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子民 毕文昌

　　梁：前一段，有新闻报道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重点大学，从2006年起率先实行研究生全面收费。最近，国务院学位办通知，原定2006年推行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暂停实施。从政府方面来说，搁置研究生收费制度出台，主要是担心引发新的不稳

定因素。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明智的。

　　毕：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现在分为计划招生、自筹经费、委托培养等几种类型。学生考取国家计划招生指标，不仅免收学费，而且每月还有几百元基本生活费。委托培养的研究生，一般由原单位向培养单位交钱，而且在原单位照领工资，但要求毕业后回原单位服务。自筹经费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考生名次稍微靠后一点，但有能力出钱，也被录取。以上种种，被称为双轨制。其中，计划招生是多数。这可以保证考上计划指标的研究生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这些年，一直有人主张对研究生统一并轨收费。他们的理由是，研究生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高中和大学专科、本科教育还要收费，研究生就更应当收费。少数人取得高学历不应当由全体纳税人负担。

　　梁：在目前中国的财政制度下，是否实行研究生收费，和义务教育经费是否增加，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划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主张非义务教育要收费，只是在一种理论基础上的政策设计。从道理上也许能说通，但建立公正的社会，不能光讲某一种理论，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收来钱，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是天经地义。这种投入，只要是有利于社会公正，就不要轻易废除。从目前中国的社会实际观察，考研是社会下层青年向上流动的一个通道。因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使得大本、大专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上已经没有多少优势，所以读研究生的机会，对贫苦学生来说很重要。中国有尊重读书的传统，不论政府还是社会，鼓励学子求学，才得人心。好学生因为穷，被迫中止学业，是社会的耻辱，也是为政者的失职。目前研究生的招生数量是多了，质量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再抬高学费门槛，让学业好，经济条件差的学生不敢读，不能读，恐怕只会加速质量的下滑。不妨设想一下，一个贫困生，贷款读了本科，如果研究生普遍收费，他学业再好，还敢接着读硕士博士吗？这样的制度设计，很可能把家庭贫困的青年挡在高学历门槛之外。再有，收费机制也会刺激招生单位进一步扩招的冲动。从目前情况看，宁愿保持双轨制，也不宜并到统一收费的单轨。

　　毕：一般来说，青年人读研究生，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再由父母负担学费，自己也不好意思。正常的制度安排，应当让他们既有深造机会，又能自食其力。据我所知，在美国，本科生拿奖学金的机会很少，博士生拿奖学金的机会很多。只要申请到全额奖学金，生活完全有保证。我去香港科技大学参观，听一位教授说，因为学校靠港人纳税支撑，所以本科阶段以本地生源为主。但研究生一定要以奖学金的方式吸引本港以外的优秀生源，否则不能提高学术水平。研究生教育不仅是两个学历台阶，更是现代科学研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吸引学术新秀，让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应当是研究生制度设计的灵魂。如果把研究生教育变成了创收的产业，必然导致腐败。

　　梁：中国近些年的教育政策，有加法，也有减法。减法是受欢迎的，比如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加法出台则一定要慎之又慎。连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都承认，中国大学的学费偏高。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短期内绝对不能再往上提了。他甚至说，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高级官员尚且如此，其他阶层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毕：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偏低是事实。弥补投资不足不能总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我觉得，不论是研究生是否收费，还是大学生的收费水平，都要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我主张，今后降低教育收费的措施不需要听证，增加教育收费的措施如果出台，一定要听证。

　　梁：听证制度是近些年中国行政改革中最有实际意义的举措，虽然目前它还只能算是一种听取社会反映的软机制，但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将制度安排在民意基础之上。虽然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哪些事必须经过听证程序，但像研究生收费这种制度的出台，需要听证，应该没有疑问。你想，公园门票该不该涨价都要听证，是否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公立大学的收费水平多高合适，不是和千家万户的利益更密切，更应当履行听证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