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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禁书令”为何引来争议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09日 09:51   中国青年报

  今年秋季开学以来,安徽的很多幼儿家长再也用不着去商场为孩子寻觅特小号书包了。幼儿园放学的路上,花花绿绿的书包少了很多,孩子们的脚步也变得轻快了。

  就在开学的前几天,安徽省教育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幼儿园一律不得使用幼儿教材、课本等变相教材。这份通知开篇就强调:“严格按照幼儿身心成长规律开展保育教育工作,严禁‘小学化’教学。”

  近些年来,应试教育压力层层下移,再加上有利益驱动,很多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被套上了重重的“枷锁”。据安徽省教育厅基教处接到的举报,在铜陵某幼儿园里,每个孩子一学期要订5种教材,其中包括“蒙氏数学”、“蒙氏语文”、“蒙氏英语”、“分享阅读”、“阶梯英语”;更有甚者,在安徽有的幼儿园里,一个孩子竟然要订10本教材。

  幼儿教材的质量,同样也是参差不齐,有的不仅仅是误人子弟。2006年,海南省海口市凤翔幼儿园大班使用的教材《幼儿园常识》,上面关于交通安全的事项竟然这样写着:“红灯亮了行人就可以过马路,绿灯亮了行人就停下。”“幼儿园的教材难道教孩子去送死吗?”一时间,全国上下对幼儿教材一片质疑声。

  今年4月,教育部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济南召开。会议一致认为,一些地方和学校仍然存在着办学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已经制约了新时期基础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为了规范中小学的办学行为,教育部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

  按理说,在上述背景下,安徽省教育厅的重拳出击是形势使然,本当迎来满堂喝彩,没想到却招来一些争议。

  没有书了 有些家长担心了

  “禁书令”旨在规范教材市场和办学行为,初衷还是为了孩子减负,可是有些家长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这番好意却“不领情”。

  “本人小孩开学在示范幼儿园上大班了,突然听说原来使用的教材要停用了,现在不用教材了,以后幼儿园就是托儿所了,难道以后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之余,还要晚上承担教学工作吗?”有位家长在“黄山在线”论坛上发帖。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对于那些孩子即将上学的家长来说,他们更多了一份担忧:“小班、中班不用教材,还能理解,可是到了‘幼小衔接’的阶段,不用教材的话,孩子怎么能升入小学?”

  对此,安徽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园长袁老师表示,“幼小衔接”主要是感受为主,可以带孩子们去感受小学的生活,带他们熟悉小学的学习环境。学习的习惯最重要,远远超过学几个字、背几首诗。但是,“有些幼儿园,师资不够雄厚,硬件也不完善,于是在‘幼小衔接’大做文章,弄得我们在家长面前很被动。”

  家长的急切心态带火了形形色色的课外辅导班,很多孩子从幼儿园的大门刚接出来,又被送进了另一扇小门。记者拨打了一家位于合肥市长江西路的早教机构的电话,工作人员强烈推荐了“蒙氏数学”,并且说:“上的孩子非常多,现在已经有5个班了。”

  “水涨船高,小学入学门槛变高了,孩子不紧张点能行吗?应当理解家长的苦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办园园长说,“禁书,哪能完全禁得了?将来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家长也会怪我们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幼教专家表示:“现在吃幼教饭的人太多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管得了这边,不一定管得了那边,你能禁得了幼儿园里的教材,但是能保证家长不去书店买吗,你又能管得住辅导班不用教材吗?”

  没有书了 老师工作量加大了

  虽说教师还能使用适量的参考用书,但是孩子们手上没有了一张纸,面对突然增大的备课量,有些老师不免有了怨言。在铜陵刚刚召开的安徽省园长论坛上,不少园长带来了教学一线的声音,不过一位与会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刚工作那会,哪有什么教材,还不是老师们自己动手做卡片、做教具,不也照样能教得好吗?我们现在只是回归了。”

  这的确是一种回归,回归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精神。

  提起禁书,安徽大学附属幼儿园的袁老师一脸平静。“禁书”之前,她所在的这所幼儿园就不完全依赖教材,老师在备课的时候经常准备补充教具。她认为,教材停用未必是坏事,停用之后,老师的动手能力又恢复了,思维上也有了锻炼。

  记者在这家幼儿园目睹了一场角色游戏,在分别挂着“理发店”和“医院”牌子的拐角,放着各种相关的道具,一位老师拿着一个听诊器告诉一个大班孩子它的作用,接下来用一把小锤子演示人体膝盖的条件反射。“这样的教学,难道还非得要使用教材吗?”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吴玲教授表示,没有了教材之后,老师的惰性会得到遏制。

  不过与惰性作战,每个人都不会觉得轻松。在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85后”的韩老师说,劳动量明显增大了。“一开始有点不适应,可是也过来了,后来想想也没那么可怕。”她所在班级有37个孩子,如果为每个孩子准备一副教具,哪怕仅仅是一幅供填色的图画,也要花掉一个下午的时间。

  吴玲教授说:“没有了教材之后,好教师与差教师的差距一目了然。教师的主动性更大了,好教师的作用更明显了。”

  没有书了出版社的奶酪被动了

  教材销售大战打响之际,这纸禁书令的到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它在客观上触动了多方的利益诉求点,原有的分配格局不免重新洗牌。

  安徽少儿出版社负责小学教材的洪主任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教育主管部门有自己“禁书”的理由,但这是敏感时候,她不方便说话。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她只回答:“少儿出版社的教材是2002年秋季进入全省幼儿园的。”但是,有不少幼儿园的园长向记者反映,这次少儿出版社受到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出版的是全省统编教材,曾经占据了幼儿教材市场的大半江山。

  “我们的经营模式主要是由经销商来代理,但是目前风声很紧,很多老师不用了,有的家长也跟着不买了,所以销售量还是受到了影响。”安徽教育出版社小学教材编辑部的姚主任说,“不过好在我们的发行主要走市场,市场小了我们就少做一点,所以这次影响还能承受。”

  “我们就是这条产业链上的一端,怎能不受波及?”一名经营幼儿图书的经销商说,由于教材实行的是代销,所以卖不掉的书,最终全部退回出版社,因而作为上游的出版社,损失不言而喻。他还告诉记者,今年秋季以来,自己在幼儿教材这块的业务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他埋怨说:“作为民营企业,我们没有得到太多的优惠和扶持,但是却要承受政策带来的风险,心理怎么能平衡?”

  记者也向安徽省教育厅基教处询问,之前有没有估计到“禁书令”会对出版社方面构成影响。夏业柱副处长的回答很坚决:“影响可能会有,但这是我们行业内部的纠风行动。”他说,教材市场实在太乱,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不受争议不太现实

  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使得有些人质疑“安徽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对此,安徽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夏业柱解释:“其实2001年教育部就下了这样的通知,福建省早在2003年就已经下发了禁令,所以安徽并非首创。”随后,他执意在案头的纸堆里找到了一份代号为“教基(2001)1号”的文件,上面有红笔圈出:“不得要求幼儿园、学前班的幼儿购买任何教材和幼儿读物。”文件落款:教育部,时间:2001年1月3日。

  夏业柱进一步解释:“我们所指的教材,幼儿园方面应该都能明白它的涵义,并非所有的书本;我们还特意规定班级活动室里必须具备图书角,要让孩子看到书,能去感受书”。

  “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听到太多反对声,很多一线的园长表示赞同”。夏业柱表示,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要想不受争议,是不太现实的。他认为,对家长而言,可能是受到了误导,以为幼儿园就应该教孩子读书识字,不理解幼教的概念与本质;对老师而言,有教材教起来省事,没了教材,不免要天天准备教具、课件,工作量一下子加大了;对一些利益方来说,这是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点,而那些拿回扣的,更是被斩断了非法之手。

  采访中途,他给记者看了几条基层园长发来的短信,其中一条写着:“大凡有良心的,没有被诸多利益和好处熏昏头脑的,都会支持新的文件,(过去)乱的实在太久了,就连某些主管部门的某些人都在其中充当中介和经纪人。好在从此以后,大家都可以清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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