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数字化挡住了教学的魅力

　　上海交通大学教师晏才宏3月12日去世，上海交大校园BBS上，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这位老师的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但由于没有论文，去世时还只是讲师。(4月5日《新京报》)这让人再次想起陈丹青的愤怒：在研究生招生中，人的艺术性情都被“量化”、“表格化”了，而这些都是假科学管理之名。

　　这种现象典型地体现了韦伯对现代性的预言和诊断：现代性就是理性化的“去魅”，通过计算以及信息的收集和记录实现对世界的控制。一切特殊性都让位于一般规则，现代人被困在由理性的铁栅栏制成的牢笼之中。如今的大学也渐渐进入到“数目字管理”的模式，对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越来越厚此薄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科研有了论文数量的硬指标，而教学却难以量化。

　　当年，韦伯对理性的现代社会这样描述：“行政办公室与家居分开，公务与个人联系分开。”而晏老师为方便接待学生，贷款在校区旁买了新房，并专门辟出“答疑房”。而这些又怎能在评职称时量化呢？这一切都在高校的激励机制中缺席了，好像对学生的答疑释惑，并非大学老师的天职。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大学师生间的亲密关系，也渐渐成了一种美好回忆，师生之间的关系日益非人格化。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大学的数字化愈演愈烈，如今没有博士学位是很难谋得一份大学教职了，当年蔡元培对中学毕业的梁漱溟的聘任成了神话。然而，即便是研究型大学里的研究型专业，也一样应该有只专注于讲课的老师。事实证明，教学的难度和挑战性并不亚于搞科研。在求学生涯中，我就强烈感受到，能发表论文的学者太多，而课讲得好的老师太少。所以，在我看来，大学除了图书馆、实验室，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去听优秀老师的课。

　　正如韦伯当年对理性化爱恨交加一样，虽然如今的数字化管理加强了效率和可操作性，可晏老师之死所遭遇的悲痛和争议，却再一次凸显了数字的冰冷。或许人们可以期待，哪怕是在数字化的框架下，我们也有必要在关注论文数量的同时，关注一下学生为老师打的分数？(文：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郭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