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称在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上城市应承担更多责任

　　●多数农民工子女缺少对城市的认同感及与城市孩子的交往

　　8月3日，12岁的王淼淼独自在自家的小屋里颠球。足球是他跟北京孩子交往的惟一纽带。(本报记者 薛珺 摄)

　　“课间操的时候，我头晕，就回到教室。他们(本地孩子)回来就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

　　5年前的这段回忆，王欣至今依然刻骨铭心。那时王欣8岁，正在北京一所公立学校读二年级，现在，她是北京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海淀行知实验学校的一名尖子生。

　　王欣说：“我特别难受。跟谁都没说，压在心里。我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学校来了。”

　　不少打工子弟学校的负责人说，像王欣这样经历的孩子，在他们学校里不在少数。

　　8月21日，新学期开学还有10天，行知实验学校一天报名的新生就达84人。该校双槐树校区生源已超过300人。在开学前，为这300多新生另寻一个校舍已经成了行知创办人易本耀最牵挂的事情。

　　而此前北京媒体称：自新学期开学起，北京市将取消原来执行的每年200元的借读费，并要求有接收能力的中小学必须敞开接收农民工子女。

　　1 自卑与自信

　　行知实验学校的负责人说，“每次开会，我都要跟老师讲，跟孩子说话一定要注意方式，不要伤了孩子”。

　　“家长选择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孩子在这些学校能够获得平等交往的机会，心理上没有压力。”易本耀说。

　　另一位打工子弟学校创办人陈恩显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一些学生家长有手机，也有汽车，但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因为在公立学校，打工者子弟会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嘲笑。在打工子弟学校由于家庭背景相同，孩子不会受到歧视。”

　　“每次开会，我都要跟老师讲，跟孩子说话一定要注意方式，不要伤了孩子”。易本耀说，和北京同龄的孩子相比，他们的眼神里大多数是羞怯的、躲闪的、封闭的。

　　“一个最简单的差异是，北京的孩子吃得好”，易本耀分析说：经济、地域、生活习惯等因素是造成孩子心理压力的主要原因。

　　2003年，北京市社科院韩嘉陵博士公布的一份对市里31000户流动家庭的调查显示，他们的月平均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其中20.2%的家庭每月少于500元，43.2%的家庭在500元至1000元之间。

　　“很难想象，一个蹬三轮的农民工和一个北京城里人一块开家长会是什么滋味。”易本耀说。易本耀认为，本地学生对民工子弟的偏见，主要来自家长对民工的歧视，而这种歧视观念很容易转移到孩子身上。

　　由于农民工子女一般比较敏感，但自尊心很强，一旦遭受歧视便沉默寡言。一些本地学生也会从他们身上得到优越感和虚荣心的满足。

　　2003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教授史柏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普遍存在自卑与自信并存的现象。正面的少，负面的多。

　　与在城市中的自卑和敏感相比，这些孩子与家乡的孩子相比仍然有着优越感，“我们见过世面”。

　　2 融入与游离

　　不少孩子对北京已经比家乡更熟悉，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外地人”。

　　“我很希望和北京的孩子交朋友，跟他们一起玩儿”，来自四川的10岁赵京梅用带着北京味儿的普通话说。

　　近日，本报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中，接受调查的120名农民工子女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农民工子女有过和北京城里孩子或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接触的经历。

　　调查显示：他们大半对城里孩子的生活表现出羡慕。

　　韩嘉玲的调查显示：目前纯外来人口的家庭占外来人口总比重的32.84%，有近1/5的外来人口在京居住时间已超过3年，约1/10的人口居住时间长达5年以上，已经具有“移民”倾向。

　　本报的调查也反映出这一强烈趋势：对于将来想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77.5%表示想留在北京。

　　但史柏年的调查却表明：大多数孩子对于所在城市依然具有陌生感，缺乏自己已经融入其中的认同，在他们的心中，自己仍然是农村人和外地人。

　　本报的调查中，孩子对“外地人”的选择依然远远大于“北京人”。101个孩子选择“外地人”，占调查人数的84%.只有18个孩子表示自己已经是北京人，主要的观点是，“北京比家乡更熟悉”。

　　史柏年的调查显示：由于较长时间脱离原家乡环境，农民工子女普遍对家乡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对家乡的认同也在减弱。

　　“和父辈相比，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被当作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已经做好了在城市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打算，并希望早日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回到家乡。从而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是史柏年在调查中得到的一个结论。

　　3 城市的责任

　　专家认为，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两个极端均令人担忧。在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上，城市有更多的责任。

　　史柏年认为：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长期生活在对其前途担忧、无奈和迷茫的心境中，其心理健康的两个极端均令人担忧：一种是，面对难以改变的社会现实，由此产生“我对不起别人”的念头，久之形成自我认同低下的性格；一种是面对无法实现的现实，产生“别人对不起我的”念头，久之形成反社会的心理倾向。

　　“这两种倾向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史柏年说，城市的人不要奢求改变他们什么，而应该要设法改变环境接纳他们。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博士则认为，他们一下子既融入不了城市，又不愿意重新回到农村。在这种环境下，孩子的身心发展会产生一定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城市本身对这些孩子的社会排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说，城市特别应该给这些孩子提供帮助。

　　本报记者 谢言俊

　　活动进展

　　每天十几名读者愿捐资助学

　　本报讯 (记者 周奇)本报与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联合组织的“寻找京城失学的农民工子女”公益助学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子女的广泛关注。连日来，每天都有10多位热心市民致电本报表示愿意对农民工子女给予帮助与关心。

　　“看到这孩子(侯战强，本报8月17日17版曾有报道)身处逆境，还是这么想读书，这么自强自立，我很感动，特别想帮他们姐弟俩一把……”韩女士说，自己非常喜欢小孩子，如果有可能的话愿意把这个孩子收为“义子”。自称在北京做生意的熊先生则表示，自己也是来自农村，非常理解农村孩子没有书读的痛苦。“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经济上宽裕些了，所以我很想帮帮他们，不要因为这几百块钱学费，耽误了一生。”

　　据了解，在打来电话的多位热心市民中，大部分生活并非十分富有，但对于孩子都深具爱心。一位读者说，“虽然我的收入也不多，物质上面我也帮不了孩子们太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