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费投入到底差不差钱？” 这是4月15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学民办教育研究所联合新浪网等多家机构共同举办的“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系列研讨会上参与嘉宾共同关注的话题。来自财政部、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教科所等国家管理部门和教育研究机构的教育、经济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就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对话。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

　　以下是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袁绪程先生的精彩发言实录：

　　袁绪程(中国改革杂志社的社长、主编)：很赞成胡老师的讲话，对扩大教育投入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要解决教育投入问题，我们还要解决观念认识问题。教育是不是一定是公共产品？很多人认为教育是公共产品，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教育是一个特殊产品，教育是稀缺的，比如北大就一个，清华就一个，不可能说北大有多少个。但是很多小学可能是同类的，千千万万相比相差不大。从这个角度讲，应该由稀缺程度来决定它的收费制度。既然穷人进不了，我们可以计算他的贫困线来进行补助，这样消费者并不因为自己穷而进不了好大学。但是好大学就能卖出好高价，是按照谁的官大谁进去，还是按地域来卖，不可能。一个特殊的教育产品必须保证它在流通过程中的稀缺程度来反映它的价格。

　　第二，作为教育投入，在任何国家都是多元化，不可能完全依靠财政，财政4%、5%还是多少合适？什么叫合适？根本不是算出来的，也不是成本计算出来的。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假如村里有一万块钱，是修桥还是修路？是通过村民的辩论、表决决定。所以，公共程序是不是有？公共程序取决于选民、纳税人的价值取向。中国一直有一个问题。

　　程方平：人民教育人民办那一段还有这个程序。

　　袁绪成：比如对犹太人来说饭不吃也要办教育，有长远眼光，对某些国家来说应该把桥修起来，能解决很多问题。公共投入问题不是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算出来，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博弈，通过公共政策的公开辩论，通过一定公正的表决程序来表达出来。实际上大家知道，中央争财政，争蛋糕，最后争多少算多少，如果说仅仅是某些官员在博弈公共财政的支出问题，到底有多大效益？

　　就是财政应该是占多少，应该让公民和人大代表表决。专家可以发表很好的意见，老百姓也不是傻子，可以表达意见。所以，4%可以还是5%可以，没办法说清楚。但是大家也说了，在发达国家里面基本的平均数是多少，平均数只能做参考。

　　胡瑞文：我们跟高收入国家比，要把社保、医保这一部分收入去掉，否则统计口径不一样。

　　袁绪成：在不同的口径下，在我们国家资料都存在虚假的情况下去预测未来，那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统计资料极不健全，在统计口径如此差距大的情况去争论4%还是5%，意义不是非常大。但是教育差钱大家都看到，多少农民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家凭经验、凭直觉，不需要经济学家算出这个差距。教育投入多元化必须改革，没有制度改革、体制改革根本不可能。还不如说把教育准入规则搞准。什么叫教育的准入规则呢？教育的准入规则不是升学准入、毕业准入，我先讲投入准入，投入的概念包括出资人，包括捐助等等，投入准入都没分清。因为很多民间投资者投资并不是公益性的，我们的政策法规不允许营利性，他是打着公益性的牌子投资，所以存在很多民办学校乱搞，把成本转移。准入制度不清，就没有分清楚盈利性和非营利性，如果全世界都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区别，营利性是非公益性的，通过政府的免税等等，拖拉机跑到人行道，人也跑到高速公路，乱七八糟。教育的准入制度如果不划分清楚，打个比方，市场内营利性的投入要交税，财政也不能补贴，即使要补贴也是用于公立。不能国家的补贴变成私人的事务，私人最后也搞不清楚。是公益性投资还是捐助、赞助？我们要搞清两个概念，一个是营利性收入，一个是叫利润，任何学校都有利润，问题是这个利润是非营利性，任何人不拿走，继续投入了，营利性是拿走的。如果不把这几类分清楚，资金来源就处于混乱。

　　现在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没有开一个非营利性投资和营利性投资这种轨道，打个比方，郭宇宽说教会办校，在一定的管制规则下也不是不可能，在目前情况下让宗教团体来办。但是让一些民间组织来办，包括企业来办，不管投资人是谁，是张三还是李四，只要是非营利性，就应该给他所有的政策，这是很大一块。这一块如果不放开，如果不去搞活，中国的教育经费永远是少的。

　　胡瑞文：还是公立机构，但是走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道路。

　　袁绪成：市场化的程度有很多种，撒切尔上台提出市场化有五种。我的意思是通过改革来增加我们的投入，在改革体制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