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打算立法放开在校教师有偿家教，引起舆论哗然。10月19日的《新华网》报道说，浙江省政府近日提交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的《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指出，学校教师在工作日期间不得从事有偿家教。这也就意味着，在工作日之外，在校教师从事有偿家教是不被禁止的。

　　草案中提到放开有偿家教的最大理由，是如今有偿家教已经很普遍，市场需求太大，禁了多年也禁不了。与其让有偿家教继续在灰色地带生存，不如放开后规范管理。这样的说辞，真的跟深圳打算让导游小费合法化时的口气很像。这也许是“存在即合理”的现实解释，但法规是不能为所有“既有现实”而变的，法规顺应现实作出调整，前提是这一现实是正义的、是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有偿家教呢？它的危害人所共知，现在仅仅因为禁不了它就放开，这只能算是法规对非正义的屈服。如果有偿家教可以因为管不住而放开，那医生收红包呢，是不是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合法化？

　　有偿家教泛滥，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仍然存在，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教育部门管理上的过于松懈。大家可以想一想，什么时候有老师因为搞有偿家教而被开除公职的？管理不到位，令有偿家教逐渐泛滥，如今却又打算立法放开，这很有点教育部门偷换概念、掩盖自己管理未尽职的味道。如此一来，法规成了教育部门未尽职的遮羞布，污染了正义河流的源头。

　　法律法规的功能，是努力寻求最大的社会正义，而不是向非正义的社会现实屈服，成为一些利益群体操控的橡皮图章。这一点，立法者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有偿家教能不能放开，核心的问题不在于选择“堵”还是“疏”，而是搞清楚有偿家教是否正义。如果我们承认有偿家教的非正义，那么，再大的管理难度，也不能成为法规屈从的理由。(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