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拉克闯荡20年，经历了战争的硝烟和战后的动荡，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成为混乱局面的牺牲品，在巴格达蹲了一回班房。

　　被酒鬼“送”进警察局

　　除了经营商场以外，我在巴格达开了一家名为“宴龙湾”的酒店。酒店里有一个300多平方米的酒吧，这里通常聚集形形色色的人：有前来享乐的达官贵人，有聚会聊天的公司职员，有买一瓶啤酒坐上半天的普通人，也有一些不太讲规矩的人。

　　8月3日晚10时30分，我像往常一样，从商场来到酒店，准备把所有中国工作人员接到住的地方。虽然酒店离我们的住处不到200米，但为了确保安全，我每晚都要用车接大家回去。刚走进酒店，我就碰到一个经常赖账的酒鬼。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却还嚷嚷着要服务员赊酒给他喝。

　　在我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后，他开始骂骂咧咧并动手动脚。这时，酒店里还有七八个当地人，他们都上来劝阻。哪知这个酒鬼居然嚷嚷说：“我的手机丢了！是酒店的人偷的！”

　　酒店楼下每天都停着一辆巡逻的警车。这个酒鬼找到巡警，说他的手机被偷了。于是，巡警上来要带人到警察局接受调查。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一个人跟他们走了。

　　到了警察局之后，负责调查的警官尔玛德中尉根本不听我的陈述，就照着醉鬼的一面之词，写了半页纸的“罪状”。大概觉得罪还不够重，他又加上一句：“偷手机可能是想搞爆炸”。写完后，他就把那个无赖放了，开始翻我的钱包，一边翻一边说：“我们是朋友，我会帮您的，只要您明白就行。”

　　我确实明白他的意思，但我就是想看看，不花钱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手下的工作人员都配有手机，难道我们会偷一个100美元都不到的手机？再说，我在这里合法经营这么多年，在社会各界都结交了不少朋友，我就不信没有公理。尔玛德看我实在不识时务，就狠狠地说：“那你只有被拘留了。”

　　在“密封罐”里站了一夜

　　我被尔玛德带到警察局的看守所。这是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借着微弱的灯光，我数了5遍才弄清，这里居然塞进了39人。

　　这里的条件差极了，像一个密封罐，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铁栅栏门可以透口气。有一个简易厕所，由于水泵坏了，已经好几天没冲水了。空气里混杂着臭气和汗味，令人窒息。我进去的时候是凌晨1时，里面的人几乎都睡了，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幸好我在国内是警卫连出身，站过岗，所以还能坚持。我两只脚不停变换着姿势，头两个小时还行，但我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时间一长就有点吃不消了。再看看四周，1米宽的地方躺着4个脑袋，没有平躺的，全部是侧着身体，一翻身就碰到了其它人。

　　天亮了，“狱友”纷纷醒来，我才有了坐的地方。他们对我这个中国人感到好奇。他们说，前两个晚上这里关了56人，关40人不算什么。这里既有抢劫犯、绑匪，还有酒后驾车的、私藏武器的；既有伊拉克人，还有叙利亚人、伊朗人、苏丹人和巴勒斯坦人。“牢头”告诉我，他是前政权的警官，战后因为编造警员花名册被捕，拖了一年多没判，就在这里帮着看管嫌疑犯。

　　8月4日早上7时左右，有人送冰块来了。伊拉克天气酷热，人们都靠冰块消暑。在巴格达市场上，一块冰卖1500第纳尔(1美元约合1750第纳尔)，在这里却涨到了2500第纳尔，由每个人平摊费用。警察局除了抓人什么都不管，一日三餐都得“犯人”自己解决。大多数人都有家属送饭，我可就惨了，没人送饭，也没钱买附近餐馆送进来的盒饭，饥肠辘辘地等到下午2时，我才吃上了自己酒店送来的饭菜，解决了肚子问题，但我没敢喝水，因为上厕所的问题还解决不了。

　　事情有了转机

　　午餐过后，一名主管案件的中校把我找过去。他说：“我看了卷宗，你是中国人，又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怎么会偷一个连酒钱都付不起的人的手机呢？这一定是陷害。”但他还是不肯放我走，理由是“法官已经下班了，只有法官同意了才能释放”。不过，他命令手下把我送到警察的休息室。

　　接下来跟警察的接触，令我大开眼界。有的人知道我是酒店和商场的老板，就让我写条子，今后图个方便。迫不得已，我许诺给他们7条毛毯和一些衣服。

　　我了解到，这些警察的服役期都很短，有的只有两个月，其中有不少人是冲着捞外快来的。这几天正赶上萨德尔的“马赫迪军”与联军展开激战，新组建的伊拉克军警部队都被要求配合联军作战。上级命令传来的时候，警察们谁也不愿意去战区。但平时派人到马路上巡逻，他们都抢着去。一名警察直言不讳地对我说：“现在境内的汽车50%以上是战后进口的二手车，很多车的证件都不全，很容易挑到毛病，这样就可以捞外快了。”

　　见法官只用了1分钟

　　8月5日早上9时，我们一行8人由持枪警察押往法院。我没有戴手铐，算是特殊照顾了。警察局租了一辆面包车押送我们。可笑的是，司机的弟弟也是“犯人”中的一员。

　　法院里什么人都有，最多的是“流窜律师”，他们到处问人是否需要法律帮助。带队的少尉警官主动给我介绍了一名律师，他俩拍着胸膛保证“你一定会没事的”。其实，我在去法院之前就得知，警察局局长已经给法官打过电话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师，但在警察的要求下，我勉强同意花钱消灾。

　　8人当中我是最后一个被传讯的。前面7人有5人被释放，还有两人因警察局忘记送材料又被押了回去。法官朝我那半页“罪状书”瞟了一眼，什么都没问，就说了句“释放”。从我进法官办公室到出来，前后不到1分钟。

　　一出来，律师就要100美元。我拿出50美元对他说：“要就拿走，不要就去告我好了。我一分钱也不会多给。”他赶紧收下钱，满脸不高兴地走了。

　　法庭判决后，我返回警察局办理结案手续。所有警察都来祝贺。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不要给这帮家伙任何东西，不要惯坏他们。看着局长像个清官，我要求把被扣的东西还给我。随后，当着局长的面，尔玛德把手机还给我，但钱包却没有还。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他很不情愿地把钱包交出来，但里面的几百美元和几万第纳尔都不翼而飞。局长问：“钱到哪儿去了？”他回答说：“这里不安全，我拿回家了。”为避免节外生枝，我只好说：“把钱包里的证件还给我就行，那些钱就给弟兄们花好了。”

　　这次经历令我终身难忘。通过它，我想告诉准备前往伊拉克经商的同胞，赴伊经商的条件还不成熟。目前，伊拉克的法律还不够健全，虽然伊临时政府对刑事犯罪的打击比较严厉，但由于无政府状态延续的时间太长，治安仍比较乱。最后，我想提醒一点：伊拉克的重建项目多，但骗子更多，只有跟政府部门签约才是可靠的。前几天，17名福建同胞替人装修的工程款和货款就被骗了。我希望，发生在他们和我自己身上的事情不要在同胞身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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