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昀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日子，但心中的痛楚依然。上个月，在宁夏银川，一个13岁的中国未成年少女服毒自杀。她在遗书里写到：“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差学生”，“我死了我可以帮您们节约10万元”。她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担心成绩不好，上初中要交纳高额择校费。媒体没有公布她的名字，而是用了一个化名———秀秀。

　　一个弱小女孩儿的悲剧，让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像她这样的同龄人的苦难。本该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充分享受国家的义务教育，享有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但是，他(她)们的家庭却因此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他(她)们也因此承受不该承受的苦痛。

　　我的老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经济还算富裕。我的一个外甥女，当年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因为分数不够，交纳了1万元“买分数”的钱。另有两个刚要上高中的外甥女，虽然学习成绩好，不用花钱买分，可即便如此，每年的学费对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我和姐姐们说，一定得想方设法让孩子们读书。我很清楚，如果她们人不读书，不上大学，以后等待她们的路将会何等坎坷。我相信许许多多家长的想法和我一样，无论是交纳择校费还是其他各种捐助资金，都是为了给孩子们的以后换取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

　　不论是秀秀，还是我的那些外甥女们，之所以在现在的教育体制面前步履蹒跚，原因就在于国家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虽然按照义务教育法，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制，按照国家战略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应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目前世界平均水平是5%～6%)。但是，此目标远未实现，每年预算内义务教育资金缺口达700～900亿元。

　　同时，大量的师资和教育资源又向城市集中，向城市重点学校集中，形成了新的教育不公。这种锦上添花式教育资源分配的结果，促使城市重点中学的生源大量来自富家子弟和官员子女。所有这一切，对于农村教育、平民教育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到了最后，政府理应承担的教育经费就像巨石一样，压到千千万万的家长头上，不堪重压的只能被迫退出，无论是在义务教育还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择校费还是其他非正规收费，并没有完全用于调节教育资源或者改善教学条件，而是成为一些教育机构的小金库和提款机。日前广东、江苏等省市发布的2004年审计报告，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征。抽查结果表明，有些学校择校费等收费占了学校教育总收费的一半以上，而这些钱又被学校以个人名义私存私放，或挪作他用。也就是说，国家对教育的严重投入不足所形成的反差，反而使一些学校有了机会巧立各种名目违规收费，造成严重教育腐败。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用钱将孩子们挡在校门之外，在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就将他们抛弃。

　　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至少要维护两个方面的平等，一个是起点公正，一个是竞争公平。没有起点公正，就很难谈得上竞争公平。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如果政府没有维护必要的起点公正，那么实际上在进入社会之前，个人之间的竞争已经基本分出了胜负。当然，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之外，还要强调个体的自身努力。但是，教育作为个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欠债，以及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高收费，无异于将贫困者人为地排除在竞争之外。

　　近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GDP连年猛增，根据专家测算，每年有400多亿元就可以基本满足农村义务教育需求，而这笔资金对于年财政收入1万亿元以上的中央财政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但是，每年还是有500多万名学生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前辍学，被远远地抛在高速前进的中国经济列车后面！这将对他们的未来，也将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秀秀的死并不是一桩普通的未成年人自杀案件，而是不合理教育体制的牺牲者。前几年，媒体报道的大多是家长交不起孩子的学费而自杀的事件，如今，年仅13岁的秀秀却“懂事”地以自杀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我们有理由知道秀秀的真实姓名，并将她的名字写进中国当代教育史，以反思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悲剧性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