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抚养孩子的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个调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数字的多少，而在于经济成本速增所凸显的一些社会问题和调查结果的现实意义。

　　日前，婚姻家庭研究专家徐安琪的最新调查结果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不少争议。

　　徐安琪近日表示，对个别媒体未能全面、完整地报道该最新研究成果表示遗憾和愤慨。她说，调查样本全部来自上海市徐汇区，只能反映徐汇区的实际状况而不能推论上海乃至全国。

　　但这位知名社会学家同时表示：抚养孩子的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是不争的事实，这个调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数字的多少，而在于经济成本速增所凸显的一些社会问题和调查结果的现实意义。

　　49万元是这么算出来的

　　徐安琪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她主持的这项调查由上海市徐汇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社科院进行，样本全部来自徐汇区(随机抽取36个居委会，共调查746户有0～30岁未婚子女的家庭)。

　　这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这还未包括社会赠送、学校免费、春节压岁钱等5万至6万元的收入。

　　徐安琪强调，由于不是从0岁开始对孩子进行30年的追踪调查，因此，49万元的孩子成本并非是目前30岁孩子的家长已经支出的费用，而是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0～30岁孩子的父母在1年中平均花费的相加之和。

　　“目前子女已30岁的父母实际上并未付出如此高的经济成本，但孩子刚出生的父母今后在子女经济独立或结婚前，将付出比这更高的费用。”徐安琪说，考虑到市场经济转型中就业的不稳定，使一些子女从学校毕业后未能及时找到工作，或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待业、失业或创业失败甚至破产，家长既要供子女吃穿用，还为子女储备结婚费用，提供子女的开业基金、婚房首付等，成年子女潜在的延伸成本也不低。因此，该调查的对象增加了30岁以下未婚子女，故经济成本明显放大。

　　家长不堪教育支出重负

　　“现在抚养一个孩子实在太累了，父母赚的大多数钱都供他读书了。”上海一位家长感叹说，“学校收费高，另一方面为了孩子将来，又不得不跟风送他去学这学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而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

　　上海外国语大学大二学生小陈家住上海市徐汇区，她详细算了一下自己大学四年花费：4年大学学费4万元；住宿费，4年6000元；住校生活费，家里每个月给800元，800×12×4＝3.84万元(这还不包括周末住在家里的生活费以及寒暑假)；书费，学校要求每年交书费700元，自己课外买的书一年约300元，4年4000元；大学本科四年买衣服、CD、笔记本电脑、手机等花费3万元左右。这样，光是大学本科四年花费就达到12万元。除此之外，从五岁起学习钢琴，后来又练芭蕾；高考之后，她还动了一次激光准分子治疗近视的手术，花费1万元……

　　“以上所有加起来的费用还不包括以后可能的出国留学费用，以及结婚时的费用等。还有许多小花费没有算入其中，因此用在我身上的费用肯定还不止49万元。”小陈说，“不算不知道，一算才知道父母是多么辛苦！”

　　学者杨东平指出，2002年，我国教育经费共占GDP的5.35%，其中政府财政性经费占GDP的3.41%，社会资金占1.94%。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社会资金超过2%的极少。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教育经费几乎达到“天花板”，老百姓为支撑教育付出了极高的费用。

　　教育投入过高，让很多贫困家庭负债累累。新华社曾经报道过，一些家长甚至说，农村家庭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赌博，赌赢了，能为家庭换来幸福；赌输了，就要用许多年甚至一辈子来还债。

　　即使是在平均收入较高的上海市徐汇区，也有家长向徐安琪诉说因自己无法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而只能让子女读技校、中专，以致目前就业困难。

　　减负要从降低教育成本开始

　　通过调查，徐安琪分析了教育投入越来越高的原因：除了家长望子成龙盲目“滋补”为孩子请家教或参加各种补课、培训班外，主要是学校的违规收费屡禁不止。

　　她同时认为，高等教育自费成本过高有违社会公正，大学、研究生年均学杂费13000元，一些因下岗、提前退休、病残、家庭变故等原因导致经济拮据的家长负载沉重、焦虑顿生。

　　“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学校不宜将所有经济成本都转嫁给学生，以有效遏止受教育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成本的不断增长，同时，还须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障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徐安琪说。

　　“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子女教育费用都被安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这并不是很正常的。”在《2005年社会蓝皮书》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培林指出，目前的教育从幼儿园起就交各种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也超过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从而导致居民家庭削减当前消费开支，增强储蓄力度。

　　“我们能回报父母49万吗？”

　　徐安琪在调查中发现，5成孩子去年请过家教或参加各种补课、培训班，其中初中阶段是请家教、补课、培训支出最高期，人均花费1800元，最高1万多元。

　　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指出，家庭的经济付出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之间未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高经济成本并非万能的，不是投入得多，孩子就像预期的那样有出息。

　　她表示，父母在抚育子女的实践中优化经济成本结构、投入更多的感情和素质教育成本，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等，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积极而长远的效果。

　　还有一些专家指出，中国父母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精神。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美国、韩国，教育成本也很高，但这些国家的孩子独立自主精神强，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儿女即使成年，也热衷于“啃老”。

　　徐安琪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成年的未婚子女，有85%仍需要父母支出部分乃至全部生活费。其中，除租房(购房费)外，最高的费用是在家吃饭，加上服装、手机、上网、零用钱等，不在读的未婚子女竟然每年人均要花掉父母1.4万元！

　　上海市徐汇区一位大二在读学生得知徐安琪的调查结果后，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我们做子女的，总是心安理得地从父母手里拿过钱，却没想到父母的艰辛。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能否回报这49万？”(文/肖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