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德干教授在为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撰写的格言中曾这样说：“最令人陶醉的美丽当属生命的精巧和神奇，最心旷神怡的享受莫过于畅游波澜壮阔的生命长河”。勤谨的他，定是将与寒武纪化石的心灵沟通当成是最心旷神怡的事，痛快地畅游在5.3亿年前一直绵延至今的那漫长的生命长河中。然而，他不仅在生命长河中独自畅游，基于自身为师、传道、授业、解惑之根本，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怀、带动着更多的人和他一起进入这绵延壮阔的生命长河。

　　从教31年来，舒德干始终坚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教师的职责。他把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常抓不懈，形成了享誉国内外的“西北大学(微博)早期生命演化研究学术团队”，取得了一项项为人瞩目的成果；他从个人奖金中捐资15万元在西北大学设立“德才”奖学金，自己却还骑着“二八老爷车”穿行于校园，成为拥有学生“粉丝”最多的教师之一；他婉拒其他高校的重金聘请，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命名为“西大动物”，只因为一句“我爱西大”；他从32岁从开始学习ABC，本着永不言弃的精神和对进化生物学研究执着的热爱，在英国和美国的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在学界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文。30多年来，舒德干教授以对学生的热心教育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赢得了无数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师者，让“文化基因”代代相传者也

　　舒德干说，“教师应该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引导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优胜劣汰。”在学校工作的三十年中，舒德干为了使学术精神得以传承，勤恳执教、甘于奉献，其勤勉负责的态度成为年轻一代教师的典范。从野外地质调查、化石采集，到实验室化石整修，从鉴定、查阅资料到撰写论文，他无一不是亲自动手。在澄江化石库，舒德干带领的研究组每天如饥似渴地在一块块石头上搜索、寻觅着远古的信息。常常租住在附近的村舍里，日出而作，日落则继续挑灯夜战。野外工作条件的艰苦更甚于他所说的“与农夫比肩”。常年加班成习惯的他，有时还要在深夜脱下外套从门上的小窗爬出早已上锁的办公楼。

　　正是在这样以身作则态度的引领下，舒德干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毕业生，同时也为学校留住和吸引了一批学术水平高、年龄结构合理的古生物研究团队，形成了享誉国内外的“西北大学早期生命演化研究学术团队”。舒德干、张兴亮、韩健、张志飞、刘建妮，五位从65岁到33岁的老中青搭配得当的理学博士，依托“澄江动物化石库”，系统地研究了包括刺胞动物、栉水母动物、腕足动物、鳃曳动物、叶足动物、节肢动物以及后口动物亚界中多个动物门类的起源及早期演化，取得了一项项为人瞩目的成果：现年43岁的张兴亮发现了多个寒武纪软躯体化石新产地，较全面地总结了华南寒武纪Burgess Shale型生物群的时空分布规律，并阐述了这类生物群在时代上的演替关系，其博士论文《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与澄江化石库中的部分节肢动物》获“2003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德国洪堡基金资助；39岁的韩健长期坚持踏实的野外工作，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澄江化石库中的鳃曳动物的形态学、分类学、地层学以及生态学，发现了最古老的带有双肢型尾附器的鳃曳动物以及食腐生活的最早的化石记录；37岁的张志飞首次发现了澄江化石库多个属种腕足动物(包括磷灰质壳和钙质壳)的纤毛环、消化道、脉管和肉茎等软体组织特征，首次发现原始的保存软体组织的有铰类腕足动物－顾脱贝属，并建立了一个新种——澄江顾脱贝，其博士论文《早寒武世澄江化石库腕足动物研究》获“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34岁的刘建妮受德国洪堡奖学金资助在柏林自由大学进行博士后工作，其作为第一作者在《Nature》上以封面论文形式发表的《中国发现具有“节肢”的早寒武世叶足动物》提供了节肢动物始祖最初创新“节肢”的真实证据，这一成果现已入选2011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或许，这样优秀的团队，正是舒德干将“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理想最好的注脚。

　　舒德干从20多年的教学经历中体会到，导师不能光“使用”研究生，必须尽快把年轻人“带起来、推上去”。从德国归来后，舒德干和他的科研团队一起，在学科建设和硕士、博士生培养上花费大量心血。在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后记中，可以看到整个科研团队对单个学生共同指导的巨大力量。此外，舒德干乐于让学生们接触学科前沿问题，进行公开学术讨论并将自己的思路告诉他们，使研究生业务能力快速提高。他的学生说，“是舒老师指引我认识了举世瞩目的早寒武世澄江化石库，带我进入多姿多彩的寒武纪生命世界，并给我参与许多重大研究项目的机会，还为我提供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在舒德干从入门到成才的引领、教导下，西北大学地质系“西北大学早期生命演化研究学术团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研究的系统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并在推动古生物学科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在舒德干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下，使得地处一隅的西北大学，成为了全世界“寒武纪大爆发”研究领域中不可忽略的高校。同时，他们的成绩也为该校地质学系在全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取得全国第二的学术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奖金“百万”学生富，出门不忘“老爷车”

　　65岁的舒德干皮肤黝黑，看得出常年野外工作的痕迹，鬓角稍带些灰白的头发常年不变的梳着“偏分”，说话间带着温和的笑。熟悉他的人对他第一句评价是“人很好，挺随和”。在西北大学，舒德干绝对是拥有学生“粉丝”最多的老师之一，他的名字和科研成果，俨然已经成为西大学生介绍自己学校的一个标签。然而，每天往来于校园和家属区的舒德干，却很难会引起多么高的“回头率”。直到现在，还能偶尔见到他骑着他的二八“老爷车”在校园里穿行，这个形象，和那个在2000年就获得“长江学者成就奖”100万元奖金的教授怎么统一起来？正如在谈到研究古生物学科的意义时，舒德干不止一次说，“人是一种有精神有思想的生物，不应只有单纯的物质生活。没有良好的精神制约，找不到自身的发展方向，人类甚至有可能退化成狂人。”

　　2000年9月，舒德干在人民大会堂从李嘉诚手中接过“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的奖牌后，国家、陕西省和学校的各级奖励纷至沓来。当面对160万元的奖金时，舒德干并没有沾沾自喜，他将其中的大部分用于下一步研究，另将奖励给他本人的15万元奖金捐出，在西北大学设立了“德才奖学金”，奖励在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方面取得成绩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这也是西北大学第一项专用于科研创新方面的奖学金。他说，“花上一些钱，能够起到激发和鼓励的作用。能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培养后代的价值结合起来，借助年轻一代实现自身的一点价值，也算是对社会有交代了。”

　　在地处西北的省属高校做研究，是要耐得住清贫、顶得住压力的。舒德干不是没有机会出国。早在1988年，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他就被邀请赴美国华盛顿市的史密松博物馆做访问研究，随后他又在洪堡基金的资助下前往德国进行博士后研究，踏出国门的他更清楚地看到了国内外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差距。1990年，当身在德国的他获悉了澄江化石库开始大规模开采的消息后，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回国。他坦承，“我并不能说自己选择回国的动机多么崇高”，只是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古生物学家而言，国内有更好的资源等待着他和他的同业们去发现。“回国有我的用武之地”，“最好的研究要由中国人来做”，就这样，他回到了西北大学。至今，在西北大学贴吧置顶的帖子里，有这样一句话，“西北大学的舒德干教授，这个在《自然》、《科学》以第一作者发表10篇论文的大学者，在北京的高校出重金挖他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爱西北大学。”1998年，在他研究发现兼有原口动物和后口动物的基本特征的中间过渡类型化石，从而为探索这两大类动物之间的演化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时，他在《Nature》的论文中将这类动物命名为“西大动物”。

　　在谈到他对研究对象的命名时，他说“我之所以为所发现的古老生物以“华夏”、“云南”和“昆明”等字眼儿命名，就是为了纪念发现它们的地方，记载中国在科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中国需要更多的人来为这块碑培土，为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曾经创造过无数优秀文明的国度增添更多的荣誉。”舒德干当选院士后说，在陕西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现在都是陕西人、秦国人，将继续做好科学和教育工作，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为陕西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科学界在国际上赢得了荣誉，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宝库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面对这样的赞誉，他的反应仅仅是“心里比较踏实”。这踏实，来源于成果上的富有，更是归根于心灵上的强大。

　　他的朴实从无华开始，他的生命在无声中绽放

　　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博)地质地理系古生物学专业的舒德干被分配到彬县北极镇教授中学化学和数学。这时的他没有想到，八年后，自己还能凭着一本借来的《地质学基础》和一本《俄华字典》考入西北大学地质系读研(微博)究生。更没有想到的是，32岁才从ABC开始学习英语的他，能在英国和美国的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那么多篇在学界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文！这些成就，当然不是幸运女神的眷顾，而是源自他永不言弃的精神和对进化生物学研究执着的热爱。

　　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科研楼十层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室，里面有大大小小的碎石没有规则的摆放着，一摞摞装着化石样本的木箱还未曾打开，几乎占据了大半个房间，只有一台独立于碎石之间的显微镜，点明了这房间的用途。这便是2011年新晋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获得者，著名古生物学家舒德干教授的研究室，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震惊世界的力量。

　　就是在这里，舒德干和他的团队先后发现了半索动物“云南虫”和“海口虫”、头索动物“华夏鳗”、尾索动物“长江海鞘”、脊椎动物“昆明鱼”和“海口鱼”等栩栩如生的古生物化石，填补了“寒武纪动物演化树”中后口动物亚界“半棵树”的主要类别。这也正是在达尔文174年前提出地球生命呈“树形演化”猜想后，首次有学者勾勒出生命大爆发时，原口动物和后口动物两大枝系演化“大树”的基本轮廓。这些研究发现，为整个后口动物谱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舒德干和他的团队用实证方法，为探索“我们从哪里来”这一厚重而恒久的命题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

　　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cience》和《Nature》杂志发表论文11篇、先后获得“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陕西省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这些奖项可能在舒德干教授的记忆里面已经模糊的看不清楚，但这些却是舒德干在参评院士前就被网友称为“中华学术牛人”的资本。

　　作为“保存有显生宙最早的、规模最大的软躯体动物化石群的云南‘澄江动物化石库’”的主要发现者之一，舒德干日以继夜地在寂静无声的实验室中面对着那些记载着远古生物奥秘的化石已经超过三十个年头了。很多人说他的工作枯燥乏味，他却觉得这是一种“发现的快乐”，一种“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摆在前面，你能看到，并且能揭示其中的秘密，然后传递给别人共同享受的快乐”。

　　作为一位长年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他把“做人”与“育人”、“教学”和“科研”都做得相得益彰，他有着淡泊名利的学者精神，也有着无声奉献的师者之姿，这一切，不仅使他赢得了无数师生的尊敬与爱戴，更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和赞扬。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他曾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员”、“全国优秀留学(微博)回国人员”、“陕西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科研成果曾被评入选“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2001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和“2004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获第二届“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陕西省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