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吃饭的校长：

　　最怕“通识”有名无实

　　“在某种意义上，上好通识课比上好本专业的课更难。”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指出。

　　第一天开讲的课程是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先秦两汉)”和“中国艺术史”、亚太研究院的“世界宗教与民族冲突”、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生命科学导论”、 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生物技术导论”、中文系的“中国诗词”和教育学院的“心理学导论”等。其中，王金发教授和黄天骥教授是国家级教学名师。3天后，另一位国家级教学名师李萍开讲“伦理学问题讨论”。

　　七十多岁德高望重的黄天骥首次担任通识课教师，面对非中文系大一新生开讲诗词。“想到他们不是中文专业，讲课时会注意技巧，多用例子来解释，而且和中学语文知识衔接，把不同学科打通上课，通识课教师需要能力根据学生的反应临场处理和选择。”

　　开学以来，主抓通识教育改革的副校长陈春声很忙，最近几天他忙着掏钱请文学院、岭南学院和外语学院的知名教授们吃饭。“没有合适的老师，是我最大的困难。能把本专业的课程讲到外专业的学生也爱听，很不容易。现在我是先挑老师再挑课，先看老师行不行，再决定开哪一门核心课。”

　　作为中山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主任，校长黄达人已经给了甘阳30个教师编制，职责上希望实现“三位一体”——既能担任通识课教授，又能给博雅学院上课，最好还能承担高等教育研究院的研究。陈春声坦言，这些老师最主要的工作量，还是用在通识教育。

　　“全国高校中推行通识教育的，中山大学并非第一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都有好的探索，但我们的方案还是比较与众不同的”。陈春声认为，与国内其他院校展开的通识教育相比，中大这次推出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最大特点是强调通识教育的可持续性，要与现阶段中国大学的教育教学体制平稳衔接。

　　“目前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很多都有名无实。”今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全国通识教育会议上，甘阳曾提出，通识教育最大的困难在于往往难以持续。其根本原因在于通识教育课程常常游离于学校主体课程之外，因此会被边缘化而难以保证课程质量。中大这次对症下药，特别注重通识课程与学校主干课程的有机联系，在课程组织上采用了国外大学常用的“双重编码课程”，把若干院系最核心的主干基础课同时作为通识课程。

　　比如，历史系新开设的“中国古代史(先秦秦汉)课程”，就既是历史系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全校所有学生都可选修的通识核心课程。“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通识课程不是随便听听的浅显课程，而是有专业基础课要求的优质通识课程。”甘阳说。

　　类似的“双重编码课程”还有由哲学系开设的“中国古代哲学(先秦)”以及由中文系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等。甘阳认为，这些都是文史哲等各系常年开设的最基本的专业基础课，把其同时作为全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就既使通识教育课程有质量的保证，而且具有可持续性。

　　涌现的难题：

　　清华北大没有多校区

　　“要比别人先做改革，中大面临的困难很多。”陈春声说，首先是学生多。

　　中山大学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大通识教育委员会，校长黄达人亲自做主任。甘阳担任通识教育总监，其策划和统筹珠海通识教育所占的时间，远远大于花在博雅学院上的精力。“要面向五千多学生，新通识课程的组织与落实也远比博雅学院课程复杂和困难得多。”

　　“清华和北大招生数量没有我们这么多，也没有多校区办学的问题。比如我们东校区没有文、史、哲的院系，这些院系的专业基础课程入选通识核心课程后，无法让外专业的同学与本专业的学生一起修读，要让老师们专门为通识课程跨校区教学，相当牵扯时间和精力。”

　　参照国际知名大学的习惯做法，让博士生担任助教，从而改变中国高校教育体制中大班授课，师生比例严重失调而难以沟通交流的弊病，是中山大学进行教育改革的另一个探索。甘阳说，学校规定，从本学年开始，所有博士研究生都必须担任教学助理工作，重点保证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助教需求。”

　　从新学期开始，中大对所有博士生进行了本科课程教学助理工作培训，校长黄达人亲自做培训辅导报告，“博士生做助教是发达国家一流大学保障教学质量的普遍措施，也是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环节，中国的大学以往对这方面重视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他认为，博士研究生担任本科教学助理工作，有助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担任教学助理也有利于博士生的自身成长。

　　“不过，现在我们的博士生还不够”，陈春声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山大学共有32000名本科生，每个本科生一个学期平均要上4~5门课程，如果每门本科生课程按30名学生配备一名博士生教学助理的标准，每学期可能需要4000~5000名本科教学助理，而现在每学期能担任教学助理的博士生有1200人左右，大概只能满足1/4的需求。

　　实际上，在推进中山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陈春声还希望能完成整座高校的校区布局调整。中山大学目前有珠海校区、东校区、南校区和北校区四块，有些校区本科生太少，有些校区基本上没有硕士生，一个校区没有本硕博的完整体系，对大学教育氛围的营造并不理想。按照去年开始实施，计划2012年底完成的《中山大学校区布局调整路线图》，到2013年的时候，每个校区都会有比较完整的本—硕—博教育体系，对整体大有益处。

　　足够的信心：

　　五年后会有高校跟上

　　“我可以放言，珠海校区的这个方案将是全中国最好的一个。”甘阳非常自信。

　　按照计划，从2010年9月起，经过系统设计的新通识教育课程也将在其他校区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中开设。而甘阳的期望是，经过3~5年的磨合，逐步取消中山大学现有的公共课制度，完全建立全新的通识教育制度。这位从2003年“北大改革”风波中崛起的高校通识教育改革标志人物，这一次是否终于在南方的高校中找到了他实践理论的落脚点？

　　2003年，关于“北大改革”的辩论喧嚣一时。当时张维迎等学者在北大推出改革方案，试图推行企业化管理，倡导英文教学而非母语教学等等。甘阳发表《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北大改革》一文，率先发起对北大改革方案的批评，随后接连发表《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等文，促使北大最后对改革方案被迫做了调整。

　　其后，甘阳开始在国内大力倡导通识教育，认为这才是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真正精华所在。

　　2005年甘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大型会议，来自中国几十所大学的百多位学者教授参与，并就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达成了重要共识：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不是要盲目模仿美国大学的外在形式，而是要学习美国大学对学生从严要求的实质，特别要抓住经典阅读与小班讨论这两个基本点。提倡学生小班讨论和助教制度，改变以前只是老师满堂灌的状况，并且让研究生通过担任助教获得多方面锻炼。

　　“我承认，理想化推行有很大难度，但是我们在作充分的尝试，你不能永远都呆在岸上学泳姿，游泳肯定要下水，即使会呛水。中大为了做这件事，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而且我们研究的探索都是有可持续发展可能的，防止过去很多尝试那样虚化和逐渐被边缘化。”

　　“关键的关键还是课程，我们是否能准备足够的大类平台课程？这些课程还要能接上几年后的社会发展需要。但真正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像浙江大学那样完全不分专业招生，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问题，但也有隐忧，课程结构是否准备好了？有没有稳健的公共平台课体系？有没有足够的通识课师资？教育改革还是要相对保守地推行。”

　　“我想，再过5年左右吧，会有其他高校跟上的，如果是在江浙等高校比较集中的地区，可能两三年后就会有高校跟上。未来几年，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会有一个大的发展。”甘阳认为。

　　独家专访

　　甘阳：“质疑是因不理解”

　　思想学术界最具影响力和争议的人物之一 决定用八年圆一个教育改革梦

　　身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界，甘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集中的影响力和争议性。自1999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大学任教以来，十年来几乎他的每篇文章以及访谈演讲都能引发中国思想界的新话题。这一次，甘阳迅速把脚步停在了南方教改的最前线——用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的话来说，在该校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历史上，以本科教育为目的还是第一次。

　　因为南方媒体对“博雅”开学的热切关注，甘阳说这个秋天他度过了人生中与记者打交道最密集的日子，接下来他要离开喧嚣，做好这件寄托了人生期望的大事。

　　关于通识教育：

　　理念争议不大最难操作

　　广州日报：您以呼吁中国高校推行通识教育著名，而人们这次记住的是您开办的“博雅”。对于外界已经出现的种种质疑，您怎么看？

　　甘阳：从我本身的观点看，我是不太赞成过分宣传博雅的，我更希望人们关注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进程，博雅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环节。

　　其实对一些质疑的声音我有意见，很多人只从媒体上看到一句话就下笔写评论，连博雅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理念都未了解清楚，就迅速下结论。我认为这些质疑是因为不理解。比如学生将来的出路，其实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本来就是精英化培养，不需要就业，大部分都将直接继续深造。

　　广州日报：您被称为国内高校推行通识教育的标志性人物，这些年来不仅振臂高呼，也在身体力行，这次的平台有什么不一样吗？

　　甘阳：我国高等教育划分专业的做法是上个世纪学习前苏联的产物，到了80年代就已发现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国际趋势。从2000年开始，北大清华等高校开始提出淡化专业，培养宽口径专业人才的理念，但人们很快发现，通过公共课来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做法效果也不是很明显，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校内各院系的本位主义，任何一个院系都会把最好的师资留给自己，担任公共平台课的老师往往被边缘化，这些课程也成为学生眼里可有可无的“营养学分”，耗费大量的教育资源。

　　如果光看表面，现在你在国内任何一个大学都可以看到一张很好的公共课课程表，但真正关键的是什么？要看是哪个老师在上这个课，这门课程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甚至每堂课让学生读的是什么书？作业是什么？不在于课名，在于这个课到底是怎么上的？

　　中大的通识核心课一定要找各专业最强的教师，开设的课程是各专业最深厚的基础课，不能让通识课程游离于一所高校的主要课程之外。这避免了以往通识教育有名无实的弊端。如果这个课不行，就是这个高校的这个院系教学质量不行，而并非通识课程不行。关键是可持续性，通过制度固定下来，不要像以往一些改革那样，一两年后，大牌教授纷纷撤出。

　　中国的教育改革不可能采取激进的做法，我倾向于比较保守地进行。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美国那样，完全不按专业招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成熟的公共平台课程设置基础上。对于通识教育的理念，近年来国内高校的争议不大，真正的难点是操作。

　　关于大学行政化：

　　不善利用才会成为障碍

　　广州日报：有意见认为，从你们设置的通识教育课程来看，比较多集中于人文科学领域，学生选择的空间真的够大吗？

　　甘阳：通识教育不是万金油的意思，我认为纳入通识教育课程的自然科学类课程也并非传统的数理化课程，我倾向于选取环境、生命、地理科学类课程，对于一名21世纪的公民来说，应该授予更多全球化问题的知识。

　　当然，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社会科学、经济学和法学等这些热门实用性专业，要提供一些通识课程确实比较难，加上教师面对的学生多，社会活动多，课程调动也比较难。如何让这些院系给予全校通识教育更多支持，我们也在努力。

　　广州日报：也有意见认为，中国高校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各个院系分割鲜明，是推行通识教育的一大阻碍。

　　甘阳：对于中国大学的行政化，不善于利用才会成为障碍。我倒认为，目前在中国高校推行改革，相当程度上更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动。比如中山大学专门成立了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校长黄达人亲自担任主任，这样我到各个院系去工作不是方便多了吗？(笑)很多事情没有行政力量还推动不了。

　　至于很多人认为行政化干预了中国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我认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高校来说，学术质量和水准问题比自由更重要。自由不重要，学问才是第一位的，脱离学问的泛自由没有什么意义。

　　关于教改起点：

　　本科教育是最重要核心

　　广州日报：陈春声副校长说您是中大请来第一个专门搞本科教育的“牛”人。

　　甘阳：对于一所高校来说，解决本科教育问题才能解决核心问题。大学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人，一个好素质的学生进入高校第一步就是接受本科教育，你能否给他提供最好的教学质量？科研的任务还有科学院和社科院承担，教学才是一所高校最重要的任务。

　　我乐意回到本科教育前线，一所大学的最高成果如果能反馈到教学的最前线，才是推动学术流动的“活水”。

　　广州日报：为什么选择在南方的中山大学实践您的教育理想？

　　甘阳：中国的高校分布不平衡，与北方、江浙一带相比，广东的教育观念相对滞后，改革的动力也不足，一些已经成为共识的理念，南方接受得要缓慢一点。不过南方越来越开放，这里有无限发展的可能。中山大学对整个华南地区有深远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这次率先实施改革，从而领全国风气之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很有信心。(文/记者 邱瑞贤、徐静 通讯员 李汉荣、王丽霞 图/记者 海国 实习生 刘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