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轻县级财政的压力，明确省级财政的投入“底线”和职责，由省级财政统筹大部分经费，也成为不少县级教育局官员与相关专家的一致诉求。

　　“省级财政的规模远大于县级，在教师的绩效工资上，省级财政应统筹大部，县级财政统筹小部，具体比例可以根据各省及其管辖县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杨晓明教授告诉记者，“比如，各县占绩效工资总量70%的基础性绩效工资由省级财政统筹，30%的奖励性绩效工资部分由县级财政统筹解决。”

　　为了解决“水平差异”问题，杨晓明教授还建议，省级财政要进一步强化责任，加强经费统筹力度，先在同一地级市内各县的义务教育学校，做到教师的绩效工资水平“大致平衡”。“省级政府还应设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专门用于农村偏远地区教师补贴，逐步达到同一省域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大致相当。”他说，“这样才能稳定广大农村教师队伍，促进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记者手记

　　乡村教师逃离催生“廉价”代课老师

　　“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的地区差别悬殊，会进一步加剧教师——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教师的非正常流动。”谈到绩效工资问题时，北京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杨晓明这样告诉记者。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邵东县简家陇乡、野鸡坪乡、灵官殿乡等乡镇走访时发现，其中一些乡镇小学的正式教师，正在因“工资水平低”而停薪留职，另谋生路，由平均学历只有初中文化的代课教师“顶缺”。

　　记者还发现，每月约2000元的工资总量，在这个湖南中部偏西县城的数名公务员眼里，“已经属于县里‘吃皇粮’的中等偏上水平了”，但教师们并不这么想。

　　我国《教师法》第25条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不低于或高于国家公务员的水平，并逐步提高。”然而，该县很多乡镇中小学校的教师都告诉记者，去年，县里公务员的津补贴发到了1.4万元。

　　“作为教师，我们也理解政府的困难，但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公务员绩效工资的发放就没有这诸多的困难？”对该质疑，邵东县人事局周百发副局长这样回应：“按照县政府的文件，个别政府单位效益好、有能力自筹资金，可以适当增加公务员的津补贴，这是政策允许的。”

　　但这只是明面上的待遇差距。“公务员掌握着社会的公共资源，显性上有可能教师工资高一点，但隐性上公务员的实际收入还是多些。”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局局长冉隆映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评论。

　　记者了解到，县城里的在职中小学教师，不是没有生财之道。为了“自我补贴”，县城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们认购资料，上兴趣班、补习班“创收”。每周末补一课，一期(一般为3个月)低的收680元，高的要一两千元。邵东县几名初中生的家长，都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县里老师的收入绝对不低，我们有句话，叫‘老师呷学生’。”

　　对乡镇教师来说，这一“创收”渠道也被堵死。“农村的孩子，有的连交书本费都困难了，老师怎么好意思再呷学生？”在简家陇乡旱冲中心小学昏暗的办公室里，宁老师无奈地说。

　　他和教五年级语文的王老师，分别有36年和34年教龄。尽管他们的收入在乡镇里勉强可以养家度日，但简家陇镇的村民告诉记者，在这里，没人愿意再当老师。因为靠挑沙子、挑红砖来卖力气，“一天工钱也至少挣100元，还管一顿饭、一包烟”。

　　王老师说，为了解决收入困局，不少乡镇小学的教师，在千方百计要往县城里调，“花上10万元走关系，是常事”。而那些调不走的乡镇教师中，一部分人也停薪留职、自谋财路去了，身后的空缺由更“廉价”的代课老师来补。王老师告诉记者，在有115名学生的旱冲中心小学，8名老师里，就有4名是代课教师，“每月五六百元就有人干”。

　　这绝非个案，在邵东的乡镇中小学中，代课教师取代正式老师之势，正在一点点蔓延。相比初中，在小学更明显。“平均下来，一个乡二三百名中小学老师里，大概能有二三十名是代课老师。”野鸡坪乡井田中学的几位教师，给记者大致估算了一下，“比例不是特别大，但确实是有的。”

　　据了解，这些代课教师大多是没办法走出乡村的女性，初中学历，正式老师称他们为“南郭先生”。“他们没有经过培训，和孩子沟通总有些困难。”宁老师说。

　　“也想挑挑沙子，老了，没人要了。”50多岁的王老师望着作业本，摇了摇头。他告诉记者，像他这样50多岁的老教师现在是乡村教师的主力，“只有我们了，我们再熬个几年，熬到退休。”宁老师有时也幻想自己能年轻一些，这样就能下海经商，或者到城里教书。

　　记者离开一所乡镇小学时，已接近上午10点，由于代课老师还没来，孩子们仍在四处嬉戏。“为了追好老师，家里有点钱的，都把娃子往县里小学送，留在这里的，其实都是穷娃。”校门外的几个老乡，悄悄告诉记者。

　　在破旧的校门外奔跑的孩子中，有一个挥动着胳膊，天真地对记者喊道：“留下买路钱——”

　　校园的红砖围墙上，“教育立国，百年大计”的白色标语，仍模糊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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