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二十四孝早已与时代割裂，与现实格格不入，比如违背人伦的“郭巨埋儿”——为了更好地孝顺母亲，不惜埋掉3岁小儿，这种畸形的愚孝实在可怕。与传统的二十四孝相比，新二十四孝贴近现实，扑腾着鲜活的时代元素，又不乏人文关怀与公民情怀，确实值得激赏。比如教父母学会上网、支持单身父母再婚等等，都是对以往陈旧观念的突破。

　　发布新二十四孝行动标准，出发点无疑良好，但反衬出全民焦虑以及相关部门对公民不够孝顺的忧虑。这些人，相关部门为了倡导行孝，简直不遗余力。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新增条款，要求“常回家看看”；中国伦理学会慈孝专业文化委员会启动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计划用五年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4至6岁的中华小孝子；多地将孝敬父母列为官员道德考核硬性指标；北大推荐生标准增加孝敬父母，拒收不孝敬父母学生……如此强化孝顺，一方面固然是把孝顺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实中不孝子确实太多。

　　羔羊跪乳，乌鸦反哺，何况人乎？孝顺本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人伦的本能，古人说，“百善孝为先”，“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今天则有人说，“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是行善二是尽孝”。

　　但为何仍有人不够孝顺或不孝，以至于不得不借用法律约束？再或者，为了让人们尽孝，不得不像教育幼儿园孩子讲文明、懂礼貌一样，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告，如今又颁发新二十四孝标准，这是不是有些悲哀？

　　打量新二十四孝标准，笔者不免黯然，因为有许多难以企及之处，远远谈不上是一名合格的为人子者。比如，第1条，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第2条，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第7条，为父母建立“关爱卡”；第8条，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第11条，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都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分为三种，一是无法做、很难做到，比如经常回家；二是没想起来做，比如为父母建“关爱卡”、聆听父母的往事；三是不好意思做，比如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如果说不好意思做和没想起来做，可以及时弥补，而那些无法做到的，则是不能承受之重。甚至可以说，只要做到了经常回家或和父母生活一起，其他没想起来做的、不好意思做的，就迎刃而解。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流动型社会，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大量人口涌进城市，笔者正是其中一员。虽然跻身城市，但显然还没有足够的条件把父母接到城市，以更好地尽孝。日前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毋庸讳言，空巢老人已经被亲情失衡、安全失保等问题所困扰。尽孝、养老，表面上看是很私人化的事情，是单纯的民间叙事，实际上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与国家制度建设息息相关。没有养老体制的基本保障，没有户籍制度的深入变革，没有公共服务的健全，乃至于没有人性化的休假制度，做子女的想好好服侍老人，并不容易。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个有基本感恩之心的人，都会也应该孝敬父母，即便没有优越的条件，也应该创造条件孝老。但是，如果配套条件充足、国家善政多一些，做子女的一定能更好地表达孝意。由此而言，新二十四孝为新时代做子女的提供了尽孝的标准，也为相关部门以及制度改进提出了要求。(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A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