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有人在网上发难，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到博士生孙老虎的论文抄袭了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纳的文章和观点。一来抄袭者和被抄袭者都没有什么公众知名度，二来论文的主题(关于陈三立的诗歌)更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而最重要的，用刘纳本人的话来说，则是“学术界这类事情很多，像孙老虎这样抄一点点的太多了”。

　　事情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新鲜，于是刘纳老师“不想追究”，于是一件小小的学术风

波，还没有泛起，就有了沉下去的可能。

　　其实学术界的事情大抵如此，当年大名鼎鼎的王铭铭和张汝伦卷入同样性质的事件，现在同样也还在好好做着自己的学问。这样看上去，“宽容”已经成了当下学术界的主流，刘纳就认为“也不能全怪孙老虎”，当年一力提倡“宽容”的房龙先生在天有灵，可以对中国学术界感到欣慰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几个月前在天津发生的沈履伟“抄袭”事件。这位沈公在事发之后把指证他的天津市语言学会告上法庭，而且居然还在一审的时候打赢了官司。原因很简单，好几位被“抄袭”的“原作者”书面证明沈履伟就是自己文章的第二作者，即使他们当中的一位在当年发表论文时还不认识沈先生。有了这样的“理解”和“宽容”，文抄公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抄了。

　　抄了又怎么样？从沈履伟的例子来看，抄袭的关键还不在于“抄”这一行为本身，更重要的是把方方面面的相关人事工作做好，以后出了事情也有底气。至于像孙老虎这样没做好准备的，那就只能端正态度承认错误，同时祈祷遇上个明白事理的好人了。还好刘纳老师很大度，孙老虎应该暗自庆幸。

　　不能怪刘纳老师不乐意打假，当个“打假英雄”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几乎谈不上能有什么收益，刘纳没有像沈履伟事件中的几位“原作者”那样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每位被抄袭者都像刘纳老师一样宽容，再联系到刘纳老师说的“这类事情很多”，那当下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如何，也就不难想像了。

　　刘纳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最关键的还是“体制问题”，不过学术体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却颇费思量。其实说到体制，最重要的无非是两点，一是评价，一是监督。从评价体系来看，论文的数量决定职称，结果就是现在不少杂志完全靠“发表费”生存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而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同样由此孳生。要在短时间改变这样的评价体系显然是不现实的事情，一时之间也不一定就有太好的替代方案，倒是在同样重要的学术监督方面，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西方的高等学府，一次剽窃事件足以毁灭一个人的学术生涯，而正因为有这样的制衡，学术腐败的概率相对就要低得多，由此也养成了学术界整体的健康氛围：没有人会对一个剽窃者表示宽容。现在我们的情况刚好相反，抄袭者得意洋洋，被抄袭者反倒浑然不觉，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孙老虎们自然也就可以继续得意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