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高校去行政化，有点难！

　　2月28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教育部门本是制定游戏规则、实施监督职能，但目前集管、办、评于一身，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权力太大、太集中。

　　温总理三次批评教育行政化

　　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听取各界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座谈时，曾表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随后，在《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的研讨会上，温家宝指出，纲要应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2月27日，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进一步明确地说，现在的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权力下放给学校只是手段

　　《规划纲要》的起草参与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此次公布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政府主管部门把权力下放给学校，依旧延续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收放之间，体制还是老体制，政校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现在政府和学校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这次规划纲要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就是为了把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隔开，经过人大预算后，把经费放到高校拨款委员会，然后再拨给学校，杜绝以前的“跑部钱进”。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教育行政化源于行政权力过大，一切教育都是行政的下属，教育的实施者和教育规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放权和收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地方教育整体发展等方面，各级政府和学校的权限直接影响其积极性和运作效果，应该有所放权。但也有一些权力是不应该放的，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校舍建设、人员收入、社会集资等权力就不应给学校，而应放在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当《学校法》出台之后，以往学校的某些权力可能要收回，这是依法治教、各司其职的原则所要求的。

　　去行政化难在背后利益难舍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到观念、体制，还涉及到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后新提拔的校长就不设级别，原来的仍然保留身份。但得解决学者从政的问题，如果取消行政级别，那么就应该允许教授既可以到政府当市长，也可以到省里当省长，没有级别限制。这涉及到干部体制改革。去行政化的关键还在学校里面，第一，学术与行政要分别管理，拥有行政权力的人不能插手学术，大学校长、院长不要跟教授抢课题、抢评奖、抢经费。你就好好做校长、院长，做好服务。这样，人们才会慎重思考，我是做行政还是做学问。在国外做行政往往是教授们推荐，服务一个时期后，也可以再回来做学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大学是否取消行政级别，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第一步。但是，这涉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调整，改革者颇有顾虑。

　　大学行政化五宗罪

　　其一，大学官场化。

　　我国大学校长的产生，基本上按照党政干部的方式来处理，直接由上级任命，其中“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而教育部的司局级官员直接下派到部属大学当校长更成为一种常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浙江大学校长杨卫等著名高校校长无不担任过教育部司长之职。

　　另一方面，对应“985工程”的启动，中国高校中开始有了一批副部级干部，现在有31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副部级，还有专家建议说，要提高大学的地位，应更进一步提高校领导的级别至正部。

　　其二，资源分配行政化。

　　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央各部委掌握着向学校分配资源的权力，为此，大学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这些领导掌握着权力，决定教师拿课题、评职称等各种事宜。

　　其三，评价机制一元化。

　　一位颇有名望的教育学者表示，这么多年来他虽然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掌声，但是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奖项。而如今的现状是，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的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你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如这位学者所言，政府奖励学术本是好事，但是仅以此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则不利于学术自主。

　　其四，教授人格矮化。

　　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学者戏称自己为“表格教授”，因为在回国近五年的时间里，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填表上——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单位考核聘任表，等等。这也是行政化使然，因为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会科学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

　　其五，学生世故化。

　　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就像一位教授所批评的：“现在社会上说学生不正义、圆滑、没原则，只愿意自己过得舒服，这都是大学教会的，学生进门时候不这样，出去时候全会了。”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学业，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