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下午，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平行论坛(三)，议题为“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与评价”。论坛由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主持，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校长麦克姆•格兰特、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分别作了引导性发言。参加论坛的中外大学校长进行交流和研讨。

　　徐立之校长首先阐述了他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与评价”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大学有责任提供最佳的教育，特别是公立大学，必须向纳税人负责，向社会、学生家长和学生负责。大学必须保证教育教学的质量，而质量保障和评估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关键一环。

　　格兰特校长在引导性发言中谈了自己的认识。第一，大学能保证提供优秀教育的重要前提是自治。大学必须能够自由决定自己的学科、课程以及选择评估标准。大学自己要有自己的目标定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前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想变成全面的研究性大学。第二，要从教师队伍建设做起来建立质量保障体系。伦敦大学学院从全球招聘教师，并保证高水平的教师可以得到支持，放心搞研究。教师的晋升根据学术成就，而不是论资排辈，要让优秀的年轻人脱颖而出。第三，要从学生选拔做起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学生选拔没有统一的规则，但是要选拔那些爱好广泛、有强烈的求知欲，综合素质高的学生，而不是只是学习成绩高的学生。第四，要重视科研评估。我们希望确保通过竞争来获得科研经费，通过科研评估，经费会流向表现最好的大学。第五，要客观看待大学排名。不要太看重大学的排名，因为大学排名不一定有很强的学术严谨性，标准也不一定很科学。

　　俞立中校长在引导性发言中提出，人才培养质量与四个大背景有关：一是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促使人们更加关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二是人才需求和个性发展的多样性使得教育层次、教育类别、人才规格、教育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人们越来越关注高等教育的模式，人才培养的模式，学校的分类和特色等问题。三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很多世界高水平的大学，都把教育国际化作为办学的基本理念，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背景。四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对教育发展的深刻影响，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教育教学的过程，教育教学的组织管理，以及教育的思想理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必然会引入到我们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理解和评价方面来。我们必须在以上四个大背景下考虑怎样评价我们的教育质量。

　　俞立中校长认为，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不等于高质量，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不等于低质量。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允许低质量。我们认为在本科教育的质量方面，除了基本技能，基本知识以外，思维的技能以及个性品质，应该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要素。不同的要素应该在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里面有不同的权重，包括组织能力、合作共识的能力，信息获取和使用的能力，理解复杂系统的能力，多技术应用的能力，跨学科沟通的能力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一些重要的指标。我们要用质量标准的制定来引导学生多元发展。学生生源的多样和学校发展的多样性，要求我们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制定，能够为学生的多元化发展提供制度空间。

　　徐立之校长问：大学确定了目标以后，大学内部有自己的机制来看目标达到没有，那么从要对社会有个交代的角度，谁来看你的目标是否达到？

　　格兰特校长回答：大学有很多的利益相关方，比如政府给我们资金，学生是受教育者。但是学生不是消费者，不是最终的客户，不是来我们大学买文凭，大学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当然可以有一些方法来衡量学生的满意度，但是这只是一种指标而已，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有一些学校，很多时候看这个学校好不好，就是看学生的成绩好不好，如果学生的成绩好，好像就是学校教学不错了。也就是说你的学生到底好不好取决于分数。这样的目标可能就会在学校导致一些反常的起到反效果的行动，这就不是很好的目标了。

　　俞立中校长补充回答：这个问题，几天以前马里兰大学校长也问过我。因为我向他们介绍华东师范大学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培训了国内上万个中学校长，他问我，你们怎样评价校长培训的质量呢？我告诉他，每一期培训班结束以后，我们都要由受训中学校长做评估。他说这不算评价，只是学生对教育满意程度的一个意见。我理解他讲的意思，如果真正要评价的话，要看校长回到工作岗位以后，他对学校的改革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但是我想现在很难评价。对本科教育质量，实际上最好的评价是通过校友来进行的。就是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用人单位对他的肯定是一个最好的评价。

　　湖南大学校长钟志华问格兰特校长：贵校如何评价教师的表现，看教学还是看科研？贵校的教师是如何晋升的，加薪还是什么别的？

　　格兰特校长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有四个标准。第一看科研。归根结底得到晋升在我们这种学校还是看科研的。第二看教学。可以根据教学表现晋升。第三看教师能不能让学生成为一个更好的公民。这已经不单纯是学术方面的考量了。第四看科研成果的应用。比如说有没有创造专利产品，然后商业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教师晋升一种是职称升级，比如讲师晋升教授。当然与此伴随的还有升工资。另一种是每年评定工资。对于高级教授，我们每年都会重新评定他的工资。很可能每年工资都是差不多，但是对于一些特别好的教授，可能到时候会涨工资。我们总是想能够奖励最好的人员。

　　钟志华校长继续问格兰特校长：怎样决定有多少教授可以提升呢？

　　格兰特校长回答：我们没有具体的名额限制，但是我们每一个竞争者都必须有7人推荐，另外，我们还要看竞争者的简历和贡献。各个学科委员会还要看竞争者的各学科教学科研的表现。我们大概每年会提升80位正教授，50位副教授。通常都是年轻人，直接就从讲师提拔上来，这也是培养他们。

　　钟志华校长继续问格兰特校长：对教学怎样进行评估呢？

　　格兰特校长回答：很难。我们会根据学生的反馈。系主任会亲自看教师的教学水平到底怎么样。教学水平必须要非常高。如果发现他只有教学方面的贡献，我们就要看他有没有创新。我去年的一个同事得到了提升，因为他有创新，开发了很多自学软件，有很好的市场价值，并且得到了商业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校长认为：质量保障问题，除了要有一流的教师和学生以外，课程设置很关键。课程设置应当根据社会需求以及形势发展需求来定。需求的下面有一个知识结构体系，知识结构体系下面有课程结构体系。课程结构体系下面是课程设置。所以，要进行课程设置的改革，以这种方式来适应需求。另外一点，大学的评价不能千篇一律。比如像我们学校以理工为主，肯定数学物理要加强。要有很好的数理基础，有比较娴熟的计算机操作技能，还要有比较流利的外语交流能力。我们还通过调研毕业生，已经毕业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毕业生，对本专业做出评价。看哪个课程设置不太好，哪个课程应当改革，哪个课程应当有些修正。

　　徐立之校长问段宝岩校长：谁来决定课程的设置？

　　段宝岩校长回答：我们有一个课程设置委员会。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教授团组去讨论，根据需求定哪些课应开设，哪些课应当淘汰。

　　北京外国语大学陈雨露校长问俞立中校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政府和大学共同努力，政府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方面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俞立中校长回答：我非常赞同今天上午哈尔滨工业大学王树国校长的话。实际上对教育问题，政府管得越少，可能对于大学质量的培养越好。因为实际上在大学里面，教授和学校的管理层，对学校怎么发展，学科怎么发展，人才培养质量怎么提升等问题有很多好的想法。政府实际上是脱离教育一线实践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如果政府说了很多话，或者提了很多要求的话，反而束缚学校的发展。所以我个人观点，政府还是管得越少越好。

　　徐立之校长对此问题补充回答：政府要给大学经费，让大学去做教学科研，大学不想让政府管，但是政府必须对社会有个交代，纳税人的钱是怎么花的。因此，大学所做的事情要让政府可以给社会一个交代。因此，我们需要为此找到一个平衡点。

　　南京师范大学宋永忠校长谈了四点认识：第一，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和高校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1999年大扩招的阶段，是政府起了主导作用，高校配合政府。扩招之后的建设阶段，比如建设新校区，政府和学校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007年以后，进入到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由高校来主导，高校内部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提到一个重要位置，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如果还是由政府主导，质量提高是做不成的。所以，在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必须理顺政府和高校的关系。第二，在学校内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定位和培养质量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个标准应该由该学科的专家决定，不能全部由校长决定，因为校长只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校长要把学术权利交给教授和专家。第三，质量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没有量化的标准，我们既要考虑社会和学生家长对大学的要求，同时也要立足大学自身的发展，回归大学的本质。第四，大学自身要对自己进行质量监控，不是等待社会和政府来评估我们的质量以后，对大学提出各种要求。

　　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也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第一，高等教育的质量监控和保障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学习型和研究性大学，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学，其评价标准必须依赖于培养目标来制定，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评价所有的大学，或者用一种类型大学的标准来评价其他几种类型的大学。要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全面考虑影响培养质量的因素。学生、教师、课程、教学、管理、环境这六大影响因素要综合考虑。第二，接受高等教育只是人受教育的一个阶段，并不能管人一辈子，高等教育系统必须分清层次，在高等教育的不同阶段要给学生恰当的东西。第三，大学对人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是阶段性的，不是万能的，不能要求学生进了大学就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

　　俞立中校长赞同杨桦校长的观点并进一步谈到：在同一所大学里，不同的专业也要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应该分类指导。本科教学评估应该有好的评价方法才能促进质量的提高。华东师范大学制定了一套学校自己的质量评估标准。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不同的最低和最高目标，然后根据标准评估，实施效果不错。

　　澳门理工学院校长李向玉认为，讨论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以及评价标准的制定，要考虑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公立还是私立大学。

　　井冈山大学校长张泰城认为，提高大学培养质量既包括培养学生成才，也包括培养学生成人。培养学生既要提高素质，即做加法，同时也要帮助他们改掉陋习，即做减法。他介绍了井冈山大学在培养学生成人方面的做法：组织全校一万多名大学生投票，选出了最招人讨厌的十大陋习，印制成册，发给学生，让学生对照改进，非常有效。现在，井冈山已经把这个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后来，学校又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师资队伍建设上。由大学生投票选举最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的缺点，共选出了八条。新教师上岗也要学习这些东西。学校下一步的想法是把这一做法再推广到中层干部上，由教师选举最讨厌的中层干部的缺点。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就论坛主题谈了四个观点：第一，要树立科学的和多样化的人才观和质量观。第二，要充分发挥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在构建大学质量保障和评价体系中的主体作用，能否培养出创新人才是关键。第三，高校教学质量评估应从外部评估转向推动学校内部建立比较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激发大学作为人才培养主体的积极性和动力，不能干涉大学的自主权。分类评估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新建本科院校的评估，可以建立质量认证体系，即要达到国家规定的举办大学的基本条件。第二类可以借鉴英国的质量审核式评估。国家出台质量评估指南，但是没有具体的指标体系，学校根据指南提供事实和证据证明自己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审核的结果是通过或者不通过。第四，评估的具体指标设计应该侧重更多注重对学生学习效能的评价以及学校资源使用效率的评价。

　　徐立之校长回应：评估还需要处理好评估结果和经费投入挂钩的关系。

　　格兰特校长回应：评估应该考虑学校带给学生多大的进步，即学生入学时是什么状态，毕业时又是什么状态。质量控制很重要，它激励大学不断改进以保证质量。但是我也很担心官僚机制的评估给大学获取经费带来麻烦，大学也不能把评估当作获得经费的武器，评估可以作为大学教学水平的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张育林认为，第一，人才培养的质量应该看这个人才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个贡献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是，即使体现出来，也经常与个人与生俱来的潜质、机会、工作实践经验和在大学中培养的素质有关，不能说全是大学的功劳，这是一个综合的结果。现在我们进行的大学评估，也包括国际上的大学水平评估，实际上反映的是一所大学的办学能力，是培养质量的保障和基础，但不是培养质量。对于上课、改作业等教学环节的控制是一个过程，也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但是不能说一门课甚至多门课讲得好，人才培养质量就高。第二，评价一所学校的水平不能简单地比较SCI论文。论文的数量和水平只说明了在研究方面发表的能力。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使命，很难用同样的标准去评价水平的高低。第三，大学教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但是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太少了。

　　格兰特校长回应：在美国和欧洲也有同在中国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认为科研能力强的人教学能力也一定强，教学总是从属于科研，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大学排名往往按照科研水平，而科研经费收入又大于学费的收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谈了三个观点：第一，对大学质量的评估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大的问题。过度细致，忽略多样性，过度粗，又很难评估。在当今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如何看待一所大学的贡献，是看他的办学能力、科研还是看待他所培养人才对社会的贡献？我们需要新型的人才观。第二，在当前的文化的冲突、融合的复杂背景下，当前大学的功能性教育所培养的人才20年后是否能成为文化的领航者或者至少是启蒙者。第三，大学人才培养质量非常重要，是大学的基本生命线，不仅是大学发展的基础，更是对国家和民族培养人的一种导向。

　　格兰特校长认为，对大学质量的评估，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因为很多方面是无法测量的，我们没有完全客观的方法，只能希望学校要有监控自己教学质量的意识。学校究竟怎么样，不能完全由排名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