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媒体评论员

　　“我个人能做的只是保证相对的公平，底线是不让农村学生因为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江苏南通市教育局局长王炎斌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无奈宣言，这源于他眼前的两难困境：知道缺钱是农村教育的症结，但这却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明知教育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起来，但对很多特权无可奈何；作为老师自己信奉

宽松教育，作为局长只能强调应试能力。

　　充满理想，却无力左右那些体制性的障碍，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这位理性主义局长真挚的无奈。一种体制，要么让正直的人受伤，要么让充满理想的人“人格分裂”，可见这种体制的积弊有多厚黑。

　　看着这位理想主义局长深受“两难困境”的困扰，我突然想到硬币的另一面：如果这位局长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庸俗的现实主义者，一个随波逐流的务实者，这种“两难困境”就会不折不扣地成为“不作为”和满足自身贪欲最好的掩护、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知道缺钱是农村教育的症结，但这却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这个“困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国家投入不足的大背景和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似乎绝大多数的教育问题都可以归于“投入不足”。让一个人或一个部门为自己根本无从把握的问题负责是非正义的，所以教育部门实际上享受着“无须为教育问题负责”的权力。

　　这种“无从问责”的结果是，教育管理者只掌握着权力，而不需负多少责任———这种体制环境，对一个官德高尚的人来说，他会凭着自己的良心竭力“保证相对的公平”；而对一个官德败坏的人来说，则是借公权牟私利的最佳土壤。这就是很多地方教育腐败日益严重的症结所在。

　　那位“理想主义局长”还说：明知教育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起来，但对很多特权无可奈何；作为老师自己信奉宽松教育，作为局长只能强调应试能力———这些话既可作为高尚者的“墓志铭”，也可以作为卑鄙者的“通行证”。这便形成了中国教育界特有的奇观：一方面是一些“教育理想主义者”，在价值冲突中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一方面是一些教育蛀虫，借着制度漏洞推动和制造各种乱收费———“我个人能做的只是保证相对的公平”，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发自良心的善意话语中，让人更多看到的是可怕的另一面：“凭着良心办事”的教育管理体制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