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磊

　　午后的魏村格外宁静。这个距离石家庄市不到一小时车程的村庄，全无市区的喧嚣与吵闹。

　　9月10日，镇派出所所长耿书彦及村支书孙吉锁带着记者连走了好几家，都被铁锁挡在

门外。

　　“乖孩子”变成“飞车党”

　　河北省元氏县殷村镇魏村，有将近20个年轻人，正关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的高墙内。这些20岁左右的小伙子，两三人一组，经常骑着摩托车，将该市一些妇女挂在脖子上的手机抢夺过来，然后换成现金。

　　这个被石家庄老百姓称为“飞车党”的团伙，目前已被警方抓获22人。他们中最大的25岁，最小的17岁，绝大多数来自魏村。由于案件处于侦破阶段，警方还无法确认这些年轻人共抢了多少个手机。但可以确认的是，在此案告破的消息见报后，市区已经有约400名妇女向警方确认她们的手机被抢。

　　在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厚厚的来访登记本上，这些被抢者的遭遇惊人地相似：走在街上或骑自行车时，突然觉着脖子上一紧，然后看到前面一辆

　　被这个消息震惊的还有村支书以及许多村民。在当地，魏村一直是个民风淳朴、路不拾遗的地方。

　　他们都曾进城打工

　　9月9日，石家庄第二看守所。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手续后，记者见到了“飞车党”中的4位成员。“再来一支烟，好吗？”在约40分钟时间内，宋佩佩向记者要了4支烟。进看守所两个月时间，宋佩佩胖了好几斤。“被抓后，心理压力倒小了。”宋佩佩说自己开始抢夺手机以来，每天都高度紧张，不知道哪一天会被抓进去。他说大部分人选择晚上去抢，而他只在白天出动。“在晚上，警察看不到你，可你也看不到警察呀”。

　　宋佩佩，21岁，殷村镇人，16岁初中毕业后辍学。之后的5年里，他先后在4个城市做过工。刚辍学那年，宋佩佩在石家庄一个洗车场做工，每天“又苦又累”，管吃管住每月能挣两百元。在这里干了两个月后，他花1000多元去上了当地一所保安学校。经过半年学习后，宋佩佩被分配到石家庄西山

　　2003年，经朋友介绍，宋佩佩到了山西，在铁道上抬钢轨、枕木。尽管又苦又累，吃的也不好，但每月能拿到1000元，宋佩佩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没想到，遇上了非典，工地上没活可干，他只好又离开。

　　在家呆了一阵子后，宋佩佩又到了北京。朋友带他到一个正在修建的小区里做工，具体工作是穿电线。工地上管吃住，但一个月也就挣300元左右。半年后，宋佩佩又回到河北农村的家里。

　　过完春节后，“已经习惯了在外头跑”的宋佩佩又应聘到石家庄一个玻璃钢厂干活，管住不管吃，每月800元左右。3个月后，他和许多工友一起，被派往这家公司在广州的分厂。“适应不了气候，也吃不惯大米。”3个月后，宋佩佩又回家了。

　　因为不满3个月，只能拿一半工资，宋佩佩领了600多元的工钱。

　　之后，宋佩佩一边找工作，一边和另外两个同乡刘海军、曹丰杰一起，干起了飞车抢手机的行当。

　　比宋佩佩大一岁的刘海军，算是“飞车党”中较大的一个，也是读书最多的一个。22岁的他两年前结婚，如今已是一个10个月大的女孩的父亲。

　　刘海军高中二时年级第二学期辍学后，跟着父亲在镇里开的一家照相馆做事。2003年，由于生意不好，父亲的照相馆关门。刘海军回家开始了结婚生子的生活。去年初，刘海军在宋佩佩工作的那家玻璃钢厂找到工作。由于和宋佩佩一样“水土不服”，被分到广州分厂的刘海军回到石家庄。

　　凭什么要我认这个命

　　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是吃苦耐劳且能认命的一代，那么孙英辰无疑是其中一个。

　　孙英辰和魏村的许多农民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做工。为了省钱，他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往返60里都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一个单趟差不多要骑一小时”。他每月得到的工钱约500元。“家里盖房子要钱，烧煤、用水、用电都要钱，儿子娶媳妇更要花钱。”孙英辰说，自己得拼命撑起这个家。

　　就在新房子断断续续盖了8年才得以入住的今年，一直在石家庄市务工的大儿子孙立飞，却因为抢夺手机被警方抓获。

　　孙立飞，21岁，初中毕业后就到石家庄市区打工。按照父亲的说法，儿子原来在一家海鲜城干活，每个月除了吃住还能挣400元。可半年后，儿子却打电话说太苦又赚不到钱，不干了。“这些年，他不但一分钱没往家里寄，还经常问我们要钱。”孙英辰每月赚500元，却要撑起一个家，而儿子每月的400元，竟然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钱都花了。”在看守所里，宋佩佩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他说，自己现在每月的房租要150元，每天一包烟，一个月也要200元。他喜欢上网看电影打游戏，每个月为此支出也要百元左右。手机费每月百元左右。此外，吃饭每月也要至少花去300元。当然，他的摩托车也要“吃饭”，每个月的油费也要100元左右。如此，宋佩佩每月的支出至少为950元。

　　在外打工已经5年了，可宋佩佩的存折里只有几百元。“因为干这个来钱快”，与宋佩佩同时被抓获的刘海军说，第一次往往是被别人怂恿的。第二次就有点心甘情愿了。

　　刘海军说，第一次他和宋佩佩抢来一个几乎全新的三星牌手机，卖了1500元。他们每人分得750元。这相当于他此前打工时两个月的收入。分到这750元后，刘海军赶紧到商场里，给不到1岁的女儿买了奶粉和许多零食。

　　无论是宋佩佩还是刘海军，都对城市人的生活无比向往。宋佩佩知道自己没文化，没技术，也没资金，更没关系，但他不想就这么认命。只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留在这个城市。

　　这些年，宋佩佩不断“跳槽”，有被动，也有主动。每逢他主动跳离一个工资还算不错的岗位时，父亲和一些亲戚总是骂他好高骛远，说他不能吃苦。“认命吧，孩子。”这是父亲经常劝慰宋佩佩的一句话。“凭什么要我认命呢？”这些年来，宋佩佩通过互联网和电视，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活，自己也目睹了许多城里人的生活。他说自己也想如父辈那样任劳任怨一辈子，可怎么也做不到。

　　当最低生存维持不下去时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

　　按说，这个全市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车抢夺团伙落入法网，应该是办案警官们庆功的时候。可裕华分局刑警冯志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办案过程中，冯志英警官多次到殷村镇的几个乡调查取证。每次，他遭遇的都是村里人惊讶的表情和犯罪嫌疑人家属、亲人的痛哭声。“这些民风淳朴的乡村，都是老实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进城后会变成罪犯呢？”同样出身于农村的冯警官经常陷入沉思。

　　冯志英介绍，在抓捕“飞车党”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在审讯过程中，这些小伙子们也都非常配合。从警8年中经常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刑警冯志英，这回却“不忍心了”。“他们要吃饭。当最低生存维持不下去时，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冯警官说，许多进城的农村孩子文化程度低，也没有技术，找工作不容易，还经常被城里人看不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冯警官担心的是，这些年轻人不会再回农村了，“且不说生活条件，现在种地根本不赚钱”。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些年轻人在城里生活下来呢？冯志英还没找出答案。

　　记者在魏村了解到，当地人均约一亩地，主要种植玉米、小麦。“一亩玉米最多打1000斤，能卖500元。”村支书孙吉锁介绍，种一亩玉米投入的农药、化肥、种子、浇水、用电等，费用在400元左右。也就是说，辛苦一年，农民的收益只剩下一点口粮。“许多孩子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在魏村小学做了17年校长的孙国贞对记者介绍，“飞车党”中的许多孩子，都曾是他的学生。他们大部分在镇里读完初中后就外出打工了。在当地，读初中每年的费用大概要两三千元，高中花费更大。

　　按照村支书的说法，读完3年高中大概要1万多元。因此，许多孩子成绩不好的话，老早就被家长支出去打工了，“免得花冤枉钱”。不过，宋佩佩对记者说，他是自己决定辍学的。读初中时，他的学习成绩不好，看着父母亲每年辛苦挣来的钱都糟蹋在自己身上，实在不忍心。于是就主动提出要外出打工。“如果法律是为了拯救人，那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宋佩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个要求就是，让记者在媒体上说说，争取少判点。他说，如果少判几年，最好是判个缓刑，就是救了他。出去后他会好好学点手艺，娶个媳妇，好好做人。如果判个十年八年，出来什么手艺都没有，能干什么呀。“这样就是毁了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