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嘉恩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

　　学历和人才问题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社会性问题。撇开制造假学历不说，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拼命地争取拿到一张高学历文凭。因为这在今天几乎是青年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或者是通向发展进步阶梯的惟一通行证。有些行业部门的招工，甚至到了非名牌大学、非硕士“莫入”的程度。一个社会把学历摆到这样高的位置好不好呢？在我们这个13亿人口近百分之七十的人在农村的大国，对没有高学历却占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发展导向呢？

　　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家庭供不起孩子读大学成了社会的焦点话题；许许多多的人因为没有条件取得更高的学历为就业和前途而苦恼；一些只需要中等文化程度的技术岗位人员匮乏，而多数大学生又不愿在普通劳动岗位上就业；不少有着高学历或洋学历的年轻人，或因学非所用或因待价而沽难以就业。凡此种种，都发出了一种信号，现阶段在社会用人上片面以高学历为取舍的导向，很值得反思。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勇于创新的人才，为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与现阶段教育的实际还存在较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实事求是地选拔和培养人才呢？邓小平同志早在20年前就讲过：“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这里说的“不是党员”和“没有资历”这两条已经基本解决了，而“没有学历”就不能重用这一条不但没有突破，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学历本来只是表明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或某个方面知识的储备，并不直接决定实践能力。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现代教育与古代一榜定乾坤的科举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是用僵死的态度对待人的价值。一个人在参与社会实践之前系统地学习一些科学文化知识固然很重要。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许多人社会实践的起点没有建立在受过系统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边实践边学习或者先实践后学习，同样可以走向成功之路。

　　二

　　学历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研究基因工程的人才不能代替擅长耕作的种田能手，建筑设计专家也不能代替建设工地上的能工巧匠。尤其是在信息时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知识的更新和实践的创新越来越融为一体。在金融产业和信息产业，借助计算机，一个年轻的操作员足以担当上一代人中需要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研究人员才能完成的工作；在工业领域，由于数控机床和自动生产线等的应用，一个普通工人创造的价值要数十倍、上百倍于过去的工程师；在农业上，玉米和杂交水稻优良品种的大面积推广，把偏僻地区的农民也推到了绿色革命的前沿。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深刻指出，如果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此，新形势下我们强调重视知识、重视科学文化的作用，既要看到社会发展对普遍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的要求，又不能把工人、农民和其他普通岗位上人们的劳动创造，与知识分子的贡献割裂开来。

　　三

　　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看不起工农、看不起普通劳动岗位的不良气氛。这与片面强调学历的导向有很大关系。有些“理论家”撇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随心所欲地解释知识经济，他们把经济发展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现象，曲解为只有知识和管理创造价值。再加上社会分配中越来越大的差距，使知识的“热卖”和劳动的“贬值”都成了一种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大学培养的学生数量翻番地增长，另一方面边远偏僻地区急需补充人才的地方却没人愿意去。城市家庭的子弟只想进机关、进外企、当“白领”，宁可待业也不屈就；农村出来的学生，“宁做城市狗、不做乡下人”，绝不想再回农村。当社会上实际奉行只有拿到高学历才有价值，一个孩子只有读重点高中、念名牌大学、然后考研或出国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人才结构都是金字塔形，真正搞尖端发明创造的是少数人，而要将发明创造通过生产和流通过程转化为社会需要，则是需要多数人的参与。美国是现代教育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也是非常务实的国家，在三十多年前就普及了中等教育，目前高中考入大学的升学率达到近百分之七十。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却启动了面向21世纪的“美国新型高中项目”，为解决学生“既能升学，又能就业”探路。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在

　　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要始终关注全国有近九亿人是农民的国情，我们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也必须从基础薄弱的实际出发。拿人口众多受教育程度低这一条来说，简单地用高学历的用人标准看是发展的包袱，是应该丢掉的沉重负担。而换一个角度来看，通过调整教育资源，用加强中等和初等专业技能培训的办法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里关键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牢固树立起来，把“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思想牢固树立起来，把加快发展过程中的需要和可能、现实和长远、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可以跨越，而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不能跨越的。既然社会主义始终是一个为了多数人和依靠多数人的事业，我们就必须坚持能够从各方面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出发寻求发展的路径。笔者认为在对待学历问题上，需要客观地定位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实事求是地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把满足百姓就业需要和发展国家科技需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尤其要下大力办好九年义务教育和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既要提高这部分学历的含金量，又要确实给这种学历以社会尊重。同时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在学历和能力的关系上强化能力导向，打破片面以高学历为取舍的社会导向，处理好培养英才和培养普通劳动者的关系，使各类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学会做一个合格的普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