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的考博经历带给我的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北京大学的所作所为不仅让我深深地失望，而且使我对于自己追求学术的道路开始产生动摇，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些以往自己所崇敬的对象和所向往的地方！”

　　7月9日，著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上出现了一篇名为《我的北大考博经历》的署名文章，作者甘德怀在文章末尾的“几点感慨”中写下了如上文字。

　　一个帖子引发一场“事件”

　　甘德怀，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3月13日、14日参加了北京大学法理学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报考导师为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4月6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在网上公布初试成绩，甘德怀的总分在法理学考生中排第一，是26名法社会学方向报考者(实考20人)中惟一具有复试资格者。4月19日，甘德怀和另外两位考生，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艾佳慧、在中国网通工作的何远琼共同参加了朱苏力、周旺生、强世功3位老师主持的复试，最终甘德怀落选，而艾佳慧获得了在北大读博的机会。

　　“我从原则上最多可以录取3名学生，笔试成绩前3名的学生参加了面试。其中甘怀德同学的笔试成绩最好。一般情况是，他的面试成绩只要过得去，就会首先录取他。……鉴于甘怀德同学对面试问题均没有给出与问题相关的学术性回答，面试小组给他的面试成绩为不及格。”7月12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朱苏力撰写的回应文章《关于甘怀德同学面试情况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朱苏力在这篇文章中将“甘德怀”误写为“甘怀德”，引发后续的评论文章中纷纷将“甘德怀”、“甘怀德”混淆不清。7月16日，甘德怀发表《一些不该遗漏的事实——对朱苏力老师声明的必要补充》，对朱的情况说明再次回应。

　　没听见回答的人如何有资格当考官？

　　甘德怀的《我的北大考博经历》和《一些不该遗漏的事实》，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复试资格、复试程序等是否严格公正之上。对于文章中形成的疑点，朱苏力有选择地作了回答。记者现将双方的观点节录如下：

　　甘：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确定复试资格线为：英语50；业务课60。艾佳慧英语46，法理学83，法社会学60；何远琼法理学成绩没有达到60。我英语52；法理学84；法社会学63。艾佳慧和何远琼的复试机会何来？

　　朱：法理学专业考生今年的笔试成绩普遍较低，依据研究生院的规定，对面试者的最低成绩作了调整；因此，并不存在参加面试的同学成绩不合格的问题。

　　甘：复试名单为何既不在网上公布又不主动电话通知？如果不是我主动打电话到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恐怕我就连参加复试的机会都没有。

　　朱：未作答。

　　甘：复试组只有朱苏力和周旺生两名导师组成，没有秘书记录复试过程，他们自己既问且记，是否符合程序公正？

　　朱：面试题目和回答都有简要的记录在案。由于编制，法学院没有专职的从事记录的工作人员；通常针对不同的事项，由教员，或请在校博士生，临时担任记录。这次面试，我本人担任了记录。面试成绩由参与面试的老师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议定。

　　甘：在复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进来坐到朱苏力身边的人是谁？为什么不介绍？他是什么身份？他是否参与复试结果评议？

　　朱：这次复试面试时，强世功因为临时有事，迟来了约20分钟(整个面试持续了约1小时40分钟)，对甘怀德同学提出的这一异议我们诚恳接受；但由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并不影响面试成绩的确定。

　　不过，到此甘仍接着追问：“请问朱老师，如果博士生面试的考官因为临时有事就可以迟到，那博士生面试是否太儿戏？我的回答完毕，强世功才来，根本没有听见我回答的内容，他如何能有资格担任我的考官？”

　　艾佳慧是否“朱门弟子”？

　　7月18日，对“考博事件”的关注和论战因“新语丝”创办者方舟子的一篇文章而迅速升级。方在《北大法学院的诚信危机》一文中指出，根据北大法学院公布的资料，“在校应届毕业的北大法律硕士，就是朱本人指导的应届硕士毕业生艾佳慧，也就是最终通过复试被录取继续跟朱教授读博的那位。”而朱苏力在答复甘德怀的文章中曾表示跟艾佳慧“仅仅认识，但不熟悉，……不存在歧视外校考生或偏袒熟人的问题”。方就此诘问：“不知在法学上对‘熟人’是否别有定义？”

　　20日晚，朱苏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说，艾佳慧是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而非法学硕士，自己只是按组织上的安排，在今年四五月份时成为艾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而不是艾佳慧真正的导师。

　　“我没有偏袒熟人，没有不遵守制度，恰恰是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我仍然认为，没有录取甘德怀，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朱苏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