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眼前看，行政主管部门起码应当下一个决心，不论博士研究生，还是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的扩张应当赶快刹车了。这虽然不是什么治本之策，至少也可以给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化浇一瓢凉水。

　　5月9日《北京晚报》报道说，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首先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调整为2年后，从今年起，包括心理学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等在内的社会科学各院系，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由3年改为2年。

　　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怕因此而降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在我看来，由于十几年来，尤其是近几年研究生教育的轻率扩张，(我不说盲目扩张，因为其中有明确的趋利目的。)质量已经明显下降。缩短硕士生的学习年限，不过是给学校增加了进一步扩招研究生的机会。问题不是出在研究生教育年限的长短上，而是出在研究生教育机制的某些缺陷上。

　　在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但成规模的发展始于1978年。开始只有硕士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初招收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当时不论对导师资格的认定，还是对考生的选拔，都极为慎重。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只申请硕士生导师。钱锺书是学科评议组成员，提出如果钱仲联只能指导硕士生，我们都没有资格做博导，这才将钱仲联评定为博导。那时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可以说比起欧美发达国家都不逊色。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老一代专家退休的退休，谢世的谢世，他们的弟子成了新一代博导。社会风气变了，新一代人的行为方式也大不相同。像钱仲联那样自律的学者已经难得一见，常见的是不管学术水准怎么样，都要千方百计弄个博导当当。尤其是一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学者，在这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使得博导的数量很快膨胀起来，普遍的学术水准随之下滑。现在，一些地方院校，主要的政绩目标就是建立和增加博士点，为此不惜重金“公关”。有的送名贵字画，有的请评议组成员出国考察。前些时候，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的方法是把申请材料放在笔记本电脑里，送材料时连电脑一起赠送。连导师都不讲学术水准，学生的学术水准下滑还有什么奇怪？中国这一次研究生教育的恢复，才二十几年的时间，就出现了这些问题，不能不让人惋惜。

　　前些天我去上海，遇到一个在大学教书的老朋友。

　　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工人，有意做一个课题，研究上海产业工人的历史和现状。这个题目很有价值。我知道他正带着十几个博士生和硕士生，就问他，能不能让你的研究生参与调查呢？他说，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调查很辛苦，而这些研究生，只想拿文凭，不想做研究。我问：这些学生中真正对学术感兴趣的一个也没有吗？他说：一个也没有。

　　也许，这只是他一个人的遭遇。也许，还有一部分研究生求学的首要目标不是文凭，而是学术。然而，从整体上讲，要想让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行的办法。从眼前看，行政主管部门起码应当下一个决心，不论博士研究生，还是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的扩张应当赶快刹车了。这虽然不是什么治本之策，至少也可以给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化浇一瓢凉水。(文：北京学者 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