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仲益

　　智者之道：学海勤磨砺  求索伴一生

　　1923年6月19日，宋蜀华先生出生在成都顺城街圣公会一户书香之家。学贯中西的父亲宋忠廷(号诚之，清光绪十八年出生)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外文系教授，他对子女要求宽严张驰有度，并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奉为家训，对先生一生影响至深。

　　与许多孩子一样，在宋先生6岁时，父母将其送到教学严格的启化小学，12岁小学毕业后入成都私立高琦中学，一年后转学至教会学校——建国中学。先生自幼十分勤奋、用功，学习多上等。巴山蜀水的灵秀及宽严适宜的家教，使其淡泊天成的品性不断得到凝炼。初中毕业后，先生入华西协合大学附中读高中，1942年毕业。父亲虽对西学兴趣浓厚，但对中国传统史学亦较为钟爱，受其影响和熏陶，先生对史学也颇为有志，经反复权衡，遂慕名投考有顾颉刚、钱穆、张维华等名师执教的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抗战时期的成都华西坝名校云集，各大学实行学分制，学生可跨校选课，各校相互承认学分。在主修历史的同时，先生又选修了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冯汉骥教授的人类学课程。在此过程中，宋先生逐渐对人类学发生了兴趣，且与时俱增。1944年秋，宋先生与几名同学转学入由林耀华先生执掌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成为成都燕大最后一届校友。不过，让先生没有预料到的是，此次专业转向，也为他未来一生的研究旨趣埋下了伏笔。1946年，先生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获社会学学士学位，随后留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从事文物登记、分类、编目等工作。1946年冬，宋先生获得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奖学金，1947年初，赴澳洲入悉尼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厄尔金(A·P·Elkin)教授攻读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49年的中国正处在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时期，刚刚获得硕士学位的先生意识到祖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变，他谢绝了恩师的挽留，抱着“中国人为中国人服务”的信念，毅然决定回国。先生于1949年2月初启程回国，3月下旬抵成都，继续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工作。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随后应林耀华先生之邀，先生参加了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藏科学工作队入藏进行科学考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入藏进行研究的学者队伍。当时科考队是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炮兵营一起进藏的，队员身着军装，实行军事化管理。新中国建立之初，入藏的路途极其艰难，山体坍塌、土匪攻击时有发生，高原反应、缺粮短炊也常威胁着队员们的生命。先生与科考队成员一起，翻越山岭、骑马徒步，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历时一个月才抵达拉萨。由于农奴制残余的影响，藏区的工作环境也充满了诸多的困难，但队员们不为此所惧，克服重重阻碍，以他们坚韧的毅力顺利完成了任务。艰苦环境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给先生留下了至深的记忆，他的精神世界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他时常回忆高原强烈的阳光、苍莽的雪山和碧空如洗的蓝天，还有朴实勤劳的藏民，在他看来，那是一片圣地，目光所及都会使人产生遐想，触动心灵，尘世间许多繁芜、名利都会被阳光、雪山、蓝天冲淡，让人渐入一种境界。西藏考察归来后，先生撰写了“西藏社会概况”、“昌都地区社会概况”部分稿子，此后又根据调查所得资料，对西藏农奴制和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进行了对比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之先驱。除西藏外，先生还到过青海、云南、贵州等地进行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这些经历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锻炼了其心性，凝炼了其思想，使他对学科、对世事的认识有了更加睿智的体悟，从而影响着他对学生的教育，无论是知识方面还是为人处事、教书育人方面亦如此。他曾在一本专著的后记写道：“我的田野调查工作，主要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特别是在参加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期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来，除教学外，由于行政工作缠身，虽也曾多次前往云南并到过民族地区，旧地重游。然而到了民族地区也仅仅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再也没有像50年代那样能够长期蹲在民族村寨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机会。尽管当时生活比较艰苦，但苦中有乐，每有所得，倍感愉快。”

　　先生的妹妹曾讲述自己兄长年近八十开始学电脑打字的故事：1990年代后，计算机逐渐普及。学校日常教学管理中也开始使用计算机，网上下载办公资料、网上提交或用打印稿提供有关教学资料渐成为教师必备技能之一。先生逐渐觉得不会使用计算机的诸多不便。恰巧在美国工作的女婿给他送来一台笔记本，先生便开始对这个洋玩意认真钻研起来。他请来电脑操作较好的同事的孩子，给他讲解原理和如何操作。他把从开机到打字最后到关机的所有操作程序，按顺序一条条认真记录下来，然后开始练习。如果平常还有不甚明白之处，除了看笔记外，就问孙子。先生学的是拼音打字，可他以前没有学过拼音，于是就一点点练，家人至今还记得他学电脑时的那副认真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他已能用拼音输入法打出较短的文章了，虽然速度慢，但对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实属不易之事。有同事戏称，宋先生可能是中央民族大学最老的学习电脑操作和打字者，并传为佳话。

　　师者之风：教书先育人治学以致用

　　1952年，教育部对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燕京大学民族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及社会学研究所被取消，先后并入中央民族学院。这年8月，先生参加的西藏考察队也结束了考察工作，由成都乘飞机经重庆抵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这时恰逢中央民族学院成立研究部，先生便与科考队社科组的部分成员一道留在了北京，参与研究部工作，从此再未离开过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微博))，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书育人工作，期间还曾担任过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专家委员(1984～1996年)等职。

　　半个世纪来，先生不仅承担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还独立培养了数名博士研究生。先生的教书育人思想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为人与为学并重、学术的应用性、严谨认真的作风、严于已宽于人的品行、勤奋好学的表率等。

　　在宋蜀华先生看来，学习方法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得当与否，不仅关系到如何获取知识的问题，而且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故极为强调“三基”的重要性，即学习过程应重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的重要性。因而在教学中，他既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也倡导知识的提炼，通过基本知识的学习总结出普适性的内涵来，同时在更高的层次上如何运用理论去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现象。这种层层递进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如何去看待知识的结构和内涵，从而有效地理解知识的意义。至今，该方法仍让许多学生受益颇多。不仅如此，先生自己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也总结出一些有意义的方法来，如纵横观的提出。先生认为，历时与共时研究都非常重要，民族学的研究不仅应注重当下，还要与历史资料相互结合，才能更好地阐释社会文化现象。同时，在进行中国社会文化研究时，不要一味地遵从国外的理论，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中国国情，这样才能得出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方法，故而积极倡导民族学中国化的理念。

　　在培养学生方法论学习的同时，先生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他一再强调为学与做人的关联性，治学必先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做事”是他奉行的人生准则。他教育学生对人要学会包容，理解他人，不要太计较，并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先生大味至淡的人生态度感染了许多学生和同事，深受他们的敬重。

　　对先生而言，学习既是充实自己思想灵魂的有效方式，也是服务于民和社会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学术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故先生一直在思考和探究学以致用的问题，即如何将学术研究与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为当地人及民族工作服务，并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多学科有机结合和遵循民族学中国化发展的思路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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