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费投入到底差不差钱？” 这是4月15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联合新浪网等多家机构共同举办的“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系列研讨会上参与嘉宾共同关注的话题。来自财政部、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教科所等国家管理部门和教育研究机构的教育、经济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就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对话。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

　　以下是财政部教科文卫司王冬先生的精彩发言实录：

　　杨东平：听了刚才几个教授的发言，4%的教育经费是多了还是少了，现在缺乏一个基准，说多说少都是是有问题的。如果按照每一个学生应该达到的标准，可能算出来是8%，应该把这个作为目标。不知道这个问题财政部教科文卫司的王冬先生有没有什么看法。　　

　　王冬：我到这个司的时间不长，对这个问题研究也不是特别长，我过去一直搞保障机制，搞基础教育的相关研究。我们跟其它国家的体制不太一样，实现4%有很多体制方面的障碍。从这几年来看，我们国家也并不是说对这个问题不重视，毕竟从1993年就开始说，一直说到现在，将近16、17年的时间，也没有实现，反而有点停滞不前的趋势。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这个问题大的背景还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低，在经济总量当中，财政收入占的比重很低。先说小蛋糕，你想把这个小蛋糕再切大比较难。我们研究发现，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只有不到25%，而西方国家这个比重很高，超过50%。

　　第二个问题，我们国家投入程度不算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较高，这个比重全国大概是14%左右，可能略低于美国，但是大大高于法国、英国、日本、德国，他们都是10%，或者10%以下。我们判断财政教育经费的投入强度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为什么感觉还是很低呢？此外，在财政之外还有一块非税收入，这一块现在投入教育的几乎没有，我们国家有大量基金、预算外的资金、土地出让收入，这一块的比重大概比财政收入的规模小不了很多，下一步还是应该扩大用于教育来源的渠道，这才是一个根本的措施。仅靠预算内的投入，空间不是很大。

　　第二，关于GDP指标的看待，它到底是一个观察性的指标，还是一个行政的目标？这可能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五级政府，从乡镇一直到中央有五级。另外，构成政府部门包括中央财政部门，除了财政部还有发改委，还有其它一些经济部门，掌握的经济资源比较分散，可能仅靠财政部这一家来呼吁，也确实是高看了财政部，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现在为GDP比重承担责任，国务院总理、财政部长肯定首当其冲，现在到中央还有四级政府，谁对这个指标负责任？说不清。现在中央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确实也面临着体制的障碍。

　　大家的发言非常受启发，包括提出来拓宽办学的渠道非常好，但很难去实现。回到GDP4%的问题，我感觉4%作为一个目标非常有价值，它最主要的价值在于树立一个比较高的投入目标，共同向这个目标去推进，中间可以加以监测。但如果作为政府来讲落实这个目标，确实没有抓手，不知道通过哪个方面去做，加大投入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项目或者是一个投入的方向。

　　刚才讲到多级政府的激励，非常有道理，本世纪初那几年关于教育经费的投入的讨论比现在还要激烈得多，当时“投入不足”的说法确实非常多。对这个事我们有过好几年的研究，中央政府很着急，直接加大投入肯定是不管用的，因为刚才讲的财政体制是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加大投入，地方有一个“挤出效应”。另外，地方把教育的烂摊子放在这儿，各级政府来视察，始终上下级政府在博弈。2005年开始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过程我都参与了。当时主要的想法并不是搞免费义务教育，而是要分清政府的责任，事权和财权要匹配、统一。社会上长期有一个误解，《义务教育法》也好，国务院颁布的一个学令也好，都是指义务教育以县为主，后来经费省级统筹，造成误解，管理是以县为主，经费也是以县里来拿，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当时有一个数字，中央财政只占义务教育的7%，省级财政占10%，县里、乡里占百分之八九十，里边有大量的转移支付，说不清算谁。如果算上这个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对西部省份教育经费的投入占本省不超过60%、70%，这样一个概念。好几股力量放在一起共同来承担经费投入的责任，确实这个板子该打到谁的身上确实不太好考量。针对这个问题，当时人大要拿出一个特别管用的办法，但是我们想中央政府直接规定这个比例跟财政的原则显然是背离的，我们国家划分事权，通过转移支付调节差距，让你自己有能力完成事权。本来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后来搞了一个分项目、按比例的机制，对农村义务教育试点分成几个项目，每一块规定不同的比例，8：2、6：4，包括5：5强制来执行。从效果来看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算帐5年新增经费2182亿，还没包括教师工资的增长，加上我估计还要大得多。将近2200亿的增加是这么算下来，将来数字肯定比这个大。但是执行过程当中我发现地方财政特别是对一些软的项目、财政的项目，中央的资金是一分不少下去，但是到了地方以后，地方还是降下来。特别是两免一补、寄宿生综合补助，因为学生吃饭2元也好，2.5元也好，确实差别不是很大。中央按比例给，地方给钱找不到，各级财政都在盯这个钱，但还是盯不住。中央对地方可能将来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教育的弹性是非常大的，计算财政投入不是从上到下，而是应该从最基本的办学单位开始，你的办学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必须要有一个法律法规来颁布、来执行。可能是由中央出，也可能由地方出，要具体落实。教育部一直是有，包括匹配标准都有。

　　关于标准，我们当时在新机制时算了一笔帐，农村义务教育保证基金基本定额是300—500，我们搞了一个学校算了一下日常的运转经费是多少，现在基本上小学是300，初中是500。但这个数能不能作为标准放到全国去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农村是这样，城市能不能定的比这个高？敢不敢讲？如果一讲，农村300，城市比这个定的高，定800，对社会不好交代。但如果农村达到城市的标准，也不现实。上下标准的取舍可以再研究，但近期达到教育的均衡特别是经费的均衡还是比较困难的。

　　另外，财政收入跟GDP的关系，财政收入大大高于GDP的增长，有条件加大投入。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口径是不一样的，因为GDP是按不变价格来计算，教育经费是可变的，包括财政教育经费。第二，很多没有形成GDP的活动产生了税收，像进口跟出口，像第二产业产生了GDP，但是没有财政收入，这两者之间没有完全挂钩的关系。如果把GDP还原，财政收入跟GDP基本上是吻合的，不可能出现一个突然的增长，不会背离基本的经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