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垠称导师人品没问题，他和导师的分歧只在学术上

　　对话动机

　　再有一年时间，王垠就可以取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就在这时，他写下洋洋“万言书”，申请退学。在这篇被迅速广泛转载的文章中，王垠矛头直指当今博士培养制度。一时间

支持者甚众，批评声亦四起。有人鼓励王垠，称他做了大多数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有人替他惋惜，说这孩子太不成熟；更有人批评王垠，说他是在“作秀”。

　　2005年10月20日，沉默将近一个月之后，王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透露了目前的一些情况，回答了关于退学事件的一系列问题。

　　对话人物

　　王垠，四川眉山人。2001年从

　　今年9月，王垠在个人空间发表题为《清华梦的粉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的文章，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和关注。

　　“我觉得自己成了透明人”

　　退学申请“万言书”引发广泛讨论，王垠坦言出乎意料“不自在”。

　　新京报：退学事件引起这么多人关注，是不是在你意料之外？有没有感觉到压力？

　　王垠：我确实没想到关注度这么高，当我的这篇文章被到处转载，引起关注和讨论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自在。有一个网站上关于我的专题部分，一打开，我发布在博客上的个人照片全都有，关于我的个人介绍，详细到“爱喝番茄蛋汤”。我觉得自己变成了透明人。

　　新京报：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写的退学申请书，是不是一时冲动？事情闹得这么大，你后悔吗？

　　王垠：我不后悔。我想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感觉表达出来，要是想了而不能说出来，我觉得是懦夫的行为。如果拿到现在来写，我可能不会写那么多。当时我正好收到副导师的一封电子邮件，和我谈论文版权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关心的还是论文，不是我，所以有些生气，但冲动谈不上。

　　新京报：看样子你状态不错，最近在忙些什么？

　　王垠：前段时间主要是在准备托福考试，最近在填一些申请国外大学的材料，还是比较忙的。

　　新京报：具体的学校选定了吗？什么时候能走？

　　王垠：主要在看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校。我还在选择中，希望可以慎重一些，最早明年秋天可以出去。

　　新京报：正式的退学申请什么时候提交给学校？

　　王垠：准备12月份之前写一份正式的申请提交给学校。

　　新京报：出国需要老师给你写推荐信，还需要办很多其他手续，假如你因为这件事情出不了国，怎么办？

　　王垠：现在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障碍。推荐信我已经找好老师写了，成绩单也开了，从手续上来说，问题已经不大了。

　　新京报：在你提出要退学出国继续读书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到，国外的大学也有关于论文方面的要求，可能不完全像你预想的那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王垠：据我自己的咨询了解，国外总体的研究环境还是要好一些，像美国、加拿大、英国。我认为喜欢做研究的人是可以找到空间的。另外，我也说过，具体选择学校、研究方向和导师的时候，我还是会很慎重的。

　　“我和导师分歧只在学术”

　　王垠称道导师人品，但感觉实验室就像流水线，很难创新，很难有所突破。

　　新京报：事后你和导师有过接触吗？对于洪老师和实验室的其他同学，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王垠：我还没有直接和洪老师接触过。我的一位师兄特地开了一个博客来批驳我。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针对洪老师或者我所在的实验室。据我了解，其他很多人也存在我提到的那些问题，甚至更严重。我只是拿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例子。在人品方面，洪老师没有问题，他对人和蔼，也不强迫我们干活。我和他的分歧，只是在搞研究上。

　　新京报：你和导师的分歧主要是什么？你认为博士培养制度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王垠：我自己经常看一些大师写的书，我认为搞研究要对世界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心中要有一个宏图，把注意力集中在BigIdea(大创意，大的思想)上。每当我们做些什么的时候，首先应该想一想，这么做会对这个宏图有什么样的改变。

　　而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在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研究的东西意义在哪里，有什么用。

　　导师经常会把一个问题切分得很细致，一人负责一小块，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很少，大家只是在读一些国外的论文，然后再想办法做些东西。感觉像是跟着别人跑，而且有时候甚至是跟着跑得不好的人跑。感觉实验室就像流水线，大家都只负责一小部分，这样很难创新，很难有所突破。

　　在读博士硕士的时候，学校规定了要读几年，要发表几篇论文，发表什么样水平的论文，但对于具体做什么却没有要求，没有目标。

　　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有这样的疑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这时导师会开导我，我当时觉得好像是被说服了，但过一段时间，又会有类似的困惑。

　　新京报：你还提到，学校不重视培养全面发展的博士，能否具体谈一下？

　　王垠：拿我自己为例，开始选课的时候，我想选一些其他领域的课，因为我自己喜欢法语，所以甚至想选法语课，可导师不赞成我这么做，说万一考试不过关就糟糕了。我知道，老师其实可能是为我好。后来我没有选那些课，但是我去蹭课听。

　　我还想举个例子，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上午看几何方面的东西，下午去画室画画，我突然感觉到，那段时间脑子特别灵，很好用。我想很多人，如果用心，能体会到这一点。

　　新京报：你质疑现在的教育体制，但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高等教育，情况会怎样呢？

　　王垠：我确实想过这样的问题。我遇到一些以前的同学，他们在不同的阶段离开了学校，当我现在发现他们并没有达到他们之前离开时的目的，反而变得不切实际时，我会突然觉得，也许他们继续上学会更好些。

　　“很多朋友认为我很单纯”

　　王垠承认自己的性格容易被人误解，但对于“偏激”之说，他并不认同。

　　新京报：听说你兴趣爱好很广泛，你怎么评价自己？

　　王垠：很多朋友都认为我很单纯，说话很直接，我自己觉得这样也好也不好。好是因为，朋友觉得和我在一起很舒服很放松，不好是这样容易让人误解我。比如，我从来不多喝酒，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人劝酒，我不会因为怕别人说我不讲义气，就去喝那杯酒。

　　新京报：网上有不少人说你个性偏激，你怎么看？

　　王垠：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现在很少上网去看关于我的东西，只想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很多熟悉我的人都很支持我。我不认为自己偏激，在我的文章中，一部分是客观事实，还有一些是我表达的自己的感受。

　　新京报：有人说在退学这件事上，你表现得不太成熟，你自己怎么看？

　　王垠：那要看你对成熟的定义是什么。在退学这件事上，就算一年之后我从清华毕业了，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博士，所以我选择了退学。

　　提到成熟，我想到了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小王子》，在那样的童话中，到底谁更加成熟？是小王子？还是小王子遇到的人？我自己是更喜欢小王子的。

　　新京报：你觉得这件事给你的老师、你的学校是否会带来伤害？包括清华的老师和川大的老师。

　　王垠：对川大或者高中的老师，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对于清华，我只能说，我对得起很多人，包括很多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

　　新京报：你父母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事的？他们有没有劝你？

　　王垠：一年半以前，我就和父母提过退学去国外读书的想法。他们只是跟我说要慎重，一定要看好。如果我真的决定了，他们都会很支持我的。这次的事情，父母是在一个四川的记者找到他们时才知道的。他们有些担心我，主要担心的是会不会因为我说了这么多而受到伤害，还有我能不能顺利出去。

　　新京报：听说除了父母，关心你的人还很多？

　　王垠：是的，到现在为止，我收到四五百封邮件了。

　　多数人对我说，他们曾经或者现在和我有一样的困惑，对我表示鼓励。因为信太多，很不好意思，我到现在还有许多没来得及回复。

　　新京报：对于你自己的将来，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王垠：暂时没有想那么多。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朝着“诺贝尔奖”之类的目标努力或者如何，我只是在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记者：赵琳娜 张剑锋)

　　摄影/本报记者 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