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长久以来的一块心病。这个重担就压在北大、清华的身上了。在过去这两年里，有关大学改革的话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其中又以北京大学最受瞩目。自从 2003 年 5 月北大公布《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正反两方的意见形同水火，有根本不相容之势。

　　丁学良本为一局外人，这个在皖南农村长大的男性公民，自 1984 年获匹兹堡大学“校长奖学金”赴美求学，到进入香港科技大学社会部担任教授，一直在海外的学术圈徜徉。不过，他显然更在意中国内地这个舞台，至少听众多啊，并且转轨期的种种变革也给予这个以研究“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及“全球化”为业的学者以更多用武之地。这些年丁学良一直以世界一流大学制度的“传教士”自居，在内地高校演讲和接受媒体采访时，为进行时态中的高校变革提供自己的意见。

　　丁学良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和香港科技大学任社会科学部工作，在美、澳和香港大学的工作经验，使其对这些国家 / 地区的大学制度有了切肤的了解。尤其是，香港科技大学在 10 余年前创办本身，即是对香港沿袭已久的大学制度性弊病的一次拨乱反正，恰可为中国内地所借鉴。

　　说丁学良对内地大学制度相当隔阂，绝非实言。只是相比而言，他对中国内地大学制度的熟稔程度，比不上其对西方大学制度的了解。在内地做题为《何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演讲后，面对同学的提问，他也坦称：“我对国内的大学管理制度不太了解。”对于一个以“传教士”自居的布道者而言，这显然是亟待补足的一课。

　　不过，这并不妨碍丁学良针内地目前的大学改革，发出不可被忽略的声音。例如，他批评国内大学泛滥说，“不少挂着‘大学'牌子的机构，都是名不正、理(道理)不顺的。比如‘公路交通大学'，我跟美国学者解释老半天，他们也不清楚，说：这个机构管交通方面的教学研究，可是水上交通、天上交通、管道交通它都不管，只管地上的；而地上的也不管铁路，只管公路，这连工学院下面的一个系里的一个专业都称不上，怎么能叫‘大学'呢？你看，我们还有‘林业大学'，而林业在国外只不过是农学院里面的一个系。我们还有‘邮电大学'，邮电在国外连工学院里的一个系都算不上。这种把‘大学'混同于工业专科学校的现象，根子其实在前苏联那儿。”

　　丁学良多次就大学制度问题在国内大学演讲并接受传媒采访，它们合集成这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的理念应该是是怎样的？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为何？评鉴研究型大学的一般标准有哪些？大学兴衰是否与大国兴衰具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这些问题上，丁学良均试图给出答案。他所强调的是，中国的大学制度非改不可。

　　大学领域的制度激励也许的确和菜市场有所不同，但过分渲染学术研究的特殊性，一味拒斥可量化的竞争，的确是十足可疑的。丁学良似乎一直有到内地大学任教的想法，这或许多少影响了他的态度，不过总体而言，他是内地大学改革的局外人，其持论相信更少利益的作崇。当然，这不意味着丁学良关于大学制度的论述绝对正确，但至少我们可以将之作为一家之言，听听这个“外来的和尚”“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