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昨天的《羊城晚报》报道，广东审计机关在去年的审计中发现，城市中小学校对择校费和捐资助学资金占同期学校教育收费总额的54%，说明择校费已经成为教育收费和受教育者负担的主要来源。在择校费的保管和使用方面，私存私放、部门挤占严重。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使择校费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与此同时，另一则与此相关的消息是，宁夏小学生秀秀因为自己是差生，家里又难以负担择校费而走上自杀之途，在遗书上竟写着自己给父母“省了10万块钱”。不该发生的社会悲剧令人震惊痛惜，但在

某种意义上说，小秀秀的自杀是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的耻辱。其问题的实质是———教育乱收费的过多过滥已经严重冲击了义务教育的性质。

　　实际上，义务教育中的“义务”，指的不仅是公民的义务，更是国家的义务，即国家有责任、有义务为其公民提供尽可能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尽可能多的教育资源。在英国，所有公立中学学生都无需缴纳学费和其他杂费，甚至连集体郊游的花费也由国家负担。这种福利社会的义务教育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况，但在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下显然不可能达到。因此社会(家长)负担一部分教育费用也还说得过去。但现在的行情则是，上间好中学，没有几万块钱下不来，社会负担的部分明显过大，这样靠收费而维系的教育体制和“义务教育”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大了。

　　教育收费屡禁不止的背景是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分布的极度不平衡。像广州这样上千万人的城市，要上所谓“好学校”、“名校”，竞争之激烈残酷绝不亚于高考。择校费也动辄数以万元计。令人忧心的还有，当一个国家的学校蜕变为一种逐利机构时，这个国家能够给予它的公民的精神产品、道德规范也就相应贬值了。

　　不过，既然谈到义务教育的“国家义务”，那么所谓的“学校乱收费”，就决非教育部门一家的责任。究其成因，至少有四点：第一、国家投入不足。我国目前教育投入不足GDP的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部分教育的成本转嫁给民众承担；第二、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的存在，人为地破坏了教育资源的平衡，同时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刺激了社会腐败。第三、应试教育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国家选拔人才的标准过于单一，竞争过于残酷，家长们为了子女享受比别人稍好一点的教育资源而不惜代价。第四、目前的教育体制不合理、办学制度僵硬，根本没有给真正的民办学校留下宽松的发展空间，民间对教育的投入只能通过“择校费”等形式出现，而没有转化为新的优质教育资源。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择校费”等教育乱收费问题，决非一纸禁令就能达到的，“教育收费”不过是全面的教育体制危机的冰山一角而已，义务教育体制的综合改革已经迫在眉睫。这些改革的举措其实尽人皆知，如加大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投入，首先满足学生接受一般性义务教育的权利；引进市场机制，由市场重新配置教育资源，公办、民办学校一视同仁；同时改革我国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等等。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是正确的事情，做起来却这样难？其阻力何在？还要有多少生命的消失才能触动这个体制？也许这些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