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清华经管EMBA”微信公众号
作为大热的一部反贪剧，《人民的名义》中，除了政府官员，企业家也是不可忽视的角色，片中更是展示了个别地方、个别官员扭曲的政商关系。现在，全国上下都在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试图从根上断绝官员寻租空间，堵住缝隙中的暴利机会，还社会经商一个更加良善的空间。君子之交淡如水，清清白白又亲切可闻的政商关系，是企业家们在大时代中，放下顾虑和担忧，全身心应对市场，积极参与投资建设的有力支撑。新型政商关系下，企业家要怎么做？达康书记给你6个策略。
策略一：企业家要自设底线
在特定社会环境内，总是存在一个社会普遍可以接受的“人情”底线，这是经过社会组织和成员间无数次博弈和检验后达成的一种“非法定认同”。中国的诸多社会道德习惯是几千年时间形成的，甚至超过了法律的约束力，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具体在政商关系上，企业家需要知道特定社会里多数人是怎么看待腐败问题的，需要理解社会和执政当局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并且不触犯这个界限。
这就是企业家的“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容忍度相悖太远。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长久地生存。找到这个底线，主要靠企业家的基本素养，即他对于社会经济现状、法律、风俗、道德等的考量与判断。很多生存得长久的企业都采取了保守的政商关系策略。这些企业认清了社会均衡值，基本上守住了法律和道德底线，因此避开了很多潜在的陷阱和危险。
策略二：复利最优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基本原理：复利能在长久的未来产生惊人的回报。复利在金融学领域即“利滚利”，其计算原则是，某一结息日计算的利息需并入本金，在下一结息日一并计算利息。
所谓“复利最优”，是说企业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应从长计议，选择低风险且可持续的运营策略，而不是高风险且不可持续的运营策略。即使企业没有通过不健康的政商关系获取短期的超额利润，但因为稳妥，每年利滚利，最后的收益也仍然是惊人的。企业家对未来看得有多远，是做百年老店，基业常青，还有赚钱第一，捞一笔走人，决定了企业复利积累的收益上限。
不怕慢，就怕站。时间的力量非常巨大。对于有机会进入长期复利通道的企业家，要珍惜这个位置。“绑上”一位政府官员，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有可能转瞬间灰飞烟灭，身败名裂，不过是当了财富保管员，过过手而已。
策略三：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企业是否容易陷入不良政商关系，只有核心竞争力强，能创造好业绩，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才是真正安全并能走得长远的企业。相反，如果仅仅靠短期利益的驱动，那么企业卷入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的机会也较大。
做好企业，依靠发展自身能力而获得与政府的博弈能力。这一点上，在中国有一个商人群体比较突出，那就是浙商。浙商是指浙江商人群体，这个群体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力更生的态度。浙商自古以来缺少土地等生产资源，想脱贫就需要自己找出路，这造就了浙江人自力更生、创业致富的基因。浙商信奉商业至上、企业遵循市场规律经营的道理。
这种特点导致了浙商在处理政商关系时有一个思维特征：企业必须有自己可靠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化经营渠道，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政商关系寻求资源，但不能依靠获得政府的垄断资源作为企业支撑。
这种商业发展模式下，浙商群体自身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浙江省人均GDP在最近十年全国排名中一直位列前十，2013年这一数值为全国第五位，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浙江民营企业所贡献。正因为浙商以发展企业自身能力为根本，可以看到，浙商群体中在因为政商关系而落马的商人比例并不高，即便杭州市长落马的大案之下，受到牵连的商人也不多。
故此，企业自身拥有创新思维以及知识产权，是企业发展业绩的关键，也是企业能够妥善处理好政商关系的前提。做人要成为能扛活儿的人，做企业要成为业绩好的企业，这样的人或者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坏事也不太容易找得上门，此之谓“辟邪”。
策略四：识别和满足政府官员的政绩需求
政商合作各取所需。与政府沟通，即是相互理解各自的诉求。作为公权力代理人的政府官员群体最重要的考量指标是政绩，正如同企业对员工业绩考核依据KPI指标。我们看到，自从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GDP考核以后，政绩的指向更为简单直接，那就是GDP增长。GDP的考核直接影响到干部的选拔提升，故此，官员尽力提高当地GDP。如果企业的作为亦能配合政府、官员完成GDP指标，塑造政绩，则会有效达成一种合法安全的政商关系。
企业经营者应将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视作战略性而非事务性的部门，他们应成为最高层经营决策团队的一部分。
GDP淡出的长远趋势下，看到其他政绩需求企业未来关注政绩时需要关注更多的指标，如环保、社会责任等。比如，中国的很多公益活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官方色彩，政府常常成为公益活动的发起方，公益活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未来可能重视的政绩项目，民营企业参与此类公益活动，是其帮助政府完成政绩的新途径之一。
在此层面上，我们提倡企业应该肩负社会责任。包括设立慈善基金，支持教育、体育、卫生、扶贫和环保事业等。再糟糕的环境，也给良好的行为留有空间，你可以做出选择。
策略五：建立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
政商关系包含两种含义，过去通常指作为个体的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曰官商关系。现在也指政府与企业法人之间的公共关系，或曰政企关系。我们认为，第一种关系风险性更高，而第二种关系相对安全，我们提倡以第二种关系逐渐替代第一种关系。
中国是人情社会，逢年过节送礼物、吃饭喝茶、迎来送往非常普遍。但在政商关系问题上，企业家与官员之间的人情往来正在逐渐淡化。
人情维护是一个过渡，不必谈之色变，也不必避之不及，但应看到，从人与人的关系维护到机构间关系建立，是未来政商关系的发展方向，企业应该视其发展阶段，做好准备。而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建立相关政府公关部门，及早建立政府公关策略，是企业当下便能进行的务实之举。
如果一家中国民营企业致力于长远发展，必须设立政府关系部门，或者有政府关系管理的意识，不要仅仅着眼于短期销售，而是更好地融入当地，了解政府需要什么，使得企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相契合。最重要的就是沟通，企业把要做的事情告诉政府，了解政府要做什么，然后在这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策略六：走出去
有一些企业参与不良政商关系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当地环境与风气本来如此，而企业又无力对抗，那企业家往往就只能为了生存而随波逐流。优秀的企业总会不断腾挪，提前为自己寻找更优的生存环境。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一步到位搬到上海或者海外更规范的市场，但在企业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仍然有更优的经营环境可以寻觅：乡级的企业可以到县，县里开办的企业可以到市……一般市级的企业则可以到大城市。目前众多国内大企业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扎堆，原因之一是那些地方的游戏规则更为透明和健康。对于民企来说，政商关系的另一种腾挪办法是上市。对很多互联网公司来说，选择在海外上市，除了海外上市融资环境更好，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上市的灰色投入很多，这不是互联网公司所擅长的。在海外上市，从源头上规避掉了政商关系的某些高风险陷阱。
农业社会吃亏的就是故土难离，而人在屋檐下，就不能不低头。工商业文明下，走出去、换个屋檐就可以抬起头来。中国这么大，政商关系发展一定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政商关系一定更好，你可以到这些相对净土去，这也是大国的优势吧。
底线略有提高不吃亏。越过底线，危险就变大，底线高有高的难受，但也有长远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