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坊

　　填补我国一项法律空白的重要法律《国家教育考试法》已由重庆市专家起草完毕，目前已进入征集意见和立法讨论阶段。据悉，这是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第一部规范国家教育考试的法律，由教育部委托重庆市起草。

　　从目前的报道来看，这部正在讨论当中的《考试法》，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处理考试作弊”那部分。据称，这部法律正式颁布后，一些考试过程中的违纪作弊、徇私舞弊行为将视为违法甚至犯罪。但是，我认为，一部考试法，首先应该是一部权益保障法，以考生的受教育权为中心，而不是一部“处罚法”。

　　权利是架构法典的核心，离开权利的法律，就成了“无父之子”。从考试的社会控制来看，对考试权的主张已经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然而，“考试权”却仍然是法制界的一项“漏列的权利”。考试法的施行，首要的任务就应该把这项“漏列的权利”重新列入法治的视野。处罚只是手段，远不是目的，所有的处罚措施，都必须以保障考生合法权益为核心。

　　一直以来，人们关注的总是聚焦在考试的各项具体改革上，中考、高考、大学

　　因此，不论是从社会发展还是司法实践的视角来看，考试法应该是一部更加实用、更具有前瞻性的法律文本。暂行条例只是一部行政法规，而《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所提供的法律依据又只是一些基本或原则性的规定。近年来，学生把学校告上法庭的事情时有发生，法院却往往“无法可依”，要么所依据的规定缺乏强有力的公信力，要么把一些与考试有关案件转给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手段大事化小，甚至不了了之。

　　海南省省长卫留成最近有一句名言，他说，政府制定规则，要着重制约行政权力，重在“治官”、“治权”，避免部门利益合法化。其实，立法部门制定的《考试法》也应该这样，他的制约主体不是考生，而是“官”和“权”。近年来，与“考试”相关的一些大案背后，往往就是失职、渎职、权钱交易。考试主管部门制定考试规则，指定考试教材，并从中渔利；他们组织的考试命题、试卷评价和考试结果也常常不甚透明，这些都是腐败滋生的土壤。而这一切，又往往与手握重权的“官”联系在一起。所以，考试法要做到“违法必究”，也应重在“治官”、“治权”。

　　考试作为人力资源的一种配置手段，不仅仅是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体现，也是社会均衡、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考试权作为教育权所派生出来的一项权利，理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