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行事十分认真严谨，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为人处事均如此。他认真备课，一丝不苟，循循教诲。虽然社会事务繁忙，但先生一般不会随意耽误学生的课，且在上课前都要认真备课。2004年7月，先生在美国没有任何先兆地平静离去，家人在清理他带去的遗物时，才发现带去的除了书，就是备课本。先生从教50余年，许多课程他教授多年，许多知识都已娴熟于心，但他仍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每一堂课。他的备课本全是手写的，在页眉和页脚及两边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我们的师母都不知道，本想让他到美国好好休息，却没想到他将备课本带去了。

　　学生对先生颇深的印象是其儒雅的风度和认真的态度。无论何时，先生满头的银发、得体的装束和充满智性的神态总是给人一种中国纯粹知识分子的形象。先生儒雅的风度得益于巴山蜀水的灵秀、宽严适宜的家教、学贯中西的学养和对生活的感悟。那份神情，是一个平凡之人不易修来的内涵。而从其儒雅的神态中，学生们往往又看到先生的认真和严谨，也正是这种认真和严谨，让学生们充满深深的敬意。如果说先生的儒雅是学生们对其外表的感受的话，那么先生的认真则是学生们深有体会的感触了。有多位师弟师妹与笔者说过，先生上课极为认真，没有极特别的事，他是不耽误大家的课的，而且他每次总是提前准备好详细的备课本、提纲，给同学们讲解。先生喜好看书，对学科前沿他常常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尤其是他精通英文，一些专业英文书籍看后还常在旁边做摘要、注解。不仅如此，他亦常布置一些选题让大家回去看书并思考，下次上课共同讨论，且要谈出各自见解和心得来，鼓励学生积极探索。当学生谈问题时，他极认真听讲，并做记录，待学生讲完，他集中点评，让学生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记忆和精力，毕竟是80高龄的老人呀！由于一些师弟师妹是在职攻读学位，又有工作、家庭之事牵挂，有时忙得来不及看书、思考，在课上常说不在点上，这时先生则非常严厉，让他们准备好后下次再发言。先生平时言语不多，亦不轻易批评人，一旦态度表现严厉，说明他对此事已很有看法。所以，每次上课，一些师弟师妹总是忐忑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思考有不尽之处。如系布置的作业，先生也总是亲自细看、批阅，修正错别字，提出商榷之处，甚至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先生的严格要求使学生们在三年的学习中不仅踏踏实实学到了许多知识，也明白了做人更甚于做学问。　　　

　　近十余年来，先生每年都有许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要参加，且多集中在5、6月份。除了自己的学生外，还有其他导师的学生答辩先生也会参加，因为每次请到他，他总是不好意思推脱。先生看论文非常认真，从文章的结构到理论方法的运用，史料的出处，甚至标点、注释等，他都仔细看，并标注在论文的空白处，或另用纸张写下来。对学生的答辩他既严格要求，又热情鼓励，并提出殷切希望，而且每次总是谦虚说“学到了很多东西”。

　　几年前，先生所在的学院实行本科生导师制，每位在职的教师都要负责指导几名本科生。作为院里最年长者，先生自己尚有博士生需指导，还担任着许多社会工作，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威望，但他却不以为自己特殊，也要求指导几名本科生。在先生故去后，其中一名叫江秋雨的本科生，写了一篇《怀念恩师———宋蜀华》的文章，其中写道：“记得刚知道宋老师将是我的导师时，在同学、师兄师姐的羡慕眼光中，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运。但我又有些担心：这样一位久负盛名的民族学权威会怎样对待我这一位普通的本科学生呢？第一次见面，老师和蔼的笑容立马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亲切的话语也让我倍感亲切。在交谈中，老师看出了我对民族学的迷茫，他没有点破，而是讲起了他的求学过程，以及他选择民族学的理由。是宋老师解开了我对所学专业的误解，让我真正喜欢上了民族学！他见我已不再抱怨，又对我提出了掌握‘三基’的要求。何为‘三基’呢？就是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基本知识。老师说，一个人无论以后学习何种专业，只要掌握了这三点，就不怕学不好。‘三基’理论既是导师的治学指导思想之一，同时，重视基础的观念也是导师严谨治学的体现。宋老师做事一丝不苟、从不马虎。有一次，我为了写一篇人物传记，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我向宋老师求助，他一口应承。两天后，老师就把我要的资料交给了我，当时只顾兴奋，没有多在意老师送来的资料，等我仔细看那几张复印件时，才发现，老师还认认真真地将资料从头到尾看过，资料上的每一个模糊的地方，他都用钢笔填写了一遍；由于是古文，怕我看不懂，有的地方他还加了注释；多余的语句他还划去，注明‘不用”。看着老师的笔迹，想象着他在百忙之中为我找资料，又在复印件上修改的情形，让我深受感动，而更让我景仰的是老师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

　　苏发祥师兄在其悼念文章《贤师乘鹤去风范万世垂》中说到先生指导其博士论文时说道：“先生看东西非常仔细认真，大到篇章结构、中心内容、引用资料，小到用词造句、标点符号，皆一一查阅核对。”“2001年暑假前，学校批准我申报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项目。我请先生给我写推荐信，先生欣然答应。凭先生的学术地位和英语功底，随便写几句便可。或者如目下所流行，让我拼凑一份，然后签个名就行。但先生不但自己动手亲自写，而且逐字逐句斟酌，前后修改了四次。当看着先生郑重地在推荐信后面用英文签上自己的名字时，我心中既感动又惭愧。感动的是先生年届八十之人，对每一件事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惭愧的是我自己在平时的教学、科研和生活中，常有草率了事敷衍搪塞之想法……”

　　先生50余载兢兢业业，诲人不倦，在其所教授的学生中，大多数已成长为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部分已成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及学科带头人，有的则在民族工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还有的已成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1992年，先生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04年被国家民委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2001年12月，先生曾在纪念吴文藻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作过发言，他说：“先生的为人和为学都给我们留下了学习的宝贵遗产。作为老师，先生给我们传授的是什么道呢？首先是教导我们正正派派地做人。先生一生方正刚直，是非分明，而且待人以诚，毫不虚伪，他忠实于真理，对于不甚明了的事物，每每提出疑问，务求理解，而不人云亦云。凡是和先生有所接触的人，都有此感受。”师德的传扬既体现在为者的身体力行中，也体现在细微之处，它们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浸润着身边之人。先生从其老师之处感受着为师之道，而我们又从先生那里感受着师者的风范。

　　唐代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今天虽不能再聆听先生的教诲，但回想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先生过世后不久，他的博士研究生石茂明在其主持的“三苗”网上，专门做了网页，供学生们凭吊，今天仍留下一些文章，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对先生的敬仰和怀念之情，也反映了先生的品性对学生们的深刻影响。

　　仁者之真：心常怀慈爱  淡泊本天成

　　先生不善言谈，但他的内心总是有一颗慈爱和诚恳的心，平易近人，对同事、对学生他常心怀关注，尽力举荐，鼓励为多。人类学是舶来品，改革开放后随着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同行和同事中有不少申请对外课题者和出国交流者。由于需英文推荐，因先生的学养和名声，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先生，许多著书立说者亦如此，他们也常找先生写序言，对求助者，先生总是尽力满足，少有推辞，而且是自己亲自动笔，至今仍有一些作者还保留着当年先生作序的手稿。曾记得十余年前，当时我在云南工作，一位老同学出书，想找一位写序的学者，我向他推荐了先生，他怀着将信将疑的神情看着我，我说试试看。于是写信向先生推荐，先生说先将书稿寄过去给他看，我没想到先生竟很快给我回了信，更没想到他先要看稿子再说。我寄去了书稿，没过多长时间，先生写来了序言，提出了他对书中内容的看法，并指出了书中可商榷之处。至今这份序言稿件和信仍完好地保存在我的老同学家中。几年后，出于对先生的仰慕，我的这位同学报考了他的博士生，并有幸随先生就读三年，受益终身。

　　苏发祥师兄最早曾就读于王辅仁先生门下，但王先生却不幸在苏师兄毕业前就离世，重新选择导师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他，在一篇纪念宋先生的文章中，他写道：“1996年元旦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节日之一。由于导师的事一直悬而未决，我的心情和精神几乎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如果再不能解决，我当年就根本无法毕业。情急之下，我想到了宋先生。于是，忐忑不安地拨通了先生家的电话。当宋先生听说我是王辅仁先生的博士生时，便让我马上到高知楼见他。我走进先生家，先生对我说：‘辅仁是我多年朋友和同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渡过难关。’听了先生的话，我人未落座，眼泪已夺眶而下，哽噎着说不出一句话。先生看我情绪激动，便示意让我落座。自己进到书房，先是给研究生部领导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可以做我的导师。接着又给系领导打电话，希望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并转达研究生部的意见。我一个与先生素昧平生且默默无闻的平凡之辈，因机缘而被先生接纳为博士研究生，对我而言，乃是不幸中的大幸……打完电话后，先生接着对我说：‘现在，你可以放心写论文，研究生部和系里同意我做你的导师。我知道你做的是藏学研究。虽然我对藏学知之甚少，但我会尽力帮助你。’我知道先生这是谦虚之说。实际上，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藏区进行人类学调查研究的最早学者之一。早在1951年到1952年，先生就已跟随林耀华先生赴西藏进行民族社会调查工作。六十年代初期，先生撰写的《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社会改革前的农奴制度》一文至今被学界广泛引用。看到先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解决了困扰我数月的事情，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长时间的痛苦奔波一时间冰消云散，与先生告别时，我全身顿感轻松了许多。”

　　苏师兄的感受我也曾有过。那是20年前，笔者大学本科即将毕业，在选择报考专业上一直犹豫不决。我本科专业是中国民族史，因对百越民族史感兴趣，就想找一位在此方面学有专长的导师进一步深造。当我打听到先生在该领域很有造诣时，心中在高兴的同时又很不安。那时的先生不仅担任着学校的副院长之职，而且还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任专家委员，声望极高。我去找他，他会接待我吗？可很快就要报名了，专业再不定，复习就来不及了。在一个风清月明的晚上，我忐忑不安地找到了先生家，极冒昧地敲响了他家的门，开门的正是先生，看到先生的一瞬间，不安之心就渐渐安定下来，我告知来由，没想到先生热情地招呼我进屋，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说欢迎报考，好好准备。我没想到如此顺利，当时激动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其情其景至今难以忘怀。或许这就是缘分吧，从那以后，我从先生那里获得的不仅是知识，还有许多为人之道，为师之道。王铭铭在《中国人类学文化性格的探寻者》中曾写道：“1986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邀请先生到厦大参加《人类学概论》教材的审稿，由于该书几篇样稿都不成熟，会间批评的意见很多，宋先生本人也表达了文稿改进的建议，但却始终没有说得太‘绝’。他的发言总是给人鼓励，总是表达着他对致力于学科建设的同行们的支持。宋先生宽以待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4年，我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九年来与宋先生同住在一座城市，能多次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能得到他的亲自帮助。每次见面，宋先生总是面带微笑与晚辈打招呼，他的谦和总是那么的诚恳，让从来没有师从过宋先生的我，时时感受到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家的期待。”先生对学生、对同事的关怀就是这样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在他那里你会感到很踏实，令人有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

　　先生一生清心寡欲删繁就简，平和的心态也使他身心朗健，耳聪目明，年逾八十，依然精神矍铄、动作稳健、思维敏捷、笔耕不缀、成果泉涌。正如扬雄《方言·学行》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先生虽平静地离开了这个纷繁嘈杂的世界，但其精神和风范将永垂后世。

　　(本文由中央民族大学学校办公室贾仲益老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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