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孩子正站在母亲身边，一起卖水果。对许多农民工的孩子，母亲的水果摊，父亲的三轮车就是他们的“课堂”。

　　前言

　　在大红门地区，平房与高楼夹杂着，路人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行色匆匆。

　　这里就是“浙江村”。

　　它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大部分是温州乐清人)自发形成的。

　　据报道，“浙江村”的外来人口约10万。“浙江村”的孩子失学或面临失学的问题，是该地区的突出问题。

　　近日来，记者采取随机入户调查的方式在大红门地区，采访了有效的20户适龄外来务工子女家庭。

　　采访结果显示，在这20户家庭中，失学的孩子有4个，面临失学有3个，其余的孩子中有5人在公立学校读书，8人在民工子女学校读书。在这些失学的孩子中，家庭贫困、姊妹太多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面临失学危险的孩子，最大的原因是小学升初中过高的赞助费。

　　“浙江村”档案

　　位置：位于南三环和南四环之间，多聚集在大红门地区人口概况：据称，“浙江村”本地人口1.4万，外来人口却有10万，且近年来还有上升趋势。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突出。

　　特点：商贸城或服装市场是整个地区的核心，大红门地区先后兴建了24个现代化的商贸城。

　　公厕安家供儿读书

　　“浙江村”外来工约10万且有上升趋势，被调查家庭20%孩子失学。小传露的家就在十平方米左右的公厕，但同学经常换才是他最不适应的。

　　7月23日的北京，天气闷热。

　　在大红门桥附近一座新造的公共厕所内，7岁的小男孩刘传露正拿着和他差不多高的拖把拖着地。蘸满水的拖把很重，小传露只能用双手环握着拖把杆，来回走动着“拖地”。这里是他的家。

　　小传露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理着一个小平头，性格内向腼腆。今年春节后，他离开山东老家菏泽，来北京和爸妈团聚。

　　小传露的爸爸叫刘现涛，2003年经同乡介绍，到了北京大红门环卫所上班。

　　几个月后，小传露的妈妈也来到北京，在大红门桥附近新建的一座厕所内负责清洁工作，也就是现在他们的家。

　　他们的家是厕所内的两间1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外屋用来堆放厕所清洁工具，内屋里则横竖向地挤放了两张床，一台电视、一个风扇再加上个折叠桌就是他们所有的家当。

　　“这屋子也是环卫所给职工暂住的，收拾干净了也没有什么味道，这样我们家一个月也可以省200多块的租房钱，挺好的。”刘现涛说。

　　小传露来北京前，已经在老家上了一学期的小学一年级课程。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学业，孩子春节后来北京后，刘现涛立马给小传露找了个学校———六合庄京兴小学，一个私营的民工子弟学校。

　　据刘现涛回忆，那时他们连学费和书本费一共交了520多元钱，“入学的手续不像公办的学校那么复杂，费用也不高，所以当时没多想去把他(传露)送过去了。”

　　一个学期下来，小传露的感觉是“这里的老师教得不好，特别是英语课还不如以前(山东菏泽地区)的老师”。六合庄的京兴小学，主要招收的是当地外来农民工的孩子，从学前班到初中都有。

　　“我们的学校连操场都没有，上体育课就只能是做操，一点都不好玩。”小传露说，还带着山东的口音。他说，体育是他在老家学校读书时最喜欢的一堂课，可是现在的学校连玩的地方也没有。由于来北京还不到半年，加上新同学们相互住的都很远，小传露觉得待在北京“很没劲，想回家。”

　　由于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流动性很大，往往是今天还在一起玩的小伙伴，过了几天就突然不来上学了，从此就音讯全无。

　　“这其实对孩子来说打击挺大的，本来北京对他们来说就很陌生，好不容易熟悉起来、能玩到一块的小伙伴说分开就分开了，让孩子心里觉得生活很不稳定，也很难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刘现涛说。

　　语文113(满分120，作文20分)，数学90，英语98，自然90，音乐85，美术85.小传露的期末成绩单上，学校老师写的评语是“该生团结同学，成绩优良，希望能好好利用暑假在家努力学习。”

　　和北京城里的同龄孩子相比，什么英语、电脑、围棋、游泳等名目繁多的暑期兴趣班，小传露觉得这都是有钱人家孩子的事，自己根本就不应该去想。

　　刘现涛和他爱人，两个人在环卫所上班每月一共加起来1000元左右，全家三口人每月吃用开销最少要花500多块钱，小传露每个月要交学校午餐费35元，加上零花钱以及学习用品开销每月还要再花几十元钱。

　　小传露的母亲告诉记者，刘现涛每天下班后就去附近的服装市场蹬三轮，争取把每天的吃用开销钱挣出来，有时候小传露也会跟着爸爸一起去。

　　对于家里的困难，小传露也很能理解。小传露的母亲说，他很懂事，平时也不老像别家的孩子般缠着爸妈买这买那，零食吃的也很少。

　　小传露说，他很怀念老家的时候，那时候村里的小伙伴们玩的东西特别多，大家在大树底下挖知了、泥塘里钓小龙虾或是在田间地头玩打仗。刘现涛说，“半年了，他还没有把北京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我们来北京打工，孩子能在学校再读点书，就很可以了。”刘现涛摇了摇头，又点上了根烟。“我们老家来的孩子，传露现在的条件还算是不错的了。在北京的外地孩子都觉得很孤单，大家都一样，我们家长又能怎么办呢？”　说到小传露的将来，刘现涛笑了笑，然后低下了头。

　　“说实话，来北京虽然比在老家种地一年可以多赚几千块，但是要想在北京扎下根、买下自己的房子，基本是没有什么希望。孩子今年一年级，过两年我们要是回老家或是去别的地方，他也只能跟着我们啊，过一天是一天吧，想不了那么远，真的。”

　　李明珠每天凌晨三四点摆摊卖服装，只得忍心把孩子放在老家

　　6年前，李明珠来到了大红门服装市场，花20万租了3个摊位。

　　在“浙江村”，一个个的商贸城或服装市场是整个地区的核心。这些年来，南苑乡政府在大红门地区先后兴建了24个现代化的商贸城，累计投资5.1亿元人民币，共吸引商户1万多个。据2003年南苑乡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大红门地区的货物日吞吐量平均为1600吨，高峰时期达到2000吨，年总交易额为300亿人民币，占北京同类产品交易总额的54.5%.李明珠的孩子今年上小学4年级了，由于平时做服装生意太忙，生活也没有什么规律，所以孩子一直在老家浙江嘉兴读书，由孩子的姥姥、姥爷照看着。

　　在服装市场里，孩子不在父母身边的情况很多。李明珠一边整理着摊上的衣服，一边对记者说：“我们经常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去进货，时不时的还得去外地谈点生意，孩子要是在身边根本没法照顾。”

　　“不过要是成绩不好，我们做家长的也没有办法，实在不行，就读完初中来北京学做生意。”李明珠笑着说。

　　小齐鹏上初中要交2000多元的借读费，成了家里的忧虑

　　从小传露家往北走不到1公里，便是大红门一小。据了解，该校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女。

　　在小传露的家到大红门一小的路上，小饭馆、杂货店、烟杂店、汽修店鳞次栉比。蔡修平的一家小杂货店就在这段路上。

　　6年前，36岁的蔡修平一家从温州乐清老家来到“浙江村”。

　　“那时候孩子还小，来北京后才刚能上学前班。”由于自己觉得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蔡修平来到北京找到生计、全家人稳定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找学校。1998年北京市对于外来子女就学，还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非北京户籍的孩子要在北京读书就要交纳高昂的借读费。

　　“那次去学校交钱，到现在我记得都很清楚。一个普通的学前班，一年的借读费就要近1000块钱，上小学后是1200元。这对于刚到北京的我们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可观的数字。”

　　蔡修平的儿子蔡齐鹏，今年上小学五年级，所在的学校就是大红门一小。由于正在放暑假，蔡齐鹏每天大部分时间就花在读书上。“这个暑假我报了两个班，一个电脑、一个是英语。”蔡齐鹏说：“不过后来我听说一个班学费要300多块，也觉得挺贵的，后来我就退了一个，就上了个英语班，爸妈赚钱不容易。”

　　蔡修平一家主要的收入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小店平均每月一千多元的收入，另一个是靠蔡修平收旧货的七八百块的收入。除了每月八百多块的日常吃用开销外，蔡家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蔡齐鹏身上，一年得四五千元，其中用于读书上学的钱有近2500元，主要有每年400元的借读费、400多元的书本费、720元的学费、300元的英语辅导班费、360元的计算机辅导班费等等。

　　几年前，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曾记录了一位农民工子女的作文：“爸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去送烧饼，送完了烧饼就要做，手不停脚不住。

　　每当我爸爸妈妈做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真想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真是太辛苦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不想说了，我想把这句话一直留在心里。我长大了一定要把你们的养育之恩一点不漏地报答你们。“

　　对此，蔡修平夫妇说，“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

　　不过在说到孩子未来的时候，蔡修平夫妇都皱起了眉头。“齐鹏今年开学就上五年级了，再过一年就到了要升初中的时候，北京现在的不少初中好像对于外地的学生还是要收两千多块的借读费，那样我们家的生活就更紧了，如果小店生意再不好的话，齐鹏要么是去北京的外来子女学校上学，要么就只能回浙江老家读初中了。”

　　对于父母的忧虑，蔡齐鹏表示自己只有更努力读书，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考出好成绩。“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想离开爸妈。”蔡齐鹏一边说，一边用手挽着妈妈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