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利军

　　“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这是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小祁家镇农民孙守军遗书中的一段内容。虽然儿子孙大朋8月10日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无钱凑不够学费，他却痛苦地选择了服毒自杀来向儿子“谢罪”(据8月23日新华网报道)。

　　面对学费，无助的老父亲选择了自杀，笔者的眼中流出一行冰冷的眼泪。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却还要带着深深的负罪感痛苦地离开人世，何其悲凉！是什么让一个年迈的老人产生了这样的负罪感？

　　孩子的期望应该得到满足。在孙守军这位老父亲的眼里，考上大学的儿子最大的期望就是走进大学的校门，而自己却无法为儿子支付高昂的学费，对儿女的爱逐渐上升为一种负疚感，并一步步升级为负罪感，最终孙守国选择了服毒自杀这条不归路。从孙守军深深的负罪感中，我们读出了一个伟大的父亲和他比泰山还重的父爱。

　　然而，不是父爱杀害了孙守军，是那高昂的学费，是大学的“高门槛”充当了夺命杀手。我们习惯地把它称作：学费杀人。我们又必须承认，高额的学费没有杀死别人，却单单夺去了孙守军的性命，似乎更多的不幸应归罪于孙守军。因为他太过贫穷。但是，贫穷不是他的过错，一个失去土地的农民，几度抗争，靠卸火车皮、当瓦工等方式出卖劳力维持生计，可他打零工一天也就挣20来块钱！如此微薄的收入，连生计都难以维持：儿子孙大朋尚且可以“吃两口馒头就一口咸菜”，而他自己却常常一天什么也不吃！

　　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孙守军因劳累过度多种疾病缠身：腰肩盘突出、前列腺炎等疾病对这个需要干苦力维持生活的农民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在这个时候，他还能选择什么？靠什么来维持对儿女的爱？一无所有的他，惟有死亡可以选择。然而，这样的死也并不轻松，对儿女的负罪感，让他死不瞑目。他又该去怨谁，又能去怪谁呢？

　　如果社会救助渠道能够再多一点儿，社会援助能再及时一点儿；如果孙大朋自己能够主动走出去，自己打工挣一些学费；如果孙守军能够再“豁达”一点儿，不让儿子上大学……而所有这些如果都不存在，都没能及时出现挽救孙守军的生命。一个充满慈爱的老父亲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问号：

　　谁来拯救众多像孙守军这样的背负着负罪感的老父亲？谁来卸去他们身上背负的十字架？如果孙大朋不是考上大学，他能否摆脱掉自己像父亲一样的宿命？而如此的宿命一旦代代相传，又将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当我们嘲笑那个著名的“放羊逻辑”之时，可曾涉身处地地想过他们的现实处境？我们到底该拿什么来消除老父亲的负罪感呢？

　　所幸的是，孙大朋的学费已经由当地政府部门出面解决，可是，谁会向那些仍在高昂的学费门槛前挣扎的老父亲们投去关切的目光呢？谁会拯救他们摆脱苦难呢？

　　一时的救助相对于今后漫长的生活道路而言仅是杯水车薪。一个文明与进步的社会，理因给予贫者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更多可以走出困境的机会，给他们更多走上绝路之外的选择。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也往往通过些举措来体现。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在今天这样已经高度文明的社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