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文凌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学博士董云川教授觉得，当今的大学越来越令人疑惑，越来越让人难以当真。他在自己的著作《找回大学精神》第三版中指出：“当今，中国大学在许多时候和许多领域陷入了言行分离、表里不符、形式和内容相悖的陷阱，随时随地面临着许多‘不得不’的选择。”

　　他说：“我爱大学，爱得无可奈何。”

　　大学如官场、市场，却越来越远离学场

　　董云川曾作为中国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长效力于西南一所高校，在教务处工作6年。在大学里被称为“第一大处”的部门中，他亲身体验并深入观察到高等教育运作的方方面面。6年前，他辞去了处长职务，潜心于高等教育研究。他感慨，大学在适应社会的同时忘掉了自己，学者在教育别人的同时也忘掉了自己。他说：“教育像一面镜子，永远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当我们把这面镜子翻过来照一照自己时，才发现我们所走的路已偏离了高等教育之路。”

　　董云川认为，当今教育的变异最大的表现莫过于大学行政权利的泛化，这个时代的大学如市场、官场，却越来越远离学场。如今，大学更像是政府，拥有太多的机构、官员、会议和文件，其管理运行机制几乎完全行政化。大学还像职业培训中心，只要有钱，什么班都能办，什么课都能开，随波逐流，舍本逐末，办学行为几乎完全功利化。

　　“今天的大学至多是个仿真的系统。”他说，从外部看，中国的大学作为大学应具备的元素一样都不少，但进入其中就会发现，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没有区别，虽然拥有教授、博士、院长、系主任、学科带头人等，但这些原本非行政性的学术职别及教育岗位，在运行后迅速偏离本位，而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环，被赋予了浓重的行政色彩。在中国，大学首先被定义为行政事业单位，其次才是一个专家云集、从事教育、科研的学术团体，在管理上主要沿袭行政管理体制。大学里官满为患，冗员过剩。除“一走廊”的厅级干部和“一会堂”的处级干部外，五花八门的厅级巡视员、处级调研员、正处级副处长、主持工作的副处长、正处级书记、副处级支委、正科级主任、副主任科员等，构成了中国大学独一无二的景观。与此同时，院系升格风愈演愈烈，原系主任现统称院长，十分荣耀。这好比原来的酱油通称生抽，无任何实际意义。

　　权力意志成为大学运作的价值信号，神圣的学术事务被打上了世俗的烙印，常常见许多院长、校长俯首聆听学术圈外既非此学科、又非彼学科的领导人作关于“如何加强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如何申报基地”，“怎样操作项目”，“如何开展科学研究，掌握科学方法论”的报告，这种主客体颠倒、话语角色不协调的场景令人哑然失笑。

　　“大学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但根本上是文化组织，其与政府和社会综合而成三位一体之相辅相成的立体关系。但目前中国大学定位的错误造成了身份和地位的危机，这直接导致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不到位、边缘化，以及学校机构臃肿，党政和后勤的非教学人员过多。同时出现官本位价值对学术领域的污染，各种非学术力量对学术性活动的干预，如学位授予、职称评聘等。行政泛化现象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

　　董云川说，由于官本位意识的强化，形成激励走向的误导，使更多的人去关心权术而不关心学术。学术带头人官僚化和官僚“学术化”的现象比比皆是。由于大学学术管理在许多层面上被行政管理所替代，造成了教育资源浪费，大量资源消耗于非教学科研的行政和准行政行为。

　　“问题在于，所有的舆论在倡导和强调教育信念，而所有的场合却在保护并强化着行政信念。行政信号过强的结果是：追求方向的迷失和学校教育质量的滑坡。”他说。

　　董云川认为，由于支配大学运转的是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利，作为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在大学行使行政权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大学办得更好。行政权力应该服从于学术权利。大学的权力只应分配在两类人手中：一类是教育家，他们出思想、出观念、出政策，引导并推动学校的整体发展；另一类是学问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出著作、创成果、育人才，攀登科学高峰，推动学术发展。两权合二为一就能够创造教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