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王涵义

　　有一种造假，绝不会让人“愤怒疲劳”，见一次，恨一次。比如：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研究表明，我国论文买卖已经形成产业，去年规模高达10亿元。记者在杭州调查了解到，论文中介从买到卖到刊登，早已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条，任何专业、任何行业的论文都能写。更令人齿冷的是，写手中不乏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所制造的“假”论文面向各层次毕业生出售。

　　学术良知、职业操守确乎成了异常稀有之物，乃至舆论千呼万唤，也没能唤来“浪子回头”，喝断如此庞大的论文买卖产业链。更何况，流水线一般炮制的论文，已无关学术，买卖双方已然没有学术追求，又何来学术观点？在这里，所谓论文已经沦为地下交易的商品，所谓高知写手也不过是论文的攒凑工具，甚至商业“文奴”。

　　所以，与其喋喋不休于道德批判，莫若回头审视一下庞大的论文需求背后的教育之弊。无须多言，正是目前以论文及论文数量评价学生的教育体制，催生了庞大的论文需求。教育政策方面，既没有在严格论文评审方面有些许新举措，也没有在探索新的学生评价方法上有任何动作，而是任其泛滥流俗，懒洋洋地抱残守缺。中国人大校长纪宝成在谈到“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指标时说，现在许多学校的论文指标都是自行规定的，初衷是为了督促学生学习，避免混文凭。现在的问题是，论文指标已非让学生混文凭，而演变成了买文凭。如此糟糕透顶的态势，难道还不能让我们警醒、反思并且寻求改革吗？

　　一向自诩严进宽出的高等教育，在上世纪末快马加鞭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不得不做出宽进严出的选择和承诺。十年过去，却沦为了宽进宽出，仿若批量生产的流水线。高等教育，必须厘清到底要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这个基本定位问题。否则，产业化论文买卖的规模只能无限创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