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耶鲁网络公开课走红：敢公开课是自信表现
“敢公开课程的学校，一定是很有自信心的”
《新民周刊》：现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网课族”，学生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学习耶鲁、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些最好的教授的课程，包括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主讲的、受哈佛学生多年追捧的“公正(justice)”，也成为网络开放式课程之一，而我搜索了一下我们中国高校的相关网络开放式课程，发现寥寥无几，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朱清时：我觉得，这是国际化的一个大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就开始把他们的教材公布在网上，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教材是可以共享的，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密或者说这是学校的专利，他们认为教学的成果应该是全社会共享的，所以他们乐意有更多的人看到。他们敢这样公开他们的课程，也是出于他们有很大的自信心，他们觉得他们的教材、课程好，他们才敢这样做。而如果没有自信心的学校，把教材、课程放到网上，别人看了以后挑出很多毛病来，那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所以，敢这样公开课程的学校，一定是很有自信心的。而且，把课程放到网上，也是对学术的一种监督，别人也可以提意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
哈佛大学的那门关于“公正”的课程，我也知道，我希望我们南方科技大学学生的全面教育也有这样一些课程。我们会请到一些优秀的学者来讲课，我很想让学生去听这些课程，比如，关于“幸福”的课程，或者是关于“兴趣”的课程，我都愿意给学生讲。因为我一生中间，对很多事情我都很有兴趣，比如看文物、书画、陶瓷，我想要告诉学生：生活中间多一些兴趣，你的生活将更丰富，而且智力可以开发得更好。
这些课程是过去大家不太重视的，大家过去以为只有知识才重要，实际上还有比这个知识更重要的，那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我觉得，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和他们现在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当然他们这么做，我很欣赏，但这还是教育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它。我们现在首先是做招生、建立我们的教学大纲这些工作，等到学校的工作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考虑这种开放式课程，现在我们是想改革教育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新民周刊》：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华裔退休教授向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推荐这种开放式课程计划时，一些人上来就质疑他，“为什么这样做？不会是有什么目的吧？”你觉得这跟我们的接受心态有关系吗？
朱清时：是的。这个公开是：第一，学校有自信心才敢公开；第二，它公开是因为希望它的成果能够被全社会共享；第三，它公开是因为它希望大家能帮它提意见，如果有人能够挑出毛病，它就可以改进，所以公开实际上是一个提高教学质量的好办法，并且让它的教学成果能够被更多的人分享。所以，认为“有什么目的”之类的，这种观念很狭隘。
《新民周刊》：比如，耶鲁大学教授谢利·卡根的“哲学：死亡”一课，让很多中国的学生感到新鲜，这位教授盘着腿坐在讲桌上大谈哲学。现在我们教育部也设立了一个“全国高等院校精品课程建设”，为什么在实际效果上它比较少受到学生的追捧呢？
朱清时：我们做的这些实际上很多还是行政化的形象工程，无论从内容到讲课形式，并没有受到学生的热爱。所以光是宣布它是“精品课程”，这是不够的。“精品课程”是不是精品，应该由学生跟社会来评价。
《新民周刊》：对于这种免费的网络开放式课程，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就曾经投了很多钱进去，MIT时任校长查尔斯·威斯特直接推动了这个计划。在你看来，大学应不应该从经济成本上考虑这件事情？
朱清时：其实大学都是要考虑钱的问题。但是，这个公开，对MIT也很有利益的，能够提高他们学校的知名度，这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他们的眼光更长远。
“整个中国大学的风气都是崇尚研究而轻教学的”
《新民周刊》：事实上，如果想要公开，现在中国的高校并不缺这个技术。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一个学生感叹，“当哈佛、耶鲁将最受欢迎的课程主动放到互联网上时，我上学期却有一门课的老师连电子版讲义都不愿拷贝给我们，这种差别太鲜明了”。
朱清时：1994年，我从国外回来，回到中科大，1998年我担任中科大校长，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学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比起国际一流大学来都非常落后，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就是缺包括我们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怎么讲课这些技术，当时我就组织学校的很多人到国外去考察，我带了一些人考察了欧美很多一流大学，想引进他们的这种教学方法，包括你说的他们大学的这种公开课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发现，推不动。
《新民周刊》：为什么呢？
朱清时：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个表层问题。因为教授们没有积极性，没有制度驱动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往往都喜欢做自己熟悉的事情，或者少费力气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高校教育想要上去，首先是人才，所以我就开始引进各种各样的人才，花了大概七八年时间，中科大跟中国其他一流的高校差不多了，教师队伍基本上都是有国外工作、留学(微博)背景的。我当时以为，只要有了这些人才，他们自己会琢磨这个课程应该怎么上的问题，比如，这个课程是不是应该公开？老师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他才会想；而水平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老师，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而且他也没有积极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发现，这些国外的人才虽然回来了，但是渐渐地，他们也不太关心怎么教学了，而是关心上级有什么意图、关心当官了……这些有国外工作、留学背景的老师也很快就被国内的文化给同化了。
所以，在老师并没有去动脑筋教好课的情况下，你讲的这些技术问题，都是白讲。他们的心根本就不在那儿，他们还要去竞争项目、竞争经费、提职称。他们要提职称跟竞争项目，首先是SCI论文要发表多少、或者是要多少成果奖，于是他们就要去寻求多发表一些论文、成果奖多一些，为此他们就要去做很多社交工作、做很多研究以外的工作，他们的心思就不在如何把这个课程教好或者把效果教到最好上了。很多老师就已经并不是热衷于教课，而是热衷于搞科研发表文章了，而且搞科研也不是他们自己去搞，他们招了一帮学生来搞，然后去发表文章、申请项目、运作这些成果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像你说的这个问题，还是表层的。
《新民周刊》：当时在中科大范围内有没有设置一些学校内部公开的由优秀教授主讲的课程？
朱清时：学校里面也有这种课程。
《新民周刊》：后来它们推广的效果如何？
朱清时：并不是很理想。因为整个中国大学的风气都是崇尚研究而轻教学的。有关教学的任何事情都是量化了来评估的，教学的重要性就体现不出来了。当时我们的课程改革并没有做下去，就是因为教师并没有内在的动力去推动课程改革。
《新民周刊》：就是说这个从欧美一流大学取经的课程改革的受挫，折射的其实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
朱清时：真正的是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南方科技大学要做的“去行政化”，要让学校恢复到它本来的面目，也就是“教授治校、学术主导”，要用机制去促使老师们去把教学、科研做好，而不是光看老师们发表文章、申请项目这些。而只有有了这个机制，慢慢地，老师们才会去想如何把课教好，在讲好课之后，在某一个高级的层次上，他们才会想教材、课程要不要公开的问题。
“名气高的大学是生源好，而非教学好”
《新民周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讲课讲得好的老师不一定升得上去，很有名的教授讲课我们不一定爱听”，你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
朱清时：很有名的教授不一定课讲得好，这是因为这个“有名”是他做研究有名或者他社会地位高，而他的社会地位高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参与各种活动的原因，所以你说的这个“有名”是在现在中国语境下的“有名”，比如，他当了职位很高的官了，那么他就变得在媒体上很有名了，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问就有那么高。讲课跟媒体上有名是两码事。
而如果这个教授是讲课有名，那他的课就一定要讲得好，过去在我做学生的时代，就有好多教授是讲课很有名、也讲得很好的，那个时代的复旦、北大、南京大学、中科大都有一批老教授，他们讲课讲得很好，他们也没有做过什么科研，但是我们都一直怀念他们。现在，这种教授越来越少了。
《新民周刊》：这是为什么呢？
朱清时：这是我们的体制啊！这一二十年来，我们的评价体制过多地强调发表论文，强调科研成果，强调经费，老师的讲课讲得好不好，并不重要。所以，讲课讲得好的老师反而吃亏，而那种不务正业、不讲课却在外边拉关系、争项目，成果奖、SCI论文弄得多的人就变得很有名、很有地位了。这种体制就造成了这种现象。现在的大学真正科研做得好的教授，教学很少，往往教学的都是一些年轻的没有太多履历的人，所以往往就教不好。
《新民周刊》：你认为我们目前的高校体制里面，评价一位教授的主要标准是哪些？
朱清时：现在评价一位教授，就是看他论文有多少，成果奖有多少，经费有多少。
《新民周刊》：那他给本科生上课这一块呢？
朱清时：这是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间很不受重视的一块。
《新民周刊》：其实我们的大学某种程度上是鼓励这么做的，对吗？这其实对大学来讲也有好处。
朱清时：对，我们的大学一直在鼓励。
《新民周刊》：我们通常讲，做学问是一个相互砥砺的过程，而现在我们的我们许多高校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互相保密，而不是互相公开，你是怎么评价这种风气的，它健康吗？
朱清时：当然不健康。现在各个大学必须相互都要公开，包括公开课程、讲课内容这些，这样才能够真正竞争。现在我们的大学对这些没有公开，那竞争就谈不上了，所以最后往往都是看这些大学的名气。
我们的名气高的大学，它就能够招收到最好的学生，而学生水平好了，老师讲课讲得再不好，学生也自己会学好，所以我们现在的好大学实际上是靠收好学生来维持它的水平的，而不是说它的教学有多好。
《新民周刊》：能讲讲南方科技大学招的这个10岁的来自山东泰安的“神童”吗？
朱清时：这个小孩不能说是“神童”。他今年10岁，从小就喜欢看教材，自学能力很强，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把小学的课程都读完了，老师叫他去上中学，中学上了一年，他把中学的课程也都自学完了，老师又叫他去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高考(微博)，结果他考了566分。我们对他进行过详细的测试，他的知识也有严重不足，有些知识也很缺乏，但是他有些数字方面的能力很强，他的记忆力很强，他的想象力也很强。这样的小孩，如果环境好，他有可能成材；如果教学不得当，他也可能很快就被埋没，和普通人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