚的禁令上。“我认为如果你从历史的观点回顾教堂，这个禁令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他解释说，“而且它基本上是作为一个经济措施生效的，因为教堂没有能力负担得起牧师的家庭……但是独身生活并没有充斥在布道《圣经》的任何地方，因此我对于牧师结婚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见。” 1996年，约翰·克里在他投票反对结婚防御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时再次同教堂发生分歧，这个法案给出了一个结婚的法定定义，即结婚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结合。法案还禁止扩大婚姻福利，比如对同性伙伴的社会保障。这项法案由立法者促进，立法者担心夏威夷的法院裁决支持同性恋者之间的婚姻会延伸到其他州，权威性的州拒绝尊敬他们的结合。大多数的民主党人，包括克林顿在内，支持这项法案。 防御结婚法案被称为“根本是丑陋的，根本是政治化的，而且根本是有缺陷的”。克里加入了一个14人的少数小团体投票反对这个法案。在同期的国会会议中，克里联合发起了一项法律的制定，禁止以性取向为由进行歧视。 在这宗婚姻中，克里和海因茨夫妇表现出了严格的天主教传统。1996年的秋天，克里的前妻朱莉娅收到了一封天主教会寄来的信，信里通知她说，与她共同生活了18年并育有两个女儿的丈夫克里，要求“一个教会对他们婚姻无效的宣布”，换句话说，要求教会宣告他们的婚姻无效（这样克里才可以和特里萨结合）。 罗马天主教将婚姻看做神圣的纽带，教徒不能通过离婚来破坏它。因此，废除婚姻的许可——对于一桩婚姻根本不存在的裁决——对那些想要到教堂里重新结婚的新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否则，离过婚并再婚的天主教徒不能参加圣礼，包括不能接受圣餐。特里萨·海因茨告诉《纽约人》的作者乔·克莱恩，她的第二任丈夫“从来没有结过婚”；而她的朋友们并不认为这是她信奉天主教的反应。 当朱莉娅收到教堂来信，要求她参加一次废除婚姻的调查时，她尖锐地回答说：“我认为你们的教会调查是虚伪、反家庭和不诚实的。如果我真的支持你们这个破坏我的孩子所生长的家庭的教会决定，我将无法和他们对视，或者诚实地站在他们面前。”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她继续说道，“因为我相信真理是神圣的，我希望通过对我的行为和历史承担责任来为孩子们树立一个勇敢、诚实、宽容和富有同情心的榜样。”朱莉娅对《波士顿环球报》的法兰克·菲利普斯说，她不认为废除婚姻是合法的，所以也不会对该过程提出什么质疑。 “当我嫁给约翰的时候，我是爱他的，我们的结合也是理所应当的。”她对菲利普斯说道，“我支持他的事业，我也完全了解他和特里萨在一起很开心，他们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信仰。” 当克里要求废除他的婚姻时，正巧议员约瑟夫·P.肯尼迪二世的前夫人希拉·洛奇·肯尼迪发表了一本攻击教会政策的书，克里的事件因而见报。对于其前妻的评论，克里先是亲自发表了一些简短的言论。而随后，在唐·爱默斯的电台脱口秀节目中，面对这次废除婚姻事件引起的争论，他采取了更加轻松的态度：“这是天主教特殊的地方之一。它就像是对你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情进行忏悔或者感到负罪一样。” 克里对爱默斯和他的听众们说，他对于那些对废除婚姻的关注非常理解。“事实是，它对孩子们的状况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他这样说道，“只是在教会的眼中……他们根据他们的信仰来判断一桩婚姻是否存在，而并不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评判一桩婚姻是否有效。” 在他的第二次婚姻中，克里得到的是一个喜欢我行我素的女人。他们在波士顿的路易斯堡广场买了一幢价值200万美元的房子后，他的妻子对于邻居的棚架不协调的抱怨和改变人行道上的公用壁炉等行为都成了新闻。在收到了很多张非法停车的罚款单以后，她还花钱请人把住宅前面的消防栓移开了，该住宅从前曾经是一所修道院。 特里萨·海因茨在婚礼之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名字和加入的政党，并且总是喜欢想什么说什么。面对记者，她在提到前任丈夫约翰·海因茨时使用的称呼是“我的丈夫”，而称呼她的现任丈夫为“约翰·克里”。在对乔·克莱恩描述她的第二任丈夫追求她的情形时，海因茨说，克里让她想起了一种“走进门来的宠物狼，你看到它，并说道：‘嗯，好可爱。’”1998年10月，在新罕布什尔州，当她第一次全天陪同克里参加水的类型测试活动时，一位记者曾经问到她对克里参加2000年总统大选的看法。“这很荒谬，不是吗？”她回答道。 但是，她也赞扬她的第二任丈夫，说他具有“很高的智慧。他的思想毫不愚钝。他的确喜欢花些时间把事情谈明白，总是深思熟虑”。 在克里和特里萨结婚之后，克里的朋友们发现他的变化非常快。如今，他给人以长久地安居乐业的感觉。一位朋友说，他的个人生活稳定下来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不过，克里的政治生涯却将面临令人沮丧的局面了。 离克里夫妇位于Beacon hill别致的新家500码，就是威廉·F.威尔德州长家了。如今在马萨诸塞州，这位共和党人是极其受欢迎的政治人物，而他看起来却有些淡然处之，似乎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倦了。和克里一样，他也曾雄心勃勃，认为自己是块做总统的材料。威尔德正在寻找下一次的挑战。在1995年盛夏时节，州长的顾问们都在私下谈论着威尔德正在认真地考虑挑战在职的民主党议员克里。惟一让他无法梦想成真的就是他在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的总统竞选中扮演了国家财政主席的角色。9月29日，威尔逊忽然退出了竞争，威尔德终于可以自由地参加参议院的竞选了。他没有浪费很多时间。威尔德总结说，克里处理国内事务的成绩是他的弱点。该年11月，威尔德正式宣布他将参加竞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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