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柏年教授认为，中等职业学校应成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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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资助者突破100名

　　本报讯昨天，是“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的农民工子女”公益活动开展的第二天，又有74名失学农民工子女向中国青基会提出了助学申请。

　　今年7岁的李佳佳，来自河南周口市，父母在通州东小马村以卖菜为生，月收入不足600元，与哥哥同在七彩小学上学，眼看离开学只有一个月了，兄妹俩的学费至今还没有着落。“佳佳在北京出生都7年了，还没逛过公园。”李父介绍说。

　　截至昨日，中国青基会已经接到101名失学农民工子女的助学申请。中国青基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届时申请助学的失学农民工子女超过1000名，将另行募捐。

　　对话动机

　　本报与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共同推出“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活动开展以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昨天，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社会工作学教授史柏年。1996年起，史柏年开始关注并研究北京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对话人物

　　史柏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社会工作学教授。2000-2003年，为打工子弟学校办过3期教师进修班和一期校长培训班。2001年，创办并主持由63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组成的松散组织“校长沙龙”。

　　今年4月14日，行知实验学校的孩子们放学回家。农民工子女学校最终的命运如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背景：在农民工子女学校还被斥责为“非法办学”时，史柏年为农民工子女学校办过3期教师进修班和1期校长培训班。史柏年创办“校长沙龙”为农民工子女学校提供了相互沟通及与官方交流的平台。)

　　创办“校长沙龙”与官方交流

　　新京报：史教授，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呢？

　　史柏年教授(以下简称史)：1996年起，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香港的一个活动上，大家都谈到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于是，我们就和香港一个慈善组织香港宣明会合作做了一个项目，后来，我们完成了一个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

　　2000年，我们办了第一期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进修班。我们想：提高他们(老师)的素质，实际上也就是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学习条件。第二期，我们培训了300多名老师，第三期又培训了200多名，总共600多名。

　　新京报：我们在采访发现，每一个农民工子女学校创办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有些校长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而您2001年办了一个“校长沙龙”。

　　史：农民工子女学校一般还采用的家长式管理，校长的素质基本上决定学校的发展水平。同时，农民工子女学校往往面临共同的困难，由于身单力薄，往往没法解决，“校长沙龙”给这些校长们相互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和提高素质的机会。

　　另外，当时，教育部和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条例》，允许社会力量简易办学。北京市也在加紧研究解决方案，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办学人资格等都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子女学校不能坐等，而要共同探讨，寻找不足，努力缩短与公立学校间的差距，这是当时创办“校长沙龙”的初衷。

　　实际中，我们还特意请了北京市教委的专门负责制定法规的领导为校长讲解法规，为这些校长们与政府的交流创造机会，同时还邀请北京市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通过此举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咨询意见，为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正规化、合法化创造舆论条件。

　　(背景：为了帮助摆脱农民工子女自我封闭的心理结构，史柏年近年来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协助他们走出相对狭小的校园。)

　　“农民工子女生活圈子比较封闭”

　　新京报：农民工子女学校在北京出现已有11年，虽然政府或是不管不问或是一味打压，但是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家长情愿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

　　史：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已经成为城市的二代移民，在农民工子女学校，他们虽然暂时避免了社会歧视，但以后毕竟将在大城市中生存，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圈子依然比较封闭，基本上和城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交往，对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极为不利。另外，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讲，许多孩子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是北京人的一分子，下意识里自己还是河南人、江西人等。

　　因此，我们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协助打工子弟走出相对狭小的生活圈子，摆脱自我封闭的心理结构。

　　新京报：具体包括哪些活动？效果又是什么样呢？

　　史：首先，我们组织了“打工子弟高校游”等活动，培养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经过一段时期的活动，很多原来顽皮捣蛋的孩子们开始有了转变。

　　(背景：去年北京“两会”期间，曾有人提出要限制农民工子女的流入，有的地方取缔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理由就是要赶走低素质的人。)

　　“农民工子女学校是过渡产物”

　　新京报：曾有人担心，如果流入城市承担了教育责任，那么会不会出现一些农民工为了子女教育而涌入城市？

　　史：在都市化进程很快的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是大势所趋，子女随父母流入城市是人情所在。上个世纪80年代，民工潮，政府又是堵又是截，有什么用？

　　新京报：是不是可以说农民工子女学校将长期存在？

　　史：农民工子女学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在目前教育体制严重、教育职员配置严重不适应的情况，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有它的必然性，随着政策的调整、整个社会氛围的改变、城里人对这些孩子的接纳和教育体制的改变，这些学校会自然消失。

　　但是在转轨的这么一段时间内，打工子弟学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说过：别管办学者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难以想像，如果没有他们，公立学校有能力解决这些孩子的入学问题吗？不管怎样，毕竟是他们使得上万名孩子免于失学。

　　(背景：有报道称，目前北京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需求量已达8万人。而北京到2007年时初中毕业生不足7万人。目前北京中等职业学校每年招生已严重不足。)

　　“实现理想要比城里孩子难得多”

　　新京报：从专家的角度，对于农民工子女，目前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史：去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这些孩子的职业期望与城里的孩子没有太大差别，都是工程师、律师、科学家什么的。

　　但现实是，这些孩子要实现自己的憧憬困难重重，要比城里的孩子艰难得多——他们的学习环境简单，接受的教育与城里的公办学校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父母职业不稳定，四处漂泊，教育的连续性较差，如果要通过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难度较大。

　　另外，众所周知，北京的高考录取率非常高，倾斜的高考分数线使他们在返乡考试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农民工子女在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中或许会四处碰壁，产生各种认知感受，有的人认命了———我就是这样的出身，还有的人会形成逆反心理，具有反社会的倾向，在不久的将来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京报：在很多家长、孩子眼里，考大学依然是他们的梦想。

　　史：农民工子女在初中毕业后，极小部分在北京通过高中进入大学，其中没有技能、素质较低的大多数则直接流入人力市场，在目前本地保护的人力市场体制下，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从目前看，中等职业学校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学历教育，没有户口限制，有的甚至不要考试成绩，有初中毕业证即可入学。

　　新京报：目前，此项工作进展如何？

　　史：还只是酝酿阶段。

　　新京报：难度在什么地方？

　　史：家长还是老观念，觉得还是上大学才是正道儿，另外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收费还比较贵，一般每年都得2000多元。

　　新京报：为什么打工子弟学校不办职业学校呢？

　　史：中等职业学校对设备、场地要求较高。

　　新京报：目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史：初步设想，可以由农民工子女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合办，打工子弟学校解决生源问题，中等职业学校解决设备、场地等问题。

　　受助条件

　　1、父母或其中一人在京务工，农业户口；

　　2、随父母进京，家庭有固定的居所，在北京居住1年以上；

　　3、小学学龄阶段，因家庭贫困中途辍学或从未入学；

　　4、本人有强烈的求学愿望，家长积极支持其上学。

　　申请电话

　　中国青基会(64017545，84038500)；

　　北京市希望工程捐助中心(66110005，66110002)。

　　学校名单

　　通州区七彩小学，电话：81538470(总部)

　　60516927(分部)。

　　昌平区汇蕾学校，电话：89702467.

　　昌平赛伯学校，电话：86227645、60758865.

　　海淀区明圆学校，电话：62899649、62899964.

　　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电话：88140980.

　　朝阳区安民小学，电话：64299043.

　　通州区北神树希望学校，电话：81501779、81502385(办)。

　　通州立华希望学校，电话：81528665；

　　通州区自奋希望学校，电话：69513902.

　　活动提醒荩荨采写：本报记者谢言俊摄影：本报记者浦峰薛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