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斌并没有理解老板的警告，反而因为扫除了贾绪福这个障碍而得意起来。企业部里那些年轻人，还有13个分公司的总经理，现在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他周围，百般拥戴，就像找到一个英明领袖一样。

　　年轻人的能量很快从企业部里涌出，在整个公司串来串去，把柳传志左右那些得力干将也卷在其中。有一天5个年轻人来到“达园”，一边吃饭一边指天骂地，都说计算所的那些元老占据了公司所有重要岗位，年轻人总想做一点什么，却总被指责。照这样下去，公司长远大计从何而来？这些人倒真是为公司的前途着急，可就是不明白元老们开创这家公司时的艰辛，只觉得他们个个都是明日黄花，柳传志英雄寂寞，身边缺少有才干的人。大家喊着“就是靠我们这一代”，都是一副“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样子。

　　柳传志不断得到属下报告，对这些动向全都了如指掌，元老们也在给他写信，说孙在公司里面如何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更令人担心的是孙还得寸进尺，以“蚕食的方式”，侵入本来属于公司总裁室的人事权力，自行其是地任命下属经理，由先斩后奏而至斩而不奏，私自调进三人作为他的心腹。这些人还模仿柳传志的干部培训计划，召开会议培训新人，其要旨是对孙宏斌本人表达忠心。大家都说孙是“领袖型的人物”，不仅聪明而且英明，别人对他的话要苦思冥想，才能悟出真谛。说到得意的地方，不由得把孙和万润南、柳传志并列在一起，后面两人都是中关村的成名人物。现在孙的属下经过一番分析，结论是：“孙绝对第一，万第二，柳第三。”因为“孙用能人，给大家一个能成事的舞台。而柳传志身边都是庸人，把住权力不放手”。

　　这话说到最后，就形成一个规矩：企业部的员工对孙一人负责。比如所有新员工都要回答“自己的直接老板和公司大老板是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假如你一天生产200个部件，直接老板向大老板汇报一天生产300个，当问到你们的时候怎么回答？”正确答案是：“应该异口同声地说是300个。”再比如大家一起领悟公司的“大船结构”，悟来悟去，最后终于悟出：联想公司是一座大船，企业部是一只小船。联想的大船沉下去了，企业部的小船就漂起来，变成大船。

　　孙是一个坦荡之人，并不隐瞒所有这些行为，甚至还邀请李勤来参加他们的会议。在柳传志忙于香港事务的时候，李勤是北京联想的主持者，后来公司上下很多人认定，孙能如此嚣张，都是因为李的纵容，孙本人也在有意无意间把他当做“靠山”。其实这些看法只是一面，而不是全部。从纯粹业务的立场上说，李勤的确需要年轻人去攻占全国市场，所以在孙与贾的分歧中明显袒护孙宏斌，可是他却不能允许孙的胡作非为。

　　柳传志现在认定孙宏斌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听之任之必会后患无穷。他再次从香港赶回北京，与李勤“对表”(这是公司员工常用的一个词，直到今天都在流行，意思是要统一步调)。他的这位搭档尽管拥有强悍的管理风格，但却是个识时务的人，每逢关键时刻总能洞悉大局利害所在，所以没有犹豫就表示赞成他的判断。于是两人决定将孙调出企业部，到业务部去接替老贾空出来的位置。柳传志勒令孙“低姿态进入”，“不许成立新的单位或带人进去”。柳仍在期待他曾欣赏的年轻人悬崖勒马，进而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站在孙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他将远离年轻人的圈子，时刻处在元老们的包围和监督之下，而企业部的年轻人也将群龙无首。当柳传志在4月4日宣布这一决定时，冲突立刻爆发。

　　事情发生在北京大学芍园召开的企业部会议上，所以在公司历史上被叫做“芍园发难”。柳传志后来多次表明，这是整个事件的“分水岭”，从此“就开始了一环扣一环的斗争”。这就表明，他是这一天开始，认定孙和他的“小集团”已无可挽救。

　　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孙宏斌表示他的属下不能理解公司决定。接着一个名叫白泉的员工发言。白是那份遭致批评的《联想企业报》的编辑，现在质问：“企业报到底有什么问题？”薛琳娜接着发言，其实是火上浇油：“公司的《联想报》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办更好的报？”

　　柳传志一直在听。但是当孙宏斌插进来说“《联想报》简直就是下流小报”时，他觉得再也不能抑制内心的愤怒。他严厉斥责年轻人的狂妄，以为凭借自己的威望能够力挽狂澜，却不料他的听众“处于一种假睡状态。假睡的人，你怎样叫他都叫不醒的。那时我就知道对他们已经不是讲道理的问题了”。

　　柳传志后来对公司全体员工如此报告当时情形：“就一个接一个地，一句接一句地向我们发难，仿佛非要把我们问倒不可的架势。”另外一个柳传志的随行者，应旗，在很多年后还能记得：“他们当时叫‘盘道’，有一点像‘华山论剑’那种感觉。按时下流行的话说，要盘盘道。”

　　以下是一些最富挑战性的问题：

　　“你说我们有帮会成分，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我们直接归孙宏斌领导，孙宏斌骂我们爱听，与总裁何干？”

　　“企业部到底怎样开小船了？”

　　“什么叫大船结构？”

　　会议就这么不欢而散。“你们的表演，说明了你们只知道有企业部，不知道有联想集团！我希望你们不要做装睡的人，就是装睡我也有办法把你们叫醒。”柳传志说罢，拂袖而去，出门前又丢下一句话，“你们要知道，联想的老板是谁。”

　　“叫醒装睡者”的办法相当严厉，有点类似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开除“芍园发难”中表现最激烈的白、薛二人；封存分公司的账号；请公安机关派人来保卫公司的安全；柳传志自任企业部经理，李勤担任业务部经理，孙即刻离开原职，到业务部去给李勤当助手。

　　4月7日下午，柳传志再次集合企业部人员宣布新决定。会场气氛肃杀，个个正襟危坐，已经宣布被开除的两人仍在其中。柳走进房间的时候，这群人全都把胳膊抱在胸前，以一种姿势朝着他，接着孙宏斌进来，所有人当即把手垂下。室内香烟缭绕，柳不免皱眉。孙喝一声“把烟掐了”，大家一同灭烟。孙又喝一声“起立”，大家一同起立。柳带来的秘书应旗下意识地坐在柳的身边，孙再一声喝：“这不是你的位子。”柳认定孙在率领整个企业部向他示威。他对应旗说：“你就坐在这儿。”然后宣布企业部全体人员“必须服从我的一切决定”，又警告所有人“不许拉帮结派，不许恫吓任何人”，若有违背，无论是谁都将受到严厉处分，直至开除。

　　孙宏斌预感大势将去，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当晚把属下叫到畅春园商议对策，没想到这样一来就铸成了大错。年轻人群情激愤，口无遮拦。有些人要他坚决顶住，有些人要他知难而退，还有人在激怒中建议“卷款”走人。他们可没料到身边也有忠于柳传志的人。柳传志很快接到报告，当晚会议“最后的结论叫做‘明撤暗卷’”，也就是表面接受公司决定，暗中把分公司的钱转移他处。这成了导致孙身陷囹圄的直接原因。

　　孙宏斌后来只承认有人在气头上说了“卷款”的话，并没有一个“结论”，尤其没有这样的行动。但是当时种种迹象确已表明事情刻不容缓。一个会计当晚报告，企业部有人打算到外地提款。第二天是星期天，又有孙的五个下属前来揭发有人打算“卷款潜逃”，提醒公司防范。柳传志手上并无确凿事实证明这些揭发属实。不过，由他本人多年的经验来衡量，人事的纠纷不断激化，乃至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冲突，在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公司的立场上说，他也必须预防在先，因为孙领导的分公司掌握着至少1 700万元的资金，倘若“卷款而逃”的事情真的发生，必将置公司于巨大的财务危机和信誉危机中。我们只要想到这个人为了索回2万美元的债务，夜宿深圳小店流着眼泪奋笔疾书，弃重病的妻子于不顾；想到他曾为了300万元的货收不回来，蹲在人家墙根底下，恨不得拿着砖头去拼命；想到他为了100万美元的亏损，点着几个香港人的鼻子破口大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为了公司的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

　　这个周末孙宏斌和柳传志都没闲着，孙向远在香港的陈恒六请教对策。柳则向中国科学院保卫局报告，显然这件事已经不再是公司内部的纠纷，还有触犯刑律之嫌，所以他又向公安局和检察院报案。同时派出20人星夜兼程分赴各地查封分公司账目，还请了一个身材高大名叫王勇的小伙子做自己的保镖，时刻不离左右。

　　星期一早上继续开会，孙宏斌还在为自己辩解，但是柳传志已不打算再浪费时间。孙在听到一个“停职反省”的决定之后，当即被带出公司，来到京城北郊东北旺联想生产基地的一座公寓楼中，在至少两个人的监视下失去自由。关于这个情节，后来有人曾质询是否合法。柳传志周围的人都在维护他的决定，只有他本人坦率地承认，当日对孙宏斌的“控制”在法律方面并不是无懈可击：

　　凌志军：从法律角度来讲，你们控制他是被允许的吗？

　　柳传志：一出事马上把他控制了。按照道理，这是不允许的。

　　凌志军：我也问了别人，他们分析当时的情况，说这样做是合法的。

　　柳传志：那是向着我说话，实际上是不合适的。真要出了问题，人家反告我，肯定是我的责任。确实这个公司不是我的财产。国有企业经常被弄空了也没有人管，就是因为没人肯负责。所以说，我为了企业会玩命，就是这个道理。这件事完了以后，我汇报到院里。有人说这种事在中关村多了，没有人像我这么干。

　　凌志军：后来确实查出他挪用公款，要是查不出来，你就有问题了。

　　柳传志：是这样。我已经知道他的钱长期没有回来，违反了财务规定，实际上是有公家的钱在外面转了，所以我才敢这么干。

　　调查结果证明柳传志是对的。孙宏斌的确已将公司资金转移到另外一家公司，而且数额不小。孙宏斌解释说他绝无“化公为私”的企图，只是因为公司财务制度僵化，手续复杂，才要留下一笔流动资金，以便为公司做生意时“用着方便”，检查机关也的确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他有“贪污倾向”，尽管如此，擅自挪用公款也已构成法律问题，这就给整个公司敲响了警钟。

　　春天结束的时候，公司把孙昔日的属下全都集中到京城北郊怀柔县城，现在用不着再说什么“大船小船”，而是请来检察院里一位名叫项明的副检察长，讲解什么叫“经济犯罪”，法律又如何判定“贪污”。“贪污2000元就可以判刑，”检察长说，“贪污5万元就上了杀头线。”吓得这群人全都没了声音，只剩下一个姓陆的小伙子仍然不服。此人来自南方，却天生一副北方人的火暴脾气，又有一股江洋大盗的野性。如果后来人们所谓孙的手下有一股“黑道力量”的话能够成立，那么多半就同这个人有关。他开口闭口“黑道白道”，先是扬言要把内部的叛徒“卸掉胳膊”，后来又从公司汽车队的出车记录上查出端倪，率领几个人前去关押孙的公寓“劫狱”，当场要与看守人员打将起来。多亏孙宏斌劝他罢手回家，还说他自己不打算与公司彻底决裂，这才没有造出更大事端。

　　陆回到公司，可是他的行动又为柳传志知晓。第二天柳传志把陆拦在中关村的马路边，对他说：“你要弄明白，邪不压正。从现在起，公司任何一个员工出了事，我就认准了是你干的。”

　　陆把脖子一横还要发火。就听柳传志接着说：“你别给我来黑道那一套。你以为我是谁？我问你，你在街上走，忽然有个自行车把你撞了。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

　　“撞上以后，你们打起架来，然后两人一起进了派出所。然后那个撞你的人就放出来了，你在里面还得受一点苦，这有可能吗？”

　　“有可能。”

　　“你在外面走路，有三个人黑天白天跟着你，你害怕吗？”

　　陆听到这里，已经变色，当即表示他要离开联想，绝不介入公司的任何事情。

　　4月22日，公司全体员工都知道了这件事。柳传志先是声明“今天是一个整肃纪律的大会”，接着异常严肃地宣布：“我们发现自己的身上长了一个脓包，尽管外面表现为一个小小的脓点，但下面是很大的一块溃疡面。我们毫不犹豫地坚决地给自己动了手术。”然后他便向大家通报事情经过，抑扬顿挫，甚至连很多细节也没有遗漏。

　　他当时说，孙宏斌是“有组织有纲领地进行罪恶活动”。15年之后，他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显然已经冷静了很多：“其实后来我想一想，孙宏斌到联想来了以后，他也没有说一定要跟谁对着干。他就是想形成自己的体系，觉得这是他的一块独立王国，谁也别管我。他的做事方法跟我的方法不同就是了。”

　　孙宏斌于1990年5月28日被警方羁押，6月5日被逮捕收监。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左右亲信兄弟也都散去。12个月后，也即1991年7月10日，海淀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公诉人指控他“受贿”和“挪用公款”。又过了13个月，终于判决。主审法院并未认定“受贿”的指控，但却判决“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刑期5年。判决书为“(1992)海法刑字176号”，上列证据是：

　　利用职务之便，于1989年5月至10月间，以方便给下属分公司购货为名，先后截留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下属武汉、太原、青岛分公司还总公司货款共计人民币76万元，入到其友杨建忠个人承包的北京市海淀区通用计算机经营部账户内。杨建忠为购货经营，多次动用此款总金额达134 627.12元，盈利26 000余元。

　　然而事情仍然没有完。此后孙宏斌在逆境当中再次赢得柳传志的好感和帮助，以致在公司的历史上屡屡留下痕迹，还在京津房地产市场上一鸣惊人。我们只有把这所有的故事全都了解清楚并且相互连接，才能明白孙的故事在联想的历史上绝非孤立的事件，犹如唐旭东所说，“它源自现代观念和传统理念的冲突。”其中详情，容我们在后面再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