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岳青现象”

　　郑岳青事件发生之后，一系列的网上批评接踵而来，有人斥之为“学术诈骗”，有人称其“罪大恶极”。不过，在新语丝主持人方舟子看来，郑岳青一事并不奇怪，“在目前中国学术界并非个别，甚至也不是最恶劣的”。

　　据方舟子透露，去年新语丝曾经揭露过一个比郑岳青更甚的例子：武汉某学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共发表65篇SCI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为2003年度中国被SCI收录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奖励1万元，共计65万元。而他采用的方法和郑岳青类似，都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方法不停地测不同的化合物的晶体结构。

　　“他们发表论文的速度比得上专栏杂文作家。一篇8000元到10000元奖励，报酬也超过了专栏作家。因此我认为这些人不该叫科学家了，该改叫SCI百万富翁专业作家。”方舟子称。

　　而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东北某大学有一对教授夫妻，平均一天就发表一篇SCI收录论文，一年收入过百万元。另有某高校的一位院士，10年来发表SCI论文500篇，是名符其实的“SCI大师”。

　　事实上，自从SCI渗透至科研评价体系以来，国内几乎所有高校都相应出台了奖励政策，明文规定每发表一篇SCI论文可拿多少奖金。

　　方舟子认为，上述这种现象是中国学术界盲目追求论文数量、过分看重SCI造成的。这让一些人钻了空子，找到了一条成名、发财的捷径。这种做法其实是对有科学精神的、正直的科学家的侮辱。“我知道有的国外科学家在获悉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即可获得奖金后，拒绝为来自中国的论文审稿。”方舟子说。

　　大概正因为怪象如此普遍，网上也不乏为郑岳青喊冤者。比如，有网民认为他不过是多发了几篇论文，不是“学术剽窃”，所以还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

　　而宁波大学校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郑岳青的做法“没有任何不正常”，学校也没打算就此事调查，更不会给他任何处分。据宁波大学科研处副处长王少青称，郑岳青事件在宁波大学早已传开，但学校职工“非常平静”。

　　科学界的“幽灵”

　　正在一些“SCI大师”各展神通之际，另一些科研人员则苦不堪言。不久前，上海交通大学教师晏才宏之死曾经在教育界引起很大轰动———因为缺少论文，这位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至死也仅仅是讲师职称。

　　据悉，国内大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皆把SCI论文直接与科研人员职称评定挂钩。比如，上海交通大学明文规定，申请工科和理科博导者，5篇论文中至少有两篇为SCI或EI所检索。

　　此外，按该校规定，攻读理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也有SCI要求，比如至少须以第一作者在SCI检索的刊物上发表或录用学术论文一篇，否则没有学位论文答辩资格。据消息人士透露，今年该校生命科学院15名应届毕业的博士生中，只有4人拿到了学位，其他人则不得不延期毕业。

　　因为完不成SCI论文要求而不能按期毕业，这近乎成为国内各高校特别是名牌高校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数量呈越来越多之势。博士研究生从一入学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SCI包袱”。

　　然而SCI只是对理科生的一种通常要求。其他如文科、工科类的博士生，则又有不同的学术论文达标要求。“逼得博士生们用尽心机‘搞’论文，弄虚作假、找‘枪手’、寻帮手的，随处可见。”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侯汉清说。在这种环境下，一些期刊也变得洛阳纸贵。侯汉清曾算过一次，以目前高校对论文的要求，国内所有核心期刊加起来，还不够研究生发论文用。

　　在一篇题为“SCI与科研绩效评价”的文章中，侯汉清将SCI比作国内科研界的一个幽灵。

　　与他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金碧辉。她告诉本报记者，被异化了的SCI已经与它最初被应用的目标背道而驰，“许多科研人员正在沦为论文机器，他们已经搞不清楚做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还是为了发文章。”

　　SCI热高烧不退

　　据说，SCI的创始人———美国人加菲尔德2002年来中国时，对SCI这个检索工具在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内能如此“发扬光大”，曾大感诧异。

　　国内最早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的是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曲钦岳告诉本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南大出于科研创新考虑，将SCI引入评价体系。当时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

　　“引入SCI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可以量化的指标对科研人员实施一些压力，使南大的科研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曲钦岳说。与此同时，南大也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能完成的科研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后来对研究生也作了一定要求，“那时候奖金数还是很低的，大概一篇1000元左右。”

　　1992年至1998年，南京大学的SCI论文收录数在全国居第一位。在此期间，由于可量化，易操作，南京大学的做法也在全国推广，SCI逐渐上升为衡量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的一把重要尺子。

　　不过，曲钦岳对一些高校盲目模仿南大的做法表示遗憾，“不同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在南大合适搞的，在别的学校未必合适”。

　　在SCI热高烧不退之际，去年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家被收录进SCI的国内生命科学杂志，因为自引率过高，问题暴露后被SCI检索系统剔除。

　　这个事件从另一角度诠释了SCI被人为异化的程度。

　　通常而言，衡量一本被SCI纳入的期刊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其自身的“影响因子”，而决定“影响因子”的因素，则在于该刊物所载论文被引用的频率。被引用的频率越高，说明该文章和杂志的水平越高。

　　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操作出现了：为了提高自身的“影响因子”，上面那家期刊要求作者大量引用其自身文章，人为制造“影响因子”，而作者为了发文章挣“工分”，自然也不敢不听。这样最终导致该刊物高达95%以上的自引率。而据业内人士透露，这种现象在国内学术期刊界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统计数字表明，1981年中国SCI论文数为1650篇，2003年则达40000多篇，20余年间增长了2000%。增长之快，令人瞠目。而在这些数字增长的背后，是一场波及整个科研领域的论文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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