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班“水至清则无鱼”

　　可惜时光并不能倒流，要是宁铂、干政、谢彦波等“神童”当初没走入少年班，而是走的另一条大众化求学路，会不会出现诸如上述问题呢？这也很难说。所以，少年班和这些“神童”的心理问题有什么必然联系？目前还只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学生出现心理问题，也不仅是少年班有，一般大学生中间也有，中学也有，小学也有。所以，这并不是少年班的独有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教育问题，乃至社会问题。

　　水至清则无鱼。所以看少年班，还应看其主流。据学校调查，“少年班毕业生成才率非常高，85%以上考取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生，三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

　　其中数百名杰出人才活跃在国内外知名学府、科研机构和经济领域。“可以说，少年班的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

　　这使我想起杨振宁先生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杨先生童年时，其父杨武之先生(数学家)就发现了他的数学天赋，但着意培养的又不仅限数学；在杨振宁初一、初二时，他就请清华雷海宗教授的高足丁则良先生教杨振宁文史。杨振宁读了半年高二，就直接考入了西南联大，与“神童”们进入少年班的年龄，也正相仿。可以说，杨振宁先生的卓有建树，离不开早年所接受的特殊教育。

　　今年3月时，少年班学生马丽丽(化名)“窃信事件”公布后，一时舆论沸扬，不少人以此否定少年班教育模式。其中一个颇有代表性的论调是：“他们身心还未成熟就去接受高深的大学教育，很容易犯错误。———少年班该停办了。”“身心”又是怎样一个概念呢？清华已故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将人格“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少年班学生的智力水平之高，自不必言；而反对者所指的“身心”，无疑是“情”“志”两个方面。我们是应在注重发展学生的“智力”之外，同时加强人文教育，注重学生“情”与“志”的培养；我们要培养的，应是具有独立、健全人格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一个高智商的工具。当然，也不独是少年班应如此；大学中学乃至小学，一切教育行为，都应如此。

　　神童出家引出的少年班存留之辩，说到底，还是因为它是少年班，因为它承载了国人太多的企盼，聚焦着公众太多的目光。实际上，世上并无一事是完美。我们追求着完美，但只会是无限接近，而永远不会抵临。这是一切进步的永恒动力。所以，我认为少年班，应该继续办下去。

　　□于立生(江苏自由职业者)

　　拔苗助长的少年班

　　我理解办“少年班”时的初衷。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人在“赶超”意识下，是容易急功近利的。当时不是也有学校在竞相上马以培养国学大师为目标的所谓“国学班”吗。

　　时过境迁，二十几年前的“少年班”只有中国科大还硕果仅存，“国学班”也都纷纷淡出人们的视野。从这一点看，社会的确是变得越来越成熟了。但是，在成熟的同时，另外的问题也出现了。

　　现在的学校，应试教育虽然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质疑，却仍旧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人们评价学校的标准，仍然主要是升学率，评价学生成才的标准，仍然是考没考取名牌大学，而人才的标准也仍然与文凭挂着钩。

　　这一些不正常的评价，看似与80年代不同，但暗含的理念，即急功近利的意识却是相同的。

　　正因为存在急功近利，所以，家长们更看重智商。前两天电视新闻报道说，许多家长自费去

　　学校也有问题，一个学生学习好，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不仅老师喜欢，自己在同学中也可以昂首阔步。我曾经问过一个知名重点中学的学生，同学间是否还在互相帮助。他说有，但不多。自己都有自己的事，哪里管得了别人。

　　这也倒算了。有的同学在别的同学问他问题时，干脆给对方一个错误答案。这样的事，二十年前，可能是闻所未闻的。

　　如果“人才辈出”以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下降为代价，我们的教育还能不能算“成功”？记得一名华裔生物学家说过，人有动物性和文化性。

　　动物性是本能，而随着人的成长，文化性必须盖过动物性，这样，人才能称其为人。宁铂的出家不是偶然的，他的“少年班”的同学谢彦波也一样，他的美国导师安德森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他却几次企图威胁导师，直到因不良倾向而被送回国。

　　还可以看到，“少年班”培养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过早地给智力早熟者的头顶套上了诸如“天才”、“神童”之类的光环，这个光环越大，学生的适应能力越差，失败率也就越高。同样的道理，我们为孩子树立的目标越高，他的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他承受的压力也越大。对大多数孩子来说，不是压力越大动力就越大，如果没有情商的支撑，实际的结果很可能是相反的。智力早熟者宁铂就是一个显例。

　　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育人。要培养一个具有正常人格的人，急功近利当然是不行的。

　　□尤小立(苏州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