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中国人民大学[微博]校长的纪宝成现在担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他称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4月15日 《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尽管国家在办学目标、人才培养模式、招生、就业、毕业文凭及待遇等方面，明确赋予了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完全一样”的政策规定。但“官二代”对职业院校的不屑和老百姓子女就读职院的无奈，却凸显了职业院校被“边缘化”的尴尬现实。而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的相关数据，更折射其属“平民教育”的地位低下。

　　且不说纪宝成用“三个离不开”概括的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单就社会现实中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 “就业难”，与企业难招对路人才的“用工荒”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就足以应该让职业院校拥有“被选择”的独特优势，但缘何职业教育仍旧难脱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尴尬困局，人们对此的畸形认知和相关制度的政策“矮化”，当属重要原因，比如重学历轻技能，公务员[微博]考录拒招职教生，等等。

　　其实，正如纪宝成所言，人们轻视职业院校的实质是“拥抱资本、疏远劳动、轻视劳动者”。诚然，与普通高等院校的“学历教育”不同，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就属“技能培训”的教育性质，国家早已将其定位于“在完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出一批具有大学知识，而又有一定专业技术和技能的人才，其知识的讲授是以能用为度，实用为本”。也就是说，职业院校的任务就是培养技术工人，即人们习惯所称的“蓝领”。在“乐意当白领，不做工农兵，即便进企业，也留管理层”日益成为人们的普遍择业观念的背景下，以制造“蓝领”为业的职业教育如何能成香饽饽？

　　不错，“领导带头”送子女就读职业院校的确有引领社会的示范作用，但以促进“就业”为主的制度性指挥棒的魔力应该更具效力。换句话说，只有打通职教生的向上渠道，职业教育才会具有吸引力。比如，拆除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村官招考不准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的制度门槛，让职教生同样具有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入围机遇；拆除职院毕业生在企业发展的“天花板”屏障，完善疏通其由工人序列向职称序列转变的制度设计，等等。

　　其实，在政府行政管理亟须技能型人才，一线工人农民可以考录公务员已成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将职教生拒之公务员门外明显表现出不合时宜，这不仅有悖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平起平坐”的教育公平，也是对同为高校毕业生的人格权益的明显不公；还有，只有让职教生拥有大有可为的发展前景，才能让社会走出职业教育没有前途的认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