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据统计，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在1978~1998年约占三成，从2000年至今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客观地说，在高考扩招之后，无论是城里孩子还是农村孩子，考上高校的机会都大大增加了。问题在于，考上高校越来越容易，并不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普遍意义上的大学生投入产出比每况愈下的今天，能够考上名校和重点高校，往往才是“鲤鱼跳龙门”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条向上流动的路径上，农村孩子处于越来越边缘化的地位。

　　当然，向上流动的路径不止于高考一途。对“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种现象的忧虑，在某种程度上凸显的正是当今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越来越逼仄的现实———他路不通，硕果仅存的此路愈发重要，可是教育这条底层孩子最重要的向上流动路径，竟也越来越狭窄。

　　一个开放的社会，必然有显著的社会流动，特别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底层人群可以通过“自致性因素”而改变命运，而不是受困于“先赋性因素”无所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重要特征就是社会流动的加速。高考政策的重启，意味着不少寒门学子获得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起初尽管农村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都低得可怜，但城市教育也乏善可陈，农村学子上名校的比例也就远远大过今天。

　　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催生了社会流动的空间和条件。国家放松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程度，个人越来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流动性。这样，原来的一些底层人群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比如，一些先知先觉的农民办起乡镇企业，城里的个体户如千树万树、雨后春笋，一些知识分子逃离体制下海经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乃至成长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在这个过程中，有各种社会流动的通道，并且诞生了一些新兴的社会阶层。可以说，社会流动的加速正是改革以来“中国奇迹”的活力源泉。

　　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能够释放的空间越来越小，社会阶层出现定型化趋向。按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说法，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阶层垄断了各种社会资源，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路径越来越少，即使尚存的路径也越来越狭窄———这就是“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的教育困境。

　　然而，教育不能被“精英垄断”所绑架，成为封闭的“精英生产线”。在其他向上的社会流动路径淤塞的情况下，教育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是打破这种“精英垄断”的关键所在。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说，只有在具有理想的社会流动和完美的开放社会中，精英的地位才能与卓越的才智匹配。毋庸置疑，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开放的教育。(评论员：付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