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满当烈

　　（一）

　　为拍摄一首藏族民歌《刻在心上的爱》，我们去迷人的鸾海出外景。

　　鸾海，就在祁连山南麓的苏吉滩草原深处，那时我童年生活的地方。相传因海边有鸾鸟而得名。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海，今天看来，是青海高原到处可见的一弯湖泊，我们叫它淖尔。每到夏天，有一窝一窝的黄鸭蛋、海鸥蛋和其他什么鸟的蛋，藏在湖边草丛里。有迎着黎明的曙光引吭高歌的黑颈鹤；一对对比翼双飞的棕头鸥、斑头雁；还有高昂着头漫步在湖畔的马鹿。更使我魂牵梦萦的是鸾海边那几顶洁白的蒙古包，那是我们的小学校—一个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第一所青海牧区学校，一个“长”满水果糖的校园。

　　汽车飞驰在油菜花盛开的公路上，一阵阵花香迎风飘来，沁人肺腑，时而也有一只只勇敢的蜜蜂撞在汽车的风挡玻璃上，留下一道道蜜，象留在脸颊上的一行行泪痕，平添了几分莫名的惆怅。那童年的记忆，像一组组编辑好的画面，清晰、艳亮而迷人……

　　(二)

　　鸾海畔绿茵深处撒落着几座宛如蘑菇样的蒙古包，那就是我们的小学校。广袤的校园操场上，总是“长”着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和草原上竞相怒放的鲜花交映生辉。在五十年代末期，很少吃到糖果的我们这些牧民的孩子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把小牛犊、小羊羔赶到学校附近放牧，自己就爬在操场上拣水果糖吃。起初，一看见满脸胡茬、蓝眼睛的老师，我们赶起小牛、小羊撒腿就跑，可还是被老师逮住，把我们一个个揽在怀里，并反复说着“来吧，来上学吧，我们的校园里长着糖哩。”渐渐地，我们找各种藉口，去校园里拣水果糖。有时给老师提上一大茶壶奶子，有时抱去一小桶新做的酸奶，有时又端去一巴盒(木制的容器)新磨的糌粑或新打的酥油，每当这时，老师总会给我们一大把糖，并慈爱地说“来吧，来上学吧，我们的校园里长着水果糖哩”。

　　(三)

　　听大人们说，老师姓祁，是个土族阿卡。他会说汉语、藏语、蒙语和土语，精通汉、藏两种文字。不知为何，他离开寺院走下神坛，登上牧区小学的讲坛，为我们执掌教鞭，教授汉文和藏文，把毕生的心血化在我们这些牧民的后代身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青海牧区还相当落后，政府动员习惯于游牧生活的牧民送孩子上学，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牧人的孩子6、7岁就已经是一个得力的劳动帮手了，因此很少送孩子去读书。而我们这位蓝眼睛的祁老师，用自己有限的工资(我不知道那是他有没有工资)买上水果糖，撒在校园的草丛间，那取之不尽的糖块，轻而易举地把牧人的孩子们吸引到学校来读书。这是一种怎样的博爱呵，是一种何等高尚的境界啊！

　　(四)

　　不知过了几个夏天，鸾海边的校园里，依然“长”着五颜六色的水果糖，我渴望像姐姐一样到长水果糖的学校去上学。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绿绿的小草上挂满了露珠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晶莹透亮，闪闪烁烁。我拽着姐姐的衣襟，走进了向往已久学校，坐进了长满水果糖的校园。

　　用不着交报名费，也不用出示户口本，我就成了一名小学生。姐姐是四年级的大学生了，老师让姐姐把我带到蒙古包教室，坐在她的身边。那时，学校只有两座蒙古包教室和老师住的一顶牛毛帐房。每座蒙古包里有两个班的学生上课。我和姐姐在一个蒙古包里上课，这里是一年级和四年级复式班的教室，总共有十来个学生。二年级和三年级复式班的蒙古包教室里也有八、九个学生。而全校只有祁老师一个人执教，他既是校长、教务主任，又是四个班的任课老师和班主任，晚上祁老师还要给爸爸他们成年人的识字班上课。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学校里又来了一位

　　老师，结束了祁老师给另一个蒙古包教室的同学上课时，我们由大同学像老师一样管教的历史。

　　(五)

　　蒙古包教室里，同学们都席地而坐，怀里抱着一块算盘大小，涂成黑色的的木板，大家叫他“水排”。这块“水排”即是桌子、作业本、也是课本，老师也发给我一块水排。

　　上课了，祁老师先给四年级的同学们讲课、布置作业—描写生字，背课文；再给一年级上课，老师在我们的水排上写了两个汉字，又写了几个藏文字母，一边领读，一边手把手地教我们笔划，让我们描写、背诵。然后又给四年级讲藏文课，留下汉、藏两种文字的语文新作业。返回我们这边，再次领读，教我们描写。这样一堂复式课，大概只少要上一小时多。不过，在给四年级上课时，只要我们不吵闹，自己玩玩或偶尔到操场上拣回水果糖吃都可以。但是不能离开教室太久。

　　学校里虽然只有两个老师，而且一、二年级学生没有课本，但教和学都相当正规。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期中、期末都要考试，试卷送到学区去批改，每次考试，我们学校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尽管上课的第一天姐姐千叮咛万嘱咐“当了学生，再不能去操场上拣糖吃，不听话，就不给戴红领巾。”我还是身不由己地走到“长”水果的操场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糖块，总是那样诱人。我发现这块领地上，多了几个比我小的孩子，他们的家长远远地望着他们拣糖。祁老师依然用他那双蓝眼睛殷切地望着他们，重复着同样的话“来吧，来上学吧，我们的学校里长糖哩。”孩子们瞪大了好奇的眼睛，胆怯地望着祁老师，试探着一步步走近他。

　　(六)

　　有一天早晨，姐姐告诉我今天带我们去鸾海边过队日。“祁老师说要给一年级的新生戴红领巾。”“有我吗?”“嗯”当大队长的姐姐拍拍我的头。我们换上漂亮的新衣服早早来到学校。我站在“长”水果糖的校园里，久久凝望湛蓝的鸾海，那海边草地里有很多很多野鸭蛋，一定要捡回几个送给老师，他爱吃。我低头一看，草场的草丛中又“长”着水果糖，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种”的，花花绿绿的糖块依然诱惑着我，但我没去拣它，我知道那是留给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们拣的。

　　队旗上燃烧的火炬，在鸾海畔的草丛中一闪一闪地引导我们前进，姐姐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不时回头看看我。鸾海畔都是沼泽地，老师怕我们几个小同学陷进沼泽地，紧紧拉着我们的手，拣硬草皮走。而我们这些小孩走在沼泽地里，象在弹簧垫上蹦跳一样，忽闪忽闪地很好玩，反倒是老师自己一会儿陷进左脚，一会儿又陷进右脚，好在这里都是湿地样的沼泽地不太深。绕过鸾海，我们走到对面峨博山上，队旗就插在这个开满鲜花的小山岗上，迎风招展的火炬与飘扬在峨博上的经幡交相辉映，阳光下象五色彩练在蓝天碧海间飞扬。我们几个小孩在队旗前一字排列，姐姐和几个大同学给我们带上了红领巾，举起小手跟着祁老师宣誓：“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那稚嫩的声音久久回荡在山坡花丛间……

　　(七)

　　大约快要搬进冬窝子的时候，我们领到了新课本，从此，水排的功能主要是桌子和作业本了。祁老师把新课本发给我们的同时，又给每人两张宣纸裱糊的包书皮。那时纸张很缺，老师就把自己写毛笔字用过的宣纸一张张粘在一起，给我们包书皮用。

　　有一天上课时，我发现这一张张粘在一起的宣纸书皮，可以一层层撕开。于是，我撕开一层，像衣服的贴兜一样，里边装大豆、豌豆或曲拉(奶酪干)和炒熟的青稞等零食用。不到半月，我的课本不但书皮无影无踪，而且连内容也是缺页断章了。这天下午上完课，老师气极了，惩罚我们将残缺的课本顶在头上，站在“长”水果的校园操场上。大同学们也来羞辱我们，姐姐含泪地双眼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不知是太阳太毒流的汗还是眼泪，湿漉漉苦涩涩地在脸颊流淌。那一刻，我恨不能变成一个小毛毛虫钻进草丛里。

　　不一会，老师又把我们领到他的蒙古包里，替我们洗脸并给我们每人一碗加糖的酸奶。“没有了书你们怎么上课，国家印课本要花很多很多钱，要砍很多很多大树，你们一上学就能领到课本，那是学区对我们学校的奖励，别的学校的新生没有课本呢，还象以前我给你们写水排那样学习，多不方便。”老师轻轻地说着，那双蓝眼睛里似乎多了一些闪亮的东西。我们谁也不敢抬头看一眼老师，谁也咽不下加糖的酸奶。从那以后，我有过一书包一书包的新课本，但依然忘不了那本“学校门儿大大开，念书娃娃上学来，旧书念完念新书，新书好年人人爱”的残破的课本。

　　(八)

　　转眼姐姐毕业了，她要到西宁上学。毕业典礼的那天和姐姐一起毕业的5个同学，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裳，每人胸前交叉系着好几条绸带，那是乡亲们的贺礼。祁老师也穿上了一套崭新的制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原来老师还很年轻，那本来就红润的脸庞更加红润了。老师一个个地发着毕业证书，我又一次看到那蓝眼睛里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使他的蓝眼睛更加明亮。是啊，姐姐他们六个人是这所“长”水果的小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是苏吉滩草原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状元”。这怎能不使人激动和自豪！

　　晚上祁老师请六个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到他的蒙古包里喝茶，我又拽着姐姐的衣襟去了。祁老师的屋子里多了一个身穿红色锦缎藏袍的漂亮阿姨。是那位常来帮祁老师给我们烧奶茶的“山丹花”(大同学们这样叫她)。白色锦缎的衬衣映衬得她白皙的脸庞更加洁白，在我看来她更像一朵盛开的牡丹妩媚动人，婀娜多姿。祁老师也穿着一套蓝色的锦缎藏袍。

　　祁老师给大家发糖，大人们说这是喜糖一定要吃；她跟在祁老师的身后给爸爸他们点燃一支支香烟，大人们说这是喜烟一定要吸。祁老师那双蓝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感染着每一个人。我的爸爸又亮开了他那极富魅力的歌喉。夜空中回荡着一曲曲高亢的牧歌，为苏吉滩草原上的第一批小学毕业生祝福，更为祁老师的新婚祝福。

　　(九)

　　如今，苏吉滩草原上的450多户人家，累计培养了近1200名学生，平均每家有3名学子。从鸾海畔这个“长”水果的学校里走出的一批批学生中，有领导干部，有专家、教授，也有艺术家、作家，而更多的是象祁老师那样的人民教师。

　　从那个“长”水果糖的学校里，我走进了中学，又走进了首都北京的音乐学院，成为一名电视导演。但无论我走到那里，那所留下我童年美好记忆的蒙古包学校永远陪伴着我。当我在音乐学院开满鲜花的校园里慢步时，我的眼前叠化出苏吉滩草原深处蒙古包校园里花花绿绿的糖块；当我在灯光闪烁的舞台上歌唱时，我的耳畔回旋着牧人悠长的歌声，这歌声变奏成鸾海畔候鸟齐鸣的恢宏交响；当我在五彩的荧屏前探索寻觅时，那深邃的天际，牧人的纯朴笑容，亲切的乡音，一一展现在电视画面中，我为他们感动……

　　(十)

　　“嘎”的一声，汽车停在鸾海边上，我们寻找景点、确定机位，划出演员的表演区。一阵忙碌后，鸾海畔响起了《刻在心上的爱》这首旋律流畅、优美藏族民歌。

　　循着歌声，我向当年加入少年先锋队宣誓过的峨博山望去，山岗上经幡飘扬的鲜花丛中，突兀着一座没有墓碑的孤坟。我知道那是祁老师长眠的地方，孤坟旁一堆玛尼石，是乡亲们对他的祭奠。一块块玛尼石上刻着一颗颗滚烫的心。这是一座刻在苏吉滩人民心上的丰碑，一座刻着永恒的爱的丰碑。

　　我采了一把鸾海畔的水晶晶花，向小山岗走去……

　　2002年10月于西宁

　　后记

　　这是我写给母校青海海北门源县苏吉滩小学成立50周年庆典的纪念文章。50年代、60年代这所小学是全省非常有名的学校。尽管青海农村、牧区的学校经过多次调整、合并，但苏吉滩小学却因其一贯较高的教学质量，和在全乡各族人民一如既往的尊师重教风气鼓舞下，不断发展。

　　今天，我们一些偏远农、牧区依然没有正规的小学，每每看到这些，我都会深深地感受知识改变了命运，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的命运。由衷地感谢父辈们在刚刚解放的草原上，为子孙后代创造了很好的受教育机会。

　　2004年9月满当烈·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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