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正热热闹闹地参加小学毕业典礼，秀秀(化名)却在家里喝下了农药，浑身发紫，手脚冰凉地离开了人世。

　　银川市的这个13岁女孩几天前留下了百余字的遗书：“妈妈、爸爸，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做，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差学生……我死了我可以帮您们节约10万元……”

　　来自各方的评价称她性格开朗，很懂礼貌，体谅父母，从不乱花钱，在学校表现很好。这样一个少女为何走上绝路？“可能是孩子觉得成绩差对不起我们。”做小生意的母亲如是说。

　　考前，秀秀曾向母亲表示想报考市里最好的几所中学，母亲劝她不要报考，因为她的成绩够不上。她还羡慕地跟母亲说起，班里一位同学，同时考上这几所最好的中学。“现在不是学校挑他，而是他挑学校”。

　　“小学升初一就被分成重点班，差班……小小年纪就被‘判了刑’。”新浪一位网友就此评论说。

　　上月，成都16岁的女孩维维(化名)也被这“三六九等”的学校分类“判了刑”，因为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她纵身从7楼跳下。

　　两名花季少女渴望中的“重点学校”，夺去了她们绚烂的生命。教育研究者杨东平指出，“教育的等级化”是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他说，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在中小学实行重点学校制度，虽然到90年代基础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被取消，却紧接着出现了“示范学校”、“星级学校”等等，实际上是一种“没有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制度”。

　　杨东平认为，“重点学校”带来了家长的“教育恐慌”。“上不了好的小学，就上不了好的中学；上不了好的中学，就上不了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中这句台词的逻辑，成为全社会的逻辑，家长们不惜代价、想方设法将孩子们送往“重点学校”。

　　择校已因此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且择校费水涨船高。尽管九年义务教育有国家法律保护，但在这种“社会逻辑”驱使下，各重点学校以家长“自愿捐助”等名目的收费，愈演愈烈。有关数据显示，2004年上海义务教育新生升学时，49.23%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及74.63%的初中预备年级新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入学考试和面试。

　　对此，杨东平一语点出其背后的利益动机：“重点学校”制度是人为地制造和扩大公立学校之间的差距，从而把学生入学视为寻租的机会。

　　“孩子多考几分，就能为父母省下好几万元！”北京一位父亲说。

　　“‘重点学校’制度给学生带来了什么？”对此，社会学家毕可生认为，它不仅给家长增加了巨额负担，而且使学生从小便“以成绩论英雄”，从而产生了“上不了重点学校即失败”的负面心理。

　　这种负面心理，像感冒一样在校园中流行。

　　据全国少工委一项统计显示：在我国现有的3亿学生中，被老师和家长列入“差生”行列的学生达5000万人，相当于1个法国、10个瑞士、100个卢森堡的人口数。他们在学业上不再被认为有什么希望，成为家长和老师的“问题孩子”。

　　一位心理热线主持人陆女士说，这样极度单一的评价体系，让许多孩子充满挫败感。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途径获得成就感，从而肯定自己。于是，许多孩子要么具有攻击性，要么选择消极逃避。“很多所谓的‘问题’孩子，多是因为心里特别挫败。”她说。

　　在受挫中，有些孩子走向了绝路。陕西的初三学生小周，去年服毒自杀，死前曾被评选为“最差学生”。而几乎同时，另一所初中的小程因违反校规而被老师勒令回家反省，同样选择了自杀。

　　秀秀获知自己没考上“重点学校”，于是喝下农药。她在遗书的结尾写道：“我是个差生！”(本报记者：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