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EMBA遭遇考试最牛的老板都去这儿备考了
当EMBA遭遇考试最牛的老板都去这儿备考了

  本文选自”EMBA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MBA2.0版本的显著标志就是所有的院校统一启动联考模式,2017年北大清华两校的五家招生单位采用自命题考试,其他院校全部采用管理类联考试卷。2018年招生政策还没有发布,2.0版本的基调还是考!考!考! 面对考试,英语!数学!逻辑!作文!3小时内完成2篇英语阅读、5道数学题、5道逻辑题,3大篇幅案例阅读和3道商业判断力论述,总共要写出4篇800字论述文章……,我的个天啦!很多EMBA申请人表示一筹莫展,望洋兴叹! 北大清华EMBA联考到底考什么?考试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有没有有效的备考方案可以帮助久经商战历练的高层管理者们从容过关呢? 品逸商学研究了2017北清联合考试大纲,研发北清EMBA笔试辅导课程,带领56名EMBA老大成功通关,靠的是套路和模板!关键的关键,花的时间还很少……先来看看过来人怎么说: 品逸商学EMBA辅导 1。从EMBA考生的角度设计产品。品逸从学员的角度推出短时间、低学费的轻课程,理论梳理、作文模板、答题要诀,有效地临阵磨枪,精华浓缩在一天的密训课程里,省时省钱。VIP课程预约一对一辅导,针对笔试不自信、时间稀缺的老板学员,品逸大包大揽,备考后顾无忧。 2。一线商学院出身的团队提供全过程的专业咨询。从学校选择、网报、面试、学历认证、笔试、成绩发布、分数线预估、录取结果等全过程咨询服务,沟通方便及时,以辅导机构的反馈速度提供学校才能回答的标准答案。 3。品逸学习群是跨校跨项目的EMBA社群。漫漫一年的报考周期,在不同院校的同行者陪伴下,提前获取高端人脉资源,在近距离接触和高信任关系下与考友们聊一聊员工的年终奖怎么发,聊一聊子女教育问题……,也不失为一件幸事,一年的考友也是终身的朋友! 品逸商学北清EMBA联考服务 申请流程单项服务 VIP保过辅导 VIP保过辅导定价为29800元/人,采取一对一面授+线上辅导的形式。学员出现未录取情况,可参照退费协议退还课程费用,也可选择免费进入下年的一对一辅导课程当中。 服务内容 1。申请材料锤炼及履历梳理 2。择校方案咨询及面试辅导 3。网报服务 4。笔试全科辅导(含英语、数学、逻辑及写作),考生根据自己时间提前预约老师一对一辅导,老师根据学生情况布置课后作业,并提供作业、作文修改反馈,帮助考生达成学习效果 5。考前线下密训课程:冲刺模考、考点梳理、写作押题、写作模板等 6。提供内部备考辅导教材及模考试题 7。从报考到录取全过程答疑 考前线下密训课程 考前线下密训课程定价为2980元/人,共开放6个时段可供选择(6个时段课程重复,选择一个即可) (如因特殊原因调整课程时间,会提前通知已报名学员) 主讲老师 1。汪晓霞 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品逸企服&品逸商学创始人。深入研究2017年北大清华EMBA联考写作,提炼案例分析和商业判断两种写作所需理论基础,多维度大格局分析写作要点。提炼“八股文”写作技巧,帮助考生从容提分。 2。李亚琦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学士、比较文学硕士、2015级教育管理学博士,品逸商学创始合伙人。深入接触从面试、笔试、到教学运营及就业发展的商学人才培养链条,精准把握EMBA人群需求,总结出“起承转合”四段论,把握商业案例写作命脉,以及四维度思考法,深入商业判断力写作实质。 3。杨峥 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MBA学位,熟悉商学院教育及评价标准。万物价值(北京)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兼投资总监,专注于金融投资和创业孵化。曾任职于方正证券(香港),业务董事,负责投资研究和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东方证券投资银行部传媒科技组,主持并参与过近10家企业的改制上市、私募股权融资、战略设计辅导等工作。 4。杨兰 品逸商学创始合伙人,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曾先后任职于北大光华EMBA中心负责市场推广,担任EMBA班主任;新华都商学院创业MBA项目担任创业服务总监。熟悉国内EMBA教育体系,提供匹配考生需求的报考咨询辅导。[详情]

新浪教育 | 2017年05月25日 13:01
陈春花做客对外畅谈激活组织要改变的地方
陈春花做客对外畅谈激活组织要改变的地方

  本文选自”对外EMBA“微信公众号 2017年5月11日(周四)18:00-20:00,北京大学国发院陈春花教授做客对外经贸大学“MBA/EMBA名师大讲堂”,为国际商学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激活组织——从个人价值到集合智慧》的精彩讲座。国际商学院EMBA、MBA师生300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国际商学院院长王永贵教授亲临讲座现场并致欢迎词,对陈春花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国际商学院EMBA中心主任陈胜军主持了本场讲座,他表示:“陈春花老师的课本人已多次听过,作为同行,作为同一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对陈春花老师的学术造诣钦佩不已。每次聆听陈老师的课都受益匪浅,希望大家今天认真汲取陈老师的智慧精髓,能够结合陈老师所讲授的内容反思自身在组织管理中的思路和实践”。 陈春花教授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分享了她最近五年一直关注的三个重要话题:1。如何激活组织?2。如何面对不确定性?3。组织的创造力从哪里来?整场讲座,陈教授理论结合实践,以新希望六和、华为、IBM等知名公司为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优秀企业的四个特点、引起外部环境变化的五个特征,以及激活组织要改变的七个地方。讲座现场氛围热烈,陈老师讲课逻辑严谨,内容深刻,视野广泛,既有理论也有实践,而且不乏风趣幽默,好评如潮。 陈春花教授谈到的第一个话题:如何激活组织? 怎么样让企业能够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变化和挑战,我们如果要面对互联网的技术变化和挑战,在组织管理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去面对个体价值的崛起。陈老师在过去五年当中一直潜心研究该话题并出版了一部专著《激活个体》。 陈春花教授谈到的第二个话题:如何面对不确定性? 当我把个体的价值搞清楚之后,我发现,组织管理接着遇到第二个挑战:怎么面对不确定性。今天其实组织管理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环境是不确定的,而且不确定性成为常态,你就会发现,未来可能连“黑天鹅”这个词基本上都可以不讲,因为满天都是“黑天鹅”。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一个最重要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不确定性会成为常态。做组织管理或者学习管理理论的人都会知道一个道理,就是组织在稳定的时候是会有绩效,但是一个稳定的组织是不能够面对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技术来了之后,很多传统企业非常紧张,很多大企业反而觉得没什么机会。比如说最近的新闻是巴菲特的股东大会,中国人为什么对巴菲特这么感兴趣,一定是因为他财富的神话,另外一个是因为他对价值投资的理解,也包括他对整个市场的研判。 巴菲特连续在公开场合说,他作为IBM的股东传达出来的结论,都是果断离场。他转述比尔·盖茨对他的告诫,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IBM越来越不像科技公司了,这一点令人很难过。”后来学术界的人就研究说,IBM是战略领先十年,但是模式落后十年。所以就使得它在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一个更强的竞争力了。我的角度是归到组织去看,如果各位看《激活个体》就会知道,最近这五年,自己对IBM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我认为IBM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战略,也可能不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实际上是它大系统的结构太稳定。它有一个太稳定的系统结构,然后拥有太强核心竞争力,当这两个东西都太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组织没办法去应对不确定性。IBM很早就会想到云计算,很早想到数字市场模式,很早就讲到平台技术,更早说了一句对我们所有人今天都有影响的一句话“智慧地球”。 其实IBM在战略上是做了安排,可是为什么云技术甚至输给了阿里,讲智慧地球的时候,却输给亚马逊和Google。做平台战略为什么输给了,甚至像7-Eleven这样的平台型企业。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企业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就是一个组织怎么去面对不确定性。 今天对大家来说,最重要的能力不在于你原有的核心能力,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你的学习能力,是怎么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陈春花老师谈到的第三个话题是:组织的创造力从哪来? 换个角度说,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组织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个体的能力已经知道,可以通过你的学习来。组织的能力从哪里来,如果组织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哪怕IBM如此强大的公司,竞争力也会下降。 我曾经专门关注过两个公司,从2011年开始,或者2012年开始,我所最关注的两个公司其实都是下滑的,一个就是IBM,另一个就是三星。这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公司事实上也是竞争力非常强的公司。为什么这两家公司反而是这样一个状态,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们的组织能力不够,它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性。这就是我最近五年来,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三个最基本的话题。第一个就是如何激活个体,第二个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第三个如何让组织有能力。 陈春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她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何让组织具有创造力? 陈老师介绍到,2013年到2016年,她出任了中国最大的一家农牧公司的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她走进企业实践,其实就是想让一个中国最传统的农牧企业,如何能够面对互联网,如何能够面对当前环境瞬息万变的挑战。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应该说一切还是比较顺利的。当离任这家企业的时候,该公司在2016年已经成为中国A股市场回报率最高的公司之一。 其实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组织成员是否可以持续拥有创造力。我们以前其实真的蛮在意老板他强不强大,一个老板如果非常强大的话,这个组织就变得非常强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很多老板自信程度非常高的原因。 但是今天的确不行了,不行的原因就在于,靠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创造力,一个人的韧性,一个人的创新是不可能推动整个组织持续进步的。要求所有组织成员都要有创新的能力,都要有韧性,都要有企业家精神才可以。 要想驾驭不确定性,就必须使组织成员拥有创造力,而不仅仅是老板拥有创造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必须理解,组织的绩效到底由什么决定? 你会发现,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已经从内部移到外部,举例来讲,有企业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行业最好的,成本是行业最有竞争力的,效率也是全行业最高的。那为什么还是被淘汰? 实际上外部因素对绩效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像巴菲特卖掉IBM的股票,我们看到IBM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内部的能力太强,外部的影响力没有形成巨大的挑战。组织外部因素我们统称为组织环境,其实就是影响组织绩效的外部综合因素。一般分两种,一种叫一般环境,是大的趋势,或者宏观的经济;另一种是具体环境,其实就是指一个企业的价值网络。价值网络会影响到绩效,大的宏观环境也会影响到绩效。 那么,引起外部环境变化的因素又有哪些? 陈春花老师接下来讲到引起外部环境变化的五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不确定性实际是指经营条件和机会。 第二个特征:互联网思维。 我对互联网的理解是,它最重要的组织环境特征就是庞大的线上消费人群,这个庞大的线上消费人群,可以重新定义我们所有的行业,包括教育。 第三个特征:沟通渠道。 所有做经营的人一定要懂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你必须关心渠道,否则你就很难懂经营。这个渠道其实就是指企业通过什么跟消费者沟通。 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三个根本性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用户替代了顾客。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为什么我们看到互联网企业特别容易淘汰传统企业,原因就是他拥有庞大的用户。 第二个改变是数据跟产品的区别。以前传统的渠道,企业跟顾客之间的关系是由产品做桥梁,互联网技术所带来新的渠道,企业跟用户之间用是数据做桥梁,如果你不拥有数据,你就没有机会去保证企业跟市场的关系。 第三个改变是我们原有的分销关系,变成了共生关系,也就是指它必须是一个价值链的合作。 第四个特征就是新进入者。 所有的新进入者都会重新定义,你会发现如今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跨界,全国人都在跨界。 第五个特征,就是共享经济。 离散程度越高,价值集中速度越快。这就是为什么出租车行业首先被洗牌,这一行业的消费者是离散的,司机也是很离散的,所以他设一个共享平台就可以解决问题。你会发现酒店业也是这样,很多行业其实离散程度都很高,所以共享经济的出现其实可以完全改变环境特征。 比如“樊登读书”,告诉你一年帮你读50本书,一天按一块钱收,一年365块钱,现在他的用户群,真金白银交费的人已经超过160万。为什么?这个就叫共享。 如今的组织管理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做组织管理,我们多是关心内部。为什么有不确定性,原因就在于这五个新的特征都会带来不确定性。第一个特征,告诉你为了创造机会也需要把整个市场变得波动;第二个特征告诉你,新的消费人群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所有行业都被重新定义;第三个特征告诉你,渠道的根本改变,把我们在经营上三个最重要的要素给调整了,用户顾客,我们的分销跟价值网,以及我们的数据跟产品,新的进入者其实都不按你的逻辑出牌。最后一个就是共享,让一切变成皆有可能。 组织之所以能够有效是源于四个方面: 第一,组织是开放的,所以它可以在环境中获取资源。 第二,组织可以去获取分享使用存储。 第三,组织有效性强大的地方就是员工拥有的能力就是他的能力。 第四,组织之所以有价值是有非常多的利益相关者。 所以我们在谈整个组织有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他的有效性是来源于这四个地方。 激活组织,要改变的七个地方 第一,改变结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打破内部平衡。 第二,建立基于契约的信任,也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信任来源于一种契约,一种真实理性的彼此的认知,一种信息的沟通,一种真正的透明。 第三,设立一种全新的激励,是激励价值创造,而不是激励绩效考核。 第四,真正去做一个能够有创造力的组织,管理者要真正做到授权,授权的核心就是不断让员工能够去试错。每一个员工都真正成长起来,才能使组织成员具有持续的创造力。 第五,无论做什么管理,都是要用绩效证明。 第六,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是互为主体,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没有谁能够主导谁的价值。 第七,改变领导者的角色。 第一,领导者必须是一个“布道者”。 第二,领导者还是一个设计者。第一是设计梦想,第二还要设计组织制度。 第三,成为伙伴型管理者。 陈春花教授认为,当今是一个集合智慧的时代,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强者的平台上组织在一起,我们如果与更强的人在一起,未来成长和价值的创造一定会更好,最后特别强调在组织管理方面需要牢记的两点:一是要激活个体,因为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赋能,不要管控,因为这是一个集合智慧的时代! 以下为讲座实录(有删节): 第一 如何激活个体 怎么样让企业能够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变化和挑战,我们如果要面对互联网的技术变化和挑战,在组织管理上面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面对个体价值的崛起。我相信在座如果是做企业的,一定会遇到非常普遍的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会发现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年轻人的自主性比以往的成员更有自主权;另外你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你会发现如果你想让一个人跟你在一起不断的创造价值,这在组织管理当中变得比以前要难很多。 这五年当中,这是我第一个研究的话题,这个话题让我搞懂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组织管理当中如何激活个体,我出版了一本书,它的标题就叫《激活个体》。 第二 如何面对不确定性 当我把个体的价值搞清楚之后,我发现,组织管理接着遇到第二个挑战:怎么面对不确定性。今天其实组织管理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环境是不确定的,而且不确定性成为常态,你就会发现,未来可能连“黑天鹅”这个词基本上都可以不讲,因为满天都是“黑天鹅”。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一个最重要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不确定性会成为常态。做组织管理或者学习管理理论的人都会知道一个道理,就是组织在稳定的时候是会有绩效,但是一个稳定的组织是不能够面对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技术来了之后,很多传统企业非常紧张,很多大企业反而觉得没什么机会。比如说最近的新闻是巴菲特的股东大会,中国人为什么对巴菲特这么感兴趣,一定是因为他财富的神话,另外一个是因为他对价值投资的理解,也包括他对整个市场的研判。 巴菲特连续在公开场合说,他作为IBM的股东传达出来的结论,都是果断离场。他转述比尔·盖茨对他的告诫,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IBM越来越不像科技公司了,这一点令人很难过。”后来学术界的人就研究说,IBM是战略领先十年,但是模式落后十年。所以就使得它在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一个更强的竞争力了。我的角度是归到组织去看,如果各位看《激活个体》就会知道,最近这五年,自己对IBM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我认为IBM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战略,也可能不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实际上是它大系统的结构太稳定。它有一个太稳定的系统结构,然后拥有太强核心竞争力,当这两个东西都太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组织没办法去应对不确定性。IBM很早就会想到云计算,很早想到数字市场模式,很早就讲到平台技术,更早说了一句对我们所有人今天都有影响的一句话“智慧地球”。 其实IBM在战略上是做了安排,可是为什么云技术甚至输给了阿里,讲智慧地球的时候,却输给亚马逊和Google。做平台战略为什么输给了,甚至像7-Eleven这样的平台型企业。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企业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就是一个组织怎么去面对不确定性。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陈老师:“我这个企业核心能力还是很明显的”,我就很紧张,也许你拥有的核心能力,让你就没办法面对变化。 今天对大家来说,最重要的能力不在于你原有的核心能力,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你的学习能力,是怎么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但是当我们去讨论不确定性的时候,一定会第三个话题会出来,也是我今天与各位交流的话题,第二个话题和第三个话题,我共同写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已经上市,这本书就叫做《激活组织》。 第三 组织的能力从哪里来? 换个角度说,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组织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个体的能力已经知道,可以通过你的学习来。组织的能力从哪里来,如果组织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哪怕IBM如此强大的公司,竞争力也会下降。 我曾经专门关注过两个公司,从2011年开始,或者2012年开始,我所最关注的两个公司其实都是下滑的,一个就是IBM,另一个就是三星。 这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公司事实上也是竞争力非常强的公司。为什么这两家公司反而是这样一个状态,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们的组织能力不够,它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这就是我最近五年来,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三个最基本的话题。第一个就是如何激活个体,第二个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第三个如何让组织有能力。 驾驭不确定性,必须是组织成员拥有创造力,不仅是老板 今天给大家介绍怎么让一个组织具有新的能力。 2013年到2016年,我是出任了中国最大的一家农牧公司的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想让一个中国最传统的农牧企业,如何能够面对互联网,如何能够面对环境巨大变化的挑战。这个实践过程,还比较顺利的。当我离开这家企业的时候,公司在2016年成为当面中国A股市场回报最高的公司。这个实践过程,也使得自己的研究更加聚焦在组织管理上。 组织管理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不变的,都会讨论个人和目标的关系,讨论管理当中的个体跟群体跟组织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今天组织管理真的有一个蛮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目标和绩效其实是来源于对变化的应对,没有办法来源于你最初的设定。我们以前在做组织管理的时候,目标可以是最初设定的,比如最初设定增长10%,或者20%,可是你今天就会发现,当你设定这个增长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从来不在这个行业做的人,他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的10%没有任何意义。 组织管理今天跟以往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组织管理的核心问题变得复杂了,既要完成目标,同时要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驾驭不确定性。 这是与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如果要驾驭不确定性,就需要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成员是否可以持续拥有创造力。 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其实真的蛮在意老板强不强大,一个老板如果非常强大的话,这个组织就变得非常强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很多老板他的自信程度非常高。 老板非常强大的时候,价值他非常有韧性的时候,也就是他有企业家精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企业绝对是强大的。因为我自己做中国领先企业跟踪研究已经超过20年,我可以笃定的告诉你说,过去20年,企业老板是可以这样说话,然后这个组织的的确确可以靠老板这个人。 但是今天的确不行,今天不行的原因就在于,靠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创造力,一个人的韧性,一个人的创新是不可能推动组织面对变化的。今天一定是要所有成员都要有这种创新的能力,都要有这样的韧性,都要有企业家精神,这样一个组织才可以。因为今天所遇到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复杂。 今天我们遇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如果你想驾驭不确定性,那你就必须让组织成员拥有创造力,而不仅仅是老板拥有创造力。 如果要让组织成员拥有持续的创造力,实际上也就涉及到组织的绩效到底由什么决定这个问题了? 你会发现,今天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已经从内部移到外部,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有企业跟我讲,他的品质是行业最好,成本是行业最有竞争力的,效率也是全行业最高的,为什么还是被淘汰? 我说因为你来了一个从来不做这个行业的对手,所以他不用你的标准,他也不用你的成本,他也不用你的效率,他也不用你的品质。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找到这个领域顾客的痛点,然后把这个痛点解决掉。他可能做的是这个事情。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外部因素对你的绩效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组织外部因素是什么,我们统称为组织环境,其实就是影响组织绩效外部因素的综合。一般分两种,一种叫一般环境,这个叫大的趋势,或者宏观环境。还有一种具体环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企业的价值网络。你的价值网络就会影响到你的绩效,大的宏观环境也会影响到你的绩效。 引起外部环境变化的基本因素是什么? 引发环境变化的五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不确定性在今天其实是一个经营条件。 我们不能只说它是一个常态,我个人认为,不确定性在今天其实是一个经营条件与机会。 第二个特征,就是互联网。 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理解互联网思维,我们要不要做互联网,我们要不要做数据?我就告诉他,我不从这个角度回答你,我唯一要问是,你要不要跟线上的庞大人口有交集? 所以告诉各位我对互联网的理解,最重要的组织环境的特征,其实是庞大的线上消费人群,这就是互联网最大的特征。如果说你不能跟这个发生关联,你就一定很困难。 所以我现在非常担心商学院和商学院的老师,我相信不久的未来,我们很多商学院的老师,很多商学院的课程一定是被淘汰的,谁淘汰的,也许是网红。他就可以淘汰你,因为他讲的东西,别人都是接受的,而老师讲的东西,听众会觉得落后了。 如果你只能在线下讲,人家可以在线上讲,像我们国发院的老师开始开线上课程,薛兆丰老师在线上超过11万学生。我自己在线上免费课程已有一千万人看完,就是组织行为学这门课。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如果这个老师一直这样讲下去,其他老师还有什么机会。 如果我们有一个课程完全是在空中的,其他线下学校还有什么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你要不要互联网,我其实是不愿意做线上课程的,但是我是比较早地意识到这个事可能得干。所以教育部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我想来想去就决定参加了,结果《组织行为学》这门课被选中,这门课上线后的结果是一千万人学习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环境的特点,这个环境特点就是一个庞大的线上消费人群,可以重新定义我们所有行业,包括教育。 第三个特征是新渠道。 做经营的人一定要懂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你必须关心渠道,我们讲的这个渠道其实就是指企业通过什么跟消费者沟通。 今天为什么会有顾客和用户的区别,为什么会有供应和分销的区别,为什么会有数据和我们讲的改变,坦白讲就是因为渠道的关系,互联网所出现这种新渠道,我觉得带来三个根本性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用户”替代了“顾客”,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为什么看到互联网企业特别容易淘汰传统企业,原因就是他拥有庞大的用户,而传统企业只能拥有顾客。 第二个改变是“数据”与“产品”的区别,传统渠道中,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联是由产品做桥梁,互联网技术所带来新的渠道,企业与用户之间用的是数据做桥梁,所以如果你不拥有数据,你就没有机会去讨论你的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第三个改变是“供应”改为“协同”,也就是它必须是一个价值链的合作,不再是一个分销和产销的关系。 第四个特征是新进入者。 有段时间我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三做农业的人来做了农业之后,品牌比农业企业厉害,一个就是褚时建卖橙子,一个就是柳传志卖猕猴桃,一个就是潘石屹卖苹果。这三个人原来在农业上没有经验,但是他一来做,全中国的消费者就知道,叫“褚橙柳桃潘苹果”非常清楚。东西可以卖的贵且卖的很好,而且你还要预订。 新进入者运用不同的逻辑,你怎么样跟他竞争?这就是第四个的环境新特征,新进入者都是重新定义行业,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跨界经营。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共享经济的特点 离散程度越高,价值集中速度越快。这就是为什么出租行业被洗牌,消费者也是很离散的,司机也是很离散的,一个共享平台就可以解决问题。酒店也会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很多行业其实离散程度都高,共享经济的出现完全可以把很多行业的的环境特征改变。 我们做了一点尝试,4月29日,六位我们商学院的老师,清华两位,中欧一位,北大两位,长江有一位,那天他喉咙哑了不能说话,所以没有到现场,我们六个人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线上课堂,我们只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互联网时代下企业如何学习,就这个话题,那天晚上多少人在线上听吗,超过一百万。我自己其实都愣住了,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离散程度太高,所以价值集合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 “樊登读书”,只需要告诉你一年帮你读50本书,一天按一块钱收,365块钱,现在用户群已经超过160万人。我举这些例子只想告诉各位,我们对环境认识的逻辑要变。 这就是为什么组织在今天要非常关注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就决定了整个组织的绩效,如果不能理解这些基本的新特征,组织绩效就会受到伤害。今天做组织管理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做组织管理,多是关心内部。 不确定性为什么成为常态?原因就在于这五个新的特征都会带来不确定性。 第一个特征说明创造机会需要理解整个市场波动;第二个特征告诉你,新的消费人群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习惯,所以所有行业都被重新定义;第三个渠道的根本改变,把在经营上三个最重要的要素给调整了,用户与顾客,分销与价值网,数据与产品,第四个新的进入者其实不按你的逻辑出牌。最后一个就是共享,让一切变成可能性。 从这个概念上来讲,我真的需要大家要有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需要重新认知组织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我今天的话题是回到组织能力。 优秀企业的四个主要特点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其实一直惯用的研究方法就是研究优秀企业,那些持续增长的优秀企业,我发现他们有四个最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增长型组织思维惯性。企业是一个增长型的组织思维还是一个非增长型的组织思维,是极为重要的。优秀企业都是增长型的组织思维惯性。 如果企业是一个增长型的组织思维,那它就是一个确实是可以应对变化的组织,因为它所拥有很多东西都是增长型的;如果它是一个非增长型的思维方式,那的确就没有办法增长。 这种增长型的思维,在我自己的研究里面,其实是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一个特征就是永远从外向内看,绝对不从内向外看。这就是这个组织的思维惯性。很多时候,很多人具备的思维惯性,都是从内向外看,不是从外向内看。他可能都是不愿意接受失败,不愿意接受探索,总是怕错,更重要的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是有边界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增长型的组织思维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有一种自我变革的文化。他从来都是考虑怎么革自己的命,而且他常常是在他最好的时候革自己的命。 就像华为,在最好的时候,任正非写了一篇最著名的文章叫《华为的冬天》。然后当华为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的时候,任正非又说了一句最著名的话:我们已经进入无人区,所以我们必须慎重。在华为最重要的那句话,就是“没有成功,只有成长。” 我大概在十年前去华为,当初他们看了研发中心所储备的东西。当时我就很认真对别人讲,华为如果做手机一定会跑到最前面去。因为在十年前,我就看到他储备芯片技术,储备通信接口技术。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这个企业聊天的时候,他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自我驱动变革,他不是在等环境。 真的是要自己变革自己,华为认为能打败华为的永远是华为自己。甚至我的一个学生去写华为的一本书,介绍华为成功的历史的时候,最后请任正非和华为确认,确认的结果是书名确定为《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足以说明问题。 第三个特点是永远都符合市场规律和客观发展规律。 我个人认为说,如果你想做市场,记住做企业就是从两个最重要的维度去思考判断,一个是顾客的维度,一个是技术的维度,这是根本性的要求。如果你不能从这两个维度看,你肯定就是没有办法符合规律。我们如果从顾客的维度,或者从市场这个维度去看,是真正的顾客导向,是真正聚焦顾客;我们讲的这个技术,就像今天看到中国很多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不能成功,大家会认为是收到虚拟经济的冲击,我想问题不是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冲突,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这些企业没有符合这个市场的发展规律,你对顾客的关注,对技术的关注也不够。 第四个特点是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 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些优秀企业,他们能够持续增长的秘诀,其实就是能够驾驭不确定性,管理不确定性,包括识别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共处以及管理者拥有定力。 组织管理的三个根本性 正是因为上述的原因,今天的组织管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组织管理当中对管理者的定位完全是变的,组织的功能也完全改变了,其根本原因有三个: 第一,效率不再来源于分工而来源于协同,一百年来的组织管理理论都是在谈“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其实是分工即分责,通过分工让劳动效率最大化。 接着下来马克斯·韦伯与亨利·法约尔的“行政组织理论”,解决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组织效率最大化来源于两件事情,专业化水平与分权制度,三权分立。所以组织效率是分权。 接着下来关注个人效率最大化的问题。组织管理理论当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出现。让个人效率最高的方法是什么?其实就是满足个人的需求,所以叫分利。 所以整个组织管理就分了三样东西,分责分权分利,一百年的组织理论就是沿着这三样东西做的。但是今天变了,我们今天变到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变到你把这三样东西都分完,如果他不能够去做协同,我们或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效率其实是来源于协同,不再来源于分工,这是第一个变化。 那么第二个变化是什么,就是在今天的组织管理当中,比较重要一个挑战,就是要求整个公司具有创造力,所以他的核心其实是激励价值创造,而非考核绩效。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如果说我们还是做绩效考核,我们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增长型的组织思维,因为增长型的组织思维就是不满足于KPI,一定要超越它,所以我们就要求你要有这样一个增长型的组织思维,你就必须得激励价值创造,而非绩效考核。 第三个改变就是文化,以前的文化其实是非常强调对目标的服从,你只要上过组织行为的课,组织行为学对个体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分析当中一定会强调个体对目标的贡献,它是会非常强调这一点,如果你的个体对目标是没有贡献的,他一定会被淘汰。所以组织离开谁都行,但是你离开组织不见得就行。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整个文化和组织能力就体现在这里。但是今天在讲新文化的时候,最重要是要什么,其实是要人的创造力,不在于你的服从,最重要的是要求你不断去尝试新东西,而不是对于你原有东西的一个固守,这等于在文化上的要求也全变了。 我下面那句话,其实是给我帮助特别大的一句话,这是任正非聊天时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在能够把研发做到有成果出来的人,少之又少,称之为叫天才,大部分的人做研发是做不出成果来,但是做不出来的人在华为称之为人才。那你想想,如果一个企业是这样一种价值的追求和激励,我相信他的创新一定比别人要强,但是在我们很多企业,如果你的项目做不成功的话,那就连人带项目一起拆掉了,你这人可能就被淘汰了。 我甚至还觉得,他的很多东西真的是做的不错,所以我说在文化这个方面,你的价值观,你的全球思维,你的理念和习惯全部都要改。比如说华为在人才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他说为凤去筑巢,不筑巢引凤,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这个人才在全球某一个地方,如果你是我要的人才,华为的方法就是到你那个地方帮你建个研究所。 好了,我们既然知道整个管理有三个最根本性的改变,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组织管理的一个核心工作,就是要把这个组织激活。 如果我们要激活它,一定要看看为什么组织管理是可以激活的,组织之所以能够有效是源于四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组织的力量大,就是因为组织有着四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这四个有意思的东西,就会使得组织的力量超过个体。 第一个组织是开放的,它可以在环境中获取资源,因为它是开放的,因为他觉得你不行,他就去找下一个,他觉得下一个不行,他就再找下一个,他觉得这个地方钱不够,他就去那个地方找,他觉得在这个方向上,这个市场他不行,他换一个市场,所以他是完全开放的。组织的开放程度是比个体开放程度要高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组织可以去获取分享使用存储。组织有三个最重要的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还有结构资本。当组织拥有这三个最重要资本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拥有非常强的,我们称之为叫做“学习力”,组织的学习能力某种意义上来讲,甚至超过我们个体的学习能力。组织真正厉害的是他的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结构资本。 第三个组织有效性强大的地方就是员工拥有的能力就是组织的能力,所以他可以拥有无数人的智慧来结成这个能力。 第四个组织有一个很强的地方,是有非常多的利益相关者。很多企业当他的利益相关者做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难失败,因为这些利益相关者都不让他失败。这就是组织有效性的第四个来源,叫做利益相关者。 这四个是组织有效的的来源。 激活组织,七个地方要改变 激活组织需要在七个地方要做改变,结构要变,文化要变,激励方式要变,工作习惯和经验要变,绩效检验的方法要变,价值共同体当中要做新的东西,最后一个是领导者的角色要变。 第一项工作,打破内部平衡。 你一定是要把内部平衡打掉,如果你不打掉你内部的平衡,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做激活,今天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不管多大的企业,现在都在变小,一个把企业拆的小小的例子就是海尔,他就拆的非常小,所以海尔的组织结构只有两种形态,一种叫转型小微,一种叫创新小微,一共就两个形态,小微就是小小的组织,在传统主业的负责转型的就叫转型小微,做新业务的就叫创新小微,他的方式就是这样去做。所以你想如果他把这些东西都打碎了,就不存在结构性的障碍。 第二项工作,基于契约的信任。 如果要做一个完全创新的,要发挥每个人积极性的一种企业,我觉得很重要是在你的员工之间建立一种基于契约的信任,而不是简单情感的关联。我想这是对很多组织文化是非常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对员工的期望管理实际上做的不够,在组织管理当中会有一个词叫“心理契约”,在心理契约当中,中国在管理当中一直没做好,比如说去招聘,你们肯定就会不断讲说公司这里有多好,新人来了之后发现原来没有那么好,很快人家就走了。我在公司的时候就跟我的人力资源部说,我不要告诉人家我们有多好,我一定要告诉人家我们有多苦,然后他就说,苦了他就不来了,我说你说好他来了也留不住,你说苦的还敢来的就是我们要的。 基于契约信任,你一定要给员工支持感,这个最主要讲的是主管。哈佛商业评论有一个研究报告认为,一个员工离开公司的主要原因,他的直接上司影响超过70%,不是因为公司不好,是因为他的直接上司不好。而一个员工的绩效也接近于70%取决于他的直接上司,所以在谈基于契约的信任,就是要注意这个东西,怎么能够让员工与公司建立一种真正的信任,这个信任一定是基于契约的信任。所以我有一次跟任正非聊天,他讲了一个事情也是让我蛮震动,我就跟他说,在华为工作,又有这样一种世界全球企业的成就感,又能够快速的成长,虽然累一点,但是我相信员工应该还是能感恩的,结果任正非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员工如果对公司感恩肯定是错了,肯定给他东西多了。然后我就问我旁边华为的老员工,他在华为做了十几年,我问你们对华为没有感恩,那你对华为是什么,他说我们与华为之间只有责任。我就认为,这样的员工管理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这种信任来源于一种契约,一种真实理性的彼此的认知,一种信息的沟通,一种真正的透明。 第三项工作,设立新激励。 如果要设立一种全新的激励,我觉得在组织管理当中,挑战最大的就是你能不能建一个幸福的组织,我当时写激活个体的时候,这是我中间最重要的研究,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在组织当中感受到幸福,我们今天员工对于组织的要求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前一阵去做调研,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说,他说我搬了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楼变得更漂亮了,然后环境更好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有24个人当天就辞职了,他就问我,我说肯定是那楼附近的餐厅不够好,他竟然愣住了,他就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回答他,结果原因还真的如此。现在年轻人其实他离职原因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去讨论这些幸福感,你不去讨论这些东西,企业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第四项工作,授权各级员工。 再往下来,就是我们能不能真正做授权,我们之所以要做授权,其实就是要真正去做一个能够有创造力的组织。但是如果想做授权的话,核心是什么,就是你要不断让员工能够去试错,而且内部要形成一些自组织。这样每一个员工都可以真正的成长起来,才可以帮助组织成员具有持续的创造力,这个对管理挑战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们不做授权是因为几个原因,我觉得最难的是你太负责任,反而不是你不相信他们,是因为你把责任看的太重。 第五个工作,创造可见绩效。 很多人问我说,转型怎样能有效,我说转型有效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的业绩比原来要增长,有人说我做转型的时候必须牺牲一下当期的利润,我说不可能。你必须当期要有利润,同步还要转型。所有做管理的人,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创建可见的绩效能够检验,如果你忙活半天的激活,组织最后没有绩效,也没有相信你做的是对的。 那怎么去创造我们讲的这个可见的绩效?第一件事情就是绩效是来源于一个地方,就是你要站在顾客立场,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所有事情都从顾客的角度来看,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第六项工作,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 这是我们讲的利益共同体,但是我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我们在讲价值链和价值网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都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还是以你为主在说,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是互为主体的,我们称之为生态逻辑,就是万物生长的逻辑,万物生长的逻辑就是每个人都是主体,整个网络当中缺一不可,每个人都重要,所以我称之为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 那么合作主体的这个共生系统,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求大家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所以我比较建议说,你真的去看7-Eleven,你去看看他写的那本书叫《零售的本质》,今天这么多人做零售都认为是互联网对它冲击太大了,可是为什么这个企业没有,你就会发现这些企业不是变了,他其实是所有公司的一个价值网络共享的平台,那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点,就是因为他把它变成是一个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非常需要大家,我们在今天这个逻辑,大家记住,是互为主体,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没有谁能够主导谁的价值,他一定形成共生。 第七项工作,领导者的新角色。 我认为今天对领导者来讲,其实是有一个蛮大的挑战,真的觉得蛮难,现在做领导人比以前不知道要难多少,领导者实在是太难,难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难在必须是一个“布道者”,因为外部的东西变化太多了,他必须很坚定。他不单要坚定,还要别人相信,我就说他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们以前其实老板不用这样的,老板就是我说了算,别人不能出声了,现在老板你不敢说你说了算,你还必须得讲道理,你还必须让他理解你,你还必须得让他接受你的表达,其实这是一个对于管理者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你要变成一个“布道者”。而且还必须让大家接受转变和转型。 第二个,领导者要还是一个“设计者”,这个设计跟以前不太一样,是设计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设计梦想,因为发现今天优秀的领导者都是很能够跟别人谈梦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把梦想嵌进去,今天做普通产品没有人接受,你必须做有梦想的产品。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传统企业很难做,传统企业就很实在,就像我们卖苹果一样,我就告诉你说,我的苹果特别好,然后又便宜又好,人家一定是不这样给你。人家一定告诉你说,世界上就这一个苹果,而且这个苹果你吃了之后就会变成那个“苹果”,咬了一口的那个苹果,你就发现会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个还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设计组织制度,你不能只建一个组织,你得设计制度,包括你怎么激励大家,包括你怎么让大家变成事业伙伴,包括你怎么愿意让大家把所有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所以这是我给你一个新的角色,你要当一个设计者。 第三个是领导者要成为“伙伴”,这个我觉得对领导者要求更高,我们最近不是很多人都在做伙伴,事业伙伴,经理人。我就跟很多企业家聊天,然后企业家就带他的团队来看我,就跟我说说,这是我的两个事业伙伴,然后那两个人马上说我们是下属。 所以不是给了一点点股权,他就变成事业伙伴了,你这个老板自己得变成被管理者才会成为事业伙伴。 结束语 在今天有这两句话最重要,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你有任何的想法,你有任何东西我都建议你去试。 很多学生都对我讲,要不要去创业,我说去吧,但是前提条件先把家安顿好。你不要拿着家里的钱去做。很多老师,我也鼓励他,想尝试什么你就去尝试,当然前提条件你得满足学校对你的要求。 第二句话是:更是一个集合智慧的时代,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强者的平台上组织在一起,如果与更强的人在一起,我相信你的成长和价值的创造一定会是更好的,所以我对你们的管理基本上是用这两句话来说,一个是要激活个体,因为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就是组织一定要赋能,不要管控,因为这一定是集合智慧的时代,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最基本的内容,也再一次感谢大家。[详情]

新浪教育 | 2017年05月25日 08:27
彭剑锋教授率EMBA同学与任正非论华为之道
彭剑锋教授率EMBA同学与任正非论华为之道

  本文转自”清华经管EMBA“微信公众号 何为行知中国? 清华经管EMBA创设的“行知中国”课程,是受同学们大为推崇的实践体验式教学,分为自然篇和企业篇。自然篇里,同学们重走丝绸路,68公里的长途跋涉,考验的不仅是体力,更是信念与坚持。企业篇里,则是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名师带队,深入企业做案例研究与教学。以行悟知,以知促行, 我们相信唯有行知相长,行知合一,才是治学之道。 彭剑锋教授在华为开讲 在《企业绩效管理》课程中,彭剑锋教授以华为公司为案例,向同学们阐释了企业绩效管理的核心和内涵,以及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和系统的思考突破成长瓶颈,完成蜕变的。彭剑锋教授强调,要想激活组织,使其有活力和战斗力,就必须解决“人”的问题,要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绩效考评系统,如何“分好钱”。华为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和成就感,并通过价值观的建设,统一思想,达成共识,达到“利出一孔,力出一孔”,最终形成了一支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员工队伍。   彭剑锋教授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话   谈战略成功:华为没有秘密,就一个字,“傻”! 任正非:华为为什么成功,华为就是最典型的阿甘,阿甘就一个字“傻!傻!”阿甘精神就是目标坚定、专注执着、默默奉献、埋头苦干!华为就是阿甘,认准方向,朝着目标,傻干、傻付出、傻投入。华为选择了通信行业,这个行业比较窄,市场规模没那么大,面对的又是世界级的竞争对手,我们没有別的选择,只有聚焦,只能集中配置资源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犹如部队攻城,选择薄弱环节,尖刀队在城墙上先撕开一个口子,两翼的部队蜂拥而上,把这个口子从两边快速拉开,千军万马压过去,不断扫除前进中的障碍,最终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将缺口冲成了大道,城就是你的了。这就是华为人的傻干!   华为走到今天是华为人的“傻付出”,舍得付出,我们从几百万做到今天的近四千个亿,经历了多少苦难!流了多少辛酸泪!这是华为人用命博来的。华为人就是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华为人付出了节假日,付出了华为人的青春和身体健康,靠的是常人难以理解和忍受的长期艰苦奋斗。   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不受资本市场的约束和绑架,我们可以为理想和目标“傻投入”,所以我们可以拒绝短视和机会主义,我们只抓战略机遇,非战略机会或短期捞钱机会可以放弃,这是资本和股东做不到的,只有理想主义者可以做得到,为理想和远大目标敢于加大技术、人才、管理体系和客户服务的长期投入,看准了,舍得为未来的目标连续投、长期投(注:每年超过销售收入百分之十以上的研发投入,研发总投入超3000亿,管理咨询投入超300多亿的,纳税1900多亿),避免了短期行为,耐得住寂寞,忍受得了艰苦和磨难,华为就是一只大乌龟,二十多年来,只知爬呀爬,全然没看见路两旁的鲜花,不被所谓互联网“风口”所左右,回归商业精神的本质,坚定信心走自己的路。   彭剑锋:是的,华为人的“傻”是一种超越一般“聪明”的有智慧的“傻”,是一份难得的坚守、执着和付出。许多企业是自作“聪明”,往往将客户当“傻瓜”,骨子里认为客户是可以长期被忽悠、被骗的、被愚弄的,最终被市场和客户抛弃!而华为则将自己当“傻子”,不愚弄客户,坚信只要你真心为客户创造价值,客户最终会聪明地选择你,华为不是“真傻”,是基于客户价值的最高生存智慧!是坚定目标与追求的“傻干”;是坚守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傻付出”;是基于战略和长远发展的“傻投入”,最终企业和员工都得到“傻回报”。这就是华为的“四傻”。我到欧洲一些国家去游学,欧洲一些学者也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能保持三十年高速成长而不衰,为什么会产生华为这种企业,我回答:中国人这三十年比別人付出的更多;当你们在周末或节假日在休闲晒太阳享受生活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和员工还在工作,还在付出,天道酬勤。华为人今天创造的奇迹,来自于华为人的奋斗和付出,某种意义上是华为人用命去博的。其实,华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持续艰苦奋斗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适的应用意义,任何一个企业只要能将这一理念落地并做到位,不想成功都很难,其它企业做不到,而华为“傻傻”地认真去做并做到位了。   任正非:华为随便抓一个机会就可以挣几百亿,但如果我们为短期利益所困,就会在非战略机会上耽误时间而丧失战略机遇。所以,华为的“傻”,还体现为不为短期挣钱机会所左右,不急功近利,不为单一规模成长所动,敢于放弃非战略性机会,敢赌未来。敢赌就是战略眼光,就是聚焦于大的战略机会,看准了,就集中配置资源压强在关键成功要素上。华为多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坚持管道战略,通过管道来整合业务和产业。通讯网络管道就是太平洋,是黄河、是长江,企业网是城市自来水管网,终端是水龙头,沿着这个整合,都是管道,对华为都有用。当然,管道不仅限于电信,管道会象太平洋一样粗,我们可以做到太平洋的流量能级,未来物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将对管道基础设施带来海量的需求,我们的责任就是提供联接,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谈创新:华为投入了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创新 彭剑锋:五年前我与我的学生写了一本关于三星成功之道的书,为此三星中国专门派了几位高层领导到我办公室交流,言谈之中,三星人总是拐弯抹角地问我华为的情况,这让我十分惊讶,华为刚进入消费品领域,手机才上市,市场表现平平,并不被业界看好,更谈不上与三星竞争,为何三星如此关注华为,三星人告诉我:未来三星手机的真正竞争对手将是华为,华为是一个可怕的潜在对手。为什么?三星人指出两点:一是华为是一个有技术创新和人才储备的企业,中国其它手机生产广商主要是靠市场拉动,低价竞争,走不远,只有华为有技术,有狼性十足的人才队伍;二是华为的聚焦压强战略和组织化管理能力,华为一旦认准了要干手机,就不会退缩,就不会狗熊掰棒子,就一定会不顾一切,集中组织资源将手机做大做强。现在看来,三星人不愧有危机意识和洞察力,今天华为的手机年出货量已过亿,直逼三星,剑指苹果。确实,企业光靠市场出奇招,打价格战走不远,还得回归产品与技术创新力去赢得市场和客户。   任正非:华为投入了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创新,但华为反对盲目的创新,反对为创新而创新,我们倡导有价值的创新。没有技术创新与管理体系的“傻投入”,就不会有真正的产品与市场的竞争力,就只能靠低价和打价格战,就没有利润空间,产品品质不好是耻辱,企业没利润可挣也是一种耻辱, 从企业活下去的根本来看,企业要有利润,但利润只能从客户哪儿来,只能加大对客户价值创造能力的投入,而企业不赢利,对人才、技术和管理就不会有钱去投入。这是个简单道理,我们“傻”才会按简单道理去“傻投入、傻干”!华为坚持走技术创新的道路,关注知识产权。 谈开放:华为不做成吉思汗,独霸天下最终是要灭亡的 彭剑锋:是的!我很同情我们人大的一些青年教师,为评职称,不惜一切代价写低水平重复无价值的所谓学术论文,成为爬格子的奴隶,更没有时间深入企业了解和研究案例!当年我们在华为,一年就呆了一百五十多天,现在的年轻人在企业呆三天都呆不住,象黄卫伟老师和吴春波老师在华为做顾问一干就是二十年,这也是阿甘精神在学者身上的体现。管理就是实践,实践是我们最伟大老师,光读死书,写八股论文,就是在浪费青春,就是没价值,但现在大学考评老师的标准和导向就是这样,他们只能做没价值的事,最终自身没价值,没成就感!正如您所讲,我们的价值导向和评价机制出了大问题!必须改革才有出路,才有原创,才有自主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任正非:是的,我们要有原创创新精神,但并不等于完全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这个提法我不太认同,自主创新是封闭系统思维,华为强调开放合作,自己只做最有优势的东西,其它部分开放合作让别人做,不开放就是死亡。即使我们成为行业的领导者,我们也不能独霸天下,若华为成为成吉思汗独霸天下,最终是要灭亡的,我们立足建立平衡的商业生态,而不是把竞争对手赶尽杀绝,我们努力通过管道服务全球,但不独占市场。   彭剑锋:产业是个生态圈,过去华为是追赶者,现在是领先者,领先者要成为产业生态良性循环的维护者,要给别人留口饭吃,自己才能有持续的饭吃!   谈互联网时代:守护工匠精神,艰苦奋斗!实业才是解决人们幸福的根本! 任正非:华为追求有效成长,追求持续发展,就需要有持续艰苦奋斗精神,就需要有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专注,用一生的时间钻研,成功就是一生做好一件事。   彭剑锋:华为现在倡导艰苦奋斗与工匠精神似乎与互联网所倡导的理念相悖!互联网企业强调员工快乐工作,强调人人都是CEO;强调员工多能,岗位频繁流动。   任正非:不要有那么多的互联网概念与冲动。踏踏实实的用互联网的方式去优化内部运营管理,夯实基础管理平台更重要,互联网是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实业才是解决人们幸福的根本。不奋斗,不付出,不拼博,华为就会衰落!拼博的路是艰苦的,华为给员工的好处首先是苦,但苦中有乐,苦后有成就感,有收入提高,对公司未来更有信心。快乐是建立在贡献与成就的基础上,关键是让谁快乐?企业要让价值创造者幸福,让奋斗者因成就感而快乐,如果企业让懒人、让庸人,让占着位子不作为,混日子的人快乐,让制造工作不创造价值的人都幸福和快乐,这个企业离死亡就不远了,企业完蛋了,员工还会快乐吗?华为的薪酬制度就是要把落后的人挤出去,“减人、增产、涨工资”。   华为人的付出不是白付出,而是要让付出者有回报,华为人创造了价值要回报价值创造者,机会要向奋斗者倾斜,我们奉行不让雷锋吃亏的理念,建立了一套基本合理的评价机制,并基于评价给予回报,尽量给员工提供好的工作,生活、保险、医疗保健条件,给员工持股分红并提供业界有竞争力的薪酬。华为倡导以奋斗者为本,华为的人力资源机制和评价体系要识别奋斗者,价值分配要导向冲锋,价值分配要以奋斗者为本,导向员工的持续奋斗,激励奋斗者。我们讲艰苦奋斗,不是不关心员工身体健康和办公条件的改善,而是要在不断改善工作和生活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思想上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行动上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竭尽全力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彭剑锋:是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持续艰苦奋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需要领导者真正洞悉人性且大公无私,具有自我批判与自我变革精神,愿意打造一个不依赖于个人的伟大组织。我认为任总对华为的贡献,不仅率领华为人创造了一个令人敬畏的世界级的华为,更在于打造了一个不依赖于您个人的伟大组织,并通过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机制与制度的创新,使华为始终充满价值创造的动力与活力,从而驱动华为持续成长,基业长青。 [详情]

新浪教育 | 2017年05月24日 08:37
中欧苏锡嘉教授:谈判的艺术和套路
中欧苏锡嘉教授:谈判的艺术和套路

  本文选自”中欧EMBA“微信公众号 谈判是艺术,这门艺术没有规则,每个人有自己的门道,每个人有自己的长处,每个人有自己的缺陷,所以是法无定法。中欧苏锡嘉教授认为,谈判不仅表现策略和技巧,更多展示风格和做人。 1。谈判得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净利润 想一想,我们在经营过程中,节约每一分钱都要花费非常大的努力,但是在谈判中,这一分钱得来的没那么难,是净利润。所以在谈判桌上,没有理由放弃任何利润。 2。目标优先 只讲目标,不讲对错。换句话说,谈判过程中的所有细节纠葛,甚至辱骂你都可以不在意,只要在意目标能不能够达成。因为在谈判当中,每个人都会使各种招,包括用恶劣的手段让你情绪完全失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再跟你谈。 利益比立场重要。赫鲁晓夫曾经在1960年联合国大会上用皮鞋敲桌子,抗议菲律宾代表的批评。法新社在当年的报道中写道,‘他(赫鲁晓夫)脱下右脚的鞋,一只精心打蜡的黄色鞋子,在头上挥舞,用全力敲在桌子上’。很多时候,谈判者拿到桌面上激怒你的东西,只不过是他的手段。利益才是最终目标,其他东西都可以放弃,态度也可以改变。 3。有限授权 有限授权就是在谈判中留后路。谈判谈到最后说,今天达成这个协议,但真正生效之前,我们还要经过审核人批准。其中什么人批准你千万想清楚了,最好别是打个电话就能找到的具体的人,而可以是一个委员会。 4。面子不重要 朝鲜战争期间,交战双方进行停战谈判,提议由中立国参与停战监督。但谈判在中立国的提名上陷入僵局,美国方面提名瑞典和瑞士,而朝中方面提名苏联,遭到美国坚决反对。 后来,美国谈判代表提出一揽子建议,通过在战俘问题以及在朝鲜后方修建机场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换取朝中方面在提名苏联问题上的妥协。 你看,谈判的时候面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到东西。 5。我赢和双赢 现在谈判都说双赢,但是,双赢的前提是我要赢。我要赢的前提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照顾到你的利益,是我把你当成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谈判开局 开出高于预期的条件 你想买游艇,恰好看到广告说有一艘二手名牌游艇出售,要价100万元。但你只能凑足90万元。你找到卖主表明了自己的强烈愿望,但只凑到90万元。他同意按此成交。 你犯了最大的忌讳,就是你想90万元成交,绝不能砍价到90万元,一旦对方一口答应,你会不停去想,当时要价80万元会怎么样,永远后悔。 永远不接受第一次报价 反过来,你想出售自己的游艇,并知道卖得好的话,可到手100万元,于是想去登广告。某人得到消息后找上门来表示愿出价115万元。卖不卖给他? 稍了解谈判的应该知道,永远不接受一次报价,因为你接受了115万元,而那个人是准备好付130万元的,他会很崩溃。你怎么也应该还个价,比如说130万元,说不定最后120万元成交,那个人还比115万元买回去兴奋得多。这就是谈判,你还是要有套路,按照套路来。 不在被迫情况下出价 你是一位光缆制造商,想与一家欧洲最大的有线电视台老板约见。几经延迟后对方叫你当天下午去机场候机室,在航班起飞前几分钟与他见面。这对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边向边检处走去边同你说,可以与你签一份6个月的供应合同,要你开一个‘最好价’。 按照谈判的原则,你应该说:祝您旅途愉快,回来再谈。这就是永远不在被迫情况下谈。你这时候出价,双方的高低气势差得太远。而你想清楚,这家伙用这一招来对付你,至少说明他对你的东西感兴趣。 学会表示意外 你公司办公室的租约将到期,准备续租。估计业主会要求将租金提高20%,怎么办?通常的办法是要表示意外。你对他说,什么?还要涨价?我还正要跟你谈降价呢,这里漏水,那里冷气不足,最后对方都觉得要涨价可能不太好。一定要让他觉得这事有点离谱。 谈判中场 应对没有决定权的对手 谈判最怕的就是谈成功后,对方说还需要上面批一下。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你在谈判开始前先确认,如果我跟你谈成了,你今天有没有充分的授权可以做决定?一般人是要面子的,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今天即使跟你谈成了,最后却没有决定权。要在一开始先把对方的退路堵死掉。 绝不让步,除非交换 绝不能白白让步,我每一条让步都要换来你相应的回报。最容易交换的内容是对双方价值不等的资源——对我非常重要,对你可能不那么重要。 未接到对方建议前不修改己方的建议 你报一个价,在对方没给任何回复的情况下,你沉不住气,自己嘀咕价格可能过分了,就自行降价,对方会怎么做?他会继续等,等你报一个更低的价。 谈判的难点:让步 实际上谈判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让步你要让到合理,让到对方感到你的诚意,让到你有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让步要遵循递减规律。此外,要不得一口价,不能把话说绝对了。比如我告诉你就这个价格,再让一分钱是你孙子,这桩生意就没法再谈了。谈判一定要给自己留下后路,并且想清楚,让步的好意对方很快忘了,因为对方的目标不是已经做出的让步,而是盯着你下一步的让步。不要指望你做一个让步,对方就记住你的情。 各退一步,怎么退法? 谈判中的一个常态,就是各退一步。但是各退一步最怕的是遇到谈判老手。比如讲,你坚持要100,对方最多只能出90。谈到最后对方说,这样吧,各退一步95。有时候你会说好。而对方立马表示,你可以接受95是吧,对不起,我们要100,还是有5块钱的差距。你的立场就莫名其妙被移到了95,接着各退一步,变成97块。所以在面对谈判高手的时候,你不要让步得非常干脆,谈判经常会在一个地方僵持。 多问几个 What if 我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你降价,实在是谈不下去了,如果我全付现金会怎么样?如果我把采购量再放大一些,你觉得会怎么样?如果我把条件再放宽一点,我们会怎么样?把其他各种可能变通的办法引进来,说不定在价格上面,你会发现还是有谈的空间。 态度归态度,谈判归谈判 谈判桌上经常有人扮所谓的红脸、白脸,你要想清楚你的利益和目标,不要被他人左右。 谈判收尾 学会随时离开 谈判这件事往往不是一次可以解决的,有时候你要学会离开,离开表示你非常不满、非常愤怒。离开是态度,但回来是目的。 谈判结束 谈判结束后,最重要的是要重复双方的协议跟承诺,然后争取由我方起草合同,因为合同的字里行间多少会带有一点偏向性,所以起草的一方通常会占一点便宜,至少不会给到对方挖陷阱的机会。 谈判桌上的最后一块钱是最贵的,协议达成后,千万不要节外生枝。曾经有一家小公司跟一家跨国公司谈判,全谈成了,第二天,跨国公司已经宣布了要举行一个签字仪式。就在这一天晚上,小公司打来电话说,想来想去那一块钱我们还是要争取一下,如果你们不给,明天我们就出席不了签字仪式。跨国公司妥协答应了,但也下令,从此不得再与这个公司有任何的交易往来。所以为争取一点利益,把一个财神得罪了实在不值当。 此外,永远不要幸灾乐祸。签字以后,你笑嘻嘻地告诉对方,如果再坚持一分钟,我们就要让步了,对方杀了你的心都有。而谈判高手会和对方握握手说,你的表现让我非常敬佩,我很欣慰有一个让我尊敬的对手。说这种话一点成本都没有,但是双方在未来的交往会愉快得多,而且你个人的绅士风度,也会给你带来很好的口碑,何乐而不为?[详情]

新浪教育 | 2017年05月24日 08:25
FAMGA五大科技巨头占美股市值10%闷声发大财
FAMGA五大科技巨头占美股市值10%闷声发大财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不管巴菲特是不是看好科技股,全球股民已用手指投了票:FAMGA五家科技企业如今是美国股票市场中最有价值的,市值为2.9万亿美元,已占到美股市值总额的10%以上。 FAMGA是这个星球上市值最高的五个公司巨头的首字母缩写。它们分别是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微软(Microsoft)、谷歌字母表(Google, 或叫Alphabet),以及亚马逊(Amazon)。 如今科技企业已经占据市场前排位置。2016年,这五家企业收入总额已达到5,550亿美元,市值目前为2.9万亿美元,占到美股市值总额的10%以上,是美国股票市场中最有价值的。据外媒统计,FAMGA对指数上涨的贡献达到45%。 标普全球行业指数也显示,信息技术行业自年初以来已获得19.66%的收益,而收益排名第二的是医疗保健行业,超额收益为11.47%,其他如消费行业、工业行业均获得10%左右的收益。 一年赚取数千亿美元!美国五大科技巨头都有哪些“摇钱树”? 虽然美孚和伯克希尔的股价均较去年有所上涨,但亚马逊和Facebook的涨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短短20年的时间里,亚马逊的市值已经增至大约4600亿美元。 Facebook在数字广告行业的快速发展正带来不利影响。相对于以往,Facebook目前更依赖周期性的广告市场。 而作为竞争对手的谷歌则在软件和硬件领域找到了新的营收来源。 对谷歌来说,云计算业务可能终有一天会超过广告业务,后者占据谷歌母公司Alphabet去年900亿美元销售额的88%。与谷歌相比,亚马逊、微软每年总计在数据中心上的投资高达数十亿美元。 苹果63%的营收来自iPhone,另外21%的营收来自iPad和Mac。亚马逊90%的营收来自“产品”和“媒体”业务,来自AWS服务的营收仅占9%。微软的营收来源比较多元化:Office占28%、服务器占22%、Xbox占11%、Windows占9%、广告占7%、Surface占5%、其他占18%。 去年发布的图表显示,科技企业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取代了传统的蓝筹股企业如埃克森美孚和沃尔玛的地位。 以下是这五家企业的最新市场估值: 这五家科技企业总市值共计2.9万亿美元。在2016年,苹果公司自2001年创立以来首次出现年度收入下滑趋势,但苹果的利润与其他四家企业利润的总和相当。 尽管有些业务的重叠,这五家企业在盈利方面的能力都是独一无二的,以下是这五大企业收入汇总和产品分类: 亚马逊快速增长的广告业被划为“其他”类别。如图所示,硬件、电子商务以及广告占所有利润的76%。同时,软件已不再是曾经的摇钱树,但是有助于一些企业当作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比如说,安卓系统不会直接产生收入,但它允许用户在play商店购买应用并通过移动设备进行谷歌搜索功能。同样,苹果每一个软件都捆绑在操作系统中进行购买。 中概科技股“闷头发大财”,腾讯跻身全球市值前十公司 中概科技股自今年年初迎来一波涨幅,表现好得简直令人晕眩。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本周二美股收盘,表现最好的科技股陌陌今年已录得138%的涨幅,而微博也高达93%,新浪则录得涨幅约63%。京东年内涨幅60%,阿里巴巴涨幅约41%,腾讯涨幅也达到36%。相比之下百度涨幅较小,约16%。 在股价连创新高之际,腾讯一季度财报正式出炉。财报显示,一季度营收495.52亿元,同比增55%;净利润144.76亿元,同比增长58%。 其中,网络游戏业务表现亮眼。财报显示,网络游戏收入增长34%至人民币228.11亿元,该项增长主要反映来自智能手机游戏(如《王者荣耀》及《龙之谷》)及PC客户端游戏(如《英雄联盟》及《地下城与勇士》)收入的增长。社交网络收入增长56%至人民币122.97亿元。 微信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9.38亿,同比增长23%。QQ月活跃账户数达到8.61亿,同比下降2%。 自去年底以来,腾讯控股便开启一轮凌厉涨势,近期更是连创新高,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已超36%。随着股价大幅攀升,腾讯市值也水涨船高,稳坐BAT市值之首。今年4月初,腾讯市值一度超过美国富国银行,顺利跻身全球十大市值最高公司的榜单,并于5月2日正式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已是百度市值的近五倍。 阿里巴巴股价5月16日最高达124.34美元/股,创出历史新高。各大行纷纷看好阿里巴巴财报披露,巴克莱银行将阿里巴巴目标股价上调至132美元。[详情]

新浪教育 | 2017年05月23日 15:53
每个希望子女接班的男人都是马哈维亚
每个希望子女接班的男人都是马哈维亚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父母是否有权决定子女的人生选择?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所以,《摔跤吧,爸爸》也自然成为了一部充满争议的电影。有人认为电影中的“父亲”马哈维亚通过训练女儿们摔跤从而改变了她们的命运,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将女儿们当作实现自己未竟梦想的工具罢了。 其实,很多家族企业家也面临着和马哈维亚一样的困境。一方面,他们希望子女能继承自己的基业;另一方面,很多二代不愿意接班,这最终导致家族企业传承困难。 本文将为大家带来一个家族企业父女传承的故事,这个故事源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李秀娟教授与美国莱斯大学琼斯商学院张燕教授合著的《当传承遇到转型:中国家族企业发展路径图》一书。本文还将为大家带来李秀娟教授关于家族企业传承的独家观点,了解她对二代不愿接班的深层原因解读。 企业转型关键时期 他选择女儿为“接班人” 在《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曾是印度摔跤冠军的马哈维亚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摔跤梦。他希望能生个儿子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但妻子却生了四个女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两个女儿的摔跤天赋,于是决心训练她们,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夙愿。 红领集团创始人张代理选定女儿作为接班人,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98年张代理创立红领服饰时,走的是批量生产、贴牌代工、商场销售的传统路径。然而他认为传统服装行业的成本优势正逐渐消退,并且传统服装制造业的商业形态非常不健康。所以,他决心带领企业向“个性化定制”转型。 在企业转型的当口,未来发展的担子要交在谁的肩上就变得异常重要。张代理需要一个可以和自己一样坚持转型理念,同时又可以为了红领无悔付出的人。 由于一直坚持不将企业传承给自己子女,张代理的两个孩子从未在红领集团实习或工作。张代理的最初打算,是寻找职业经理人。他曾先后聘请了多任职业经理人,还做了股权分离等工作,一直为做成一家公众企业而努力着。但是,职业经理人换了一任又一任,却都没有让张代理满意。 在张代理看来,这些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工作能力、管理水平,而是综合素质不够高。“一个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一个是诱惑太大,他就忘记了自己是做什么的,做着做着就出轨了。”张代理这样评价此前聘用的几位职业经理人。他认为,这也和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健全有关。人们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往往会受利益诱惑而违规。 在寻找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过程中,张代理慢慢发现,两个孩子完全可以和自己一起来做事业。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物质层面的诉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熏陶,有较强的职业修养和事业心。“举贤而不避亲”的想法形成之后,张代理便和两个孩子进行沟通交流。 由于当时儿子张琰自己的事业已经起步,便没有选择回到父亲身边就职于红领集团。张代理将目光转向自己的女儿。女儿张蕴蓝高中毕业后至加拿大北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四年,拿到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专业双学位。毕业之后回国,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当时的张蕴蓝并没有接班的准备,在她看来,人生将会一如既往地平静。 2005年,张代理亲自去上海找了女儿,向她描述了自己对企业的规划、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战略转型等问题。从未接触过服装行业,也从未考虑过接班的张蕴蓝答应了父亲的请求。 数年痛苦的磨合期后 女儿成功接班 在《摔跤吧,爸爸》电影里,马哈维亚对女儿们展开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她们不能吃喜欢的零食,每天凌晨五点就必须开始跑步…… 张代理也对女儿开展了两年的“训练期”。他让女儿从一线做起,在不同岗位上学习,并在背后默默地观察她的表现。 他首先将女儿安排到国际业务部做一名报关员,负责报关、报检、跟单以及国际业务谈判等工作。一年之后,又让女儿去接管营销中心。随后,在女儿的主动要求下,他将女儿派到了一线生产车间。 在这两年里,张蕴蓝并没有将自己是董事长女儿的身份公之于众,而是以一位普通员工的心态早出晚归勤奋工作,以晚辈的姿态礼貌对待公司的其他领导和同事。为此,她赢得了张代理的认可,也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 虽然刻意让女儿接受磨练,但在关键时刻,张代理主动放权,并给予女儿支持。女儿张蕴蓝在负责营销中心的管理时,决定撤掉整个营销团队的骨干,因为当时团队里的很多员工是同父亲一同创业的四叔的亲戚朋友,享受着某种意义上的“特权”,而她不允许“特权”在企业里滋生。她将这个决定汇报给父亲时,父亲并没有反对,而是鼓励她自己做决定。 后来,张蕴蓝砍掉了营销团队里那些不接受企业战略和相关指令的员工,同时招募并组建了一支由80后组成的新团队。当年,红领集团的年度销售额下降了一半。当时舆论认为红领集团不应该这么轻易地就扫掉这些精干的人,并认为张蕴蓝的这种做法是败家子的表现。 张代理在听到外界的负面评价之后,并没有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张蕴蓝,反而是鼓励女儿把失去的市场争取回来。父亲的支持,让张蕴蓝觉得力量倍增。 电影中的马哈维亚对女儿们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因为穿女生服装不方便摔跤,就改穿运动服;长头发不利于训练,就被剪成男生短发型。在张蕴蓝看来,父亲张代理在给予自己支持的同时,同样也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比如,他要求开会必须带电脑,不能用纸和笔做笔记,绝对不能穿不合时宜的衣服,甚至不能留长发等等。 父女二人之间的矛盾和意见冲突也有很多,但张蕴蓝用较为柔和的方式顺利度过了与父亲一起管理企业的磨合期。比如说,有过一段海外生活经历的张蕴蓝经常会很直接地向父亲表达不同的想法,但她逐渐意识到这样不但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还会伤害彼此的感情。于是,她会首先接受父亲的建议,然后认真思考、沉淀自己的想法,待时机成熟,再通过邮件向父亲表达自己的想法。她认为,这种沟通方式很有效,一方面自己能够很好地梳理论据、表达思想,另一方面,父亲也会更静心地“听”自己的建议。 2009年3月,张代理将公司总裁的位置交给了张蕴蓝。在张代理看来,女儿能成功接班,主要是因为父女间“有一致的共识”。而在张蕴蓝看来,父亲给她的不仅仅是公司总裁这个位置,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即使走得慢一点,企业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也会有很好的结果,这个方向就是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战略转型。今天,红领服饰已经成长为成功的企业。 能否克服差异 是“接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在《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女儿和父亲之间有过冲突,也有过矛盾。当女儿们背着父亲偷偷跑去参加亲戚的婚礼时,父亲极为生气。女儿对父亲的训练方式心怀异议,但经过多次比赛失利之后,最终认同了父亲的方法,父女俩重归于好。 在传承和转型相碰撞的过程中,张代理和张蕴蓝父女产生了很多理念和方法上的矛盾冲突,但他们不断地尝试和摸索,最终成功地克服了传承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他们的相处方式,其实可以为正在或即将交接班的家族企业提供参考。 在红领集团企业传承的过程中,张代理和张蕴蓝父女成功克服了两人多方面的差异: 管理方式上的差异 张代理对子女、对员工要求严格,为他们设定了较高的标准和要求。相比之下,张蕴蓝对人态度柔和,对待其他领导及同事非常客气,因而得到大家的认可。即便如此,两人依然顺利度过了共同管理企业的磨合期。 沟通方式上的差异 虽然两人都曾开除过不配合公司实施战略转型的员工,但沟通方式却迥然不同。张代理对员工态度强硬,通过开会教育员工,而张蕴蓝则倾向于单独找员工沟通。为了顾及父亲的感受,她会向父亲汇报自己的行动,并说明自己的理由。 关注点上的差异 张代理主要关注产品品质以及生产端的其他细节,而张蕴蓝则更专注于市场端,更重视客户。此外,张代理关注大局、专注战略管理,而张蕴蓝则更关注细节。 思想开放程度上的差异 同父亲相比,张蕴蓝在引进年轻化、国际化人才以及拓展国际业务方面思想更加开放,她还通过推动品牌发展吸引更多领域的客户。 业务路线上的差异 张代理更具创业精神,敢于创新,敢于冒险,善于发现并利用机遇,而且更加执着于个人理想的实现。而作为成功企业家的接班人,张蕴蓝更倾向于遵循父亲的路线,在特定领域拓展业务。 张氏父女面临的这些差异是很多家族企业在传承中都会遇到的,所以他们的传承经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同时,张代理对女儿的培养和支持,张蕴蓝积极主动改变对父亲沟通策略的做法,对每个打算成功解决代际冲突,顺利完成企业传承的家族企业而言都颇具借鉴意义。[详情]

新浪教育 | 2017年05月23日 15:06
余明阳:只有疲软的企业没有疲软的市场
余明阳:只有疲软的企业没有疲软的市场

  本文来源于“上海交大安泰EMBA”微信公众号 “互联网+,创新+,金融+,是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承不承认,关不关注,它都存在着。正如马云所说,鸡叫了,天亮了,并不是因为鸡叫,天才亮。鸡不叫,天照样亮。关键是谁醒了。在中国逐步成为主流经济体的今天,在我们的发展方式转轨到新常态的今天,企业家必须重新认识环境,再造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行业和企业本身的特点,顺应未来的市场发展方向,设计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2017年5月19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交大安泰)党委书记、EMBA课程教授余明阳,在交大安泰EMBA2018年招生政策发布会暨名师课堂上提出了上述观点,并给予企业家11条抓住创新驱动下产业机遇的建议。 建议1:产品为王时代真正来临 互联网使一切信息高度透明化,渠道极端扁平化,在透明、公开和充分的信息对称环境下,一切依靠信息不透明而构成的盈利模式都将逐步淡出市场,市场回归到原有的本质属性,即商品的比拼。产品的比拼也就是产品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与竞争,表现为产品的差异性,产品的低成本,产品的极致化和产品的创意能力。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产品在市场中的不可取代,难以撼动的优势,成为企业安身立命之本。 建议2:消费体验是消费的重要组成 今天的社会将产品体验作为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空前的高度,只有充满体验的产品,才能获得物质和心理的双重满足,才能得到物欲和感知的多重好评,也是线下相对于线上的绝对优势。企业不但要让消费者满足全面体验的愉悦需求,更要创造出令人兴奋的体验过程。让体验延续,增强,充盈消费的全过程,使消费者获得持续、难以割舍和无法取代的体验快乐。 建议3:私人定制市场急速放大 随着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沟通的便捷,使得产品由单向传递走向双向塑造,也就是消费者在产品中能更多注入自己的元素,在产品消费的同时,满足自我创造欲和自我欣赏欲。这便是定制市场的心理基础。从定制服装、定制家具、定制装修到定制建筑、定制旅游、定制教育规划,一切都将由企业主导转向消费者主导。市场完全形成根据消费者需求来配置资源的全新格局。 建议4:超细分的市场,更精准的目标 超细分市场要求我们对消费者有更敏感的消费预测和市场洞察,更清晰地关注到小众人群清晰而独特的价值取向,更精准地研究他们的购买方式和购买心理,使产品能够在一个相对狭小的人群中,取得绝对的忠诚。而事实上,这个忠诚的小众,已经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存在和发展。 建议5: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从事互联网 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去做互联网行业,而事实上未来专业从事互联网的企业依然只是极少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带有显著的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理念,以互联网方式来思考市场、产品与消费者。从大数据、云计算到移动互联传播、购买方式创新,互联网必定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配置,没有这一条,大量的企业必定在市场上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淘汰者。 建议6:网络原住民将引导未来消费方向 有人把1980年作为分界线,认为80年后以后的所有人群都是互联网原住民,被称为网络居民。与此相对应80年以前出生的人,他们从小开始生活中并没有任何互联网元素,缺乏对互联网天生的依赖性,从本源上讲属于网络移民。从目前的消费格局来说,60后、70后依然是社会上最强大的消费者,他们的履历、学历、地位和收入决定他们的购买力在目前或许是最强大的。但是网络居民们他们的生活方式恰恰代表了未来。当人类生活中出现了网络以后,人类恐怕已经无法摆脱对它的深层依赖,一切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都将由此而调整,这代表未来,这就是明天。 建议7:要么合作,要么出局 合作方式是多元的,有同行的合作,包括收购、兼并、战略联盟等多种样式,也包括产业链的合作,上下游整合,相关利益者的价值整合,也包括基于消费者需求的异业联盟,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工艺,销售方式,行业归属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因为面对同样的消费者,在消费取舍的时候,我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为异业联盟建构出市场基础。更有甚者,可能很多毫不相关的行业也将产生合作,即所谓的穿越和混搭。 建议8:小创意,大市场 在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国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双创”热潮,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千万别把创新理解成带有革命性和全局性的科技大变革,尽管这种变革颇为难能可贵,但事实上,科技革命的产生需要许多的环境、资源和条件,绝大部分的企业未必能参与其中,对于在数量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来说,更现实的是形式多样,方式各异的小创意,小发明,小改进,小优化,这些创新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市场使用价值,他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更优的价值,也会给企业带来竞争的优势和市场的利润。 建议9:关注国际,立足中国;思想前卫,行为稳健。 未来的市场格局一方面是地球村导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由出口拉动走向消费拉动。前者要求我们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后者要求我们更关注中国的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国际化的视野我们的技术、研发、产品、服务、供应链会缺乏竞争力,没有后者我们将丢失最核心的消费人群,从而丧失市场根基。 当今社会,众筹、众包、创客平台等各种术语、各种运作方式层出不穷,但这些运作在法律上有很大的灰色性,在规范上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和标准。作为企业家不了解新生事物是落伍,见到风便是雨,盲目追随同样是一种鲁莽。所以建议思想上要前卫,而行为方式则需要稳健。 建议10:强大强大,先强后大 “强大”概念的出现充分显示出中国文字的玄妙之处,告诉我们强比大要重要。没有强的大是空架子,强是基础,大是延续,根基不稳,延续无望。未来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竞争格局更加细腻,对企业核心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更加关注强的元素而非大的元素,既强又大最好,强而不太大同样具有足够的生存能力。可怕的大而无当,大而不强,成为灭绝的恐龙而非充满生命力的壁虎和鳄鱼。 建议11:强大强大,先强后大 新常态,新格局。中国面临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轨。这必定导致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深层调整,导致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和优胜劣汰,出现所谓的夕阳产业,但事实上,除了一些被技术创新所完全替代的行业以外,绝大部分的行业并非消亡,而是萎缩。所淘汰的并非全部行业,而是行业中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企业,总有一部分或者小部分企业依然存在着生存余地与发展空间。 我们说只有疲软的企业,没有疲软的市场。在新的环境之下,我们的机会是很多的,而机会只会降临给有准备的人。而就读安泰EMBA可谓是一个最好的准备。 交大安泰院长助理、EMBA项目主任任建标介绍:“作为拥有121年深厚历史底蕴的上海交通大学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交大安泰是国内第一家通过AMBA、EQUIS、AACSB三大权威认证的商学院。而EMBA项目,历经15年的发展,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于2016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中位列全球第7,连续两年全球10强,亚洲第1。” 交大安泰EMBA中心副主任袁仲霞随后分享了2018招生及录取政策。2018年交大安泰EMBA将实施“自主划线”政策,笔试按照国家教育部相关规定报名参加统一考试,面试成绩合格且笔试成绩达到交大自主划定的分数线,即可正式录取。共开设以下4个方向: 综合EMBA 创新创业新锐EMBA 企业高级定制EMBA “交大-南洋理工”国际合作EMBA ●项目定位: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战略性思维、卓越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领导者 ●课程体系:领导力为主线,三大整合项目, “创新+、金融+、互联网+”为核心,交大特色,商工结合 ●报考条件:8年以上工作经验(含5年以上管理经验),本科2015年8月获取、专科2013年8月获取 ●学位证书: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硕士学历证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考试/录取:2018年联考,笔试自主划线,“面试+笔试成绩”择优录取 ●上课方式:每月一次,每次4天(周四-周日) ●项目定位:培养创新创业领域优秀的管理者 ●课程体系:领导力为主线,三大整合项目, “创新+、金融+、互联网+”为核心,交大特色,商工结合,特别设置创新创业特色模块 ●报考条件: 1、学历:本科2015年8月前获取、专科2013年8月获取 2、工作年限:8年(到2018年8月计)以上工作经验;工作年限在6-8年的,符合以下条件:高层管理人员、自主创业、未来有实质性创业计划,提交补充材料审核通过,可酌情放宽 ●年       龄:38岁以下(到2018年8月计) ●学位证书: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硕士学历证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奖  学  金:所有被录取的新锐EMBA考生可获得16万创新创业奖学金 ●考试/录取:参加2018年管理类联考,“面试+笔试”成绩择优录取 1、提前批面试获得预录取资格,笔试达国家线直接录取 2、提前批面试未获得预录取资格,笔试达国家线,可申请复试,以“面试+笔试”成绩择优录取 ●上课方式:每个月两次,两个周末(不占用工作日) ●项目定位: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战略性思维、卓越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领导者 ●课程体系:领导力为主线,三大整合项目, “创新+、金融+、互联网+”为核心,交大特色,商工结合 特别设置企业高级定制增值模块:企业转型私董会、企业实境学堂、资本市场的战略选择 ●学位证书: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硕士学历证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报考条件:8年以上工作经验(含5年以上管理经验),本科2015年8月获取、专科2013年8月获取 ●考试/录取:参加2018年管理类联考,自主划线录取 ●上课方式:每月一次,每次4天(周四-周日) ● 项目定位:全球经济、国际前沿、中国机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管理人才 ● 课程体系:集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新加坡南洋商学院两校优势,领导力模块、管理实务模块、管理基础模块; 新加坡模块和美欧系列国际课程全面提升国际视野 ●学位证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中国教育部认证) ●报考条件: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士或以上学位,8年以上工作经验(含5年以上管理经验) ●考试/录取:自主考试,不需参加统考,2017年9月入学 ● 上课方式:每月一次、每次4天,中文授课,开学/毕业模块在新加坡,其余课程在交大安泰进行[详情]

新浪教育 | 2017年05月20日 15:44
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2018招生政策发布
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2018招生政策发布

  5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2018年招生政策发布会举办,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院长助理EMBA项目主任任建标、项目负责人袁仲霞出席了会议,并介绍了2018年交大安泰EMBA的招生及录取政策和流程。 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院长助理EMBA项目主任任建标在会议上做了精彩的演讲。 任建标:交大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名人,最有名的就是科学家钱学森,以及我们的前国家总书记江泽 民学长。我们也是国内第一所获得三项国际权威商学院认证的商学院,美国的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学会、欧洲的EFMD、以及英国的AMBA,我们是国内第一所同时这三项认证都通过的商学院。同时,我们在服务国家战略上也有新的举措,国家战略研究院和交大的国家战略研究院,现在也建在安泰。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助力企业发展的资源,比如上海市市长咨询会。我们还有大量的学院的董事会,都是在业界和政界的一些著名的实业家和政府官员担任董事会成员。 从学术角度来说,交大安泰也参与了教育部的工商管理学科的评估,我们是一级学科。另外,我们在人才计划、教学质量、科研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从师资角度讲,我们学校有千人计划、长江、国家杰青、优青等群体,这在商学院当中数量也是比较多的。 在2016年最新的数据,我们的管理学硕士项目全球排在第33位,EMBA全球第七位,MBA全球第34位,高管教育EDP的排名是全球第八名,几乎每个项目都进入了全球前四十强。我们现在去美国或者是欧洲商学院交流的话,基本上这些商学院的会长都会出来和我们会见,很多项目比我们访问的一线商学院的排名还要好,他们迫切希望和交大安泰有更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EMBA项目。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是2002年开办的,是国内首批获得教育部EMBA项目开班资质的商学院。开办之初,我们有非常明确的项目愿景、项目使命和培养目标。一个项目要长久,一定要有愿景,我们想办成什么样;一定要有使命,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我们的师资和学员能够凝聚在一起,以及通过什么样的培养目标来达到项目的使命。 但是我们更希望在科研、师资以及教学方面能够做出我们的特色。我们加强了一点,一定要有一个国际化的师资和本土师资的有机结合。 我们不是一味地请一些海归教师,或者是国际上打游击的教师,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本土教授。在这十五年的过程中,交大已经培养出了一支从事EMBA教学的教授队伍。这些教授在各自的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所有的师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定要和业界实务紧密结合,如果对中国市场不了解,我们基本上不会聘这样的师资。另外,聘用的老师还必须要有国际视野,这样就可以创出交大安泰的特色。 我们坚持了十五年的三大整合项目,贯穿了我们课程的开始、中间、结束。我们有一个赢利模式大赛,学员经过对自己公司的盈利模式的总结,经过几个课程之后,同学之间进行凝练提升,最后以大赛的形式进行演讲。业界的风投以及交大本土教授作为评审团来进行比赛,我们叫做赢利模式大赛。这个项目受到了学员的广泛好评,这个项目的一等奖也是奖金不菲。 第二个就是绩效提升项目,主要是讲企业的实战案例,用某一个企业几乎全方位的管理和课程相结合。 最后一个是领导力的反思,最终我们培养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领导者。 这三个项目是贯穿在整个课程里面,其他就是一个一个的模块课程。 接下来,项目负责人袁仲霞老师重点介绍了2018年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的招生及录取政策和流程。 袁仲霞: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 2018年将招收四个方向,首先是传统的综合方向,要参加2018年联考。入学时间是2018年,适合的群体是成熟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者是高层后备管理人员。第二个就是耳熟能详的创新创业新锐项目,到2018年我们招收第三届,也是参加统考,适合的对象是自主创业或者未来有创业计划,以及在职业生涯的进阶道路上有明确个人人生规划的群体,学费有十六万的奖学金。 第三个企业高级定制方向,针对企业的特定需求进行培养。 第四个国际方向。今年的国际方向开设的是交大和南洋理工合作的EMBA项目,学费和我们综合方向一样,适合的对象是成熟的高层、国际化视野,这个项目是2017年的9月开学,2018年同时继续招生。 首先,交大安泰EMBA2018年面向社会推出自主划线,到底划多少,要看考的情况。 第二个,我们推出了不统考的,是交大和南洋理工合作的EMBA。南洋理工EMBA在中国教育部也是正式备案的,迄今也有十四年了,明年五十个人的名额。目前,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南洋理工的EMBA校友体系。 这个课程是强强联手,双方承担一半的课程,大部分的课程都是在安泰经管学院学习。这个项目的亮点就是自主考试不用统考,而且2017年9月就入学,学位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位,是教育部认证的,有认证编号,毕业以后可以做认证,是权威官方认证的项目。 第三个是创新创业新锐EMBA,也是为工商管理教育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层次,在MBA和EMBA中间有一个中间梯队的层次,项目定位是培养创新创业领域的优秀人才,并不是只能创业的群体。我们的课程体系在四个综合方向之外,我们又特别增加了创新创业特色模块的课程体系,这个项目报考的条件和综合项目一样,八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如果是工作不到八年,底线是六年以上。高管、自主创业或者未来有实质性的创业计划的学员都可以,年龄要求38岁以下。关于报考流程,EMBA报考流程和MBA不一样,更多详情可以上交大安泰的官网进一步查询。 在发布会的最后环节,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党委书记余明阳教授还在现场带来了精彩的名师讲堂。[详情]

新浪教育 | 2017年05月20日 15:22
270多项成果!“一带一路”让浙商大佬坐不住
270多项成果!“一带一路”让浙商大佬坐不住

  本文选自“浙大EMBA”微信公众号 5月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结束后,中方发布了一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这份清单涵盖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在这些成果中,不乏“旗舰型”的重点项目,比如中国铁路总公司与有关国家铁路公司签署的《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铁路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中巴经济走廊下开展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新建哈维连陆港项目合作;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未来3年中国总体对外援助规模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等。 “一带一路”这个正在逐步构建的世界上最壮美的经济走廊,对浙商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那么面对“一带一路”这张了不起的成绩单,浙商大佬们、专家学者又有哪些思索与解读。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 帮巴基斯坦“老铁”建数字丝绸之路 高峰论坛的成果清单一发布,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用实际行动验证了自己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的发言。阿里巴巴将帮助“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巴基斯坦建立电商基础设施,使巴基斯坦的制造业有机会通过阿里巴巴开拓国际市场。 马云表示,“这一轮技术革命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机遇,电子商务是为发展中国家而生的。阿里巴巴愿意向巴基斯坦输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经验,帮助巴基斯坦的商品销售到中国乃至全球市场,建设一条数字丝绸之路。”其实,在阿里巴巴平台,两国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早已是“老铁”。1999年阿里巴巴上线的当年,已有巴基斯坦企业注册成为阿里用户。目前阿里巴巴B2B平台上有数十万巴基斯坦供应商。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建华 “一带一路”通,则中国强 万事利始终是“一带一路”的坚定实践者,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丝绸元素也仍有所体现。如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定制中式旗袍,为论坛晚宴打造了具有东方韵味的丝绸餐盘垫等一系列丝绸创意产品。 另外,这次峰会形成了270多项成果清单。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数字,表明这次会议的成功落于细微之处。未来5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互补性,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 所以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也是一条“文化带”。“一带一路”让世界上最长的两条经济大动脉、文化大长廊,走出历史深处,合奏时代交响。“一带一路”通,则中国强。 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旭斌 “一带一路”中的义新欧班列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世界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伙伴。 这次“一带一路”论坛在北京召开,我本人也在现场倾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演讲,受益匪浅。论坛最后取得了270多项具体的成果,非常成功,个人感触很深。论坛硕果累累,怎么来巩固这些成果呢? 这些成果中有一项就是明确与沿线各国达成一致,扩大产业投资,实现贸易畅通!“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义新欧班列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点促进贸易畅通的事! 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 汪力成 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做点名堂出来 高峰论坛的成果清单的确鼓舞人心。特别是对我们企业家而言,更有种说不出的激动。 华立集团早在2000年就开始探索实施国际化战略,立足全球市场进行布局。在这个过程中,华立在泰国投资开发的泰中罗勇工业园,通过搭建境外平台,帮助更多的中国制造企业走了出去。 如今,泰中罗勇工业园名声在外。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目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和方法,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有了国家的支持,也一定会如虎添翼,发展得更好更快。 未来五到十年,华立将继续依托“一带一路”,继续做好做深。我们规划了三个布局,一是在东盟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核心,加快开发第三期项目,并延伸至泰缅边境;二是加快建设位于墨美边境的北美华富山工业园,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拓美洲市场的平台;三是策划开发华立第三个海外工业园。在开发模式上,我们将以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实践经验为模版进行创新并优化复制,更好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 接下来,除了华立自身的国际化战略需求外,我们将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打造新时期的“工业唐人街”,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华立在实现“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做点名堂出来。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兰建平 浙江要争当“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 成果清单的发布,让我们看见了浙江的机遇。建设“一带一路”,浙江要勇立潮头。可以通过5个方面将我省建设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以及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争当“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 一是加快浙江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在油品全产业链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新型贸易投资方式、金融开放创新、通关监管领域体制机制等五大方面进行探索创新,建设国际油品交易中心,加快石油石化科技研发和人才集聚,着力推进国际航空产业园以及波音737项目建设,打造成为东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先导区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基地。 二是着力推进义甬舟大通道建设。以宁波—舟山、金华—义乌为枢纽,以金甬舟铁路、金台铁路等交通干线为纽带,加强沿线海陆空口岸一体化和海铁联运等集疏运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宁波舟山港实质性一体化、港口经济圈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快义乌国际市场贸易采购改革,联动推进舟山、宁波、嘉兴、金义等综合保税区建设,打造沿海和内陆开放、对外和对内开放统筹联动的开放大通道。 三是积极打造“网上丝绸之路”。浙江要发挥跨境电商综合优势,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网上丝绸之路”。 四是加大重点项目、重点产业园建设。建立浙江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推进项目库,争取并推动一批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 五是在构建命运共同体中体现浙江的时代价值。在从中国资源、全球市场到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过程中,积极参与、勇立潮头,体现“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浙江智慧”、“中国方案”。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 张汉东 五大方面成果,其中商机无限 成果清单分为五大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也不乏新的亮点和商机。 可以明显看到,在贸易方面的成果中,扩大进口已经成为中国的长期政策选择。如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一步落地了促进进口贸易。我认为扩大进口有三大利好:一是能提升中国的消费升级;二是帮助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对浙江企业来说,通过进口先进设备和优质原材料能帮助企业进行自我提升;三是能弥补贸易失衡,缩小贸易失衡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贸易关系和贸易摩擦。 在金融合作成果中,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财政部联合多边开发银行将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等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也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近几年来,浙江省发挥海洋经济大省优势,在海港、航运、转运、江海联运、制造加工、储存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对外投资速度快、步伐大,2016年全省对外投资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2倍。 对于擅长“走出去”的浙江企业而言,接下来还可以进一步加快经贸合作。如浙江的日用消费品就非常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营销体系,甚至可以利用全球资源,把产能转移到相关国家。这样一来,在当地生产的产品销往欧洲国家既能避开贸易壁垒,也能额享受更低的关税。 中国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梁海明 “五通”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倡议,借用了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但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它既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又是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互学互鉴的中国智慧。当然也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二大经济体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变革的中国担当。 核心是互联互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通过实行“五通”,全方位推行务实合作,最终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 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政策沟通类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设施联通类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贸易畅通类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资金融通类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民心相通类 [详情]

新浪教育 | 2017年05月19日 08:09
谁是曹德旺们的接班人?一代创业企业家的困扰
谁是曹德旺们的接班人?一代创业企业家的困扰

  本文选自“浙大EMBA”微信公众号 教授名片: 沈亦文,浙大EMBA《供应链金融》课程师资、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CIFI中心研究员。 在跨国银行拥有20年企业融资产品营销及研发管理经验的资深银行家,具有国际视野、战略胆识的创业企业家,金融专家与教授。先后在澳新银行、渣打银行、荷兰银行和花旗银行担任多领域的资深管理职位,为民生银行、建设银行、苏宁云商、ZARA、惠而浦、雀巢等大型企业提供专业的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顾问解决方案。 研究兴趣:资金管理、电子贸易、供应链金融。 接班人的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一代创业企业家们越来越重的心病。他们在年龄上、精力上、思维上都已开始出现瓶颈,交班已经成为他们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且越来越成为其日程表上的优先工作。 然而二代们似乎并不完全愿意子承父业;成为创二代,通过自主创业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让职业经理人团队来接班家族企业的理念,似乎也不在少数。然而,像曹德旺这样的中国一代企业家其实很可能难以摆脱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而扶上马送一程的路径,则似乎是中国的曹德旺们更愿意接受的接班方式。 3月26日福耀玻璃发布公告宣布,聘任叶舒为新任总经理,而这位45岁的叶舒正是曹德旺的女婿。 这是否意味着女婿叶舒将成为曹氏玻璃帝国的接班人?而之前广为流传的两位接班人:曹大公子曹晖,以及追随曹德旺二十多年鞍前马后的元老级高管前任总经理左敏是否已经出局? 接班人的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一代创业企业家们越来越重的心病。他们在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波澜起伏30年快速发展所给予的红利后,在年龄上、精力上、思维上都已开始出现瓶颈,交班已经成为他们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且越来越成为其日程表上的优先工作。 然而谁会是他们合适的接班人?子女们?还是职业经理人? 和许多一代企业家一样,曹德旺的内心还是希望大儿子曹晖能回来接班的。事实上自2006年起,曹晖便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一度被外界认为是福耀最顺理成章的接班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015年7月,曹晖突然从福耀玻璃辞职,开启自己的创业征途,似乎根本没有接班福耀玻璃的打算。 外界一个普遍流传的理由是:长年在美国生活的曹晖并不习惯国内的工作方式;此外,海外的教育背景也让他更愿意成为创二代,通过自主创业来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抱负,而不是背靠父业,坐享其成。至于家族企业的接班嘛,像曹晖这样在西方接受多年教育的二代们,似乎更能接受由职业经理人团队来接班家族企业的理念。 当然,曹晖的创业项目其实仍然在玻璃的相关领域里,他聚焦在汽车玻璃制造领域的工业4.0,希望能通过新的业务模型,再造一个福耀! 据媒体报道,自曹晖自主创业后,曹德旺曾考虑由二儿子与女儿来接班,然而似乎他们对接班的兴趣也不大。于是曹德旺一度决定由职业经理人来接班,而候选人就是前福耀玻璃总经理左敏。 这位左敏是曹德旺一手培养的企业高管。大学毕业后就加入福耀,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最终成为公司高层。即便是2007年左敏离开福耀玻璃自己创业,其创业方向依然与福耀玻璃有着紧密联系,当曹德旺有意让职业经理人接班后,左敏便重回福耀玻璃担当总经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曹德旺家族成员,左敏还是福耀玻璃内部持股数量最多的高管,共持有约1600万股,市值超过3亿元。 然而今年2月,左敏突然以家庭和身体原因辞职,被外界认为很有可能是为了给福耀玻璃的新接班人叶舒让路。 叶舒在福耀玻璃工作多年,熟悉整个业务生产经营流程,固然有接班的能力;但在外界看来,曹德旺其实很可能难以摆脱子承父业的传统观点,最终还是希望由家族成员来接班;毕竟,在不少创一代看来,家族成员接班有三大好处: 一、更好地全盘继承创一代的创业理念; 二、避免职业经理人团队与家族成员发生矛盾,确保企业顺利发展; 三、家族信托等西方普遍采用的企业传承工具,在中国的应用依然存在诸多法律限制;由家族成员接班,似乎是保证家族财富的最佳选择。 其实有外界猜测,此次曹德旺让女婿接班总经理一职,其实另有安排,而且也和福耀的全球化发展息息相关。 目前福耀玻璃正处于全球化布局的关键时期。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的汽车玻璃厂,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实现年均550万套的产能,占据北美约20%的市场份额。要实现这个目标,曹德旺迫切希望拥有留美经历、对美国市场相当了解的大儿子曹晖接班,而女婿叶舒担任总经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大儿子曹晖日后回来接班当董事长做铺垫:由女婿负责企业日常运营管理,让曹晖无需操心烦忙的企业管理工作,以便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负责企业战略发展和海外业务拓展,待时机成熟再让曹晖上位接替他成为董事长,这似乎才是曹德旺的全盘新接班计划。 为此曹德旺做了不少让步。比如,全力支持曹晖创业,包括让其充分借助福耀玻璃的资源,加大对汽车玻璃制造工业4.0领域的投入,让他的创业项目纳入福耀玻璃未来发展战略,等等。 于是,曹德旺的接班计划逐渐清晰:第一步让女婿叶舒担任福耀玻璃总经理;第二步吸引曹晖归队接班担任董事长;第三步就是自己逐步退出实际的管理,实现完全的交班。[详情]

新浪教育 | 2017年05月19日 07:46
当EMBA遭遇考试最牛的老板都去这儿备考了
当EMBA遭遇考试最牛的老板都去这儿备考了

  本文选自”EMBA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MBA2.0版本的显著标志就是所有的院校统一启动联考模式,2017年北大清华两校的五家招生单位采用自命题考试,其他院校全部采用管理类联考试卷。2018年招生政策还没有发布,2.0版本的基调还是考!考!考! 面对考试,英语!数学!逻辑!作文!3小时内完成2篇英语阅读、5道数学题、5道逻辑题,3大篇幅案例阅读和3道商业判断力论述,总共要写出4篇800字论述文章……,我的个天啦!很多EMBA申请人表示一筹莫展,望洋兴叹! 北大清华EMBA联考到底考什么?考试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有没有有效的备考方案可以帮助久经商战历练的高层管理者们从容过关呢? 品逸商学研究了2017北清联合考试大纲,研发北清EMBA笔试辅导课程,带领56名EMBA老大成功通关,靠的是套路和模板!关键的关键,花的时间还很少……先来看看过来人怎么说: 品逸商学EMBA辅导 1。从EMBA考生的角度设计产品。品逸从学员的角度推出短时间、低学费的轻课程,理论梳理、作文模板、答题要诀,有效地临阵磨枪,精华浓缩在一天的密训课程里,省时省钱。VIP课程预约一对一辅导,针对笔试不自信、时间稀缺的老板学员,品逸大包大揽,备考后顾无忧。 2。一线商学院出身的团队提供全过程的专业咨询。从学校选择、网报、面试、学历认证、笔试、成绩发布、分数线预估、录取结果等全过程咨询服务,沟通方便及时,以辅导机构的反馈速度提供学校才能回答的标准答案。 3。品逸学习群是跨校跨项目的EMBA社群。漫漫一年的报考周期,在不同院校的同行者陪伴下,提前获取高端人脉资源,在近距离接触和高信任关系下与考友们聊一聊员工的年终奖怎么发,聊一聊子女教育问题……,也不失为一件幸事,一年的考友也是终身的朋友! 品逸商学北清EMBA联考服务 申请流程单项服务 VIP保过辅导 VIP保过辅导定价为29800元/人,采取一对一面授+线上辅导的形式。学员出现未录取情况,可参照退费协议退还课程费用,也可选择免费进入下年的一对一辅导课程当中。 服务内容 1。申请材料锤炼及履历梳理 2。择校方案咨询及面试辅导 3。网报服务 4。笔试全科辅导(含英语、数学、逻辑及写作),考生根据自己时间提前预约老师一对一辅导,老师根据学生情况布置课后作业,并提供作业、作文修改反馈,帮助考生达成学习效果 5。考前线下密训课程:冲刺模考、考点梳理、写作押题、写作模板等 6。提供内部备考辅导教材及模考试题 7。从报考到录取全过程答疑 考前线下密训课程 考前线下密训课程定价为2980元/人,共开放6个时段可供选择(6个时段课程重复,选择一个即可) (如因特殊原因调整课程时间,会提前通知已报名学员) 主讲老师 1。汪晓霞 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品逸企服&品逸商学创始人。深入研究2017年北大清华EMBA联考写作,提炼案例分析和商业判断两种写作所需理论基础,多维度大格局分析写作要点。提炼“八股文”写作技巧,帮助考生从容提分。 2。李亚琦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学士、比较文学硕士、2015级教育管理学博士,品逸商学创始合伙人。深入接触从面试、笔试、到教学运营及就业发展的商学人才培养链条,精准把握EMBA人群需求,总结出“起承转合”四段论,把握商业案例写作命脉,以及四维度思考法,深入商业判断力写作实质。 3。杨峥 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MBA学位,熟悉商学院教育及评价标准。万物价值(北京)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兼投资总监,专注于金融投资和创业孵化。曾任职于方正证券(香港),业务董事,负责投资研究和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东方证券投资银行部传媒科技组,主持并参与过近10家企业的改制上市、私募股权融资、战略设计辅导等工作。 4。杨兰 品逸商学创始合伙人,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曾先后任职于北大光华EMBA中心负责市场推广,担任EMBA班主任;新华都商学院创业MBA项目担任创业服务总监。熟悉国内EMBA教育体系,提供匹配考生需求的报考咨询辅导。[详情]

陈春花做客对外畅谈激活组织要改变的地方
陈春花做客对外畅谈激活组织要改变的地方

  本文选自”对外EMBA“微信公众号 2017年5月11日(周四)18:00-20:00,北京大学国发院陈春花教授做客对外经贸大学“MBA/EMBA名师大讲堂”,为国际商学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激活组织——从个人价值到集合智慧》的精彩讲座。国际商学院EMBA、MBA师生300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国际商学院院长王永贵教授亲临讲座现场并致欢迎词,对陈春花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国际商学院EMBA中心主任陈胜军主持了本场讲座,他表示:“陈春花老师的课本人已多次听过,作为同行,作为同一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对陈春花老师的学术造诣钦佩不已。每次聆听陈老师的课都受益匪浅,希望大家今天认真汲取陈老师的智慧精髓,能够结合陈老师所讲授的内容反思自身在组织管理中的思路和实践”。 陈春花教授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分享了她最近五年一直关注的三个重要话题:1。如何激活组织?2。如何面对不确定性?3。组织的创造力从哪里来?整场讲座,陈教授理论结合实践,以新希望六和、华为、IBM等知名公司为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优秀企业的四个特点、引起外部环境变化的五个特征,以及激活组织要改变的七个地方。讲座现场氛围热烈,陈老师讲课逻辑严谨,内容深刻,视野广泛,既有理论也有实践,而且不乏风趣幽默,好评如潮。 陈春花教授谈到的第一个话题:如何激活组织? 怎么样让企业能够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变化和挑战,我们如果要面对互联网的技术变化和挑战,在组织管理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去面对个体价值的崛起。陈老师在过去五年当中一直潜心研究该话题并出版了一部专著《激活个体》。 陈春花教授谈到的第二个话题:如何面对不确定性? 当我把个体的价值搞清楚之后,我发现,组织管理接着遇到第二个挑战:怎么面对不确定性。今天其实组织管理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环境是不确定的,而且不确定性成为常态,你就会发现,未来可能连“黑天鹅”这个词基本上都可以不讲,因为满天都是“黑天鹅”。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一个最重要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不确定性会成为常态。做组织管理或者学习管理理论的人都会知道一个道理,就是组织在稳定的时候是会有绩效,但是一个稳定的组织是不能够面对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技术来了之后,很多传统企业非常紧张,很多大企业反而觉得没什么机会。比如说最近的新闻是巴菲特的股东大会,中国人为什么对巴菲特这么感兴趣,一定是因为他财富的神话,另外一个是因为他对价值投资的理解,也包括他对整个市场的研判。 巴菲特连续在公开场合说,他作为IBM的股东传达出来的结论,都是果断离场。他转述比尔·盖茨对他的告诫,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IBM越来越不像科技公司了,这一点令人很难过。”后来学术界的人就研究说,IBM是战略领先十年,但是模式落后十年。所以就使得它在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一个更强的竞争力了。我的角度是归到组织去看,如果各位看《激活个体》就会知道,最近这五年,自己对IBM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我认为IBM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战略,也可能不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实际上是它大系统的结构太稳定。它有一个太稳定的系统结构,然后拥有太强核心竞争力,当这两个东西都太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组织没办法去应对不确定性。IBM很早就会想到云计算,很早想到数字市场模式,很早就讲到平台技术,更早说了一句对我们所有人今天都有影响的一句话“智慧地球”。 其实IBM在战略上是做了安排,可是为什么云技术甚至输给了阿里,讲智慧地球的时候,却输给亚马逊和Google。做平台战略为什么输给了,甚至像7-Eleven这样的平台型企业。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企业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就是一个组织怎么去面对不确定性。 今天对大家来说,最重要的能力不在于你原有的核心能力,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你的学习能力,是怎么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陈春花老师谈到的第三个话题是:组织的创造力从哪来? 换个角度说,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组织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个体的能力已经知道,可以通过你的学习来。组织的能力从哪里来,如果组织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哪怕IBM如此强大的公司,竞争力也会下降。 我曾经专门关注过两个公司,从2011年开始,或者2012年开始,我所最关注的两个公司其实都是下滑的,一个就是IBM,另一个就是三星。这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公司事实上也是竞争力非常强的公司。为什么这两家公司反而是这样一个状态,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们的组织能力不够,它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性。这就是我最近五年来,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三个最基本的话题。第一个就是如何激活个体,第二个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第三个如何让组织有能力。 陈春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她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何让组织具有创造力? 陈老师介绍到,2013年到2016年,她出任了中国最大的一家农牧公司的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她走进企业实践,其实就是想让一个中国最传统的农牧企业,如何能够面对互联网,如何能够面对当前环境瞬息万变的挑战。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应该说一切还是比较顺利的。当离任这家企业的时候,该公司在2016年已经成为中国A股市场回报率最高的公司之一。 其实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组织成员是否可以持续拥有创造力。我们以前其实真的蛮在意老板他强不强大,一个老板如果非常强大的话,这个组织就变得非常强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很多老板自信程度非常高的原因。 但是今天的确不行了,不行的原因就在于,靠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创造力,一个人的韧性,一个人的创新是不可能推动整个组织持续进步的。要求所有组织成员都要有创新的能力,都要有韧性,都要有企业家精神才可以。 要想驾驭不确定性,就必须使组织成员拥有创造力,而不仅仅是老板拥有创造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必须理解,组织的绩效到底由什么决定? 你会发现,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已经从内部移到外部,举例来讲,有企业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行业最好的,成本是行业最有竞争力的,效率也是全行业最高的。那为什么还是被淘汰? 实际上外部因素对绩效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像巴菲特卖掉IBM的股票,我们看到IBM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内部的能力太强,外部的影响力没有形成巨大的挑战。组织外部因素我们统称为组织环境,其实就是影响组织绩效的外部综合因素。一般分两种,一种叫一般环境,是大的趋势,或者宏观的经济;另一种是具体环境,其实就是指一个企业的价值网络。价值网络会影响到绩效,大的宏观环境也会影响到绩效。 那么,引起外部环境变化的因素又有哪些? 陈春花老师接下来讲到引起外部环境变化的五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不确定性实际是指经营条件和机会。 第二个特征:互联网思维。 我对互联网的理解是,它最重要的组织环境特征就是庞大的线上消费人群,这个庞大的线上消费人群,可以重新定义我们所有的行业,包括教育。 第三个特征:沟通渠道。 所有做经营的人一定要懂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你必须关心渠道,否则你就很难懂经营。这个渠道其实就是指企业通过什么跟消费者沟通。 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三个根本性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用户替代了顾客。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为什么我们看到互联网企业特别容易淘汰传统企业,原因就是他拥有庞大的用户。 第二个改变是数据跟产品的区别。以前传统的渠道,企业跟顾客之间的关系是由产品做桥梁,互联网技术所带来新的渠道,企业跟用户之间用是数据做桥梁,如果你不拥有数据,你就没有机会去保证企业跟市场的关系。 第三个改变是我们原有的分销关系,变成了共生关系,也就是指它必须是一个价值链的合作。 第四个特征就是新进入者。 所有的新进入者都会重新定义,你会发现如今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跨界,全国人都在跨界。 第五个特征,就是共享经济。 离散程度越高,价值集中速度越快。这就是为什么出租车行业首先被洗牌,这一行业的消费者是离散的,司机也是很离散的,所以他设一个共享平台就可以解决问题。你会发现酒店业也是这样,很多行业其实离散程度都很高,所以共享经济的出现其实可以完全改变环境特征。 比如“樊登读书”,告诉你一年帮你读50本书,一天按一块钱收,一年365块钱,现在他的用户群,真金白银交费的人已经超过160万。为什么?这个就叫共享。 如今的组织管理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做组织管理,我们多是关心内部。为什么有不确定性,原因就在于这五个新的特征都会带来不确定性。第一个特征,告诉你为了创造机会也需要把整个市场变得波动;第二个特征告诉你,新的消费人群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所有行业都被重新定义;第三个特征告诉你,渠道的根本改变,把我们在经营上三个最重要的要素给调整了,用户顾客,我们的分销跟价值网,以及我们的数据跟产品,新的进入者其实都不按你的逻辑出牌。最后一个就是共享,让一切变成皆有可能。 组织之所以能够有效是源于四个方面: 第一,组织是开放的,所以它可以在环境中获取资源。 第二,组织可以去获取分享使用存储。 第三,组织有效性强大的地方就是员工拥有的能力就是他的能力。 第四,组织之所以有价值是有非常多的利益相关者。 所以我们在谈整个组织有效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他的有效性是来源于这四个地方。 激活组织,要改变的七个地方 第一,改变结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打破内部平衡。 第二,建立基于契约的信任,也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信任来源于一种契约,一种真实理性的彼此的认知,一种信息的沟通,一种真正的透明。 第三,设立一种全新的激励,是激励价值创造,而不是激励绩效考核。 第四,真正去做一个能够有创造力的组织,管理者要真正做到授权,授权的核心就是不断让员工能够去试错。每一个员工都真正成长起来,才能使组织成员具有持续的创造力。 第五,无论做什么管理,都是要用绩效证明。 第六,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是互为主体,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没有谁能够主导谁的价值。 第七,改变领导者的角色。 第一,领导者必须是一个“布道者”。 第二,领导者还是一个设计者。第一是设计梦想,第二还要设计组织制度。 第三,成为伙伴型管理者。 陈春花教授认为,当今是一个集合智慧的时代,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强者的平台上组织在一起,我们如果与更强的人在一起,未来成长和价值的创造一定会更好,最后特别强调在组织管理方面需要牢记的两点:一是要激活个体,因为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赋能,不要管控,因为这是一个集合智慧的时代! 以下为讲座实录(有删节): 第一 如何激活个体 怎么样让企业能够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变化和挑战,我们如果要面对互联网的技术变化和挑战,在组织管理上面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面对个体价值的崛起。我相信在座如果是做企业的,一定会遇到非常普遍的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会发现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年轻人的自主性比以往的成员更有自主权;另外你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你会发现如果你想让一个人跟你在一起不断的创造价值,这在组织管理当中变得比以前要难很多。 这五年当中,这是我第一个研究的话题,这个话题让我搞懂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组织管理当中如何激活个体,我出版了一本书,它的标题就叫《激活个体》。 第二 如何面对不确定性 当我把个体的价值搞清楚之后,我发现,组织管理接着遇到第二个挑战:怎么面对不确定性。今天其实组织管理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环境是不确定的,而且不确定性成为常态,你就会发现,未来可能连“黑天鹅”这个词基本上都可以不讲,因为满天都是“黑天鹅”。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一个最重要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不确定性会成为常态。做组织管理或者学习管理理论的人都会知道一个道理,就是组织在稳定的时候是会有绩效,但是一个稳定的组织是不能够面对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技术来了之后,很多传统企业非常紧张,很多大企业反而觉得没什么机会。比如说最近的新闻是巴菲特的股东大会,中国人为什么对巴菲特这么感兴趣,一定是因为他财富的神话,另外一个是因为他对价值投资的理解,也包括他对整个市场的研判。 巴菲特连续在公开场合说,他作为IBM的股东传达出来的结论,都是果断离场。他转述比尔·盖茨对他的告诫,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IBM越来越不像科技公司了,这一点令人很难过。”后来学术界的人就研究说,IBM是战略领先十年,但是模式落后十年。所以就使得它在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一个更强的竞争力了。我的角度是归到组织去看,如果各位看《激活个体》就会知道,最近这五年,自己对IBM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我认为IBM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战略,也可能不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实际上是它大系统的结构太稳定。它有一个太稳定的系统结构,然后拥有太强核心竞争力,当这两个东西都太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组织没办法去应对不确定性。IBM很早就会想到云计算,很早想到数字市场模式,很早就讲到平台技术,更早说了一句对我们所有人今天都有影响的一句话“智慧地球”。 其实IBM在战略上是做了安排,可是为什么云技术甚至输给了阿里,讲智慧地球的时候,却输给亚马逊和Google。做平台战略为什么输给了,甚至像7-Eleven这样的平台型企业。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企业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就是一个组织怎么去面对不确定性。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陈老师:“我这个企业核心能力还是很明显的”,我就很紧张,也许你拥有的核心能力,让你就没办法面对变化。 今天对大家来说,最重要的能力不在于你原有的核心能力,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你的学习能力,是怎么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但是当我们去讨论不确定性的时候,一定会第三个话题会出来,也是我今天与各位交流的话题,第二个话题和第三个话题,我共同写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已经上市,这本书就叫做《激活组织》。 第三 组织的能力从哪里来? 换个角度说,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组织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个体的能力已经知道,可以通过你的学习来。组织的能力从哪里来,如果组织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哪怕IBM如此强大的公司,竞争力也会下降。 我曾经专门关注过两个公司,从2011年开始,或者2012年开始,我所最关注的两个公司其实都是下滑的,一个就是IBM,另一个就是三星。 这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公司事实上也是竞争力非常强的公司。为什么这两家公司反而是这样一个状态,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们的组织能力不够,它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这就是我最近五年来,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三个最基本的话题。第一个就是如何激活个体,第二个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第三个如何让组织有能力。 驾驭不确定性,必须是组织成员拥有创造力,不仅是老板 今天给大家介绍怎么让一个组织具有新的能力。 2013年到2016年,我是出任了中国最大的一家农牧公司的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想让一个中国最传统的农牧企业,如何能够面对互联网,如何能够面对环境巨大变化的挑战。这个实践过程,还比较顺利的。当我离开这家企业的时候,公司在2016年成为当面中国A股市场回报最高的公司。这个实践过程,也使得自己的研究更加聚焦在组织管理上。 组织管理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不变的,都会讨论个人和目标的关系,讨论管理当中的个体跟群体跟组织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今天组织管理真的有一个蛮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就目标和绩效其实是来源于对变化的应对,没有办法来源于你最初的设定。我们以前在做组织管理的时候,目标可以是最初设定的,比如最初设定增长10%,或者20%,可是你今天就会发现,当你设定这个增长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从来不在这个行业做的人,他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的10%没有任何意义。 组织管理今天跟以往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组织管理的核心问题变得复杂了,既要完成目标,同时要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驾驭不确定性。 这是与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如果要驾驭不确定性,就需要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成员是否可以持续拥有创造力。 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其实真的蛮在意老板强不强大,一个老板如果非常强大的话,这个组织就变得非常强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很多老板他的自信程度非常高。 老板非常强大的时候,价值他非常有韧性的时候,也就是他有企业家精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企业绝对是强大的。因为我自己做中国领先企业跟踪研究已经超过20年,我可以笃定的告诉你说,过去20年,企业老板是可以这样说话,然后这个组织的的确确可以靠老板这个人。 但是今天的确不行,今天不行的原因就在于,靠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创造力,一个人的韧性,一个人的创新是不可能推动组织面对变化的。今天一定是要所有成员都要有这种创新的能力,都要有这样的韧性,都要有企业家精神,这样一个组织才可以。因为今天所遇到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复杂。 今天我们遇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如果你想驾驭不确定性,那你就必须让组织成员拥有创造力,而不仅仅是老板拥有创造力。 如果要让组织成员拥有持续的创造力,实际上也就涉及到组织的绩效到底由什么决定这个问题了? 你会发现,今天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已经从内部移到外部,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有企业跟我讲,他的品质是行业最好,成本是行业最有竞争力的,效率也是全行业最高的,为什么还是被淘汰? 我说因为你来了一个从来不做这个行业的对手,所以他不用你的标准,他也不用你的成本,他也不用你的效率,他也不用你的品质。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找到这个领域顾客的痛点,然后把这个痛点解决掉。他可能做的是这个事情。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外部因素对你的绩效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组织外部因素是什么,我们统称为组织环境,其实就是影响组织绩效外部因素的综合。一般分两种,一种叫一般环境,这个叫大的趋势,或者宏观环境。还有一种具体环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企业的价值网络。你的价值网络就会影响到你的绩效,大的宏观环境也会影响到你的绩效。 引起外部环境变化的基本因素是什么? 引发环境变化的五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不确定性在今天其实是一个经营条件。 我们不能只说它是一个常态,我个人认为,不确定性在今天其实是一个经营条件与机会。 第二个特征,就是互联网。 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理解互联网思维,我们要不要做互联网,我们要不要做数据?我就告诉他,我不从这个角度回答你,我唯一要问是,你要不要跟线上的庞大人口有交集? 所以告诉各位我对互联网的理解,最重要的组织环境的特征,其实是庞大的线上消费人群,这就是互联网最大的特征。如果说你不能跟这个发生关联,你就一定很困难。 所以我现在非常担心商学院和商学院的老师,我相信不久的未来,我们很多商学院的老师,很多商学院的课程一定是被淘汰的,谁淘汰的,也许是网红。他就可以淘汰你,因为他讲的东西,别人都是接受的,而老师讲的东西,听众会觉得落后了。 如果你只能在线下讲,人家可以在线上讲,像我们国发院的老师开始开线上课程,薛兆丰老师在线上超过11万学生。我自己在线上免费课程已有一千万人看完,就是组织行为学这门课。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如果这个老师一直这样讲下去,其他老师还有什么机会。 如果我们有一个课程完全是在空中的,其他线下学校还有什么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你要不要互联网,我其实是不愿意做线上课程的,但是我是比较早地意识到这个事可能得干。所以教育部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我想来想去就决定参加了,结果《组织行为学》这门课被选中,这门课上线后的结果是一千万人学习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环境的特点,这个环境特点就是一个庞大的线上消费人群,可以重新定义我们所有行业,包括教育。 第三个特征是新渠道。 做经营的人一定要懂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你必须关心渠道,我们讲的这个渠道其实就是指企业通过什么跟消费者沟通。 今天为什么会有顾客和用户的区别,为什么会有供应和分销的区别,为什么会有数据和我们讲的改变,坦白讲就是因为渠道的关系,互联网所出现这种新渠道,我觉得带来三个根本性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用户”替代了“顾客”,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为什么看到互联网企业特别容易淘汰传统企业,原因就是他拥有庞大的用户,而传统企业只能拥有顾客。 第二个改变是“数据”与“产品”的区别,传统渠道中,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联是由产品做桥梁,互联网技术所带来新的渠道,企业与用户之间用的是数据做桥梁,所以如果你不拥有数据,你就没有机会去讨论你的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第三个改变是“供应”改为“协同”,也就是它必须是一个价值链的合作,不再是一个分销和产销的关系。 第四个特征是新进入者。 有段时间我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三做农业的人来做了农业之后,品牌比农业企业厉害,一个就是褚时建卖橙子,一个就是柳传志卖猕猴桃,一个就是潘石屹卖苹果。这三个人原来在农业上没有经验,但是他一来做,全中国的消费者就知道,叫“褚橙柳桃潘苹果”非常清楚。东西可以卖的贵且卖的很好,而且你还要预订。 新进入者运用不同的逻辑,你怎么样跟他竞争?这就是第四个的环境新特征,新进入者都是重新定义行业,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跨界经营。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共享经济的特点 离散程度越高,价值集中速度越快。这就是为什么出租行业被洗牌,消费者也是很离散的,司机也是很离散的,一个共享平台就可以解决问题。酒店也会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很多行业其实离散程度都高,共享经济的出现完全可以把很多行业的的环境特征改变。 我们做了一点尝试,4月29日,六位我们商学院的老师,清华两位,中欧一位,北大两位,长江有一位,那天他喉咙哑了不能说话,所以没有到现场,我们六个人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线上课堂,我们只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互联网时代下企业如何学习,就这个话题,那天晚上多少人在线上听吗,超过一百万。我自己其实都愣住了,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离散程度太高,所以价值集合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 “樊登读书”,只需要告诉你一年帮你读50本书,一天按一块钱收,365块钱,现在用户群已经超过160万人。我举这些例子只想告诉各位,我们对环境认识的逻辑要变。 这就是为什么组织在今天要非常关注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就决定了整个组织的绩效,如果不能理解这些基本的新特征,组织绩效就会受到伤害。今天做组织管理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做组织管理,多是关心内部。 不确定性为什么成为常态?原因就在于这五个新的特征都会带来不确定性。 第一个特征说明创造机会需要理解整个市场波动;第二个特征告诉你,新的消费人群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习惯,所以所有行业都被重新定义;第三个渠道的根本改变,把在经营上三个最重要的要素给调整了,用户与顾客,分销与价值网,数据与产品,第四个新的进入者其实不按你的逻辑出牌。最后一个就是共享,让一切变成可能性。 从这个概念上来讲,我真的需要大家要有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需要重新认知组织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我今天的话题是回到组织能力。 优秀企业的四个主要特点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其实一直惯用的研究方法就是研究优秀企业,那些持续增长的优秀企业,我发现他们有四个最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增长型组织思维惯性。企业是一个增长型的组织思维还是一个非增长型的组织思维,是极为重要的。优秀企业都是增长型的组织思维惯性。 如果企业是一个增长型的组织思维,那它就是一个确实是可以应对变化的组织,因为它所拥有很多东西都是增长型的;如果它是一个非增长型的思维方式,那的确就没有办法增长。 这种增长型的思维,在我自己的研究里面,其实是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一个特征就是永远从外向内看,绝对不从内向外看。这就是这个组织的思维惯性。很多时候,很多人具备的思维惯性,都是从内向外看,不是从外向内看。他可能都是不愿意接受失败,不愿意接受探索,总是怕错,更重要的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是有边界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增长型的组织思维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有一种自我变革的文化。他从来都是考虑怎么革自己的命,而且他常常是在他最好的时候革自己的命。 就像华为,在最好的时候,任正非写了一篇最著名的文章叫《华为的冬天》。然后当华为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的时候,任正非又说了一句最著名的话:我们已经进入无人区,所以我们必须慎重。在华为最重要的那句话,就是“没有成功,只有成长。” 我大概在十年前去华为,当初他们看了研发中心所储备的东西。当时我就很认真对别人讲,华为如果做手机一定会跑到最前面去。因为在十年前,我就看到他储备芯片技术,储备通信接口技术。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这个企业聊天的时候,他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自我驱动变革,他不是在等环境。 真的是要自己变革自己,华为认为能打败华为的永远是华为自己。甚至我的一个学生去写华为的一本书,介绍华为成功的历史的时候,最后请任正非和华为确认,确认的结果是书名确定为《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足以说明问题。 第三个特点是永远都符合市场规律和客观发展规律。 我个人认为说,如果你想做市场,记住做企业就是从两个最重要的维度去思考判断,一个是顾客的维度,一个是技术的维度,这是根本性的要求。如果你不能从这两个维度看,你肯定就是没有办法符合规律。我们如果从顾客的维度,或者从市场这个维度去看,是真正的顾客导向,是真正聚焦顾客;我们讲的这个技术,就像今天看到中国很多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不能成功,大家会认为是收到虚拟经济的冲击,我想问题不是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冲突,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这些企业没有符合这个市场的发展规律,你对顾客的关注,对技术的关注也不够。 第四个特点是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 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些优秀企业,他们能够持续增长的秘诀,其实就是能够驾驭不确定性,管理不确定性,包括识别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共处以及管理者拥有定力。 组织管理的三个根本性 正是因为上述的原因,今天的组织管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组织管理当中对管理者的定位完全是变的,组织的功能也完全改变了,其根本原因有三个: 第一,效率不再来源于分工而来源于协同,一百年来的组织管理理论都是在谈“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其实是分工即分责,通过分工让劳动效率最大化。 接着下来马克斯·韦伯与亨利·法约尔的“行政组织理论”,解决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组织效率最大化来源于两件事情,专业化水平与分权制度,三权分立。所以组织效率是分权。 接着下来关注个人效率最大化的问题。组织管理理论当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出现。让个人效率最高的方法是什么?其实就是满足个人的需求,所以叫分利。 所以整个组织管理就分了三样东西,分责分权分利,一百年的组织理论就是沿着这三样东西做的。但是今天变了,我们今天变到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变到你把这三样东西都分完,如果他不能够去做协同,我们或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效率其实是来源于协同,不再来源于分工,这是第一个变化。 那么第二个变化是什么,就是在今天的组织管理当中,比较重要一个挑战,就是要求整个公司具有创造力,所以他的核心其实是激励价值创造,而非考核绩效。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如果说我们还是做绩效考核,我们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增长型的组织思维,因为增长型的组织思维就是不满足于KPI,一定要超越它,所以我们就要求你要有这样一个增长型的组织思维,你就必须得激励价值创造,而非绩效考核。 第三个改变就是文化,以前的文化其实是非常强调对目标的服从,你只要上过组织行为的课,组织行为学对个体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分析当中一定会强调个体对目标的贡献,它是会非常强调这一点,如果你的个体对目标是没有贡献的,他一定会被淘汰。所以组织离开谁都行,但是你离开组织不见得就行。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整个文化和组织能力就体现在这里。但是今天在讲新文化的时候,最重要是要什么,其实是要人的创造力,不在于你的服从,最重要的是要求你不断去尝试新东西,而不是对于你原有东西的一个固守,这等于在文化上的要求也全变了。 我下面那句话,其实是给我帮助特别大的一句话,这是任正非聊天时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在能够把研发做到有成果出来的人,少之又少,称之为叫天才,大部分的人做研发是做不出成果来,但是做不出来的人在华为称之为人才。那你想想,如果一个企业是这样一种价值的追求和激励,我相信他的创新一定比别人要强,但是在我们很多企业,如果你的项目做不成功的话,那就连人带项目一起拆掉了,你这人可能就被淘汰了。 我甚至还觉得,他的很多东西真的是做的不错,所以我说在文化这个方面,你的价值观,你的全球思维,你的理念和习惯全部都要改。比如说华为在人才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他说为凤去筑巢,不筑巢引凤,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这个人才在全球某一个地方,如果你是我要的人才,华为的方法就是到你那个地方帮你建个研究所。 好了,我们既然知道整个管理有三个最根本性的改变,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组织管理的一个核心工作,就是要把这个组织激活。 如果我们要激活它,一定要看看为什么组织管理是可以激活的,组织之所以能够有效是源于四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组织的力量大,就是因为组织有着四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这四个有意思的东西,就会使得组织的力量超过个体。 第一个组织是开放的,它可以在环境中获取资源,因为它是开放的,因为他觉得你不行,他就去找下一个,他觉得下一个不行,他就再找下一个,他觉得这个地方钱不够,他就去那个地方找,他觉得在这个方向上,这个市场他不行,他换一个市场,所以他是完全开放的。组织的开放程度是比个体开放程度要高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组织可以去获取分享使用存储。组织有三个最重要的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还有结构资本。当组织拥有这三个最重要资本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拥有非常强的,我们称之为叫做“学习力”,组织的学习能力某种意义上来讲,甚至超过我们个体的学习能力。组织真正厉害的是他的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结构资本。 第三个组织有效性强大的地方就是员工拥有的能力就是组织的能力,所以他可以拥有无数人的智慧来结成这个能力。 第四个组织有一个很强的地方,是有非常多的利益相关者。很多企业当他的利益相关者做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难失败,因为这些利益相关者都不让他失败。这就是组织有效性的第四个来源,叫做利益相关者。 这四个是组织有效的的来源。 激活组织,七个地方要改变 激活组织需要在七个地方要做改变,结构要变,文化要变,激励方式要变,工作习惯和经验要变,绩效检验的方法要变,价值共同体当中要做新的东西,最后一个是领导者的角色要变。 第一项工作,打破内部平衡。 你一定是要把内部平衡打掉,如果你不打掉你内部的平衡,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做激活,今天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不管多大的企业,现在都在变小,一个把企业拆的小小的例子就是海尔,他就拆的非常小,所以海尔的组织结构只有两种形态,一种叫转型小微,一种叫创新小微,一共就两个形态,小微就是小小的组织,在传统主业的负责转型的就叫转型小微,做新业务的就叫创新小微,他的方式就是这样去做。所以你想如果他把这些东西都打碎了,就不存在结构性的障碍。 第二项工作,基于契约的信任。 如果要做一个完全创新的,要发挥每个人积极性的一种企业,我觉得很重要是在你的员工之间建立一种基于契约的信任,而不是简单情感的关联。我想这是对很多组织文化是非常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对员工的期望管理实际上做的不够,在组织管理当中会有一个词叫“心理契约”,在心理契约当中,中国在管理当中一直没做好,比如说去招聘,你们肯定就会不断讲说公司这里有多好,新人来了之后发现原来没有那么好,很快人家就走了。我在公司的时候就跟我的人力资源部说,我不要告诉人家我们有多好,我一定要告诉人家我们有多苦,然后他就说,苦了他就不来了,我说你说好他来了也留不住,你说苦的还敢来的就是我们要的。 基于契约信任,你一定要给员工支持感,这个最主要讲的是主管。哈佛商业评论有一个研究报告认为,一个员工离开公司的主要原因,他的直接上司影响超过70%,不是因为公司不好,是因为他的直接上司不好。而一个员工的绩效也接近于70%取决于他的直接上司,所以在谈基于契约的信任,就是要注意这个东西,怎么能够让员工与公司建立一种真正的信任,这个信任一定是基于契约的信任。所以我有一次跟任正非聊天,他讲了一个事情也是让我蛮震动,我就跟他说,在华为工作,又有这样一种世界全球企业的成就感,又能够快速的成长,虽然累一点,但是我相信员工应该还是能感恩的,结果任正非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员工如果对公司感恩肯定是错了,肯定给他东西多了。然后我就问我旁边华为的老员工,他在华为做了十几年,我问你们对华为没有感恩,那你对华为是什么,他说我们与华为之间只有责任。我就认为,这样的员工管理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这种信任来源于一种契约,一种真实理性的彼此的认知,一种信息的沟通,一种真正的透明。 第三项工作,设立新激励。 如果要设立一种全新的激励,我觉得在组织管理当中,挑战最大的就是你能不能建一个幸福的组织,我当时写激活个体的时候,这是我中间最重要的研究,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在组织当中感受到幸福,我们今天员工对于组织的要求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前一阵去做调研,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说,他说我搬了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楼变得更漂亮了,然后环境更好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有24个人当天就辞职了,他就问我,我说肯定是那楼附近的餐厅不够好,他竟然愣住了,他就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回答他,结果原因还真的如此。现在年轻人其实他离职原因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去讨论这些幸福感,你不去讨论这些东西,企业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第四项工作,授权各级员工。 再往下来,就是我们能不能真正做授权,我们之所以要做授权,其实就是要真正去做一个能够有创造力的组织。但是如果想做授权的话,核心是什么,就是你要不断让员工能够去试错,而且内部要形成一些自组织。这样每一个员工都可以真正的成长起来,才可以帮助组织成员具有持续的创造力,这个对管理挑战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们不做授权是因为几个原因,我觉得最难的是你太负责任,反而不是你不相信他们,是因为你把责任看的太重。 第五个工作,创造可见绩效。 很多人问我说,转型怎样能有效,我说转型有效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的业绩比原来要增长,有人说我做转型的时候必须牺牲一下当期的利润,我说不可能。你必须当期要有利润,同步还要转型。所有做管理的人,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创建可见的绩效能够检验,如果你忙活半天的激活,组织最后没有绩效,也没有相信你做的是对的。 那怎么去创造我们讲的这个可见的绩效?第一件事情就是绩效是来源于一个地方,就是你要站在顾客立场,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所有事情都从顾客的角度来看,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第六项工作,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 这是我们讲的利益共同体,但是我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我们在讲价值链和价值网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都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还是以你为主在说,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是互为主体的,我们称之为生态逻辑,就是万物生长的逻辑,万物生长的逻辑就是每个人都是主体,整个网络当中缺一不可,每个人都重要,所以我称之为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 那么合作主体的这个共生系统,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求大家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所以我比较建议说,你真的去看7-Eleven,你去看看他写的那本书叫《零售的本质》,今天这么多人做零售都认为是互联网对它冲击太大了,可是为什么这个企业没有,你就会发现这些企业不是变了,他其实是所有公司的一个价值网络共享的平台,那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点,就是因为他把它变成是一个合作主体的共生系统,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非常需要大家,我们在今天这个逻辑,大家记住,是互为主体,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没有谁能够主导谁的价值,他一定形成共生。 第七项工作,领导者的新角色。 我认为今天对领导者来讲,其实是有一个蛮大的挑战,真的觉得蛮难,现在做领导人比以前不知道要难多少,领导者实在是太难,难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难在必须是一个“布道者”,因为外部的东西变化太多了,他必须很坚定。他不单要坚定,还要别人相信,我就说他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们以前其实老板不用这样的,老板就是我说了算,别人不能出声了,现在老板你不敢说你说了算,你还必须得讲道理,你还必须让他理解你,你还必须得让他接受你的表达,其实这是一个对于管理者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你要变成一个“布道者”。而且还必须让大家接受转变和转型。 第二个,领导者要还是一个“设计者”,这个设计跟以前不太一样,是设计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设计梦想,因为发现今天优秀的领导者都是很能够跟别人谈梦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把梦想嵌进去,今天做普通产品没有人接受,你必须做有梦想的产品。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传统企业很难做,传统企业就很实在,就像我们卖苹果一样,我就告诉你说,我的苹果特别好,然后又便宜又好,人家一定是不这样给你。人家一定告诉你说,世界上就这一个苹果,而且这个苹果你吃了之后就会变成那个“苹果”,咬了一口的那个苹果,你就发现会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个还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设计组织制度,你不能只建一个组织,你得设计制度,包括你怎么激励大家,包括你怎么让大家变成事业伙伴,包括你怎么愿意让大家把所有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所以这是我给你一个新的角色,你要当一个设计者。 第三个是领导者要成为“伙伴”,这个我觉得对领导者要求更高,我们最近不是很多人都在做伙伴,事业伙伴,经理人。我就跟很多企业家聊天,然后企业家就带他的团队来看我,就跟我说说,这是我的两个事业伙伴,然后那两个人马上说我们是下属。 所以不是给了一点点股权,他就变成事业伙伴了,你这个老板自己得变成被管理者才会成为事业伙伴。 结束语 在今天有这两句话最重要,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你有任何的想法,你有任何东西我都建议你去试。 很多学生都对我讲,要不要去创业,我说去吧,但是前提条件先把家安顿好。你不要拿着家里的钱去做。很多老师,我也鼓励他,想尝试什么你就去尝试,当然前提条件你得满足学校对你的要求。 第二句话是:更是一个集合智慧的时代,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强者的平台上组织在一起,如果与更强的人在一起,我相信你的成长和价值的创造一定会是更好的,所以我对你们的管理基本上是用这两句话来说,一个是要激活个体,因为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就是组织一定要赋能,不要管控,因为这一定是集合智慧的时代,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最基本的内容,也再一次感谢大家。[详情]

彭剑锋教授率EMBA同学与任正非论华为之道
彭剑锋教授率EMBA同学与任正非论华为之道

  本文转自”清华经管EMBA“微信公众号 何为行知中国? 清华经管EMBA创设的“行知中国”课程,是受同学们大为推崇的实践体验式教学,分为自然篇和企业篇。自然篇里,同学们重走丝绸路,68公里的长途跋涉,考验的不仅是体力,更是信念与坚持。企业篇里,则是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名师带队,深入企业做案例研究与教学。以行悟知,以知促行, 我们相信唯有行知相长,行知合一,才是治学之道。 彭剑锋教授在华为开讲 在《企业绩效管理》课程中,彭剑锋教授以华为公司为案例,向同学们阐释了企业绩效管理的核心和内涵,以及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和系统的思考突破成长瓶颈,完成蜕变的。彭剑锋教授强调,要想激活组织,使其有活力和战斗力,就必须解决“人”的问题,要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绩效考评系统,如何“分好钱”。华为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保证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和成就感,并通过价值观的建设,统一思想,达成共识,达到“利出一孔,力出一孔”,最终形成了一支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员工队伍。   彭剑锋教授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话   谈战略成功:华为没有秘密,就一个字,“傻”! 任正非:华为为什么成功,华为就是最典型的阿甘,阿甘就一个字“傻!傻!”阿甘精神就是目标坚定、专注执着、默默奉献、埋头苦干!华为就是阿甘,认准方向,朝着目标,傻干、傻付出、傻投入。华为选择了通信行业,这个行业比较窄,市场规模没那么大,面对的又是世界级的竞争对手,我们没有別的选择,只有聚焦,只能集中配置资源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犹如部队攻城,选择薄弱环节,尖刀队在城墙上先撕开一个口子,两翼的部队蜂拥而上,把这个口子从两边快速拉开,千军万马压过去,不断扫除前进中的障碍,最终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将缺口冲成了大道,城就是你的了。这就是华为人的傻干!   华为走到今天是华为人的“傻付出”,舍得付出,我们从几百万做到今天的近四千个亿,经历了多少苦难!流了多少辛酸泪!这是华为人用命博来的。华为人就是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华为人付出了节假日,付出了华为人的青春和身体健康,靠的是常人难以理解和忍受的长期艰苦奋斗。   华为不是上市公司,不受资本市场的约束和绑架,我们可以为理想和目标“傻投入”,所以我们可以拒绝短视和机会主义,我们只抓战略机遇,非战略机会或短期捞钱机会可以放弃,这是资本和股东做不到的,只有理想主义者可以做得到,为理想和远大目标敢于加大技术、人才、管理体系和客户服务的长期投入,看准了,舍得为未来的目标连续投、长期投(注:每年超过销售收入百分之十以上的研发投入,研发总投入超3000亿,管理咨询投入超300多亿的,纳税1900多亿),避免了短期行为,耐得住寂寞,忍受得了艰苦和磨难,华为就是一只大乌龟,二十多年来,只知爬呀爬,全然没看见路两旁的鲜花,不被所谓互联网“风口”所左右,回归商业精神的本质,坚定信心走自己的路。   彭剑锋:是的,华为人的“傻”是一种超越一般“聪明”的有智慧的“傻”,是一份难得的坚守、执着和付出。许多企业是自作“聪明”,往往将客户当“傻瓜”,骨子里认为客户是可以长期被忽悠、被骗的、被愚弄的,最终被市场和客户抛弃!而华为则将自己当“傻子”,不愚弄客户,坚信只要你真心为客户创造价值,客户最终会聪明地选择你,华为不是“真傻”,是基于客户价值的最高生存智慧!是坚定目标与追求的“傻干”;是坚守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傻付出”;是基于战略和长远发展的“傻投入”,最终企业和员工都得到“傻回报”。这就是华为的“四傻”。我到欧洲一些国家去游学,欧洲一些学者也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能保持三十年高速成长而不衰,为什么会产生华为这种企业,我回答:中国人这三十年比別人付出的更多;当你们在周末或节假日在休闲晒太阳享受生活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和员工还在工作,还在付出,天道酬勤。华为人今天创造的奇迹,来自于华为人的奋斗和付出,某种意义上是华为人用命去博的。其实,华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持续艰苦奋斗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适的应用意义,任何一个企业只要能将这一理念落地并做到位,不想成功都很难,其它企业做不到,而华为“傻傻”地认真去做并做到位了。   任正非:华为随便抓一个机会就可以挣几百亿,但如果我们为短期利益所困,就会在非战略机会上耽误时间而丧失战略机遇。所以,华为的“傻”,还体现为不为短期挣钱机会所左右,不急功近利,不为单一规模成长所动,敢于放弃非战略性机会,敢赌未来。敢赌就是战略眼光,就是聚焦于大的战略机会,看准了,就集中配置资源压强在关键成功要素上。华为多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坚持管道战略,通过管道来整合业务和产业。通讯网络管道就是太平洋,是黄河、是长江,企业网是城市自来水管网,终端是水龙头,沿着这个整合,都是管道,对华为都有用。当然,管道不仅限于电信,管道会象太平洋一样粗,我们可以做到太平洋的流量能级,未来物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将对管道基础设施带来海量的需求,我们的责任就是提供联接,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谈创新:华为投入了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创新 彭剑锋:五年前我与我的学生写了一本关于三星成功之道的书,为此三星中国专门派了几位高层领导到我办公室交流,言谈之中,三星人总是拐弯抹角地问我华为的情况,这让我十分惊讶,华为刚进入消费品领域,手机才上市,市场表现平平,并不被业界看好,更谈不上与三星竞争,为何三星如此关注华为,三星人告诉我:未来三星手机的真正竞争对手将是华为,华为是一个可怕的潜在对手。为什么?三星人指出两点:一是华为是一个有技术创新和人才储备的企业,中国其它手机生产广商主要是靠市场拉动,低价竞争,走不远,只有华为有技术,有狼性十足的人才队伍;二是华为的聚焦压强战略和组织化管理能力,华为一旦认准了要干手机,就不会退缩,就不会狗熊掰棒子,就一定会不顾一切,集中组织资源将手机做大做强。现在看来,三星人不愧有危机意识和洞察力,今天华为的手机年出货量已过亿,直逼三星,剑指苹果。确实,企业光靠市场出奇招,打价格战走不远,还得回归产品与技术创新力去赢得市场和客户。   任正非:华为投入了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创新,但华为反对盲目的创新,反对为创新而创新,我们倡导有价值的创新。没有技术创新与管理体系的“傻投入”,就不会有真正的产品与市场的竞争力,就只能靠低价和打价格战,就没有利润空间,产品品质不好是耻辱,企业没利润可挣也是一种耻辱, 从企业活下去的根本来看,企业要有利润,但利润只能从客户哪儿来,只能加大对客户价值创造能力的投入,而企业不赢利,对人才、技术和管理就不会有钱去投入。这是个简单道理,我们“傻”才会按简单道理去“傻投入、傻干”!华为坚持走技术创新的道路,关注知识产权。 谈开放:华为不做成吉思汗,独霸天下最终是要灭亡的 彭剑锋:是的!我很同情我们人大的一些青年教师,为评职称,不惜一切代价写低水平重复无价值的所谓学术论文,成为爬格子的奴隶,更没有时间深入企业了解和研究案例!当年我们在华为,一年就呆了一百五十多天,现在的年轻人在企业呆三天都呆不住,象黄卫伟老师和吴春波老师在华为做顾问一干就是二十年,这也是阿甘精神在学者身上的体现。管理就是实践,实践是我们最伟大老师,光读死书,写八股论文,就是在浪费青春,就是没价值,但现在大学考评老师的标准和导向就是这样,他们只能做没价值的事,最终自身没价值,没成就感!正如您所讲,我们的价值导向和评价机制出了大问题!必须改革才有出路,才有原创,才有自主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任正非:是的,我们要有原创创新精神,但并不等于完全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这个提法我不太认同,自主创新是封闭系统思维,华为强调开放合作,自己只做最有优势的东西,其它部分开放合作让别人做,不开放就是死亡。即使我们成为行业的领导者,我们也不能独霸天下,若华为成为成吉思汗独霸天下,最终是要灭亡的,我们立足建立平衡的商业生态,而不是把竞争对手赶尽杀绝,我们努力通过管道服务全球,但不独占市场。   彭剑锋:产业是个生态圈,过去华为是追赶者,现在是领先者,领先者要成为产业生态良性循环的维护者,要给别人留口饭吃,自己才能有持续的饭吃!   谈互联网时代:守护工匠精神,艰苦奋斗!实业才是解决人们幸福的根本! 任正非:华为追求有效成长,追求持续发展,就需要有持续艰苦奋斗精神,就需要有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专注,用一生的时间钻研,成功就是一生做好一件事。   彭剑锋:华为现在倡导艰苦奋斗与工匠精神似乎与互联网所倡导的理念相悖!互联网企业强调员工快乐工作,强调人人都是CEO;强调员工多能,岗位频繁流动。   任正非:不要有那么多的互联网概念与冲动。踏踏实实的用互联网的方式去优化内部运营管理,夯实基础管理平台更重要,互联网是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实业才是解决人们幸福的根本。不奋斗,不付出,不拼博,华为就会衰落!拼博的路是艰苦的,华为给员工的好处首先是苦,但苦中有乐,苦后有成就感,有收入提高,对公司未来更有信心。快乐是建立在贡献与成就的基础上,关键是让谁快乐?企业要让价值创造者幸福,让奋斗者因成就感而快乐,如果企业让懒人、让庸人,让占着位子不作为,混日子的人快乐,让制造工作不创造价值的人都幸福和快乐,这个企业离死亡就不远了,企业完蛋了,员工还会快乐吗?华为的薪酬制度就是要把落后的人挤出去,“减人、增产、涨工资”。   华为人的付出不是白付出,而是要让付出者有回报,华为人创造了价值要回报价值创造者,机会要向奋斗者倾斜,我们奉行不让雷锋吃亏的理念,建立了一套基本合理的评价机制,并基于评价给予回报,尽量给员工提供好的工作,生活、保险、医疗保健条件,给员工持股分红并提供业界有竞争力的薪酬。华为倡导以奋斗者为本,华为的人力资源机制和评价体系要识别奋斗者,价值分配要导向冲锋,价值分配要以奋斗者为本,导向员工的持续奋斗,激励奋斗者。我们讲艰苦奋斗,不是不关心员工身体健康和办公条件的改善,而是要在不断改善工作和生活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思想上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行动上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竭尽全力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彭剑锋:是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持续艰苦奋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需要领导者真正洞悉人性且大公无私,具有自我批判与自我变革精神,愿意打造一个不依赖于个人的伟大组织。我认为任总对华为的贡献,不仅率领华为人创造了一个令人敬畏的世界级的华为,更在于打造了一个不依赖于您个人的伟大组织,并通过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机制与制度的创新,使华为始终充满价值创造的动力与活力,从而驱动华为持续成长,基业长青。 [详情]

中欧苏锡嘉教授:谈判的艺术和套路
中欧苏锡嘉教授:谈判的艺术和套路

  本文选自”中欧EMBA“微信公众号 谈判是艺术,这门艺术没有规则,每个人有自己的门道,每个人有自己的长处,每个人有自己的缺陷,所以是法无定法。中欧苏锡嘉教授认为,谈判不仅表现策略和技巧,更多展示风格和做人。 1。谈判得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净利润 想一想,我们在经营过程中,节约每一分钱都要花费非常大的努力,但是在谈判中,这一分钱得来的没那么难,是净利润。所以在谈判桌上,没有理由放弃任何利润。 2。目标优先 只讲目标,不讲对错。换句话说,谈判过程中的所有细节纠葛,甚至辱骂你都可以不在意,只要在意目标能不能够达成。因为在谈判当中,每个人都会使各种招,包括用恶劣的手段让你情绪完全失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再跟你谈。 利益比立场重要。赫鲁晓夫曾经在1960年联合国大会上用皮鞋敲桌子,抗议菲律宾代表的批评。法新社在当年的报道中写道,‘他(赫鲁晓夫)脱下右脚的鞋,一只精心打蜡的黄色鞋子,在头上挥舞,用全力敲在桌子上’。很多时候,谈判者拿到桌面上激怒你的东西,只不过是他的手段。利益才是最终目标,其他东西都可以放弃,态度也可以改变。 3。有限授权 有限授权就是在谈判中留后路。谈判谈到最后说,今天达成这个协议,但真正生效之前,我们还要经过审核人批准。其中什么人批准你千万想清楚了,最好别是打个电话就能找到的具体的人,而可以是一个委员会。 4。面子不重要 朝鲜战争期间,交战双方进行停战谈判,提议由中立国参与停战监督。但谈判在中立国的提名上陷入僵局,美国方面提名瑞典和瑞士,而朝中方面提名苏联,遭到美国坚决反对。 后来,美国谈判代表提出一揽子建议,通过在战俘问题以及在朝鲜后方修建机场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换取朝中方面在提名苏联问题上的妥协。 你看,谈判的时候面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到东西。 5。我赢和双赢 现在谈判都说双赢,但是,双赢的前提是我要赢。我要赢的前提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照顾到你的利益,是我把你当成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谈判开局 开出高于预期的条件 你想买游艇,恰好看到广告说有一艘二手名牌游艇出售,要价100万元。但你只能凑足90万元。你找到卖主表明了自己的强烈愿望,但只凑到90万元。他同意按此成交。 你犯了最大的忌讳,就是你想90万元成交,绝不能砍价到90万元,一旦对方一口答应,你会不停去想,当时要价80万元会怎么样,永远后悔。 永远不接受第一次报价 反过来,你想出售自己的游艇,并知道卖得好的话,可到手100万元,于是想去登广告。某人得到消息后找上门来表示愿出价115万元。卖不卖给他? 稍了解谈判的应该知道,永远不接受一次报价,因为你接受了115万元,而那个人是准备好付130万元的,他会很崩溃。你怎么也应该还个价,比如说130万元,说不定最后120万元成交,那个人还比115万元买回去兴奋得多。这就是谈判,你还是要有套路,按照套路来。 不在被迫情况下出价 你是一位光缆制造商,想与一家欧洲最大的有线电视台老板约见。几经延迟后对方叫你当天下午去机场候机室,在航班起飞前几分钟与他见面。这对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边向边检处走去边同你说,可以与你签一份6个月的供应合同,要你开一个‘最好价’。 按照谈判的原则,你应该说:祝您旅途愉快,回来再谈。这就是永远不在被迫情况下谈。你这时候出价,双方的高低气势差得太远。而你想清楚,这家伙用这一招来对付你,至少说明他对你的东西感兴趣。 学会表示意外 你公司办公室的租约将到期,准备续租。估计业主会要求将租金提高20%,怎么办?通常的办法是要表示意外。你对他说,什么?还要涨价?我还正要跟你谈降价呢,这里漏水,那里冷气不足,最后对方都觉得要涨价可能不太好。一定要让他觉得这事有点离谱。 谈判中场 应对没有决定权的对手 谈判最怕的就是谈成功后,对方说还需要上面批一下。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你在谈判开始前先确认,如果我跟你谈成了,你今天有没有充分的授权可以做决定?一般人是要面子的,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今天即使跟你谈成了,最后却没有决定权。要在一开始先把对方的退路堵死掉。 绝不让步,除非交换 绝不能白白让步,我每一条让步都要换来你相应的回报。最容易交换的内容是对双方价值不等的资源——对我非常重要,对你可能不那么重要。 未接到对方建议前不修改己方的建议 你报一个价,在对方没给任何回复的情况下,你沉不住气,自己嘀咕价格可能过分了,就自行降价,对方会怎么做?他会继续等,等你报一个更低的价。 谈判的难点:让步 实际上谈判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让步你要让到合理,让到对方感到你的诚意,让到你有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让步要遵循递减规律。此外,要不得一口价,不能把话说绝对了。比如我告诉你就这个价格,再让一分钱是你孙子,这桩生意就没法再谈了。谈判一定要给自己留下后路,并且想清楚,让步的好意对方很快忘了,因为对方的目标不是已经做出的让步,而是盯着你下一步的让步。不要指望你做一个让步,对方就记住你的情。 各退一步,怎么退法? 谈判中的一个常态,就是各退一步。但是各退一步最怕的是遇到谈判老手。比如讲,你坚持要100,对方最多只能出90。谈到最后对方说,这样吧,各退一步95。有时候你会说好。而对方立马表示,你可以接受95是吧,对不起,我们要100,还是有5块钱的差距。你的立场就莫名其妙被移到了95,接着各退一步,变成97块。所以在面对谈判高手的时候,你不要让步得非常干脆,谈判经常会在一个地方僵持。 多问几个 What if 我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你降价,实在是谈不下去了,如果我全付现金会怎么样?如果我把采购量再放大一些,你觉得会怎么样?如果我把条件再放宽一点,我们会怎么样?把其他各种可能变通的办法引进来,说不定在价格上面,你会发现还是有谈的空间。 态度归态度,谈判归谈判 谈判桌上经常有人扮所谓的红脸、白脸,你要想清楚你的利益和目标,不要被他人左右。 谈判收尾 学会随时离开 谈判这件事往往不是一次可以解决的,有时候你要学会离开,离开表示你非常不满、非常愤怒。离开是态度,但回来是目的。 谈判结束 谈判结束后,最重要的是要重复双方的协议跟承诺,然后争取由我方起草合同,因为合同的字里行间多少会带有一点偏向性,所以起草的一方通常会占一点便宜,至少不会给到对方挖陷阱的机会。 谈判桌上的最后一块钱是最贵的,协议达成后,千万不要节外生枝。曾经有一家小公司跟一家跨国公司谈判,全谈成了,第二天,跨国公司已经宣布了要举行一个签字仪式。就在这一天晚上,小公司打来电话说,想来想去那一块钱我们还是要争取一下,如果你们不给,明天我们就出席不了签字仪式。跨国公司妥协答应了,但也下令,从此不得再与这个公司有任何的交易往来。所以为争取一点利益,把一个财神得罪了实在不值当。 此外,永远不要幸灾乐祸。签字以后,你笑嘻嘻地告诉对方,如果再坚持一分钟,我们就要让步了,对方杀了你的心都有。而谈判高手会和对方握握手说,你的表现让我非常敬佩,我很欣慰有一个让我尊敬的对手。说这种话一点成本都没有,但是双方在未来的交往会愉快得多,而且你个人的绅士风度,也会给你带来很好的口碑,何乐而不为?[详情]

FAMGA五大科技巨头占美股市值10%闷声发大财
FAMGA五大科技巨头占美股市值10%闷声发大财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不管巴菲特是不是看好科技股,全球股民已用手指投了票:FAMGA五家科技企业如今是美国股票市场中最有价值的,市值为2.9万亿美元,已占到美股市值总额的10%以上。 FAMGA是这个星球上市值最高的五个公司巨头的首字母缩写。它们分别是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微软(Microsoft)、谷歌字母表(Google, 或叫Alphabet),以及亚马逊(Amazon)。 如今科技企业已经占据市场前排位置。2016年,这五家企业收入总额已达到5,550亿美元,市值目前为2.9万亿美元,占到美股市值总额的10%以上,是美国股票市场中最有价值的。据外媒统计,FAMGA对指数上涨的贡献达到45%。 标普全球行业指数也显示,信息技术行业自年初以来已获得19.66%的收益,而收益排名第二的是医疗保健行业,超额收益为11.47%,其他如消费行业、工业行业均获得10%左右的收益。 一年赚取数千亿美元!美国五大科技巨头都有哪些“摇钱树”? 虽然美孚和伯克希尔的股价均较去年有所上涨,但亚马逊和Facebook的涨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短短20年的时间里,亚马逊的市值已经增至大约4600亿美元。 Facebook在数字广告行业的快速发展正带来不利影响。相对于以往,Facebook目前更依赖周期性的广告市场。 而作为竞争对手的谷歌则在软件和硬件领域找到了新的营收来源。 对谷歌来说,云计算业务可能终有一天会超过广告业务,后者占据谷歌母公司Alphabet去年900亿美元销售额的88%。与谷歌相比,亚马逊、微软每年总计在数据中心上的投资高达数十亿美元。 苹果63%的营收来自iPhone,另外21%的营收来自iPad和Mac。亚马逊90%的营收来自“产品”和“媒体”业务,来自AWS服务的营收仅占9%。微软的营收来源比较多元化:Office占28%、服务器占22%、Xbox占11%、Windows占9%、广告占7%、Surface占5%、其他占18%。 去年发布的图表显示,科技企业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取代了传统的蓝筹股企业如埃克森美孚和沃尔玛的地位。 以下是这五家企业的最新市场估值: 这五家科技企业总市值共计2.9万亿美元。在2016年,苹果公司自2001年创立以来首次出现年度收入下滑趋势,但苹果的利润与其他四家企业利润的总和相当。 尽管有些业务的重叠,这五家企业在盈利方面的能力都是独一无二的,以下是这五大企业收入汇总和产品分类: 亚马逊快速增长的广告业被划为“其他”类别。如图所示,硬件、电子商务以及广告占所有利润的76%。同时,软件已不再是曾经的摇钱树,但是有助于一些企业当作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比如说,安卓系统不会直接产生收入,但它允许用户在play商店购买应用并通过移动设备进行谷歌搜索功能。同样,苹果每一个软件都捆绑在操作系统中进行购买。 中概科技股“闷头发大财”,腾讯跻身全球市值前十公司 中概科技股自今年年初迎来一波涨幅,表现好得简直令人晕眩。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本周二美股收盘,表现最好的科技股陌陌今年已录得138%的涨幅,而微博也高达93%,新浪则录得涨幅约63%。京东年内涨幅60%,阿里巴巴涨幅约41%,腾讯涨幅也达到36%。相比之下百度涨幅较小,约16%。 在股价连创新高之际,腾讯一季度财报正式出炉。财报显示,一季度营收495.52亿元,同比增55%;净利润144.76亿元,同比增长58%。 其中,网络游戏业务表现亮眼。财报显示,网络游戏收入增长34%至人民币228.11亿元,该项增长主要反映来自智能手机游戏(如《王者荣耀》及《龙之谷》)及PC客户端游戏(如《英雄联盟》及《地下城与勇士》)收入的增长。社交网络收入增长56%至人民币122.97亿元。 微信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9.38亿,同比增长23%。QQ月活跃账户数达到8.61亿,同比下降2%。 自去年底以来,腾讯控股便开启一轮凌厉涨势,近期更是连创新高,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已超36%。随着股价大幅攀升,腾讯市值也水涨船高,稳坐BAT市值之首。今年4月初,腾讯市值一度超过美国富国银行,顺利跻身全球十大市值最高公司的榜单,并于5月2日正式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已是百度市值的近五倍。 阿里巴巴股价5月16日最高达124.34美元/股,创出历史新高。各大行纷纷看好阿里巴巴财报披露,巴克莱银行将阿里巴巴目标股价上调至132美元。[详情]

每个希望子女接班的男人都是马哈维亚
每个希望子女接班的男人都是马哈维亚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父母是否有权决定子女的人生选择?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所以,《摔跤吧,爸爸》也自然成为了一部充满争议的电影。有人认为电影中的“父亲”马哈维亚通过训练女儿们摔跤从而改变了她们的命运,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将女儿们当作实现自己未竟梦想的工具罢了。 其实,很多家族企业家也面临着和马哈维亚一样的困境。一方面,他们希望子女能继承自己的基业;另一方面,很多二代不愿意接班,这最终导致家族企业传承困难。 本文将为大家带来一个家族企业父女传承的故事,这个故事源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李秀娟教授与美国莱斯大学琼斯商学院张燕教授合著的《当传承遇到转型:中国家族企业发展路径图》一书。本文还将为大家带来李秀娟教授关于家族企业传承的独家观点,了解她对二代不愿接班的深层原因解读。 企业转型关键时期 他选择女儿为“接班人” 在《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曾是印度摔跤冠军的马哈维亚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摔跤梦。他希望能生个儿子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但妻子却生了四个女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两个女儿的摔跤天赋,于是决心训练她们,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夙愿。 红领集团创始人张代理选定女儿作为接班人,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98年张代理创立红领服饰时,走的是批量生产、贴牌代工、商场销售的传统路径。然而他认为传统服装行业的成本优势正逐渐消退,并且传统服装制造业的商业形态非常不健康。所以,他决心带领企业向“个性化定制”转型。 在企业转型的当口,未来发展的担子要交在谁的肩上就变得异常重要。张代理需要一个可以和自己一样坚持转型理念,同时又可以为了红领无悔付出的人。 由于一直坚持不将企业传承给自己子女,张代理的两个孩子从未在红领集团实习或工作。张代理的最初打算,是寻找职业经理人。他曾先后聘请了多任职业经理人,还做了股权分离等工作,一直为做成一家公众企业而努力着。但是,职业经理人换了一任又一任,却都没有让张代理满意。 在张代理看来,这些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工作能力、管理水平,而是综合素质不够高。“一个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一个是诱惑太大,他就忘记了自己是做什么的,做着做着就出轨了。”张代理这样评价此前聘用的几位职业经理人。他认为,这也和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健全有关。人们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往往会受利益诱惑而违规。 在寻找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过程中,张代理慢慢发现,两个孩子完全可以和自己一起来做事业。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物质层面的诉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熏陶,有较强的职业修养和事业心。“举贤而不避亲”的想法形成之后,张代理便和两个孩子进行沟通交流。 由于当时儿子张琰自己的事业已经起步,便没有选择回到父亲身边就职于红领集团。张代理将目光转向自己的女儿。女儿张蕴蓝高中毕业后至加拿大北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四年,拿到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专业双学位。毕业之后回国,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当时的张蕴蓝并没有接班的准备,在她看来,人生将会一如既往地平静。 2005年,张代理亲自去上海找了女儿,向她描述了自己对企业的规划、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战略转型等问题。从未接触过服装行业,也从未考虑过接班的张蕴蓝答应了父亲的请求。 数年痛苦的磨合期后 女儿成功接班 在《摔跤吧,爸爸》电影里,马哈维亚对女儿们展开了非常严格的训练。她们不能吃喜欢的零食,每天凌晨五点就必须开始跑步…… 张代理也对女儿开展了两年的“训练期”。他让女儿从一线做起,在不同岗位上学习,并在背后默默地观察她的表现。 他首先将女儿安排到国际业务部做一名报关员,负责报关、报检、跟单以及国际业务谈判等工作。一年之后,又让女儿去接管营销中心。随后,在女儿的主动要求下,他将女儿派到了一线生产车间。 在这两年里,张蕴蓝并没有将自己是董事长女儿的身份公之于众,而是以一位普通员工的心态早出晚归勤奋工作,以晚辈的姿态礼貌对待公司的其他领导和同事。为此,她赢得了张代理的认可,也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 虽然刻意让女儿接受磨练,但在关键时刻,张代理主动放权,并给予女儿支持。女儿张蕴蓝在负责营销中心的管理时,决定撤掉整个营销团队的骨干,因为当时团队里的很多员工是同父亲一同创业的四叔的亲戚朋友,享受着某种意义上的“特权”,而她不允许“特权”在企业里滋生。她将这个决定汇报给父亲时,父亲并没有反对,而是鼓励她自己做决定。 后来,张蕴蓝砍掉了营销团队里那些不接受企业战略和相关指令的员工,同时招募并组建了一支由80后组成的新团队。当年,红领集团的年度销售额下降了一半。当时舆论认为红领集团不应该这么轻易地就扫掉这些精干的人,并认为张蕴蓝的这种做法是败家子的表现。 张代理在听到外界的负面评价之后,并没有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张蕴蓝,反而是鼓励女儿把失去的市场争取回来。父亲的支持,让张蕴蓝觉得力量倍增。 电影中的马哈维亚对女儿们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比如因为穿女生服装不方便摔跤,就改穿运动服;长头发不利于训练,就被剪成男生短发型。在张蕴蓝看来,父亲张代理在给予自己支持的同时,同样也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比如,他要求开会必须带电脑,不能用纸和笔做笔记,绝对不能穿不合时宜的衣服,甚至不能留长发等等。 父女二人之间的矛盾和意见冲突也有很多,但张蕴蓝用较为柔和的方式顺利度过了与父亲一起管理企业的磨合期。比如说,有过一段海外生活经历的张蕴蓝经常会很直接地向父亲表达不同的想法,但她逐渐意识到这样不但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还会伤害彼此的感情。于是,她会首先接受父亲的建议,然后认真思考、沉淀自己的想法,待时机成熟,再通过邮件向父亲表达自己的想法。她认为,这种沟通方式很有效,一方面自己能够很好地梳理论据、表达思想,另一方面,父亲也会更静心地“听”自己的建议。 2009年3月,张代理将公司总裁的位置交给了张蕴蓝。在张代理看来,女儿能成功接班,主要是因为父女间“有一致的共识”。而在张蕴蓝看来,父亲给她的不仅仅是公司总裁这个位置,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即使走得慢一点,企业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也会有很好的结果,这个方向就是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战略转型。今天,红领服饰已经成长为成功的企业。 能否克服差异 是“接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在《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女儿和父亲之间有过冲突,也有过矛盾。当女儿们背着父亲偷偷跑去参加亲戚的婚礼时,父亲极为生气。女儿对父亲的训练方式心怀异议,但经过多次比赛失利之后,最终认同了父亲的方法,父女俩重归于好。 在传承和转型相碰撞的过程中,张代理和张蕴蓝父女产生了很多理念和方法上的矛盾冲突,但他们不断地尝试和摸索,最终成功地克服了传承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他们的相处方式,其实可以为正在或即将交接班的家族企业提供参考。 在红领集团企业传承的过程中,张代理和张蕴蓝父女成功克服了两人多方面的差异: 管理方式上的差异 张代理对子女、对员工要求严格,为他们设定了较高的标准和要求。相比之下,张蕴蓝对人态度柔和,对待其他领导及同事非常客气,因而得到大家的认可。即便如此,两人依然顺利度过了共同管理企业的磨合期。 沟通方式上的差异 虽然两人都曾开除过不配合公司实施战略转型的员工,但沟通方式却迥然不同。张代理对员工态度强硬,通过开会教育员工,而张蕴蓝则倾向于单独找员工沟通。为了顾及父亲的感受,她会向父亲汇报自己的行动,并说明自己的理由。 关注点上的差异 张代理主要关注产品品质以及生产端的其他细节,而张蕴蓝则更专注于市场端,更重视客户。此外,张代理关注大局、专注战略管理,而张蕴蓝则更关注细节。 思想开放程度上的差异 同父亲相比,张蕴蓝在引进年轻化、国际化人才以及拓展国际业务方面思想更加开放,她还通过推动品牌发展吸引更多领域的客户。 业务路线上的差异 张代理更具创业精神,敢于创新,敢于冒险,善于发现并利用机遇,而且更加执着于个人理想的实现。而作为成功企业家的接班人,张蕴蓝更倾向于遵循父亲的路线,在特定领域拓展业务。 张氏父女面临的这些差异是很多家族企业在传承中都会遇到的,所以他们的传承经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同时,张代理对女儿的培养和支持,张蕴蓝积极主动改变对父亲沟通策略的做法,对每个打算成功解决代际冲突,顺利完成企业传承的家族企业而言都颇具借鉴意义。[详情]

余明阳:只有疲软的企业没有疲软的市场
余明阳:只有疲软的企业没有疲软的市场

  本文来源于“上海交大安泰EMBA”微信公众号 “互联网+,创新+,金融+,是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承不承认,关不关注,它都存在着。正如马云所说,鸡叫了,天亮了,并不是因为鸡叫,天才亮。鸡不叫,天照样亮。关键是谁醒了。在中国逐步成为主流经济体的今天,在我们的发展方式转轨到新常态的今天,企业家必须重新认识环境,再造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行业和企业本身的特点,顺应未来的市场发展方向,设计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2017年5月19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交大安泰)党委书记、EMBA课程教授余明阳,在交大安泰EMBA2018年招生政策发布会暨名师课堂上提出了上述观点,并给予企业家11条抓住创新驱动下产业机遇的建议。 建议1:产品为王时代真正来临 互联网使一切信息高度透明化,渠道极端扁平化,在透明、公开和充分的信息对称环境下,一切依靠信息不透明而构成的盈利模式都将逐步淡出市场,市场回归到原有的本质属性,即商品的比拼。产品的比拼也就是产品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与竞争,表现为产品的差异性,产品的低成本,产品的极致化和产品的创意能力。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产品在市场中的不可取代,难以撼动的优势,成为企业安身立命之本。 建议2:消费体验是消费的重要组成 今天的社会将产品体验作为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空前的高度,只有充满体验的产品,才能获得物质和心理的双重满足,才能得到物欲和感知的多重好评,也是线下相对于线上的绝对优势。企业不但要让消费者满足全面体验的愉悦需求,更要创造出令人兴奋的体验过程。让体验延续,增强,充盈消费的全过程,使消费者获得持续、难以割舍和无法取代的体验快乐。 建议3:私人定制市场急速放大 随着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沟通的便捷,使得产品由单向传递走向双向塑造,也就是消费者在产品中能更多注入自己的元素,在产品消费的同时,满足自我创造欲和自我欣赏欲。这便是定制市场的心理基础。从定制服装、定制家具、定制装修到定制建筑、定制旅游、定制教育规划,一切都将由企业主导转向消费者主导。市场完全形成根据消费者需求来配置资源的全新格局。 建议4:超细分的市场,更精准的目标 超细分市场要求我们对消费者有更敏感的消费预测和市场洞察,更清晰地关注到小众人群清晰而独特的价值取向,更精准地研究他们的购买方式和购买心理,使产品能够在一个相对狭小的人群中,取得绝对的忠诚。而事实上,这个忠诚的小众,已经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存在和发展。 建议5: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从事互联网 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去做互联网行业,而事实上未来专业从事互联网的企业依然只是极少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带有显著的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理念,以互联网方式来思考市场、产品与消费者。从大数据、云计算到移动互联传播、购买方式创新,互联网必定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配置,没有这一条,大量的企业必定在市场上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淘汰者。 建议6:网络原住民将引导未来消费方向 有人把1980年作为分界线,认为80年后以后的所有人群都是互联网原住民,被称为网络居民。与此相对应80年以前出生的人,他们从小开始生活中并没有任何互联网元素,缺乏对互联网天生的依赖性,从本源上讲属于网络移民。从目前的消费格局来说,60后、70后依然是社会上最强大的消费者,他们的履历、学历、地位和收入决定他们的购买力在目前或许是最强大的。但是网络居民们他们的生活方式恰恰代表了未来。当人类生活中出现了网络以后,人类恐怕已经无法摆脱对它的深层依赖,一切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都将由此而调整,这代表未来,这就是明天。 建议7:要么合作,要么出局 合作方式是多元的,有同行的合作,包括收购、兼并、战略联盟等多种样式,也包括产业链的合作,上下游整合,相关利益者的价值整合,也包括基于消费者需求的异业联盟,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工艺,销售方式,行业归属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因为面对同样的消费者,在消费取舍的时候,我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为异业联盟建构出市场基础。更有甚者,可能很多毫不相关的行业也将产生合作,即所谓的穿越和混搭。 建议8:小创意,大市场 在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国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双创”热潮,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千万别把创新理解成带有革命性和全局性的科技大变革,尽管这种变革颇为难能可贵,但事实上,科技革命的产生需要许多的环境、资源和条件,绝大部分的企业未必能参与其中,对于在数量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来说,更现实的是形式多样,方式各异的小创意,小发明,小改进,小优化,这些创新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市场使用价值,他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更优的价值,也会给企业带来竞争的优势和市场的利润。 建议9:关注国际,立足中国;思想前卫,行为稳健。 未来的市场格局一方面是地球村导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由出口拉动走向消费拉动。前者要求我们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后者要求我们更关注中国的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国际化的视野我们的技术、研发、产品、服务、供应链会缺乏竞争力,没有后者我们将丢失最核心的消费人群,从而丧失市场根基。 当今社会,众筹、众包、创客平台等各种术语、各种运作方式层出不穷,但这些运作在法律上有很大的灰色性,在规范上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和标准。作为企业家不了解新生事物是落伍,见到风便是雨,盲目追随同样是一种鲁莽。所以建议思想上要前卫,而行为方式则需要稳健。 建议10:强大强大,先强后大 “强大”概念的出现充分显示出中国文字的玄妙之处,告诉我们强比大要重要。没有强的大是空架子,强是基础,大是延续,根基不稳,延续无望。未来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竞争格局更加细腻,对企业核心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更加关注强的元素而非大的元素,既强又大最好,强而不太大同样具有足够的生存能力。可怕的大而无当,大而不强,成为灭绝的恐龙而非充满生命力的壁虎和鳄鱼。 建议11:强大强大,先强后大 新常态,新格局。中国面临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轨。这必定导致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深层调整,导致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和优胜劣汰,出现所谓的夕阳产业,但事实上,除了一些被技术创新所完全替代的行业以外,绝大部分的行业并非消亡,而是萎缩。所淘汰的并非全部行业,而是行业中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企业,总有一部分或者小部分企业依然存在着生存余地与发展空间。 我们说只有疲软的企业,没有疲软的市场。在新的环境之下,我们的机会是很多的,而机会只会降临给有准备的人。而就读安泰EMBA可谓是一个最好的准备。 交大安泰院长助理、EMBA项目主任任建标介绍:“作为拥有121年深厚历史底蕴的上海交通大学的三大支柱学科之一,交大安泰是国内第一家通过AMBA、EQUIS、AACSB三大权威认证的商学院。而EMBA项目,历经15年的发展,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于2016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中位列全球第7,连续两年全球10强,亚洲第1。” 交大安泰EMBA中心副主任袁仲霞随后分享了2018招生及录取政策。2018年交大安泰EMBA将实施“自主划线”政策,笔试按照国家教育部相关规定报名参加统一考试,面试成绩合格且笔试成绩达到交大自主划定的分数线,即可正式录取。共开设以下4个方向: 综合EMBA 创新创业新锐EMBA 企业高级定制EMBA “交大-南洋理工”国际合作EMBA ●项目定位: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战略性思维、卓越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领导者 ●课程体系:领导力为主线,三大整合项目, “创新+、金融+、互联网+”为核心,交大特色,商工结合 ●报考条件:8年以上工作经验(含5年以上管理经验),本科2015年8月获取、专科2013年8月获取 ●学位证书: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硕士学历证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考试/录取:2018年联考,笔试自主划线,“面试+笔试成绩”择优录取 ●上课方式:每月一次,每次4天(周四-周日) ●项目定位:培养创新创业领域优秀的管理者 ●课程体系:领导力为主线,三大整合项目, “创新+、金融+、互联网+”为核心,交大特色,商工结合,特别设置创新创业特色模块 ●报考条件: 1、学历:本科2015年8月前获取、专科2013年8月获取 2、工作年限:8年(到2018年8月计)以上工作经验;工作年限在6-8年的,符合以下条件:高层管理人员、自主创业、未来有实质性创业计划,提交补充材料审核通过,可酌情放宽 ●年       龄:38岁以下(到2018年8月计) ●学位证书: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硕士学历证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奖  学  金:所有被录取的新锐EMBA考生可获得16万创新创业奖学金 ●考试/录取:参加2018年管理类联考,“面试+笔试”成绩择优录取 1、提前批面试获得预录取资格,笔试达国家线直接录取 2、提前批面试未获得预录取资格,笔试达国家线,可申请复试,以“面试+笔试”成绩择优录取 ●上课方式:每个月两次,两个周末(不占用工作日) ●项目定位: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战略性思维、卓越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领导者 ●课程体系:领导力为主线,三大整合项目, “创新+、金融+、互联网+”为核心,交大特色,商工结合 特别设置企业高级定制增值模块:企业转型私董会、企业实境学堂、资本市场的战略选择 ●学位证书: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硕士学历证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 ●报考条件:8年以上工作经验(含5年以上管理经验),本科2015年8月获取、专科2013年8月获取 ●考试/录取:参加2018年管理类联考,自主划线录取 ●上课方式:每月一次,每次4天(周四-周日) ● 项目定位:全球经济、国际前沿、中国机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管理人才 ● 课程体系:集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新加坡南洋商学院两校优势,领导力模块、管理实务模块、管理基础模块; 新加坡模块和美欧系列国际课程全面提升国际视野 ●学位证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中国教育部认证) ●报考条件: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士或以上学位,8年以上工作经验(含5年以上管理经验) ●考试/录取:自主考试,不需参加统考,2017年9月入学 ● 上课方式:每月一次、每次4天,中文授课,开学/毕业模块在新加坡,其余课程在交大安泰进行[详情]

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2018招生政策发布
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2018招生政策发布

  5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2018年招生政策发布会举办,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院长助理EMBA项目主任任建标、项目负责人袁仲霞出席了会议,并介绍了2018年交大安泰EMBA的招生及录取政策和流程。 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院长助理EMBA项目主任任建标在会议上做了精彩的演讲。 任建标:交大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的名人,最有名的就是科学家钱学森,以及我们的前国家总书记江泽 民学长。我们也是国内第一所获得三项国际权威商学院认证的商学院,美国的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学会、欧洲的EFMD、以及英国的AMBA,我们是国内第一所同时这三项认证都通过的商学院。同时,我们在服务国家战略上也有新的举措,国家战略研究院和交大的国家战略研究院,现在也建在安泰。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助力企业发展的资源,比如上海市市长咨询会。我们还有大量的学院的董事会,都是在业界和政界的一些著名的实业家和政府官员担任董事会成员。 从学术角度来说,交大安泰也参与了教育部的工商管理学科的评估,我们是一级学科。另外,我们在人才计划、教学质量、科研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从师资角度讲,我们学校有千人计划、长江、国家杰青、优青等群体,这在商学院当中数量也是比较多的。 在2016年最新的数据,我们的管理学硕士项目全球排在第33位,EMBA全球第七位,MBA全球第34位,高管教育EDP的排名是全球第八名,几乎每个项目都进入了全球前四十强。我们现在去美国或者是欧洲商学院交流的话,基本上这些商学院的会长都会出来和我们会见,很多项目比我们访问的一线商学院的排名还要好,他们迫切希望和交大安泰有更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EMBA项目。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是2002年开办的,是国内首批获得教育部EMBA项目开班资质的商学院。开办之初,我们有非常明确的项目愿景、项目使命和培养目标。一个项目要长久,一定要有愿景,我们想办成什么样;一定要有使命,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我们的师资和学员能够凝聚在一起,以及通过什么样的培养目标来达到项目的使命。 但是我们更希望在科研、师资以及教学方面能够做出我们的特色。我们加强了一点,一定要有一个国际化的师资和本土师资的有机结合。 我们不是一味地请一些海归教师,或者是国际上打游击的教师,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本土教授。在这十五年的过程中,交大已经培养出了一支从事EMBA教学的教授队伍。这些教授在各自的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所有的师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定要和业界实务紧密结合,如果对中国市场不了解,我们基本上不会聘这样的师资。另外,聘用的老师还必须要有国际视野,这样就可以创出交大安泰的特色。 我们坚持了十五年的三大整合项目,贯穿了我们课程的开始、中间、结束。我们有一个赢利模式大赛,学员经过对自己公司的盈利模式的总结,经过几个课程之后,同学之间进行凝练提升,最后以大赛的形式进行演讲。业界的风投以及交大本土教授作为评审团来进行比赛,我们叫做赢利模式大赛。这个项目受到了学员的广泛好评,这个项目的一等奖也是奖金不菲。 第二个就是绩效提升项目,主要是讲企业的实战案例,用某一个企业几乎全方位的管理和课程相结合。 最后一个是领导力的反思,最终我们培养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领导者。 这三个项目是贯穿在整个课程里面,其他就是一个一个的模块课程。 接下来,项目负责人袁仲霞老师重点介绍了2018年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的招生及录取政策和流程。 袁仲霞: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 2018年将招收四个方向,首先是传统的综合方向,要参加2018年联考。入学时间是2018年,适合的群体是成熟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者是高层后备管理人员。第二个就是耳熟能详的创新创业新锐项目,到2018年我们招收第三届,也是参加统考,适合的对象是自主创业或者未来有创业计划,以及在职业生涯的进阶道路上有明确个人人生规划的群体,学费有十六万的奖学金。 第三个企业高级定制方向,针对企业的特定需求进行培养。 第四个国际方向。今年的国际方向开设的是交大和南洋理工合作的EMBA项目,学费和我们综合方向一样,适合的对象是成熟的高层、国际化视野,这个项目是2017年的9月开学,2018年同时继续招生。 首先,交大安泰EMBA2018年面向社会推出自主划线,到底划多少,要看考的情况。 第二个,我们推出了不统考的,是交大和南洋理工合作的EMBA。南洋理工EMBA在中国教育部也是正式备案的,迄今也有十四年了,明年五十个人的名额。目前,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南洋理工的EMBA校友体系。 这个课程是强强联手,双方承担一半的课程,大部分的课程都是在安泰经管学院学习。这个项目的亮点就是自主考试不用统考,而且2017年9月就入学,学位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位,是教育部认证的,有认证编号,毕业以后可以做认证,是权威官方认证的项目。 第三个是创新创业新锐EMBA,也是为工商管理教育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层次,在MBA和EMBA中间有一个中间梯队的层次,项目定位是培养创新创业领域的优秀人才,并不是只能创业的群体。我们的课程体系在四个综合方向之外,我们又特别增加了创新创业特色模块的课程体系,这个项目报考的条件和综合项目一样,八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如果是工作不到八年,底线是六年以上。高管、自主创业或者未来有实质性的创业计划的学员都可以,年龄要求38岁以下。关于报考流程,EMBA报考流程和MBA不一样,更多详情可以上交大安泰的官网进一步查询。 在发布会的最后环节,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党委书记余明阳教授还在现场带来了精彩的名师讲堂。[详情]

270多项成果!“一带一路”让浙商大佬坐不住
270多项成果!“一带一路”让浙商大佬坐不住

  本文选自“浙大EMBA”微信公众号 5月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结束后,中方发布了一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这份清单涵盖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在这些成果中,不乏“旗舰型”的重点项目,比如中国铁路总公司与有关国家铁路公司签署的《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铁路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中巴经济走廊下开展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新建哈维连陆港项目合作;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未来3年中国总体对外援助规模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等。 “一带一路”这个正在逐步构建的世界上最壮美的经济走廊,对浙商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那么面对“一带一路”这张了不起的成绩单,浙商大佬们、专家学者又有哪些思索与解读。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 帮巴基斯坦“老铁”建数字丝绸之路 高峰论坛的成果清单一发布,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用实际行动验证了自己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的发言。阿里巴巴将帮助“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巴基斯坦建立电商基础设施,使巴基斯坦的制造业有机会通过阿里巴巴开拓国际市场。 马云表示,“这一轮技术革命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机遇,电子商务是为发展中国家而生的。阿里巴巴愿意向巴基斯坦输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经验,帮助巴基斯坦的商品销售到中国乃至全球市场,建设一条数字丝绸之路。”其实,在阿里巴巴平台,两国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早已是“老铁”。1999年阿里巴巴上线的当年,已有巴基斯坦企业注册成为阿里用户。目前阿里巴巴B2B平台上有数十万巴基斯坦供应商。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建华 “一带一路”通,则中国强 万事利始终是“一带一路”的坚定实践者,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丝绸元素也仍有所体现。如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定制中式旗袍,为论坛晚宴打造了具有东方韵味的丝绸餐盘垫等一系列丝绸创意产品。 另外,这次峰会形成了270多项成果清单。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数字,表明这次会议的成功落于细微之处。未来5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互补性,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 所以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也是一条“文化带”。“一带一路”让世界上最长的两条经济大动脉、文化大长廊,走出历史深处,合奏时代交响。“一带一路”通,则中国强。 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旭斌 “一带一路”中的义新欧班列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世界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伙伴。 这次“一带一路”论坛在北京召开,我本人也在现场倾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演讲,受益匪浅。论坛最后取得了270多项具体的成果,非常成功,个人感触很深。论坛硕果累累,怎么来巩固这些成果呢? 这些成果中有一项就是明确与沿线各国达成一致,扩大产业投资,实现贸易畅通!“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义新欧班列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点促进贸易畅通的事! 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 汪力成 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做点名堂出来 高峰论坛的成果清单的确鼓舞人心。特别是对我们企业家而言,更有种说不出的激动。 华立集团早在2000年就开始探索实施国际化战略,立足全球市场进行布局。在这个过程中,华立在泰国投资开发的泰中罗勇工业园,通过搭建境外平台,帮助更多的中国制造企业走了出去。 如今,泰中罗勇工业园名声在外。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目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和方法,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有了国家的支持,也一定会如虎添翼,发展得更好更快。 未来五到十年,华立将继续依托“一带一路”,继续做好做深。我们规划了三个布局,一是在东盟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核心,加快开发第三期项目,并延伸至泰缅边境;二是加快建设位于墨美边境的北美华富山工业园,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拓美洲市场的平台;三是策划开发华立第三个海外工业园。在开发模式上,我们将以泰中罗勇工业园的实践经验为模版进行创新并优化复制,更好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 接下来,除了华立自身的国际化战略需求外,我们将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打造新时期的“工业唐人街”,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华立在实现“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做点名堂出来。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兰建平 浙江要争当“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 成果清单的发布,让我们看见了浙江的机遇。建设“一带一路”,浙江要勇立潮头。可以通过5个方面将我省建设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以及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争当“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 一是加快浙江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在油品全产业链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新型贸易投资方式、金融开放创新、通关监管领域体制机制等五大方面进行探索创新,建设国际油品交易中心,加快石油石化科技研发和人才集聚,着力推进国际航空产业园以及波音737项目建设,打造成为东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先导区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基地。 二是着力推进义甬舟大通道建设。以宁波—舟山、金华—义乌为枢纽,以金甬舟铁路、金台铁路等交通干线为纽带,加强沿线海陆空口岸一体化和海铁联运等集疏运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宁波舟山港实质性一体化、港口经济圈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快义乌国际市场贸易采购改革,联动推进舟山、宁波、嘉兴、金义等综合保税区建设,打造沿海和内陆开放、对外和对内开放统筹联动的开放大通道。 三是积极打造“网上丝绸之路”。浙江要发挥跨境电商综合优势,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网上丝绸之路”。 四是加大重点项目、重点产业园建设。建立浙江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推进项目库,争取并推动一批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经贸合作项目。 五是在构建命运共同体中体现浙江的时代价值。在从中国资源、全球市场到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过程中,积极参与、勇立潮头,体现“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浙江智慧”、“中国方案”。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 张汉东 五大方面成果,其中商机无限 成果清单分为五大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也不乏新的亮点和商机。 可以明显看到,在贸易方面的成果中,扩大进口已经成为中国的长期政策选择。如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一步落地了促进进口贸易。我认为扩大进口有三大利好:一是能提升中国的消费升级;二是帮助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对浙江企业来说,通过进口先进设备和优质原材料能帮助企业进行自我提升;三是能弥补贸易失衡,缩小贸易失衡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贸易关系和贸易摩擦。 在金融合作成果中,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财政部联合多边开发银行将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等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也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近几年来,浙江省发挥海洋经济大省优势,在海港、航运、转运、江海联运、制造加工、储存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对外投资速度快、步伐大,2016年全省对外投资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2倍。 对于擅长“走出去”的浙江企业而言,接下来还可以进一步加快经贸合作。如浙江的日用消费品就非常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居民消费需求,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营销体系,甚至可以利用全球资源,把产能转移到相关国家。这样一来,在当地生产的产品销往欧洲国家既能避开贸易壁垒,也能额享受更低的关税。 中国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梁海明 “五通”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倡议,借用了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但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它既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又是深化区域合作、加强文明互学互鉴的中国智慧。当然也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以及第二大经济体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变革的中国担当。 核心是互联互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通过实行“五通”,全方位推行务实合作,最终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 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政策沟通类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设施联通类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贸易畅通类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资金融通类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一览民心相通类 [详情]

谁是曹德旺们的接班人?一代创业企业家的困扰
谁是曹德旺们的接班人?一代创业企业家的困扰

  本文选自“浙大EMBA”微信公众号 教授名片: 沈亦文,浙大EMBA《供应链金融》课程师资、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CIFI中心研究员。 在跨国银行拥有20年企业融资产品营销及研发管理经验的资深银行家,具有国际视野、战略胆识的创业企业家,金融专家与教授。先后在澳新银行、渣打银行、荷兰银行和花旗银行担任多领域的资深管理职位,为民生银行、建设银行、苏宁云商、ZARA、惠而浦、雀巢等大型企业提供专业的供应链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顾问解决方案。 研究兴趣:资金管理、电子贸易、供应链金融。 接班人的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一代创业企业家们越来越重的心病。他们在年龄上、精力上、思维上都已开始出现瓶颈,交班已经成为他们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且越来越成为其日程表上的优先工作。 然而二代们似乎并不完全愿意子承父业;成为创二代,通过自主创业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让职业经理人团队来接班家族企业的理念,似乎也不在少数。然而,像曹德旺这样的中国一代企业家其实很可能难以摆脱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而扶上马送一程的路径,则似乎是中国的曹德旺们更愿意接受的接班方式。 3月26日福耀玻璃发布公告宣布,聘任叶舒为新任总经理,而这位45岁的叶舒正是曹德旺的女婿。 这是否意味着女婿叶舒将成为曹氏玻璃帝国的接班人?而之前广为流传的两位接班人:曹大公子曹晖,以及追随曹德旺二十多年鞍前马后的元老级高管前任总经理左敏是否已经出局? 接班人的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一代创业企业家们越来越重的心病。他们在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波澜起伏30年快速发展所给予的红利后,在年龄上、精力上、思维上都已开始出现瓶颈,交班已经成为他们不可回避的现实,而且越来越成为其日程表上的优先工作。 然而谁会是他们合适的接班人?子女们?还是职业经理人? 和许多一代企业家一样,曹德旺的内心还是希望大儿子曹晖能回来接班的。事实上自2006年起,曹晖便担任公司总经理一职,一度被外界认为是福耀最顺理成章的接班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015年7月,曹晖突然从福耀玻璃辞职,开启自己的创业征途,似乎根本没有接班福耀玻璃的打算。 外界一个普遍流传的理由是:长年在美国生活的曹晖并不习惯国内的工作方式;此外,海外的教育背景也让他更愿意成为创二代,通过自主创业来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抱负,而不是背靠父业,坐享其成。至于家族企业的接班嘛,像曹晖这样在西方接受多年教育的二代们,似乎更能接受由职业经理人团队来接班家族企业的理念。 当然,曹晖的创业项目其实仍然在玻璃的相关领域里,他聚焦在汽车玻璃制造领域的工业4.0,希望能通过新的业务模型,再造一个福耀! 据媒体报道,自曹晖自主创业后,曹德旺曾考虑由二儿子与女儿来接班,然而似乎他们对接班的兴趣也不大。于是曹德旺一度决定由职业经理人来接班,而候选人就是前福耀玻璃总经理左敏。 这位左敏是曹德旺一手培养的企业高管。大学毕业后就加入福耀,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最终成为公司高层。即便是2007年左敏离开福耀玻璃自己创业,其创业方向依然与福耀玻璃有着紧密联系,当曹德旺有意让职业经理人接班后,左敏便重回福耀玻璃担当总经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曹德旺家族成员,左敏还是福耀玻璃内部持股数量最多的高管,共持有约1600万股,市值超过3亿元。 然而今年2月,左敏突然以家庭和身体原因辞职,被外界认为很有可能是为了给福耀玻璃的新接班人叶舒让路。 叶舒在福耀玻璃工作多年,熟悉整个业务生产经营流程,固然有接班的能力;但在外界看来,曹德旺其实很可能难以摆脱子承父业的传统观点,最终还是希望由家族成员来接班;毕竟,在不少创一代看来,家族成员接班有三大好处: 一、更好地全盘继承创一代的创业理念; 二、避免职业经理人团队与家族成员发生矛盾,确保企业顺利发展; 三、家族信托等西方普遍采用的企业传承工具,在中国的应用依然存在诸多法律限制;由家族成员接班,似乎是保证家族财富的最佳选择。 其实有外界猜测,此次曹德旺让女婿接班总经理一职,其实另有安排,而且也和福耀的全球化发展息息相关。 目前福耀玻璃正处于全球化布局的关键时期。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的汽车玻璃厂,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实现年均550万套的产能,占据北美约20%的市场份额。要实现这个目标,曹德旺迫切希望拥有留美经历、对美国市场相当了解的大儿子曹晖接班,而女婿叶舒担任总经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大儿子曹晖日后回来接班当董事长做铺垫:由女婿负责企业日常运营管理,让曹晖无需操心烦忙的企业管理工作,以便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负责企业战略发展和海外业务拓展,待时机成熟再让曹晖上位接替他成为董事长,这似乎才是曹德旺的全盘新接班计划。 为此曹德旺做了不少让步。比如,全力支持曹晖创业,包括让其充分借助福耀玻璃的资源,加大对汽车玻璃制造工业4.0领域的投入,让他的创业项目纳入福耀玻璃未来发展战略,等等。 于是,曹德旺的接班计划逐渐清晰:第一步让女婿叶舒担任福耀玻璃总经理;第二步吸引曹晖归队接班担任董事长;第三步就是自己逐步退出实际的管理,实现完全的交班。[详情]

为什么有的老牌子历久弥新有的只留在记忆中?
为什么有的老牌子历久弥新有的只留在记忆中?

  本文选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一声叹息,一批老字号渐渐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凤凰自行车、雪花牌电风扇、大大泡泡糖、熊猫洗衣粉、英雄钢笔……佳人迟暮,英雄末路; 一声感慨,一批老字号依然以健康姿态活在人们的生活中,百雀羚护肤品、六神花露水、云南白药、青岛啤酒……新壶老酒,醇厚飘香。 一去一留,一没一生,时光并没有偏爱谁,但为何有的而今只能缅怀,有的却仿佛印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成了一种习惯一份信仰?如何才能揭开个中之谜? 近日,百雀羚刷屏事件再次让将“老品牌”这个话题带向公众视野。今天的推送,我们将在王高教授的指导下,从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老品牌案例入手,采用简单易懂的方法进行分析,揭开老品牌历久弥新的秘诀。 实际上,中国独有且具有产品优势的品牌,品牌具有良好的恢复基础,但要考虑的是如何与现代需求和沟通手段对接。 ——王高 解读品牌生命力的三维法 为了更好地解读老品牌的生命力,王高教授提出一个以“独特性、产品优势和市场需求”为考量因素的三维分析法。他说,那些保存下来的中国老品牌很多是中国独有的,比如同仁堂、老凤祥还有全聚德等,这些老品牌有它的独特性,有产品优势,同时还有市场需求。如果以此坐标来做分析,就很容易理解老品牌崛起和没落的深层原因。 三维分析法的三个象限: 独特性(是否中国独有) 产品优势 市场需求(或可被唤醒的需求) 如果按照这三个象限,将以下品牌进行分类,你会怎么做? 美加净、百雀羚、东阿阿胶、佰草集、全聚德、同仁堂、大大(口香糖)、永久(自行车)、凤凰(自行车)、英雄(笔)、老凤祥、六神 四个具体案例解读 接下来,我们以美加净、东阿阿胶、六神和英雄四个典型品牌为案例,来解读其不同的发展态势背后的原因。 创立于1962年的民族品牌美加净,创造了中国化妆品市场第一支定型摩丝、第一支防晒霜、第一支定型护手霜等。1990年,美加净以百分之十几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的第一品牌,年增长率高达两位数,但却在与庄臣的合资中被束之高阁。被家化赎回后,虽历经再生,但是已不能回到中国第一化妆品牌的宝座。 这一时期,定位高端的玉兰油等外资品牌进入中国,定位中端的妮维雅以及定位中低端的小护士开始渗透,这些品牌营销能力强,有些定价并不高,整个市场的空间区隔很快被填满,美加净的优势不复存在。 “究其原因,美加净所在的化妆品类不是中国独有的,产品优势也不明显。如果放在三个纬度坐标中,一眼可知它的位置在哪里。” 但同时,王高教授认为,这不是重振品牌的问题。因为品牌知名度在,市场需求在,在有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品牌优势不足,就需要聚焦更深层的原因,比如商业运营中哪里出了问题,是营销还是渠道的问题等等。“我们在分析老品牌面临的问题时,不能程式化地看待三维坐标系统的分类,需要找出在各个纬度处于劣势的原因,聚焦分析。” 有着3000年历史的东阿阿胶采用黑驴皮古法制作,其沟通诉求是治疗气血两虚。可治疗女性冬天手脚冰凉、痛经等病症,而且冬天熬胶进补也是有传统的。“东阿阿胶的独特性、产品价值和需求都存在,问题是如何用现代人的语言,现代人敏感的方式来传播这一需求。”王高说。 如今很多年轻人并不理解什么是“气血两虚”,这一说辞是用传统的方式对老一代的消费者在传播,现代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及消费习惯在改变,会用暖宝宝或更为便捷的产品来解决寒冷的问题,所以老品牌面临的是在主线产品上如何与现代消费者沟通的问题。 同样是家化旗下的品牌,基于传统中医药理和药材应用的六神系列产品,如六神花露水因其具有独特性以及解决痱热燥痒的夏季皮肤问题而广受消费者欢迎。 1990年第一瓶六神花露水上市后,以“去痱止痒、提神醒脑”为明确产品诉求,通过“六神有主,一家无忧”的广告,迅速占领了花露水市场份额,至今少有匹敌者。与此类似的还有龙虎牌清凉油和风油精。“这些品牌源自传统,外来竞争者没有类似的产品与之竞争,而且中国消费者有强大的市场需求,使品牌价值得以延续。” 同样是在化妆品市场,家化推出的佰草集也在这一维度。佰草集承袭中国古方,在产品的独特性上占据了优势,这也是外资品牌所不具备的能力。随着消费者的成熟,市场又兴起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热情,佰草集的成长因而在坐标体系中也占据了优势地位。 英雄钢笔曾经风光无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习惯于在上衣口袋夹着一只钢笔,成为知识群体的一种象征。但是随着电脑的普及,整个钢笔的市场在萎缩。但另一方面,对文具的需求在增加,比如荧光笔、记号笔、替芯笔或是一次性笔的需求在上涨,消费者的用笔习惯也在发生变化。晨光文具抓住了这一趋势,在这一领域领跑,率先抓住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并且在渠道和营销上占得了先机,英雄反应过来已经太迟,尽管以新的品类去追赶,但还是落于人后。 所以,当钢笔市场的大势发生变化时,再怎么做也很难,没有谁愿意再用墨水钢笔。企业需要看到整个文具市场的新动向,将品牌价值延伸到更具功能性或是实用性的文具领域,谁抓住了这一趋势,谁就是赢家。 同样处在这一象限的还有中国的自行车产业。曾经凤凰和永久自行车在中国风靡一时,但是随着国外自行车品牌的冲击,这些品牌逐渐销声匿迹。加上整个市场对自行车的需求在萎缩,人们骑自行车已经从代步工具变成了健身或是娱乐工具,对自行车的材质和设计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款式、材质和设计已经无法唤醒消费者的热情。 百年品牌历久弥新的秘诀 他山之石:宝马 在讨论中国老品牌复兴这一话题的同时,国外老品牌年轻化的经验可以为我们借鉴。 宝马早年的诉求称自己有世界上最好的发动机,这是针对当时消费者对产品做工和发动机品质追求的趋势。宝马也曾宣称其用户是雅皮士,在那个时代这是为其他阶层所羡慕的对象,是褒义词,年轻而富有,但是当代际转换之后,现代人对“雅皮士”已无感觉,更关注的是驾驶体验,所以宝马现在采用“一统驾趣”或 “乐趣无尽头”等语言与消费者沟通。 所以品牌传播的关键点是“要用现代的语言,现代人敏感的方式嫁接历史和现代。产品有价值,需求也在,能不能让人听懂变得很关键。”王高说。 [详情]

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商机?听10位大佬的建议
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商机?听10位大佬的建议

  本文选自“浙大EMBA”微信公众号 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一带一路”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这到底是多重大的发展机遇? 我们来看今天(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演讲传递出来的一组重要数据: ➤ 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 ➤ 未来3年向中国将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 当然,企业家对时势风向有着天生的敏锐感。自“一带一路”倡导以来,不少企业家,已经将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布局聚焦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下的战略机遇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年轻人能够毫无障碍地自由贸易,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带一路”配上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将给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机遇。未来,随着更多国家的响应和加入,还将有新的数字中枢覆盖更多的贸易路线,从而创造出全球化的“数字丝绸之路”。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有三方面的发展机遇,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区域。首先是创新思路,要根据所在国具体国情,采取一国一策、一城一策,不能简单照搬中国既有的商业模式。 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很弱,初步估算有百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包括交通、通讯、城市新区等领域。 第三个投资机遇在服务业。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对中国是有益的,因为中国发展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也推动着全球化,让全球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要在如此巨大的区域内实现增强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的目标,配套资金成为制约战略落地的关键问题。这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科学、合理的统筹安排,更需要以战略发展撬动社会资本力量,支持和鼓励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必须看到,在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去,融入全球经济时,仍然在国内审批、资金支持、海外项目回国发展等方面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因此,我建议国家给予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助力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包括立法规范、服务体系建设、金融支持、自贸区创新实践以及相应税收优惠等。 “一带一路”下的中国担当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企业“走出去”必须更有担当。“一带一路”走的是技术、走的是品质、走的是创造。企业家要有担当,要用产品说话,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告诉人们中国制造并不是低质低价,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根据习总书记三个转变的指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的创新,中国的产能到中国的质量,中国的产品到中国的品牌,三个转变要想落实好,作为制造业来讲,应该脚踏实地去执行。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汪潮涌 当前是“新全球化”的时代,由过去欧美单边主导的全球化,发展为现在的多边全球化,所以新的全球化代表着在贸易、产能、资源、资本、科技、人才等各个纬度的深化和提升。因此,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是未来新全球化中很重要的两极,也是很重要的推手。“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将体现在产品贸易、产能输出、资本输出、科技产品的合作、人才的合作等方面。 中国建材集团公司董事长宋志平 现阶段企业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创新发展;二是振兴实体经济;三是跟随“一带一路”走出去,输出中国中高端的技术和装备,过去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但是下一步世界是中国的市场。“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对企业家自身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资源整合能力、扩展国际视野、增加企业家自身的修养。 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 在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们在沿线国家进行了多项投资、并购,帮助公司实现国际化发展和战略转型。自己“干干干”与到海外“买买买”,并不矛盾。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什么东西都放在中国,而是把全球资源整合好、给全球提供好的产品。全球化经营不是代工,而是在全球主要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牌、资产和客户群体。我们得在全世界范围配置资产,然后去经营当地的资源。 “一带一路”下的建议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新希望集团将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尤其是做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选址布局。新希望计划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办公室,打造符合集团的发展体系,推动相关投资,并要熟悉当地的法律、准则,把中国的投资和当地的农产、当地的市场、当地的法律结合起来。 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 抱团出海是企业“走出去”的最佳方式,有助于企业增强抗风险能力,降低配套成本,从而实现在境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一带一路”都是小语种国家,人才高度短缺。企业“走出去”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毕竟与中国国情不同,语言差异、文化差别、法律体系不同。要做好可行性研究,避免盲目,从环境安全、地理位置、投资保障、发展机遇等多方面综合分析比较,详细考察,选择适合自己产业发展的投资地。 其次,走出去一定要遵从东道国法律规章,规范操作。同时主动融入当地文化,做到“入乡随俗”。 第三,要做负责任的企业,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与当地政府、当地人民实现共赢发展。“一带一路”就是一条共赢之路,唯有共赢,才能确保企业走得更久,走得更好。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 “一带一路”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机遇。除了在“一带一路”可以获得更多资金、更大市场之外,在“一带一路”上相对国企,市场竞争更公平。民企应当一马当先。 对民企提“三不”建议:第一,不要骨肉相残。在国外最痛最惨的是什么?中国人打中国人。第二,不要做一锤子买卖,市场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第三,不要只出口不进口。 “一带一路”管理教育先行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如何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商学院的合作与发展,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加速落实,一直是浙大管院国际合作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浙大管院更是通过参访交流与国际合作等方式,加快了开拓“一带一路”管理教育的步伐。 ➤ 2014年10月,浙大管院考察团完成了富有创业创新特色的新丝绸之路探访之旅。 ➤ 2016年6月,浙大管院成功加入CEEMAN管理协会。同时,浙大管院还聘该协会主席Danica Purg教授为浙大管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 2016年9月举行的CEEMAN管理协会第二十四届年会理事会会议上,吴晓波院长在会上提出了CEEMAN全球领导力网络。 ➤2017年起,各种类型与规模的“一带一路”主题活动、论坛、研讨会等持续不断,如联合香港理工大学共同举办的“一带一路”创新创业高峰论坛、“一带一路”海运物流国际论坛等。 ➤同时,2017年浙大管院潜心开发的2017“创新、创业与全球领导力国际硕士项目”(PIEGL)开始招生,该项目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收优秀学生,全英文授课,通过项目学习与学生分享中国故事,总结新兴经济体的商业运营成功经验,且为学生提供奖学金赞助,旨在培养擅长全球商务协作与融合的卓越领导人才,以及引领“一带一路”创新创业发展的全球领导者。 ➤ 2017年9月20至22日,浙大管院还将联合CEEMAN管理协会共同举办“201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管理教育国际会议暨第25届CEEMAN院长年会”。 [详情]

一程玄奘之路带给EMBA学员怎样的蝶变?
一程玄奘之路带给EMBA学员怎样的蝶变?

  本文转自“EMBA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缘起 在甘肃和新疆交界的莫贺延碛戈壁——史称“八百里流沙”,一千三百多年前,玄奘法师在这里经历了追杀、背弃、迷路、彷徨、生死……最终立下铮铮誓言:“宁可就西而死,岂能归东而生”、“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尽管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几将殒绝,但依然无所惧一往无前,最终实现了从坚持到超越的伟大升华。 “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缘起于2006年,当“跑步”、“运动”这些时尚热词还鲜有人提及时,一群来自企业界、学术界、新闻界的精英人士首次走上了“玄奘之路”,亲身考察和体验玄奘大师不平凡的人生旅途和心路历程,见证玄奘这样一位历史伟人如何缔造了惠及千秋的伟大功业。 此后,这一赛事于每年5月下旬举办,至今已有40多所国内外著名商学院、近万名EMBA学员直接参与赛事,体验了这条让玄奘大师九死一生、实现人生超越的戈壁之路。赛事引发了人们重新认识玄奘、理解和弘扬玄奘精神的热潮。玄奘所代表的“理想、行动、坚持”的精神也因此重新闪耀在新的中国世纪。 蝶之两翼:认知重启与身体储能 自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经历的多年的高速增长,国企、外企、民企这三个经济领域最具活力的要素和它们的成长所带动的新富人群,成为中国新阶层的中间力量。 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不断壮大的各类企业像巨大的磁场,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新阶层,它产生的第一需求,就是“认知重启”,即学习和成长,反应在教育方面,是与之相伴高速发展的EMBA教育。我们从调研中也发现,100%的学员将“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启迪思想”作为了报读EMBA的首要理由。 伴随着“认知重启”这一翼的成长,中产阶层的需求再次转向,从追逐财富逐步过渡到追逐健康的生活方式上,这便形成了蝶的第二翼“身体储能”。许多EMBA学员由于商场上多年的应酬和社交,身体已经感到非常疲惫,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会通过参加马拉松或戈壁挑战赛等各种户外运动来实现身体势能的重启。 为坚持喝彩,因戈赛蝶变 参加过戈赛的EMBA学员在对戈赛的回忆和评价中都无一例外地指出:“戈赛不仅仅是一场短期的体育比赛,更是一堂内外修炼的人生课程”,可以说,戈赛作为一个催化剂,使这些社会精英们通过努力奔跑,体验身心合一、精神升华,成就心灵的“蝶变”。 穿越戈壁的过程对于学员们来讲,于外磨练自己的身体,于内则重塑心灵。对于习惯了汽车、飞机和五星级住宿的EMBA学员而言,4天112公里的戈壁徒步跋涉,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风餐露宿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往往在这种时候才有机会发现自己另一种深藏不露的潜能。 无论赛前准备得多么充分,一旦踏入茫茫戈壁,赛场上的实际难度会远超所有人的想象,这种艰难是任何训练和准备都不足以抵御的。许多选手往往在第一天得赛程里就达到了极限,脚上磨出了血泡,腰腿疼痛到无法支撑……,这种时候能够依靠的就只有自己的意志。每个人得精神力量都深不可测,只要有坚持下去得信念,就没有走不出的戈壁。 从某种意义上讲,戈壁之路实际上已经成为企业家创业之路的隐喻。坚韧的信念是企业家必备精神素质,没有超人的信念,企业的成功难以实现。而这种苦修式的行走意义就在于让EMBA学员发现自己的潜能,重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在内心深处寻找到让生命得以攀援上升的巨大能量,从而以更积极、更健康、更持久的动力去迎接生命中更高的挑战,以此改变自己的事业人生。 穿越历史的迷雾,戈友们在寻找神话中的玄奘的同时,也寻找到了那个真实的自己。只有体验过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下超越极限的生死历程,才能够领会精神力量的伟大。黎明将至,西风依旧,戈十二的号角已经响起,EMBA学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详情]

EMBA海外游学游什么?学什么?(日本篇)
EMBA海外游学游什么?学什么?(日本篇)

   日本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在隋唐时期更是达到了巅峰。因此,日本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我们都有惊人的相似。 二战后的日本,从一穷二白到经济高速发展,而后成为发达国家,期间遭遇过经济泡沫,甚至是崩盘,即使是在当下,其经济也面临严重挑战,可日本的电子信息技术和汽车产业技术依旧独占鳌头。日本和中国都经历过大起大落的特殊时期,而日本在这段时期积累的很多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去感受和借鉴。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在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经营四圣”,他们分别是京瓷集团的稻盛和夫、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松下公司的松下幸之助以及本田公司的本田宗一郎。近些年来,日本的管理学思想也不断地影响着中国的企业家,使越来越多的人乐于走进这个与我们一衣带水的国度,体悟并发现企业经营与传承的真谛。 1。松下政经塾-人道精神与终身学习 松下政经塾是有松下电器的创始人,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于1979年创立的。当时,松下幸之助看到日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深感自己作为企业家所背负的社会责任,以自己毕生的积蓄70亿日元,创立了松下政经塾,希望通过这个塾,为日本培养清廉的政治家,以及年轻而富有成长潜力的企业家,为1亿2千万日本人树立道德榜样。现在,松下政经塾已经脱离松下电器的管理,成为一个独立的社团法人机构。它也不仅是为日本培养清廉政治家、企业家的地方,更是向世界宣传松下幸之助的经营理念和哲学的场所。 2。京瓷株式会社-The New Value Frontier(在最尖端领域不断创造新价值) 京瓷株式会社由日本知名的实业家、经营学家稻盛和夫先生于1959年创立,最初为一家技术陶瓷生产厂商。如今,京瓷公司的大多数产品与电信有关。京瓷倡导并实践的“阿米巴经营”,不仅被很多企业仿效,而且成为欧美商学院研究的企业经营案例。京瓷实行多元化经营,事业领域涉及电子机械、通信机械、太阳能电池、精密陶瓷材料、宝石饰品、电子零部件、材料制造等。日本两大电话通信营运商之一的KDDI,以及三大手机运营商之一的AU都是其旗下子公司。京瓷和KDDI都是全球500强企业。京瓷创立50多年来,保持着持续盈利的增长,其资本收益率名列全球第15位。 3。 丰田汽车公司-精益生产的标杆 创立于1933年的丰田汽车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汽车公司,也是世界十大汽车工业公司之一,无论是早期的丰田、皇冠、花冠等品牌,还是近来的克雷西达、凌志豪华等汽车都颇负盛名。 80年代末,麻省理工学院开启了“国际汽车计划”研究。1989年出版的《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向世人揭开了丰田生产方式的神秘面纱,并被定名为“精益生产”,自此,日本丰田的成功之道便被不断总结,并且成为无数企业学习和效仿的标杆。 在当前市场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推行丰田的精益生产,希望运用精益打造低碳运营模式,转变企业发展方式,实现企业再造升级。 4。资生堂公司-致力于更美的生活 1872年,日本东京银座出现了第一家西式大药房,资生堂就此诞生。资生堂取名源自中文《易经》中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生堂”的涵义为孕育新生命,创造新价值。这一名称正是资生堂公司形象的反映,将东方的美学及意识与西方的技术及商业实践相结合,将先进技术与传统理念相结合,用西方文化诠释含蓄的东方文化。如今,资生堂已发展成为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国际化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喜爱,其产品已在全世界85个国家销售,成为亚洲第一、享誉全球的化妆品集团。 伟大的企业都有着强烈的一致性,执行力强、战略清晰、视野宽广是日本优秀企业的共性,这些共性成就了日本诸多企业“既守得住,又展得开”的格局:守得住自己最本份的东西,做好每一个产品,然后全心全意地走进自己的文化,呈现出被全世界所接受的美,这是他们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异国走访、考察,在国内和国际、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融合点。了解别人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通过国际游学,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国外多元的文明形态,学习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开阔眼界,拓展人际关系。 本文转载自EMBA那些事儿(ID:embashier),欢迎加EMBA 学习顾问(微信号emba-information)交流。[详情]

李稻葵:如何规避“一带一路”里的坑
李稻葵:如何规避“一带一路”里的坑

  本文选自“清华经管EMBA”微信公众号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经管EMBA《中国经济与金融》授课老师李稻葵教授今年两会的提案是关于设立“一带一路”总体协调机构,他建议:成立“一带一路”投资开发署或者“一带一路”投资开发银行,其任务一方面在国际上筹资,用好国际上的资金,另外进行研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投资回报的商业特点进行研究,再一个个进行宣传,类似于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以需要这么一个机构来进行总协调。 “一带一路”建设时的风险是什么呢? 是我们不了解对方的需要。对方需要什么,痛点是什么,你需要了解。第二个风险是什么,是把中国人的投资方式,中国的人的办事方式拿到对方那去。我们很多事觉得很容易,搞个拆迁、弄块新地很容易,一把手签个字就可以了,下面就有人去执行了,但是到人家那里可能就很难了。 打个比方,相当于我们全球是一个班集体,以前中国是一个考试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坐在后排,勉强几个,现在成绩不错,经过努力。但是班里还有一些考试成绩不太好的积极向上的同学们咱们出点力帮点忙,既然是帮助首先要了解对方需要什么,是差数学成绩还是英语成绩,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需要,埃及那个地方缺的是工业园区,缺基本的工业品,不能说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产能过剩你就不需要了,我们这儿产能过剩人家那可能正是需要的。 规避风险的三个原则。第一,咱们是投资帮助,我们至少经营上得打平,不说赚钱但要打平,不能亏钱,长期做不了。第二,当地环境保护得做好,如果环境保护做不好短期人家高兴长远人家后悔怪我们这不行,所以环保要做好。第三,当地的百姓和社区要认同你、欢迎你,就像泰达去埃及似的,老百姓欢迎、支持、哪怕出点事儿人家主动保护你。这三件事做到了,“一带一路”的重大风险都可以避免了。[详情]

赢家通吃的时代普通优秀也将会被淘汰
赢家通吃的时代普通优秀也将会被淘汰

  本文选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信公众号 ofo的黄,摩拜的橙,智享的绿,永安行的黄与蓝,讲真,留给投资者的颜色真的不多了。 从漫天纷飞的免费骑行券,到你来我往的红包大战,从绑定微信和支付宝献上可快速进入的端口,到越来越相似的定位系统,风口与跟风齐飞的当下,这或许是创业门槛最低的时代,但也绝对是“成王败寇”放之皆准的时代。 普通优秀≈被淘汰,你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你想象的大的多。要怎样避免新旧思维逻辑的陷阱,争做顶尖不成是否应该激流勇退?近日,中欧管理实践教授龚焱在中欧众创平台举办的“创未来”创业沙龙上分享了从传统经济估值逻辑切入,新经济下行业网络效应对创业者的启示。 新旧逻辑的对撞:用户驱动VS现金流驱动 对企业家来说,今天是一个让人困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底层有两种不同逻辑,一个是传统经济旧世界逻辑,一个是新经济新世界逻辑。 首先,来看传统经济旧世界逻辑。传统经济底层估值逻辑最基本出发点是对资源的加工。其核心的驱动力是现金流,基于现金流的回溯可以得到所谓的净现值(NPV)。 这套估值逻辑非常成熟,过去很多年里面都是基于这套逻辑,无论是对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但是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另外一套逻辑体系,这套逻辑体系就是新经济估值逻辑体系。 新经济估值逻辑体系底层代码发生极大变化,刚才提到传统经济是基于对资源加工,新经济整个估值体系是基于对知识和信息的加工。新经济的底层驱动逻辑不再是现金流,而是“用户价值”,核心落在了用户上。 新经济的估值逻辑之下会产生两大效应,一是信息规则,一是网络效应。因为新经济是以信息作为底层的基础,而不是有形实物,所以新经济受到整个信息规则和网络效应的制约。 新经济估值的两个底层逻辑:信息规则与网络效应 首先,从经济角度来说,信息作为一个标的,它和常规的以物质为基础的标的最本质的区别有两个。第一,信息的生产成本有可能极高,但是它的边际复制成本可能几乎为零。什么意思?好莱坞,或者说迪士尼去拍一个影片可能要投入几十亿美元,但是复制这张碟片的成本几乎为零。第二,信息具有时效性。你一秒钟之前拿到的信息有可能价值连城,一秒钟之后可能一钱不值。 其次,体现新经济核心价值更关键的是网络效应。网络的核心定义很简单,一个网络每增加一个用户,原有的每一个用户的价值都随之增加,这就叫网络效应。举例来说,某网络有100个用户,第101个用户的加入使得原有100个用户的价值都随之增加,这也经常叫作网络的外延性。 网络效应的提出,离不开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这个人和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密切相关,名叫梅特卡夫(Metcalfe),也是3Com公司的创始人。由于他提出了信息效应与网络效应,使得整个新经济的估值逻辑不再沿用现金流,而以用户价值为核心。1995年,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开始发布第一份互联网报告,系统地提出了新经济的估值逻辑和估值模型,此后几乎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互联网报告。进而成为了行业估值的一个标准。 值得强调的是,这套逻辑的起点是基于用户价值,最关键的指标是用户数。随着时代的推移,现在非常常见的DAU(日活跃用户);还有MAU(月活跃用户);DAU/MAI(用户的持续活跃度)。比如:Facebook跟Twitter,虽然都是社交媒体,Facebook每个用户的月时长大概是21个小时,也就是每天每个用户大概花0.7个小时在Facebook上面,但是Twitter的用户每天大概只花0.1个小时,就是6分钟,很短。所以二者的时长有很大的差异。 虽然新旧两种经济的驱动逻辑完全不一样,但也有一个指标能够把这两套估值逻辑连接起来。就是ARPU,也就是单个用户的平均收益到底是多少。这个收益可以分别以天、月、年为单位。 回到本质的问题,作为一个新经济互联网公司,把用户都圈到了手里,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最终就是为了ARPU值。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两三年间,互联网公司对ARPU值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梅特卡夫是以太网的发明人。他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见过的最成功的创业者对他们成功的原因一无所知,我的成功今天对我来说也依然是个谜。”创业者经常会去追求成功背后的秘诀,但是这种简单的归类往往是有问题的。 一个网络到底该怎么估值? 这是每一个互联网创业者都会面临的同一个问题,因为最终你是想做一个网络,但是一个网络的价值到底等于什么?有人说取决于用户数,有人说取决于时间,还有人说取决于购买力……看上去这些似乎都相关。但是梅特卡夫却在7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推论,叫梅特卡夫定律。这个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网络的价值和网络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 如果一个网络中有n个人,那么网络对于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当n趋向无穷大时,网络对于所有人的价值与n²成正比。 这个推论可能听起来没什么感觉,那么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推导。如果梅特卡夫的推论成立,那么当你的网络用户数是竞争对手网络用户数的三分之一时,意味着你的价值只是对手的零头;如果你的用户数是他的十分之一,可能就意味着你在这个市场领域就不用干了。 所以这个定律也就告诉我们,今天整个互联网竞争为什么只有第一和第二才有利益,它背后最根本的逻辑就在这里。如果你是第三位,用户数只有第一位的十分之一,那么此时,创业就没有意义了。比如:今天的联通和移动,联通的用户数大概是移动的三分之一。如果说这个推论成立,那联通的价值就应该是移动的十分之一。 2013年,在梅特卡夫定律提出40年之后终于有数据开始定论。同时,梅特卡夫自己又做了一个实证研究,假设一个网络的价值是和它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那么,该网络的成本应该是什么?这个网络的成本应该和什么成正比? 2015年,中科院有三个数学家用腾讯和Facebook的数据做了对比,从2003年到2013年,分别对标了腾讯和Facebook用户数据与网络成本。首先,腾讯和Facebook针对的是不同的两个用户群,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海外;其次,收益模式完全不一样,腾讯以游戏为主,Facebook是以广告为主;第三,企业文化也不尽相同,一个是东方文化,一个是西方文化,所以二者代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网络。但是,研究的结果却发现,二者网络的成本无一例外皆同样符合n的平方的定律。也就是说,不论是腾讯,还是Facebook,去维护一个100万人的网络和维护1000万人的网络,成本都要多投入100倍。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互联网公司在高速扩张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企业对投入的预判会远远低于想象。梅特卡夫定律升级版再次证明,一个网络的成本和收入,都和它的用户数n²成正比,而不是和n成正比。 最后我们把它定量化一下,当n代表网络用户数时: 腾讯的价值=7.39×10-9×n² Facebook的价值=5.79×10-9×n² 对应这两组数据,可以发现,同样的一个用户在腾讯里面略微更值钱一些。同样的一个用户,谁投入的成本更高呢?也是腾讯。而且,同样一个用户,从他身上获取的利益,腾讯也略高。为什么要说这个案例呢?虽然两者的驱动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不难发现,到最后判断新经济估价的会合点还是在ARPU身上。 新规则下的逻辑策略:赢家通吃和勇于退场 上述研究的结论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第一,在网络效应语境里面,力争上游没有意义,优于平均数也没有意义,你必须比平均数多三个点才有意义。举一个例子,今天中移动和中联通,中联通用户数是中移动1/3,如果看两者估值,差不多差1/10,差一个数量级。就是你的用户数看起来和对方差得不远,但是你的价值是对手一个零头。这就意味着你只有第一第二才有意义,第一是赢家通吃,第二有可能有意义,如果到第三就完全没有意义。 第二,投入成本黑洞效应。维护一个网络的成本,其实要远远高于你的预判。网络价值是和这个网络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你就会发现你对投入成本预判始终落后于真实成本,你始终会跟不上投入的决心和预判,始终跟不上维护网络真实需要的成本。你认为这个网络用户数多个10倍,多10倍投入,但其实不是,你要多100倍的投入。 第三,优化效应。当你的用户数只是竞争对手零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勇于退场是一种美德。你赶紧去寻找下一个战场,不要在这个战场做过多的纠缠。[详情]

一份报告说出“真相”西方有多羡慕中国电商?
一份报告说出“真相”西方有多羡慕中国电商?

  本文选自“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微信公众号 而大洋彼岸的美国,还在为不断关门的传统零售实体店忧心忡忡。 BCG指出,相比“去商场买买买”这一想法根深蒂固的美国人,中国的实体零售业此前并没有那么发达。这一轮电商的兴起,恰好碰上了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庞大的中产阶级更是提供了消费基础,电商因此得以迅速流行开来。 而BAT主导的中国数字生态系统,则进一步方便了电商接近顾客、了解需求:以阿里巴巴为例,它可以从支付宝获得消费者近期的支付记录,从微博判断消费者最近的社交兴趣,再结合此人最近的购买记录,向其推荐”可能感兴趣“的产品。BCG称,如此的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判断,在欧美市场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 规模和增速让英美相形见绌 除去线上消费额超过英美总和,中国电商的崛起速度和未来潜力,都遥遥领先一众西方国家。 BCG整理的5年间中国电商与互联网渗透程度的图表显示,五年间,中国电商行业在零售业中的急速上升,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依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移动端蓬勃发展则是中国电商遥遥领先西方国家的另一驱动力。BCG指出,不少消费者完全跳过PC时代,直接进入智能手机时代,这或许还解释了为什么率先推出大屏手机的三星当初能够先在中国,而非先在西方市场扎稳阵脚。 而且,中国电商还在继续急速扩张:BCG称,未来五年,该行业有望每年增长20%,是英美的两倍。如前文所述,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依然有很大提升空间,数以亿计的新网购者加上个人收入的增长,足以撑起这一增速。 业界预计,2020年中国移动端的成交量在整个电商行业中的占比将达74%,而美国只有46%。 中国电商的优势在哪里? 除去自身需求这一来自消费者的内因(而且,需求是可以被激发的),还有两个西方电商缺乏的关键因素给予了中国电商独有的竞争力:激烈的品牌竞争带来技术和产品的不断革新、BAT主导的数字生态系统更方便消费者。 这可以从阿里巴巴和亚马逊的对比中略知一二。首先来看竞争催发的技术和产品的变革。亚马逊是典型的在线零售商:有自己的存货,焦点几乎全放在服务消费者上。而阿里巴巴并不买卖商品,所以阿里巴巴更像是没有自营产品的虚拟大卖场。 在阿里巴巴的模式下,品牌商需要用产品留住顾客。因此对于商家来说,尤其是化妆品、乳制品和甜品等竞争高度激烈的品类,商家会不断推出新产品来保证生存。而亚马逊重点开拓的,是对服务质量的提升。 而另一方面,BAT主导的数字生态系统更方便消费者。商家在挤破脑袋分一杯羹的同时,阿里巴巴要提供工具和服务来扶持入驻店家,并设法对接消费者。而从电商、移动支付到社交网络、流媒体视频,BAT庞大的份额保证了其在大数据搜集方面的优势。 因此,阿里巴巴也得以提供更完善的个性化购物体验——从购物习惯、支付历史、搜索偏好等判断顾客的需求,精准地投放广告、推荐产品。BCG指出,这种推荐往往都很准,所以点击量和购买率很高。而在美国或者欧洲市场,鲜有公司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判断上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详情]

第一次做电视剧他就敢投资《人民的名义》
第一次做电视剧他就敢投资《人民的名义》

  本文选自“中欧EMBA”微信公众号 《人民的名义》(以下简称《人民》)火了,在热钱涌动的影视行业,这样一部国民热剧却曾遭遇融资困难。《人民》走红,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填补了反腐涉案剧禁播近十年来的空白,而禁播令带来的不定数,又反过来使资本对其却步。有超过50家投资方因为担忧市场风险,最终没有参与投资。 一直在上市公司做企业经营,初次踏足影视业的蒋炜(中欧EMBA2012),为什么敢投资《人民的名义》?这个官方许可、民营力量参与、新玩家与市场博弈的投资故事是否如《人民》剧情一样引人入胜? 蒋炜一直在上市公司做企业经营,踏入影视行业,可以说缘于《人民的名义》。2015年12月,他接触到《人民》项目,遂成立上海利达影业有限公司。 因为合作关系,利达影业成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上海分中心。分中心是创作与项目投资的中心,而‘金盾’本身,在过往有过特殊题材的立项优势。‘金盾影视中心与最高检影视中心都是我们的业务合作单位。’蒋炜说。 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政在《人民》中饰演王文革 《21世纪经济报道》称,最高检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中宣部原副部长翟泰丰与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政曾在北京饭局上洽谈《人民》项目。最高检影视中心是《人民的名义》的发起方,他们找到编剧周梅森创作剧本;翟泰丰即为剧中陈岩石讲述的扛炸药包班长的原型,也担任了这部剧的总顾问;而李学政敏锐感知到这是一个好项目,当即邀请上海利达影业参与投资。 1。市场的空隙 谈及投资背景,蒋炜告诉中欧EMBA,近年来国产剧的投资成本骤升,‘小鲜肉’与‘超级IP’在成本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演员天价片酬导致制作费用被压缩,剧作整体质量堪忧;同时在电视剧市场,基于过往经验,影视制作公司主要投资制作古装剧、穿越剧、玄幻剧、抗战剧、谍战剧,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也多是都市情感剧、家庭伦理剧和青春时尚剧。 ‘观众被动地在大量同质化的剧作中做筛选,年轻人去追逐明星和时尚元素,同时他们对社会上的一些现实话题又很关心,尤其对社会公平正义保持关注和热议,这类作品稀缺,是市场存在的空隙。’而填充这个空隙,与‘金盾’合作的利达影业有优势,找到了行业切入点。 2004年,广电总局明令‘涉案反腐剧不能登录电视台黄金档’,自此这类题材剧遭遇寒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会遭遇融资困难。《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人民》导演李路曾为融资诉苦:‘前后谈了几十家,谈完以后都说没问题,但最后都没投,有的已经签约都毁约了。’ ‘我们关注时代的背景和趋势,中央反腐力度空前,壮士断腕、刮骨疗毒。’蒋炜于此判断,报纸上说政府的反腐决心和成果,不如一部影视剧讲一个好故事来得有力。 2。猛击了一掌 事实上,最高检影视中心范子文推动项目立项后,三顾茅庐,找周梅森谈了三回。周梅森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此前编剧的《国家公诉》在审查过程中被要求修改了八九百处,另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绝对权力》,则经历了7次大的修改和8个月的严格审查,差点儿被毙。 周梅森最终答应执笔《人民的名义》 在范子文坚持下,周梅森最终答应执笔《人民的名义》。剧本写到一半,拿到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那里过目,翟看后非常不满意,他说:‘坏人怎么能只写到一个公安厅长,正国级副国级的大老虎打了这么多只,十八大后还有这么多贪官还不收手,你能这么轻描淡写吗?’ 翟泰丰的话给周梅森‘猛击了一掌’。 《人民的名义》总投资额逾1亿元,彼时已有企业签约投资3000万元,但签好约,又犹豫,最终退出。蒋炜把它的权益全接过来,重签合同。 他的判断是,‘片子是最高检影视中心立项,也全程参与了创作,对作品的内容尺度有把关;金盾影视中心参与监制,审批通过的把握性会很大;同时周梅森的本子我们也看好,就这三点保证,《人民》一定会成功。一播卖给电视台和网络,就能把本金收回来,项目风险可控。’ 拿到3000万元的投资额度后,利达影业把一部分份额分给了安晓芬的大盛国际传媒集团公司,安晓芬一直在电影市场上深耕,成功的作品有《钟馗伏魔》、《叶问》等。‘此次在《人民》项目上与其合作,是利达影业为进入电影市场提前做了资源准备。’ 3。业务逻辑通了,商业模式可行 《人民的名义》正式开机是2016年大年初三。湖南卫视得到项目信息,在看完剧本后,派采购团队三次到剧组考察拍摄质量,最后在金盾影视中心,与中心主任李学政、天津嘉会、上海利达一起敲定合同,拿下电视和网络播放权。‘当时《人民》还没杀青,由此可见湖南台的市场意识与社会担当。’蒋炜说。 与《人民》一起火的,还有守护GDP的李达康书记 《人民的名义》真正杀青是当年6月末,后来在市场上全面热播、街谈巷议,都是后话。蒋炜表示,《人民》是现象级的事件,验证了他们的业务逻辑是通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对影视创作行业也带来积极的影响。 有业界人士拿《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与《人民的名义》做比较,前者有大卖的所有要素,一个好的原创IP、几大明星、大投资、玄幻背景、特效制作。‘这些《人民》都没有,为什么同样火了?大家也在反思这个问题,现实题材的作品贴近大众生活,容易受到关注;此外,《人民》的成本结构非常合理,40多位老戏骨演员的片酬是4800万元,占总成本的一半不到,其余钱全花在创作和制作上,优秀的作品就理应如此。’ 沿用同样的模式和逻辑,相比老牌影视公司,利达影业有自己的布局和定位,与行业先行者进行‘差异化竞争’——以主旋律作品为切口,抓住关键事件题材和好剧本,吸引创作团队与社会资本进行市场化运作。2017年,利达影业投资发行的作品中,还会有《向天倾诉》、《天上人间》、《天津大爆炸》等特殊题材。[详情]

张维迎:如何理解知识的本质与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如何理解知识的本质与企业家精神

  本文选自“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微信公众号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差距。企业家精神是1,其他是0;没有了这个1,再多的0也没有用。 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一个平庸的企业差距有多大?不会超过5%。这听上去有点危言耸听,其实并不奇怪,想想人类和黑猩猩基因差距不超过2%,人类和大部分哺乳动物基因差距也不超过5%。但正是这个小小的差距决定了人类是这个地球的统治者,而其他哺乳动物不是。 对于企业来讲,这种小小的差距导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种差距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差距。企业家精神是1,其他是0;没有了这个1,再多的0也没有用。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要谈到知识的本质。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争论中,哈耶克对知识的本质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把知识简单分为两类:硬知识和软知识。硬知识是指能用诸如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播的知识。此种知识人人都能得到,也可以集中使用,比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是硬知识。软知识是指没有办法用语言、数字、文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递的知识,比如诀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是此意。 迈克·博兰尼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默性知识(tacitknowledge),硬知识就是显性知识,软知识就是默性知识。软知识的基本特点是没办法进行有效传递,但它对决策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创造性的决策。迈克·博兰尼认为,默性知识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甚至最形式化与科学化的知识也是无一例外地遵循某种自觉或创造行为,体现的完全是默性知识。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是硬知识,但为什么是牛顿和爱因斯坦,而不是其他人发现了这些硬知识?因为他们具有其他人不具备的默性知识。牛顿是如何发现万有引力的?爱因斯坦又是如何发现相对论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们讲清楚。 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有什么差别?简单说就是他们制定决策所基于的知识不太一样。企业家决策主要靠软知识,管理者决策主要靠硬知识。经济学和大部分管理学里讨论的决策都是基于硬知识的决策:给定目标和可选手段,如何选择特定的手段满足给定的目标。这跟真正的企业家决策相距甚远。真正企业家的决策不是来选择手段满足给定目标,而是寻找可选择的目标和手段本身。企业家精神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选择能力的高低。换句话,管理者是使用工具,企业家是创造工具。管理者是实现目标,企业家是创造目标。 从决策的角度讲,如果手段和目标是给定的,并且是相同的,那么在同样的数据下,所有理性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就像我们考试,给定条件,每道题目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跟别人给出的答案不一样,或者是你错了,或者是别人错了。但企业家决策时,恰恰是同样的数据和硬知识,不同人做出的选择完全不一样,你不能说谁对谁错,甚至多数人觉得对的,反而是错的。 为什么?因为企业家决策不仅取决于数据、硬的知识,更依赖于默性知识,个人对市场前景、技术前景和资源可获得性的想象力、感知、判断力。而判断力不是计算出来的。企业家决策类似于科学家的发现,不同于所谓的“科学决策”! 企业家精神是超越数据的。有人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这完全是错误的。为什么?硬知识和数据尽管对企业家非常有用,企业家决策时确实也需要数据,但这些数据是谁都可以得到的,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这些知识和数据的,也超越我们现在讲的大数据。仅仅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不是企业家决策。企业家必须看到这些知识和数据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不同企业家看到的东西可能完全不同。 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的主要功能是配置稀缺资源,假定资源、技术和偏好给定,然后根据目标去选择手段。实际上,市场真正最重要的功能不是配置资源,而是改变资源,用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来改变资源的可用程度,甚至获得全新的资源。这些改变就是我们讲的创新,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创新带来的,这种创新不是数据能提供的,包括大数据。 就创新而言,数据能提供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汽车出现之前有邮政马车,有关邮政马车运输业务的数据无法帮助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去发明汽车,否则,发明汽车的就应该是马车夫。比尔·盖茨创造软件产业,也不是基于已有的计算机数据,否则,创造软件产业的应该是IBM。同样,电信数据也不可能告诉马化腾去创造微信,否则发明微信的就应该是中国移动。 所以,企业家的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 以计算机行业为例。1945年IBM推出第一台商用计算机以后,计算机经历了大型计算机、微型计算机、个人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再到智能手机的多次颠覆式创新。而每一次的颠覆者都不是原来的计算机厂家。大型机的垄断者IBM错失了微型计算机市场;没有一家微机公司制造商最终发展为台式计算机的主要制造商;笔记本电脑很长一段时间内则是日本企业索尼、夏普、东芝独领风骚。为什么?显然不是数据的原因,不是因为早前的主导企业占有的数据没有后来者多,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关注客户需要,而是因为他们判断失误!这样的判断失误与数据的多少无关。 之所以如此,与我们经常讲的不确定性概念有关。不确定性意味着什么?基于过去无法预测未来。这就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如果能用数据预测出未来就不需要企业家,只需要管理者,甚至机器人即可。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测不是基于统计模型,不是基于计算,而是基于自己的心智、想象力、警觉性、自信心、判断和勇气。任何可以通过统计模型做出的决测,都不是企业家的职能,只是日常管理工作。 所以毫不奇怪,企业家的判断通常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产业革命时期英国钢铁大王威尔金森在一片质疑声中建造第一只铁船,被认为是个“铁疯子”,他写信给朋友说:“它符合我的一切期望,并且说服了那些不相信的人,这些人的数目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奇虎360的创始人周鸿祎曾说,在他的互联网生涯里无论搞什么,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不屑,甚至嘲笑。几乎所有伟大的企业家都是被嘲笑过的,是被嘲笑出来的。 让我用一个有关冰的故事说明这一点。 今天,冰是很重要的消费品,在西方国家你走进餐馆,服务员首先给你端上来的就是一杯放冰块的水。但在古代生活里,冰块是很稀罕的珍品,通常只有皇帝和达官显贵才能享受得起。冰是怎么变成大众消费品的?这就是十九世纪上半期一名叫弗雷德里克·图德(FredericTudor)的美国企业家的创造。 他于1783年出生于波士顿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父亲是律师。十七岁那年,父亲让他带着他哥哥去加勒比海航行,他哥哥身体有残疾,北方太冷,希望南方温暖的气候能改善他哥哥的健康。但结果适得其反,热带酷暑和潮湿气候反而加速了哥哥的死亡。但这个灾难性的经历使得弗雷德里克·图德产生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听上去甚至有些荒谬的想法:如果他能把冰块从天寒地冻的北部运到西印度群岛的话,也许能够赚钱。 哥哥死后两年,他与弟弟和妹夫一块儿开始了这桩生意:把自家庄园附近湖水里毫无用途的冰块运到炎热的南方。1805年11月,图德派兄弟威廉去马提尼克打前哨,自己买了一条名为“至爱号”的双桅横帆船,开始收集冰块,筹备旅行。1806年2月,他从波士顿启航,满载一船冰块驶向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花了三周时间,冰船到了马提尼克,但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弟弟威廉没能找到储存冰块的合适地点,冰块在急速融化,更大的麻烦是,马提尼克岛居民对来自异国的冷冻恩惠没有兴趣,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拿冰做什么用。他亏了4500美元。 这样惨淡的场面在以后几年不断重演,他们还遭遇过船难和海关禁运这样一些灾难性后果。所有人嘲笑他,《波士顿公报》报道说:“这可不是开玩笑!”1813年,他负债累累,被债权人投入监狱。但出狱后他又重整旗鼓,1815年设法借到2100美元,1816年甚至以40%的利率借债3000美元,建冰库,修改冰库的设计,并不断改进运输和储存中冰块的保存方式,以减少冰块的融化速度,这涉及一系列的创新。他利用了三种在市场售价实际为零的物品——冰、木屑和驶向南方的空船,最终取得了生意上的成功。 灵光乍现的15年后,图德的冰块贸易开始盈利了。到了19世纪20年代,他的冰库已遍布美国南部,里面堆满了来自新英格兰的冷冻水。到了19世纪30年代,他的运冰商船远行至巴西的里约,西班牙的马德里,甚至印度的孟买。到1864年去世的时候,图德已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价值超过今天的2亿美元,被称为“波士顿的冰王”。当然,后来模仿他的人越来越多,冰块贸易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新产业。 冰变成商品还改变了美国的人口和政治地图,因为炎热潮湿的南方变得不再像之前那样令人难以忍受。冰块贸易还导致了冰箱的发明。发明冰箱的是佛罗里达州阿巴拉契科拉镇(Apalachicola)的一名医生,他原来用北方运来的冰给病人降温,但一次飓风导致的船遇使得冰的供应的中断。这个医生就想着怎么能够造出冰给病人降温,结果就发明了制造冰块的冰箱。冰箱出现后,人造冰逐步取代了自然冰。冰可以保鲜,就使得肉类食品的长途运输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改变了。 我用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如果非要对企业家精神做一个概括,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是对盈利机会的警觉性。在别人看不到机会的地方,你能够看到机会,这是企业家与众不同之处。从北方去过加勒比海的人很多,但只有弗雷德里克·图德这样的企业家意识到把冰从北方运到南方能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收益。 第二是简单化。经济学家经常会被人批评说想问题太简单,我认为企业家把问题看得更简单。这或许也是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的重要区别。管理者通常把问题想得复杂,企业家则把问题想得简单。恰恰因为把问题看得简单,他才能变成企业家,一个把问题看得很复杂的人不可能是企业家。简单化当中包含很多道理,它能帮你抓住问题的本质,同时也给你解决问题的勇气。李书福为什么敢造汽车?就是因为他把造汽车想得很简单。他有两个著名的比喻,一个是汽车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两辆摩托车并排起来吗?另一个是,汽车不就是把一个沙发放在四个轮子上吗?这就是他当时对汽车的认识。正因为这个简单化的认识使他走上了制造汽车不归路,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汽车制造商。我曾听过多位企业家讲过这样的话:如果当初知道这么难,根本不会去创业了! 第三是想象力。熊彼特说,创新就是一种新的组合,一种产品或技术从无到有一定是组合而来的。组合是什么?组合就是一种想象力。斯蒂文森把轨道马车和蒸汽机想象在一起就有了蒸汽火车。我这里引用一段奥古斯塔·埃达·洛夫莱斯夫人(AugustaAdaLovelace)说的一段话,她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女儿,被称为“软件编程之母”,她在1842年就说过:“想象力是什么?这是一种组合的能力,它可以采用新颖的、独特的、无限的、不断变化的方式将事物、事件、思想和概念组合起来……它可以洞察我们周围看不见的世界,那是科学世界。”大部分人想象力什么时候最丰富?睡觉的时候,所以才称之为梦想。对企业家来说想象力是醒着的时候做的梦,非常重要。 第四是毅力和耐心。事情看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所有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不经过失败的。弗雷德里克·图德因还不上欠款而坐牢,亨利·福特创业三次,前两次都失败。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很大的耐心,你不可能屡败屡战,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冯仑说“伟大是熬出来的”,段永基说自己做企业最大的感受是“要硬撑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来到北大国发院学什么?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学校能教给你们的主要是硬知识,可以形式化的知识,不是决定企业家命运的软知识。但硬知识也非常重要,没有一个企业能只靠那5%的软知识活着,5%发挥得怎么样,还要看那95%的基础好不好。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企业家也得承担一些管理职能。现实中没有一个企业家只履行纯企业家职能,尽管许多管理职能可以代理出去,但还是有一些管理职能需要企业家自己承担,何况寻找到合适的代理人并监督他们的行为也需要一些企业家素质。第二个原因是,知识还在水涨船高,一些软知识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成硬知识,原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后来可以模型化,人人都能很快学会。有这些知识,你不一定成功,但没这些知识,你也很难成功。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如果别人有的知识你都没有,你不可能成为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并且,硬知识积累多了,如果能融会贯通,也有助于提高你的软知识,使你的企业家能力提高;即使你做企业家失败了,还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管理者。 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从美洲回来后,成了西班牙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国王和王后也把他当作上宾,封他做海军上将。可是有些贵族瞧不起他,说这有什么稀罕?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不是就创造了海西边的那块陆地了吗?只要坐船出海,谁都会发现那块陆地的!在一次宴会上,哥伦布把一个鸡蛋放在桌子上,问谁能把它竖起来,许多人试了,但没有人成功。哥伦布把鸡蛋一头轻轻磕了一下,鸡蛋就竖起来了。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但以后你再用同样的方式把鸡蛋竖起来,就算不上企业家精神了。[详情]

刘俏:要重塑好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刘俏:要重塑好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本文选自“北大光华EMBA”微信公众号 中国经济在当前这段时间、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到底会怎么样?企业家,包括政策制定者们,都困惑于这个问题。的确,经过将近40年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增长路径似乎不再适用。 透过人均GDP看近六百年中国经济史 我一直认为,在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应该将其放到更长的一个历史维度里面才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如下图所示,其实早在明朝的“弘治中兴”,中国人均GDP就已经低于西欧水平。这或许与一般人对历史的理解不太一样,事实上中国经济不是鸦片战争之后,而是更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落后了。中国经济落后了五百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均GDP才开始迅速赶超的进程。 这个赶超在改革开放的近40年时间里开始加速。最近40年, 中国经济按GDP增速衡量达到了年均近10%的增长率——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我经常用一些比较感性的数字来描绘最近40年发生的变化。 以GDP计算经济总量,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用短短35年时间实现了超过25倍的总量增长,6.2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样的经济成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中国事实上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脱贫工程。 中国的制造业1980年时在全世界的比例只有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2015年达到了25%,按照价值附加来讲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在上海,大家对遍地的摩天大楼印象深刻。按国际惯例总高度在140米以上的楼被称作摩天大楼。中国在2010年到2015年完成的摩天大楼的数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过去两百年的总和。 2011至2013年有一项数字更是惊人。这三年中国使用的水泥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100年所用的水泥量。特别想强调房地产,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两周时间开发的房产面积相当于整个罗马市的城市面积——西方人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两周时间就可以把罗马建成!这是发生在中国的真实的奇迹。 发展经济学学者和大部分政策制定者的已经形成共识,中国在改革期间用的经济增长模式相对而言是靠投资来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支撑这一模式有很多有利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迅速工业化过程中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相对稳健的宏观政策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大致解释了过去近4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 这一切对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而言,意义非常深远。 这对企业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企业的崛起。中国大陆地区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从1996年的2家,增加到2015年的98家,这个数字到2016年已经变为103家。加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全球500强企业,这个数字到2016年变为了110家;美国这一数字去年降到了128家。按照这个趋势,中国和美国这两条曲线交汇的时间应该就在3年左右,到2020年中国能够实现超越——中国大企业从规模上、数量上都会超过美国。请注意,《财富》杂志完全是按照规模,按照销售收入来评定500强企业的。如果一家企业的销售收入突破220亿美金,大约1500亿人民币,那它就是财富全球500强企业。大中国区有110家企业,而内地有103家企业在2016年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大企业的行业来源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们绝大部分是提供生产要素的, 来自金融、能源、原材料等这样的要素行业。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驱动成长,这跟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是完全匹配的。 另外参照A股市场十大市值公司,见下图。除了茅台之外,另外九家全是提供要素的企业——金融机构和能源。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茅台酒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因为不喝茅台没法谈投融资。可以这么说,中国前十大市值企业是百分之百提供生产要素的。美国的企业构成不太一样,美国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5家高科技企业,而且前三名都是高科技企业。此外,前十名里还有消费品、工业企业等,而中国只有提供生产要素的企业。当201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这种以投资拉动和要素投入为基础的模式本身的弊端和局限性就慢慢显现出来。中国长期靠着比较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寻求投资拉动的成长的。但这些政策的边际效力在减弱,它们对经济的推动到目前已经难以为继。 宏观政策的边际作用在减弱 长期以来,中国信贷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推动GDP成长所需花费的资金越来越多。中国的非金融机构的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截至2014年上半年末已经达到125%, 即企业债务是GDP的1.25倍。而这一数字在去年上半年结束时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55%。去年中国GDP大约为74万亿人民币,企业债务有110万亿人民币。假如说中国企业面临的平均债务成本是8%,这意味着这些企业一年利息就要还掉9万亿,占到GDP的12%左右。这里我们还没有把本金考虑进去。实体经济当然会非常痛苦。政府希望去杠杆,但对企业而言,去杠杆是很难熬的过程。可见,依靠以规模为导向,靠债务来推动企业成长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 去年第一季度结束时,按照官方的统计,整个金融行业的价值附加对GDP贡献度已经达到9.5%。全中国从事金融的总人数加在一起还不到200万人,而这个国家GDP里100元钱就有9.5元是金融行业贡献的。当一个国家的金融行业变得如此重要时,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要对其经济增长的模式打一个问号?金融到底多大比较合适?这个数字很难比较。中国这么一个特殊的经济体,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到底金融占GDP比重多高合适,确实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数据中找到一些参照。美国过去130年,金融价值附加与GDP的比例大多在4-6%之间。有两次超过6%,一次是1929年,一次是2007年。大家都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比较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这一比例已经太高?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未来再靠要素投入来驱动增长路会越来越难走,成本会越来越高?这些问题已经在学界和政策界的热烈讨论之中。 金融对上海、北京的重要性有多高?根据官方数字,上海、北京已经达到17%,就是说这两个城市的GDP里面有17%是由金融行业贡献的。同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纽约、和伦敦这一比例大概是14%,上海和北京已经超过了伦敦、纽约和香港。这是我们值得庆贺的事情吗?现在很多地方,包括沿海省份和大量的内陆省份,都把大金融战略作为未来经济的支撑,寻求金融对GDP占比的提升,但如此之高的比例是否健康,确实值得人思考。 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金融日益发展的另一面,是中国金融跟实体经济的连接越来越脆弱。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经济是不是变得过度金融化了? 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分析,比如说下图,横轴是金融对GDP的比例,取值越高,等于金融占GDP比例越高,金融越发达;纵轴是GDP的增长速度。这两者是负相关关系,而且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这意味着金融发展的同时,经济增长并没有相应提升。过度发展金融是好事吗? 按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来看,衡量实体经济投资的变量——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例——与金融发展程度之间已经呈现负相关关系。人们希望看到的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假设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越发展,越容易形成固定资本,从而形成强大的增长。但中国目前却看不到这样的关系。实体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靠单增加资金投入,靠激进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来解决已经变得困难重重。这是讨论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前景的时候必须接受的一个基本事实。 为什么宏观政策边际效益越来越弱? 我们未来该怎么办?如果太激进,就会出现类似房地产泡沫破裂这样的问题。这背后隐藏的现实是,现在不管用什么样的宏观政策,它的边际效力都在减弱。现在想要刺激经济增长就需要下猛药,“饮鸩止渴”,猛药的副作用却可能超过了药效本身。这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还是比较脆弱,或者说中国没有太多真正意义上的好企业。中国的大企业多,但是大多虚胖,反映在它们资产负债表的质量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一定增长率,我们不得不倚重很高的投资率,不得不靠天量信贷拉动增长。这直接导致了宏观政策边际效力的减弱。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好企业。 这到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或者说这只是我们的臆测?我们来小心论证一下这个假设。我做过一个分析——看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按道理讲,上市公司应该是一个经济体里面最好企业的代表。可是如下图所示,最近15年,中国的上市公司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在3%-4%之间。也就是说,我们上市公司一块钱的资本投入运营只带来3到4分钱的税后利润。而类比美国,美国上市公司过去100年这个指标取值是10%。而最近38年,这个数字是11.6%, 是我们的三倍多。如果说投资资本收益率衡量了一个企业基本面的状况,那么可以看出中国的企业规模很大,但它们投资回报比较低,价值创造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如何评述当前的中国经济 2016年,这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年。因为在2016年,中国GDP增速在时隔3年以后又超过印度,重回全球第一。 面临一系列的国内、外挑战,中国经济在2016年为什么能够取得一个超乎预料的表现?我们基本上还是沿用了习惯的增长逻辑,靠大量的投资来实现增长。去年上半年对中国的房地产来说,是比较疯狂的一段时间。从下半年开始,基建投资又热了,然后又是房地产投资。结果,GDP涨起来了。 去年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资产增加了近25万亿,90%以上靠的是银行体系的贷款。最终GDP从68万亿增加到了74万亿,也就是说25万亿的金融资产催生了6万亿的GDP增长,金融的边际效力真的不高。传统的增长逻辑还在被使用,而经济的微观基础又比较脆弱的,两者合在一起,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演越烈。 回到议题——未来怎么办 如下图所示,增长有两个驱动因子,一个是投资资本收益率,放在纵轴;另外一个是投资率,放在横轴。这两个指标,都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两个指标不同的取值,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场景。 如果这两个变量取值都很高,我们的未来就是第一个场景——高速高质增长。这个概率,坦率地讲,应该是零。 第二种场景就是现状。中国经济仍然依靠较高的投资率,背后是继续下重药。后果是现有的困难会变得越来越难克服。 最可怕的是第三种场景,这两个指标都低。例如,企业家丧失信心,都把资金转到国外去,不再投资;与此同时,经济的微观基础没有变化,企业还是保持比较低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这样,中国经济在未来会遇到很大麻烦,有非常高的可能性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后一种就是新常态。中国通过结构性改革,转变增长模式,投资率往下拉的同时,企业投资资本收益率大幅上升,从而彻底改变了经济的微观基础。这种情况下,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均衡,从而实现一个比较合理、健康的经济增长。这里增长可能只有5%到6%,但是它对资源的消耗、对要素的需求不像以往那么强烈。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讲的新常态。 到目前为止,政府出台的所有政策,包括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其要义都是希望中国经济能抵达这个场景。我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就是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这个命题提出之后,我们对未来企业家,对未来中国企业的发展路径就能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 让人觉得痛苦的地方,往往是改变迫切需要发生的地方。实证研究显示,中国在过去近40年时间里的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这个与投资资本收益率密切相关的指标解释了改革期间将近80%的人均GDP增长。但是经过40年的高速成长之后,中国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仍然只是美国的20%不到。 就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而言,韩国目前是美国的60%,日本是80%,德国是96%,英国是95%。假设中国未来达到韩国的水平,那还有3倍的空间,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在未来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这为中国的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怎样捕捉机会,在资本使用效率上面呈现出跟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四代企业不一样的水平,真正做出一批能够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改变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这是时代对企业家们提出的新的要求。 怎样实现新的微观基础? 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微观基础。这个微观基础该怎么实现?这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需要创新驱动,需要强大的企业家精神的支撑。在创新学者看来,通常有四种原型态的创新:第一、以客户的体验为出发点,解决客户某个痛点;第二、效率驱动,比如说提升物流体系的效率,顺丰可以让货品当天抵达;改善施工流程,中建公司可以2-3天完工一层楼宇;第三、以技术为基础;第四、以科学为基础。 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在创新上成绩斐然。然而,在第三、第四类创新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华为为什么了不起?就因为中国没有哪家企业可以像它这样把销售收入的15%用来做研发。苹果的这一比例是3%,爱立信是13%,华为超过了它们。华为17万员工里面8万员工直接或间接从事研发。其结果是以研究研发,以专利技术为支撑的产品服务体系上的巨大突破。中国未来的企业家需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真正认识到做一个百年老店离不开创新,特别是离不开那些以技术和科学为基础的创新。伟大企业都是熬出来的,这里没有捷径。 提到新常态,提到微观基础的重塑,中国至少有一个城市做到了——深圳。如果按照固定资本的形成来计算,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大概是50%,就是GDP有一半拿去做投资,投资率很高,结果推动了6.9%的增长。然而在同一年,深圳用了18%的固定资产占GDP比例,撬动了8.9%的GDP增长,比全国平均高出两个百分点。深圳没有简单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它靠的是一大批类似华为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企业。这些企业基本上没有显赫的出身,但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它们经历了各式挑战,在疾风暴雨中“傲娇”着。无疑,只有营造一种以创新为根基、对企业家精神无比尊重的文化,才能在更多地方重演深圳发展的奇迹。 中国目前的研发投入大约占GDP的2%,如果未来这个指标能提升到4%,那么中国将会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微观基础,进而开启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重塑微观基础,此当其时!这值得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地方政府、学者、尤其是企业家深思。[详情]

商学院期待EMBA教育在统考之后的可持续发展
商学院期待EMBA教育在统考之后的可持续发展

  2017年4月19日,新浪EMBA高端论坛虽然落下帷幕,借助本次论坛,二十家EMBA院校集体发出声音,让我们来看看商学院EMBA教育举办者怎么说。 一、统考之后EMBA局势的变化 1、生源的变化 2016年12月24日,国内64家EMBA院校首次组织EMBA申请人参加联考,除北大清华的五家招生单位外,其余59家院校全部采用MBA联考试题。受到考试的影响,EMBA的生源数量出现了“断崖式”下降,乐观估计2017年能够开班的院校不足十家,而这十家院校中又有不少院校公开接受MBA考生调剂,导致EMBA的生源构成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以企业高管或企业创始人为主要构成的EMBA人群,被部分年轻的职业经理人人群所稀释。 一些院校招到部分学生,但达不到开班人数,则只能将统考之后的EMBA学生与MBA合班培养,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EMBA的学习体验下降,不利于EMBA项目特色的发挥。一些院校则主动将EMBA招生指标转让给MBA项目,这样的院校被与会者赞为“明智之举”。 2、项目的变化 随着EMBA生源的下降,EMBA项目也出现了“两头靠”的趋势:一种趋势是向MBA项目靠。一个月4天集中授课的形式相比在职MBA晚上和周末的模式,更能被学员接受,因此吸纳原有MBA人群中对学费不敏感的人群。另一种趋势则是向高管培训项目(ExEd)靠。有些院校将高管培训项目与EMBA项目按照同样的学费立项,EMBA学生与高管培训项目学生合班上课,这两类学生本质上属于同一类人群,区别在于高管培训项目的学生不用参加统考,不需要写学位论文,对一些没有文凭需求的学员有吸引力。 EMBA项目“两头靠”的思路或许能够暂时缓解EMBA招生所面临的窘境,但长期来看这些措施并不是有效的。一方面,EMBA与MBA人群存在差异,混合之后对于EMBA人群会逐渐丧失吸引力。另一方面,EMBA与ExEd虽然人群构成相似,但学位项目与非学位项目培养上还是存在明显差别,运营过程中必将会出现不融合之处。 二、EMBA学习刚需未减,市场三个阵营格局 1、第一大阵营 第一大阵营是“北中长清”四家院校。这四家院校在2017年的招生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每家的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独立办学不受教育部政策约束,今年的招生仍采用面试+自命题笔试的筛选形式;长江商学院虽然属于体制内的院校,但因为学员的独特性,多数学员选择长江商学院并不在意学位证书,所以受到影响不大;北大清华两家的EMBA招生单位,则是采用联合命题(非联考题)的方式来招生,虽然报考人数受到统一网报、统一考试的影响有所下降,但最后的结果是这五家院校均已招满。 2、第二大阵营 第二大阵营是所有需要参加管理类联考的体制内院校。受到考试的影响,今年的招生纷纷爆出冷门,个别院校勉强可以开一个班,有的院校则只能选择上文所说的向MBA或EMBA项目“两头靠”的路径,其余的大部分院校今年则无法开班。 3、第三大阵营 第三大阵营是海外合作EMBA项目。例如清华经管和INSEAD商学院、北大光华与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商学院、复旦经管与美国华盛顿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商学院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商学院、北邮经管与法国里昂商学院、同济经管与德国曼海姆大学等中外合作的国际EMBA项目不受联考政策的约束,申请面试入学的政策,在今年的招生中受到企业高管们的青睐。 从上述第一大阵营和第三大阵营的招生热度来看,EMBA人群对于学习的需求并未减退,国家统一考试的形式会吓退大部分申请人,并使这部分人群流向境外的商学院,这对于正在走向规范的国内EMBA教育行业来讲是非常可惜的。 三、EMBA项目的可持续性 EMBA人是高级管理者和企业家的缩影,也是新商业规则的缔造者,在中国经济社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超过10万名的管理者和企业家选择了中国EMBA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EMBA教育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的能力提升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十多位来自EMBA院校的资深老师一致表示希望借助新浪教育的平台发出来自业内人士的声音。面对“统考令”所带来的生源下滑和来自海外项目的市场竞争,国内的EMBA院校表示他们仍将坚持办学、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很多院校在招生淡季都在认真地做项目特色的梳理,希望另辟蹊径,走差异化竞争的路线。 此外,业内的老师们也纷纷表示,政策上对EMBA的“矫枉”可能会引发“过正”,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个别EMBA举办机构在招生和教学中存在“卖文凭”现象,但大多数EMBA院校非常认真地遵从教育主管单位的办学要求,办学成果也是显著的。主管部门可针对那些违规学校,从严惩治,限期整改或吊销办学资格。与此同时,与会学校强烈表达了希望2017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EMBA考试改革试点成果能够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期待EMBA 2.0版升级后EMBA教育朝向良性发展。 本文转载自EMBA那些事儿(ID:embashier),欢迎加EMBA学习顾问(微信号emba-information)交流。[详情]

EMBA海外游学游什么?学什么?(以色列篇)
EMBA海外游学游什么?学什么?(以色列篇)

  “如果你来中东是寻找石油,那么你可以忽略以色列。如果你是在寻找智慧,那么请聚焦于此!——巴菲特” 当前,创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题,作为一个面积只有2.1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半个珠三角;人口800万,不足北京常驻人口的1/3的国家,以色列在科技创新方面却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以色列拥有三个第一:研发支出比重位居全球第一、硅谷以外创业公司数量第一、风险投资人均第一。以色列境内拥有谷歌、思科、微软、英特尔、eBay等220所跨国公司研发中心,2013年出口额达64亿,70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其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超过欧洲的总和,甚至超过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四国的总和。诺贝尔奖得主的四分之一来自这个民族。 为了使企业高管们通过实地体验来拓展创新思维,突破商业思维定式,培养卓越商业远见,激发企业管理者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使命感,近几年,国内多家商学院的EMBA中心先后推出了以色列游学项目。其中比较热门的几家参访机构有: Mobileye公司-无人驾驶和车联网的世界 Mobileye是以色列家喻户晓的辅助驾驶公司,在以色列IT界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阿里巴巴,两者都在美国创下IPO纪录。Mobileye创立于1999年,创始人之一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计算机科学系教授阿姆农·沙书亚(Amnon Shashua)。该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简称 ADAS),以及围绕该系统所推出的多种解决方案。Mobileye这个领域有12年的研究经验,其研发中心位于以色列,在荷兰、美国、日本和塞浦路斯设有办公室。公司网站的资料显示:奥迪、宝马、雪铁龙、福特、通用、本田、现代、捷豹、陆虎、尼桑、欧宝、雷诺、丰田和沃尔沃等一共17家汽车品牌都和Mobileye有合作关系。 耐特菲姆公司-助世界收获更多,投入更少 耐特菲姆是提供智能滴灌和微灌解决方案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全球领导者。全球拥有17家制造厂,35家分公司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自1965年将全球第一个滴灌解决方案介绍给世界以来,通过研发出多种灌溉产品,帮助客户生产出高产优质的作物,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珍贵自然资源的消耗。凭借强劲的农业实力,耐特菲姆在领导力、经验和专业知识方面不断增长。 Stratasys公司-3D打印技术的标杆 Stratasys公司是世界最大的3D打印机生产商,更是3D打印机的始祖,它将3D打印机从一开始的军用推向商业化,售出了第一台商用的3D打印机。Stratasys公司凭借其熔融沉积成型(FDM)专利技术,一直引领着全球3D打印技术的发展。目前,该公司3D打印机的全球销售量已经达到6万台,其中汽车行业、消费电子行业与消费品行业的客户订购量已经稳居订单前三位。在Stratasys研发总部,你可以看到最前沿的3D打印技术,更可感受到这项革命性技术在商业发展中的出色表现。 Google以色列-西亚和北非的中枢神经 Google以色列是Google在全球最重要的研发中心之一,即时搜索、自动完成、Gmail、Google评论等都在以色列完成。Google在特拉维夫的办公室也以装修别出心裁、功能齐全丰富著称。前往Google以色列,可以亲眼见证独具以色列文化特色的Google,人性化、小团队、自由平等……这些都为Google打上了深深的以色列烙印。 创新是流淌在犹太人传统文化里的一股热血,尽管上帝留给这个民族的资源少之又少,但是他们选择了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立足,如果你想接触全球最活跃的前瞻思想,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与思考创新与创业,那么请聚焦于此! 本文转载自EMBA那些事儿(ID:embashier),欢迎加EMBA 学习顾问(微信号emba-information)交流。[详情]

EMBA海外游学游什么?学什么?(美国篇)
EMBA海外游学游什么?学什么?(美国篇)

  经过十多年的办学探索,国内EMBA教育市场的竞争日趋成熟,在课程设置上也进入“差异化”竞争阶段。各大商学院根据自身特点,塑造出迥异的商学院“性格”。同时,优秀的商学院也早已不满足于“象牙塔式”的单一教学模式,纷纷推出海外游学项目,带领EMBA学生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出国门,扩充国际视野。 学员参加海外游学需要自费或半自费,但是学员对游学的热情依然很高涨。 游学的魅力具体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海外游学可以提升国际视野,为今后开展国际合作做好铺垫; 2。 学员不仅可以增长海外见闻,而且还可以为自己的履历添上光彩的一笔。 3。 通过游学还可以广交海内外朋友,积累高端人脉关系。 EMBA热门游学路线有美国游学、以色列游学、德国游学、以色列游学、日本游学等,下面我们将对不同的游学项目做一些简单介绍,一起来聊聊EMBA游学那些事儿。 第一站:美国 美国,作为世界科技、经济、教育的集大成之处,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领导力体系和创新体系,至今保持着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优势、最活跃的商业实践、最新的经济和商业管理理论,最雄厚的资本市场,以及最广阔的增长空间,一直吸引着EMBA学员的广泛关注。 美国游学的线路尽管不尽相同,游学课程的安排基本上围绕着于走进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常春藤名校,感受在古朴校园里的宁静地学习;领略诸如纽约等知名城市街头的人头攒动,曼哈顿区的繁华喧嚣,以及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的风光,或是深入旧金山的硅谷,置身创新与创业的暴风眼,感受这块土地所孕育的前瞻视野、创新思维与卓越领导力的神奇;接着再参访通用电气、福特公司、约翰·迪尔等全球领先的制造型企业,或是谷歌、微软等互联网巨头公司…… 一位参与过美国游学的EMBA学员曾经在她的游学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游历、思辨与学习,不仅仅是近距离接触和比较中美的文化体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去辨析内心深处最认同的理念,去努力去靠近那个理想中的自己。我深信教育的力量就在于:有形的影响有限,无形的引领更加深远。也许,我们会在某个时候感谢这一刻的顿悟与细无声的沉淀。” 另一位EMBA学员在博客中这样记录: “全球化已经深刻影响到我们的所有经济活动、社会、政治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国际交流和学习他人的长处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工作。而且当今社会的技术和信息瞬息万变,需要我们更多去探索,行万里路更胜死读万卷书。通过两周时间的几个名校的学习和参观,以及企业参访和听取专题演讲,确实感到与我们的很多差异,同时,在游学的过程中,与同学们和老师的同行也有许多收获。” 当前,世界经济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数字、社交和移动互联网领域全面铺展与深度融合,全球的组织、市场、社会和政府之间变得愈益互联互通,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整合,市场环境更为复杂,并迅猛而深刻地改变着商业世界的竞争态势与游戏规则,边游边学已然成为融入“快车道”的一种路径。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EMBA课程学习,那请尽快加入美国硅谷游学项目,一起去捕获风口吧! [详情]

北大教授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君子之道
北大教授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君子之道

  本文选自“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微信公众号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利已,而在于是不是损人; 圣人和君子的区分不是他是不是利人,而是不是愿意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市场的逻辑就是君子之道。市场不要求我们变成损己利人的“圣人”,但市场会惩罚损人利己的“小人”。 讨论“君子”这个话题通常是文化学者和道德哲学家的事情,我作为经济学者谈这个问题是有点为难,但我还是愿意给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破解“囚徒困境” 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利的、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只有人们相互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两千多年前,荀子就讲过:人的力气没有牛大,跑得速度也没有马快,为什么牛马能为人所用?因为“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就是人会合作。 因此,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利的人能够相互合作。在西方思想史上,这被称为“格劳秀斯难题”。格劳秀斯是四百年前荷兰的自然法学家,他说:作为存在物,我们确实是在追求私利,追求自我保持,并且爱争吵;但是,我们也渴望友善的社会交往。即使在获得生活必需品上无须相互帮助,我们也会渴望社会生活。人性的这两个方面因素使维持社会秩序问题变得非常明确:像我们自己一样喜欢吵架又渴望友善社会交往的存在者应该如何在一起生活?为了满足我们进行友善社会交往的愿望,我们必须对自己喜欢争吵的倾向作出什么样的限制? 格劳秀斯难题也就是经济学家现在讲的“囚徒困境”:尽管合作对所有当事人都是好事,但是自利的人基于个人理性的考虑可能选择不合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的基本功能就是使得自利的人能实现相互交往,不仅和平相处,而且合作共赢,“相偶不相残,相争不相害。” 这些行为准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道”。从古到今,伟大的思想家就是“为天下立道”,东西方都是如此。但不同的思想家提出的“道”不尽相同。儒家的“礼”,就是孔子为人类立的道。君子是“礼”的人格化表述。如果一个人按“礼”行事,就是“君子”。所以君子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做人的标准,是合作的楷模。 自利利他:市场的逻辑 但是在古代社会,由于人类基本上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 “利己”与“利他”经常处于对立之中,结果,倡导“君子”变成了要求牺牲个人利益的“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用儒家的语言来讲,就是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类似地,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说基督教徒不应该成为商人,赚钱是不合道德的。但人类的本性决定了绝大部分人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做到“不谋利”“不谋食”,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的“伪君子”,他们以利人之名行损人利己之实。所以在古代社会,人类的合作程度非常低,基本局限在一个熟人范围之内。 两百多年前,人类发生了一场道德思想的革命,这场革命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动的。亚当·斯密之前,追求个人利益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颠覆这个传统观念。他证明,自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相反,在市场经济下,自利之心正是利他之行的主要驱动力。 斯密说: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仁慈,那一定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自利心,并表示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容易展开。我们每天所期望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是要谈对他们的好处。” 他还说: “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以寻找与其能力相称的最具优势的就业,这确实是出于对他自身利益而不是对社会的考虑。”但他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实现一个并非其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没有考虑社会利益,并不见得就对社会有害。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对社会利益的促进,往往比他有意为之还要有效”。 亚当·斯密揭示的自利和利他之间的关系,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就是:在市场中,一个人要自己活得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自己也不可能活得幸福。比如说,企业家要赚钱,首先要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让消费者满意。如果你不能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你不可能赚钱。这个逻辑不仅适用于企业家,也适用于每个人。 市场中的君子之道 现在,我按照市场的逻辑给出一个有关“君子”的分析框架。一个人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两个评价维度:第一个是对自己好还是不好(个人善),第二个是对他人好还是不好(公共善)。这样就有四种可能:第一种,对自己有利也对别人有利;第二种,对自己有利,对别人没有利,损害别人;第三种,对别人有利,但对自己不利;第四种,对自己不利又损害别人。 用这样一个框架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几种人:第一类人利己又利人,就是“君子”;第二类人利己但损人,就是“小人”。注意,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利已,而在于是不是损人;第三类人损已而利人,做事情给自己带来伤害,但是成全了别人,就是“圣人”。圣人和君子的区分不是他是不是利人,而是不是愿意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最后一类人既损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可以叫做“恶人”,也可以叫“愚人”,因为他不仅恶,而且非常愚蠢。 依次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君子之道。市场不要求我们变成损己利人的“圣人”,但市场会惩罚损人利己的“小人”。市场中君子做人做事的标准,我归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利已先利人。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你要给他人创造价值。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老板,你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不应该超过你为他创造的价值。如果做到这一点,你再赚钱,那就是君子。在市场当中,不仅企业家,包括每一个人,我们在谋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都要问一下我做这件事是不是给别人带来好处的,如果给别人带来的好处超过我从中得到的收益就是君子所为。如果你给别人带来的收益小于你自己从中所得,这就是小人所为。用这个标准来看,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利用人性的弱点而赚钱。如果你明明知道别人买了这个东西之后会后悔,你仍然忽悠别人买,你就是在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这就不是君子所为。君子也不应该利用政府关系或者政府给予的特权赚钱,如果一个企业家不是真正的去讨好消费者,给消费者生产出最好的产品,而是怎么讨好政府,从政府拿到特权来赚钱,这就是小人所为,不是君子爱财应采取的道。 第二,诚实守信。市场经济不是一次性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玩的是重复博弈。重复博弈当中每个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你的名声,别人是不是相信你。如果别人相信你,就愿意跟你持续地做生意,买你的东西,或者与你形成其他的合作关系,这时候你才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诚实守信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好的商业政策。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声誉,不可能在市场上持续赚钱。靠坑蒙拐骗即使短期内成功,长期一定会失败。这样的人之所以是“小人”,不是因为他自利自私,而是他愚蠢,鼠目寸光,不知道诚实守信才是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一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可以理解为长远利益,“利”是眼前的蝇头小利。君子注重长远利益,小人注重眼前利益。这样就可以把古代儒家倡导的行为准则与现代市场当中人们应该遵守的行为规则统一起来。 第三,换位思考或者叫“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来自人类换位思考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人类就不可能合作。忠恕之道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人与人是平等的,你是人,别人也是人,所以我们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不仅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别人,你自己想赚钱别人也想赚钱,你自己想从交易当中得到好处,别人也想。只有这样思考问题,你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利。这就是亚当·斯密讲“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是要谈对他们的好处”这句话的含义。一个人做生意时如果只想着自己得好处,不同时想着别人也想得好处,交易就不可能发生。“忠恕之道”不仅对个人适用,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如果一个人做事情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可以说他是愚蠢的,也可以说他是极端自私的。同样,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才是唯一重要的,其他的国家利益不用考虑,这就不是君子之道。 第四,尊重产权和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产权是市场逻辑的基础,尊重产权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意愿,任何交易要建立在别人意愿的基础上,只有别人愿意才是好的事情。我们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强迫任何人做交易。尊重产权是正义的基本要求,比仁慈更重要。一个人即使成天为慈善捐款,但是如果他不尊重别人的产权和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府官员,这样的人绝对不可以称为君子。 第五,有创新精神。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来自创新。市场经济是创新经济,不是循环经济。我们今天消费的东西跟两百年前非常不一样,两百年前人类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2到3次方,今天是10的8到10次方,这些新产品都是创新的结果。现代社会当中,每一个人如果要成为君子就要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至少你不应该阻碍别人创新。一个人如果不仅自己不创新而且总是试图阻碍别人创新,这样的人也不能够叫做君子。由于创新总是面临不确定性,有失败的风险,君子也应该具有宽容精神。 法治社会与君子之国 依照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一定是君子主导的经济,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讲,只有对别人做出贡献自己才能得到好处。企业家赚钱的前提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员工如果不能为企业的生产做出贡献,也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 相比之下,传统社会发财致富和高官厚禄主要靠强盗逻辑,而非市场逻辑。社会地位最高、积累财富最多、最受民众顶礼膜拜的人,通常就是那些杀人最多、掠夺财富最多、统治和奴役人最多的人。按我刚才讲的标准,包括古代好多贵族、骑士、将军、政治家,谈不上君子。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上个世纪初,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设了一些新的爵位,授予那些靠自己打拼成了百万富翁、刚刚置办了大片地产的人。这引起了英国一位世袭议员的强烈不满。当问这位议员“您祖上又是怎么得到爵位的”时,他厉声回答说:“全靠战斧,先生,全靠战斧!”这是古代贵族的起源。 “利己先利人”当然是理想状况,在现实市场中总是存在损人利己的“小人”。为什么?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制度有漏洞。最重要的制度是法律制度,还有社会规范。如果一个社会中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不能够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这时候君子就很难在竞争当中胜过小人,小人就会多起来。 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能否用守法还是违法来区别“君子”和“小人”?简单地说,在理想状态下是可以的,现实中却不一定成立。在理想状态,合理的就是合法的,合法的就是合理的。此时,守法既利人又利己,违法既损人又害己,做君子就容易,做合法的事情就是合理的,不守法的人不可能是君子。但是,现实中,如果一个社会法律不合天理(自然法),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做君子就很难,违法的未必是“小人”,守法的也未必是“君子”。 如果一个社会当中对个人来讲,利人不如损人,君子竞争不过小人,这个社会就会小人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就说明这个社会真的出问题了。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本文据张维迎教授在广州《拙见》演讲整理而成。)[详情]

EMBA海外游学游什么?学什么?(德国篇)
EMBA海外游学游什么?学什么?(德国篇)

  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第四大国。从工业革命时期以后,德国一直是全球化经济的先驱、创新者和受益者。在2013年,德国在全球取得了2,7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德国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之一,在全球制造装备领域拥有领头羊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德国专注于创新工业科技产品的科研和开发,以及对复杂工业过程的管理。德国拥有强大的设备和车间制造工业,在世界信息技术领域拥有很高的能力水平,在嵌入式系统和自动化工程方面也有很专业的技术,这些因素共同奠定了德国在制造工程工业上的领军地位。 自2013年4月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工业4.0战略”以来,“工业4.0”迅速成为德国的另一个标签,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工业转型竞赛。通过“工业4.0战略”的实施,德国成为新一代工业生产技术(即信息物理系统)的供应国和主导市场,在继续保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前提下再次提升它的全球竞争力。 当前,以“工业4.0”为主题的海外游学,也备受EMBA学员的欢迎,学员参与德国游学,目的是深入学习德国工业4.0的精髓理念与践行经验,让国内企业深入体验德国工业4.0变革,帮助中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走向中国智造! 德国游学的行程设计通常也是以企业、博物馆参访和专题讲座为主,比较典型的企业和博物馆有如下几家: 工业机器人发明公司 -- 库卡机器人公司 库卡机器人公司于1973年研发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现专注于为工业生产过程提供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库卡机器人可用于物料搬运、加工、堆垛、点焊和弧焊,在空间节省、成本效益、灵活精准和节能高效等方面,能够很好地满足工业制造自动化的不同需求。例如在库卡机器人家族中最小的机器人:KR 5 R1400弧焊机器人,被誉为经济型薄板焊接专家,它能以极高的连续轨径精确性,迅速且有效地完成工作。库卡机器人公司是世界顶级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名列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信息技术集成领域领导者 -- 德国西门子 西门子是全球电子电气工程领域的领先企业,创立于1847年。主要业务集中在工业、能源、医疗、基础设施与城市四个业务领域。凭借全集成自动化(TIA)和“数字化企业平台”,西门子长久以来占据着信息技术集成领域的领导地位。其创新产品为突出创新性的工程软件平台TIA博途V12、新一代控制器Simatic S7-1500、针对电气传动应用的“全集成驱动系统”(IDS)概念,以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服务。另外,西门子公司与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以及大众汽车公司合作,通过利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PLM)进行虚拟生产规划,可降低生产线上机器人的能耗高达50%。 工业4.0方案制定专家--SAP SAP公司成立于1972年,总部位于德国沃尔多夫市,在全球拥有6万多名员工,遍布全球130个国家,并拥有覆盖全球11,500家企业的合作伙伴网络。作为全球领先的企业管理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SAP帮助各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实现卓越运营。从企业后台到公司决策层、从工厂仓库到商铺店面、从电脑桌面到移动终端—SAP助力用户和企业高效协作,获取商业洞见,并从竞争中脱颖而出。SAP的软件和服务能够帮助客户实现盈利性的运营,不断提升应变能力,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全球188个国家的232,000家客户正在从SAP解决方案中获益, 其中包括财富500强80%的企业及85%最有价值的品牌。 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 奔驰博物馆位于德国斯图加特,收藏了很多过去使用的豪华的车辆,以及很多赛车和破纪录的车辆的引擎。令人着迷的博物馆,展现未来潮流的梅赛德斯-奔驰中心,让奔驰世界融汇古今。在这里,从第一辆汽车的诞生到奔驰集团对于汽车发展的雄心壮志可尽收眼底。全新博物馆再现了德国汽车工业的120年悠久历史;也只有这里,能够从轿车到商用车等各系车型,为人们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梅赛德斯-奔驰家族。 一位参加过德国游学的学员在游学感悟中这样写到: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德国人的执着和积累精神。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和基础是要靠多年的积累才能获得的,不可能一夜成就。在德国游学期间所参访的每一家企业,都似乎几十年不变,似曾相识,你有我也会,但要做好做精,就是不容易。现在,我们中国人有钱了,可以买技术、买产品、买市场、甚至于买公司,但我们绝对买不到‘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能力,包括了文化和传统,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 德国世界杯期间的一首流行歌曲《Deutschland》唱出了年轻的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上帝只给了地球一个吻,刚好就是现在德国的位置……”,如果你想要去感受德国,那么就从工业4.0开始吧。 本文转载自EMBA那些事儿(ID:embashier),欢迎加EMBA 学习顾问(微信号emba-information)交流。[详情]

又有个院士级奖学金可以申请了!老师请带上我
又有个院士级奖学金可以申请了!老师请带上我

  4月25日,“潘际銮院士奖学金”设立仪式在主楼接待厅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清华经管EMBA《思维、决断与领导力》授课老师杨斌,机械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机械工程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雒建斌,机械工程系党委书记吕志刚等出席仪式。 “潘际銮院士奖学金”的重要性在哪? 杨斌在致辞中对潘际銮院士以及奖学金筹备组表示感谢,并祝愿“潘际銮院士奖学金”的组织和评选工作顺利进行。他表示,潘院士“重视团队经验传承”“重视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重视实践创新”的教育理念和工作作风值得继承和发扬,希望通过奖学金的设立,激励更多的学子学习潘际銮院士做人为学的优秀品质。 杨斌副校长致辞 潘际銮院士感谢清华大学对“潘际銮院士奖学金”的支持,希望奖学金能有助于推动学校焊接及相关专业优秀人才的培养,受奖人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为国家、为人民、为科学做出贡献。 潘际銮院士致辞 雒建斌宣布了“潘际銮院士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名单。他表示,该奖学金的设立是潘际銮院士治学精神的传承,希望更多的学子跟随潘院士的足迹。 雒建斌院士致辞 吕志刚介绍了“潘际銮院士奖学金”的筹备工作和基本情况。清华大学机械系装备所副教授蔡志鹏作为潘际銮院士的学生代表回顾了在潘院士指导下学习、科研的情况。 出席仪式的还有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学生部相关负责人,“潘际銮院士奖学金”管理委员会代表以及“潘际銮院士奖学金”筹备组代表、校友代表、机械系师生代表。 潘院士与在场部分师生合影 潘际銮院士是我国焊接学科创始人之一,曾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机械工程系主任,南昌大学校长。“潘际銮院士奖学金”作为清华大学名师奖学金之一,主要鼓励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相关学科领域学习与研究的德才兼备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旨在发扬和传承潘际銮院士的卓越贡献和为人、为学的优良传统,鼓励和支持我国焊接以及相关学科领域优秀人才的培养、学术创新与工程应用。[详情]

北邮GEMBA项目2016期学生——小保科技CEO李恒
北邮GEMBA项目2016期学生——小保科技CEO李恒

  2017《互联网周刊》未来人物100 评选语 回溯过去20余载,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超乎人们想象。20年里,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互联网人,他们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励精图治、开拓创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互联网浪潮。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保险行业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改革道路上,一批具有开拓探索精神的先锋走在行业先列,为中国的保险行业不断注入新养分。 日前,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周刊》本着洞察企业发展动力,挖掘和传播优秀企业家的目标、使命和价值观,公布了“2017《互联网周刊》未来人物TOP100”。小保科技CEO李恒入选了此次公布的“未来人物TOP100”榜单,也是互联网保险行业的唯一入选者。 小保科技CEO李恒作为互联网保险服务行业的开创者、领路人,创立北京小保科技有限公司,率领团队建立互联网保险服务平台“小保保险”,为广大用户提供具备长尾需求的保险保障产品和服务。 李恒也是首席金融分析师,瞭望智库特约金融观察员,并荣获《2016年度中国新锐CEO》荣誉。在2016年6月举办的首届中国互联网保险大会上,李恒出席并作主题演讲《第三次消费觉醒后,互联网保险创新的意义》,并首次提出“三次消费觉醒”的概念,为推动互联网保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李恒在首届中国互联网保险大会演讲 李恒荣获2016年度中国·新锐CEO荣誉 在CEO李恒的领导下,公司率先将保险产品碎片化、互联网化,率先推出了手机行业保险解决方案、旅游行业保险解决方案、货运行业保险解决方案,并逐渐成为行业标杆,小保科技“手机碎屏保服务全国营销案”曾荣获2016科特勒标杆营销大奖。 小保科技“碎屏保服务全国营销案” 荣获2016科特勒标杆营销大奖 小保科技是一家提供“互联网保险服务”的互联网科技公司,致力于“做更简单的保险”,结合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个人消费,为用户提供专业便捷的互联网保险服务。在当前的互联网生态背景下,作为保险公司与广大用户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公司更懂得站在用户角度,通过增加服务消除传统保险与用户之间的隔阂,洞察并满足用户生活中的各类保险需求。 法国里昂商学院与北京邮电大学合作举办全球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项目:emlyon-BUPT GEMBA Program。以造就信息时代全球化视野的创业者与管理精英为愿景,旨在塑造具有互联网思维和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高级管理人才,提升高层管理者的战略管理与决策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国际领导力。 [详情]

时间会告诉你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
时间会告诉你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

  本文选自“浙大EMBA”微信公众号 我们终其一生的追求,是想要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生,想要更多的自由,过上更舒适的日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创造,离不开自己的“投资”。当你感到自己对未来感到迷茫时,请投资自己,也许,在当是时,这个投资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时间会告诉你,现在的你你做了一个多么明智的选择。你,并没有辜负光阴。 一个朋友是资深理财专家,跟我聊起一个有趣的问题:“很多年轻人问我,现在最好的投资是什么,股票、期货还是基金?” “我总是回答他们:‘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 我跟他说起我公司两个年轻人的故事。 一个叫小A:每个月省吃俭用,把1/2的工资都省下来了,到处找投资机会;同时工作也还算努力,工资逐年增长。 另一个叫小B:每个月省吃俭用,把1/2的工资省下来,用于去学习各种技能,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比如英语、软件、设计等。 三年后,由于小B工作能力不断加强,工作认真负责,导致事业上稳步上升,进入了公司核心高管层!当然收入上也跟小A拉开了差距,更不要说因为不断提升自我素质,从而交往到更多优秀的朋友,遇到更好的对象! 那么这个差距十年之后会有多大呢? 所以,一个人尤其在年轻时,最好的投资不是股票,是投资自己,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更具有竞争力! 那么,该如何投资自己呢? 投资自己的身体 因为人生不是百米赛跑,而是一场马拉松。在竞争中除了拼智力、拼能力、拼资源,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拼身体、拼耐力。 毛主席如果不是年轻的时候练出了强壮的身体,怎么能够承受着无比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强度?怎么能够不被环境和对手压垮?怎么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最终赢得胜利? 曹操的首席谋士、一代鬼才郭嘉,因体弱多病,38岁就巨星陨落;纵使“才识超群,谋略过人”,只能空留遗憾和叹息。 现在我们很多人不注重身体,比如我认识的很多老板,为了企业真是没日没夜,几十岁的人了天天到处奔波,一顿饭都吃不好。最后呢,身体垮了,企业也垮了。 投资你的形象 形象不仅体现了审美,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你看詹姆斯邦德,打架都穿着西服,永远是绅士的外形,翩翩的风度! 中世纪西方人决斗也是这样的,两个人约好以后,都穿上正装,打扮的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按说都要决斗了,穿个裤衩不就完了吗,但是他们不,这体现了一种生命的尊严! 而国人大多忽略外在形象,美其名曰“重视内在”,结果不仅外在邋遢,内在也不够美丽! 形象是成本最低的沟通,是性价比最高的投入! 一个人外表看起来像个坏人,走起路来像个坏人,那他在别人心目中是好人还是坏人?即使你不是坏人,之后也需要浪费大量成本来扭转认知! 糟糕的形象形成糟糕的认知!为什么不让你的形象一开始就和内在一样优秀呢? 记住:形象和内在同等重要! 投资你的大脑 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个选择构成的,参加一次活动、换一份工作、结识一份朋友;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是生活的拐点,而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你会发现当时只是随机的一个决定。促使我们做出决定的,是我们自己的阅历、视野、思想! 所以,人生最大的敌人是狭隘! 要么看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至少有一个在路上! 阅读真正的意义,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智结构。不阅读,是一个人;阅读,则会变成另一个人。通过改变一个人的根本心智,驱动他去走向另一番人生;所以,硬要说阅读有什么用,那就是增益自身修为,实现脱胎换骨! 旅游最大的意义在于增长你的见识,让你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无穷的选择和可能;这样你的心胸会更宽广,身心会更健康,人生也会更顺畅! 投资自己的专业技能 大量人误解了“木桶理论”,他们一心想去弥补自己的短板,却从没有想过让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木桶理论”指的是对已经成功者,要想继续保持优势,不能有致命的弱点。比如,一位国家的领导人必须既懂政治、经济,又要懂军事、外交、文化……总之不能有弱项。 但对尚未成功者,要想成功,须将自己的某一根长板放大得足够长,用这根长板去突破。而不是试图把自己变得很完美!比如长跑运动员要想成功就将自己两条腿发挥到极致,而不在于能不能将文章写得出色。 所以你要“反木桶理论”——进取者要想获得突破,不能没有致命的优势! 而想要培养核心专业技能,就不能寄希望于走捷径,因为成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每一个人的成功,往往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 因为成功的背后有一个“一万小时定律”:当你在某个领域持续投入一万个小时,你就可以成为这方面的顶尖专家。按每天3个小时算,大约需要十年才能完成这一万个小时的积累! 很多人只看到大树的繁花似锦,但他没看到树根在地下已经扎了多年。成功也好,天才也罢,无非一句话:用十年,磨一剑! 投资你的个人品牌 朋友女儿大学毕业,向父母要了30万元做“创业基金”。但接下来她并没有像一般创业者那样去开一个公司,而是去了北京一家银行支行,做销售银行卡的“临时工”。 对于30万的安排是:用10多万买了一辆小轿车,10多万买了一些时尚而高雅的衣服,另外的钱则作为请人吃饭应酬的“零花钱”。 她是不是用创业当借口骗家里的钱花呢?还真不是! 接下来她学习商务礼仪,考查公司高管喜欢的商务场所,摸清了位置、预订方式、消费水平和规格。然后在老乡、校友中寻找成功人士,由熟人介绍约不同的人聚会和吃饭。 由于精心准备,她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赞同和欣赏,认为她是非常有身份和层次的人。大家有事都愿意叫上她,由她选地方、订场所,把她当成了高端活动顾问的嘉宾。 接下来银行卡销售这件本来非常困难事,在她这里却变得非常简单,没几个月她就成了这个支行的销售冠军。由于业绩出色,她很快就被提拔为副行长、行长,5年后被调到总部。 原来,她的创业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公司、当成一个品牌来经营。小车和衣服是她创业的设备,而对于商务礼仪的准备则是她的软实力! 人生就是一个投资的过程,在哪里投资结果就会产生在哪里! 赚到再多的钱,也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升到再高的职位,也可能瞬间被打回原形; 只有能力、素质和格局,永远不会离你远去! 所以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最好的投资方式是学习,由此提高自己的水平、能力和修为![详情]

姚余栋:人民币将肩负改善流动性使命
姚余栋:人民币将肩负改善流动性使命

  本文选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微信公众号 近日,由人民网联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等机构共同举办的“2017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在京举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业界导师,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在发言时表示,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即将开始的缩表进程将使得全球基础货币下降,预计M2将出现断崖式下跌,全球经济将面临流动性问题。他认为,在提供基础货币的主要央行都要开始收缩时,人民币将肩负起缓解和改善全球流动性的使命。 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探索设立人民币海外合作基金,用好双边产能合作基金”可以是补充全球流动性的具体途径。姚余栋表示,未来五年全球流动性的缺口将达到10万亿SDR左右,相当于100万亿元人民币,而“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占到50—60万亿元左右,建议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初始量在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未来十年逐步增长到10万亿元左右。 他特别指出,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应符合宏观审慎管理,一方面要对将来在境外使用的用途加规定,另一方面要对兑换成其他货币加以限制,避免给离岸人民币市场带来过多压力。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今天想跟大家汇报交流的是怎么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也是机遇,今天题目是“人民币补充全球流动性,支持一带一路”。 我们看一下全球流动性的现状,我在不同的场合都反复地说,因为全球流动性都说了几十年了,包括以前IMF前总裁康德苏就说要有一个全球流动性的指标,结果BIS做了一个工作报告,但是模模糊糊地没有提出一个东西来,所以我们提出来一个全球流动性的指标,就是把现在的国际储备货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用SDR全部折算起来,就是把美联储、欧央行、日央行、英格兰央行的折算起来,当然现在包括人民币了,折算起来就有了基础货币M1、M2,我们惯例是用全球M2作为流动性的指标。 现在预测未来是断崖式下跌,为什么这样说?美联储即将开始缩表,按照美联储主席的预期可能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缩表,可能最早是今年年末或者2018年年初。欧央行现在对其缩表没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他们现在已经结束了每月负债800亿的QE操作,到年末要完成每月600亿,但是明年以后做什么现在没有明确的计划。日本央行还依然在实行负利率,同时把十年期国债还在锚定在零利率,继续完成他的QQE操作。 英格兰银行的QE操作很趋缓了。但是我们要看到日本央行已经持有了他债券市场的38%,如果按照日本央行今天的购债速度,2018年会达到60%,他就面临QE操作时已经没有债券可以买了,因为他的交易对手方都是银行和保险机构。所以盯零利率,我觉得是一个不成熟的创新。因为30年日本的利率在1左右,十年期在0左右,人为地扭曲了这样的收益曲线,而债券市场已经不足量了,某种意义是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所以终将挡不住十年期利率的反弹,所以日本央行的QQE终究是强弩之末,只是退出时间问题了。 欧央行购债已经买了15%左右,如果这样下去,很快在2019年购债33%,达到法定上限,所以他们已经开始退出了,从800亿每月减少600亿,明年肯定还会减少,但是没有计划。毫无疑问也受到了空间的限制。 由此全球基础货币的预测就是这样一个绿线,美联储开始缩表,日本央行终究是缩表,欧央行明年继续缩表,英格兰央行本来分量小,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基础货币总是下降的。如果这样预测的话就会出现全球流动M2断崖式的下跌,我在不同场合说了两年了。这个红线的增速是断崖下跌,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在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后来我们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走出来时也没有遇到这种时候,而即将面临的是这样的流动性的问题。 怎么办?主要央行提供基础货币时都要开始收缩,人民币是全球流动性的根本救赎,如果我们把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放进去会好很多,当然人民币不能全面改善,但是能够让这种断崖式下跌改成温和式下跌。这就是人民币肩具的给全球提供流动性的使命,同时也是全球经济的需要,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全球央行逆回购,我们无法扭转这样一个态势但是我们可以减轻这样的态势,至于这个态势来了以后全球经济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是相对悲观的。因为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只是1929年遇到过,大宗商品长期低迷,世界经济好不到哪去。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报告的,在“一带一路”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坚实的成就,未来的全球流动性是漫长的冬夜,只有靠人民币补充。那么怎么补充?克强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已经说了,要探索设立人民币海外合作基金,用好双边产能合作基金。这是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也是作为一个任务,有关金融部门都在落实这个事情。量有多大?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初步的成果。 未来五年全球流动性,就是它不缩表的情况下缺口有多大呢?五年左右会达到10万亿SDR,相当于100万亿人民币,我们即将面临的是这样的下滑。“一带一路”上60多个国家,经济体量也非常大,全球需要100万亿,那么“一带一路”我猜测至少有50-60万亿,所以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我建议初始是1万亿人民币,未来十年左右增长到10万亿,要大规模的为“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流动性,因为全球需要的量非常之大。但是这里有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设立一个海外投资基金,不光是一支,可能很多支,给全球提供流动性,有些机构拿着人民币到境外换成美元,就给境外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带来了压力,所以这个应该是逐步的,应该是符合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宏观审慎方针的,你要是拿了这个钱,不能换,可以直接拿来买中国的商品,进口中国的机械设备,搞基础设施也是可以的,或者逐渐地换,不能立刻拿着换美元。 所以我想跟大家报告,全球的流动性即将面临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对它的效果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能够补充的只有人民币,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全球央行逆回购,它的量可能在10万亿SDR,相当于未来五年100万亿级别的量,“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倡导的,得到了这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响应的战略,我相信中国应该给“一带一路”的国家补充流动性。克强总理在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提了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建立这支基金我觉得有必要也是重要的,但是应该逐步来,应该从1万亿着手逐渐增长到10万亿,同时要符合我们的宏观审慎的管理,就是对将来在境外使用和兑换成其他货币要加以控制。总体我相信中国经济和我们的人民币是有能力为全球在相当大程度上补充流动性,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详情]

2017楼市股市汇率和经济大势怎么走?
2017楼市股市汇率和经济大势怎么走?

  本文选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信公众号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防控金融市场风险,是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近期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就2017中国经济整体走势、楼市、股市和汇率等进行了深入解读,一起进入。 经济政策总体走向是“稳”字当头 2017经济政策总体走向,可以用三个短语概括—— “稳”字当头,供给先行,需求保航 2016年,中国实体经济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民营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呈现下滑趋势。但由于一方面有一些政府的投资支撑,另一方面全球商品市场回暖,去年下半年经济有所回升,表现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是负增长的PPI(生产价格指数),现在转为正增长了,意味着实体经济稳下来了,这给了我们信心。 今后的经济政策,要继续“稳”字当头,通过防范金融风险,实施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和中性的货币政策,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2017年GDP能够实现预期增长目标 2017年实体经济已经趋稳,特别是民营经济部门的投资有所恢复。政策导向是让大家不要把钱都投到金融市场,而是把钱用来做一些实体经济。 比如说,再投资和技术创新,我觉得还是会保持好的势头,一个原因是全球经济在回升,虽然有美国特朗普新政这个不确定因素,但美国的政体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而且特朗普看重的也是经济利益,所以,特朗普会弱化美元升值,美元强势对美国出口是不利的。 我认为,中国在2017年能够保持6.5%左右的GDP增长,实现预期增长目标,这是基本上有把握做到的事情。 用房地产促进经济增长的代价非常大 有报道指出“用房地产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需要反思”,这一点我表示同意。 目前来说,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触顶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的高位,但全球经济下滑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所以当时“保增长”的压力非常大,最后还是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把增长保住了,但是代价非常大,因为金融市场有个特征,它会超调,你希望它增长5%,基本上预期作用会让它到7%—8%。超调造成经济扭曲,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 中央在2016年及时出台了调控政策,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势头摁了下去,同时在房地产调控上又不能做过头,如果房价大幅波动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值得吸取 关于房地产市场,我们可以从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上吸取教训。日本经济就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导致后面近20年非常痛苦的挣扎。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过快地运用了提高利率的政策,刺破了泡沫。 中国吸取了这个教训,让房地产总体稳定又有结构上的调整,三四线城市重点去库存,一二线城市保持基本稳定,这里最重要的是让前面十几年所发行的货币沉淀在房地产市场上,而非大规模地流出来。 房地产市场就像一个大池子,把发行过多的货币圈在那里,但要保证没有一个大口子让池子中的水也就是货币存量快速地流出来,控制人民币贬值预期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对人民币快速贬值的预期会带来资本外流的风险,威胁到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美国宏观政策取向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我做了一些分析和判断。 从2015年8月11日(即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确实出现了一波较快的对美元的贬值,一个原因是美元本身升值较快,而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人民币的升值趋势走到了一个拐点,出现了贬值的倾向,虽说美元的快速升值是人民币贬值的重要原因,但也不是说人民币本身没有贬值的趋势。 2017年是一个关键点,对中国经济来说,要保证沉淀在房地产市场的人民币不会过多地流出来兑换成美元,这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一是美元还会不会持续上涨,现在看来,这个趋势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会受到抑制,特朗普希望刺激美国经济,他不想让美元升值得那么快。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美国是政府管财政政策,美联储管货币政策,美联储计划是今年加息三次,一是因为美国经济本身现在增长得较好,通货膨胀的预期有了;二是特朗普声称要采用政府投资基本建设这样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也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综合考虑以上几个方面,美国的货币政策会从紧,货币政策从紧会让美元有上升趋势,而特朗普又会设法阻止美元升值,所以现在不好判断美元是否会像目前这样缓慢地变化甚至下跌,还是会像去年那样较快地上升。 如果说美元快速升值,那么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会很大,资本外流的压力也会很大,这时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资本管制的手段,一方面做资本管制,一方面是容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得多一点。对中国比较好的情形就是美元不大涨,即使美元不大涨,中国也应该想办法让人民币对美元贬一点,为规避未来美元升值的风险创造一些空间。 总体来说,人民币汇率仍有贬值压力,至于贬多少还是要取决于美元是升是贬以及变化幅度,美元的升值幅度取决于特朗普和耶伦所主导的美国宏观政策取向。 关于中国的资本流向管制 中国的资本是不是会流出去,其实就是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中美利差是否大于预期的汇率贬值率。举例来说,如果在中国用人民币投资可以获得相对安全的回报,例如理财产品6%的年化收益率,而在美国用美元投资的回报连1%都不到,那么也就是说中美的利差为5%,那么只要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小于5%,理性的投资者就不会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 还有第二个条件。尽管利差很重要,但如果人们对汇率贬值有恐慌情绪,那么就不会去管这个利差了,资本外流就会发生。所以说防止汇率会大幅贬值的恐慌情绪的蔓延,是规避资本外流风险的必要手段。 目前,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做得很好的,通过舆论的导向,通过不改变5万美元额度的政策,来稳定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兑换美元的意向。毕竟中国老百姓对美国市场不熟悉,即使换成美元,放在国内银行的美元账户里收益率是非常低的,所以目前资本外流规模得到了控制。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意义重大 我注意到中国政府近期出台了一些新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上世纪80、90年代国家给了外资很多优惠政策,因为要发展中国经济,需要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到了20世纪,中国本土企业成长得非常快,外国企业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下降了,所以政府就撤销了一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比如外资企业需要承担与中国企业相同的所得税税率。 然而目前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资本在外流,一些跨国公司也有撤资的举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迫切需要吸引一些高端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出台一些新的吸引外资政策,是意义重大之举。 在世界范围内举目眺望,除了美国经济相对好一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仍不乐观,比较而言,中国经济还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目前一些外资撤资,有些是出于政治原因,有些是对中国的前景存有疑虑。所以,中国要做的,第一是降低不确定性,第二是出台一些优惠政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税赋降下来。我相信会有外投进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这对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2017年股市会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无论何时,股市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句话,世上没有新事。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多次犯错。 2016年证监会做了一些调整更多地将心沉下来,让股市相对比较稳定地走。股市本身就是由市场决定,政府要做的是防止系统性风险,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不是说给投机者买单。 我估计2017年的股市会是相对平稳的,不会大起大落。主要的原因在于,今年的政策有了一个转向,从保增长为第一,到防风险和促改革为第一,尤其是货币政策趋向中性偏紧。房市稳定靠的是货币存量留在房市,而股市较多地取决于货币流量,在流动性较紧的情况下,股市很难有大幅上涨的可能。[详情]

供给侧改革障碍是什么?增长靠效率还是投资?
供给侧改革障碍是什么?增长靠效率还是投资?

  本文选自“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微信公众号 “ “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是就现象答问题的多,而对基本问题研究的不透。 要通过研究,把本质的东西抽出来,然后一层层地把次要因素加进去,这样最后就浮现出整个现实!” --吴敬琏 在近日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高金)和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团上海公司)联合主办的“SAIF·CAFR名家讲堂”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带来了新书《中国改革三部曲》。这套书是吴敬琏此前三本重要专著的结集,包含其对跨越60年的中国改革问题的思考,被视为一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 同时,吴敬琏教授发表了题为《研究中国的真问题》的现场演讲,重申要“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其中的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 在对于中国的真问题的界定上,吴敬琏教授强调说:“对中国来说,贯穿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有两个主要的线索,一个是增长模式的转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 以下为吴敬琏教授演讲原文: 这两年我参加一些论坛常说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其中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于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是就现象答问题的多,而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透。 现象是多种规定的集合,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就热闹一通,但是浅尝辄止,没有把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以后,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可能是一种很偶然的因素,很次要的因素,很短期的因素,但现象表现就往往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新的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过了几天,因为现象的变化很快,所以这个事情好像人们又不关注了。 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会觉得是一个新问题,这是因为对本质没有认识,所以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来那些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被遗忘。或者是当出现新形势的时候原来已有的认识变模糊了,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于是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就很不足。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浪潮来的时候都要把基本问题弄清楚,因为本质的东西是比较稳定、长期存在的。如果能够继承原来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设,把新的现象加进来,就能够步步深入来理解这个问题。 举个例子,与会者预先提出的问题有上百个,随便拿一个,现在来给出答案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似乎有这个习惯,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从技术上把过程弄得更好,然后自己再来找到答案。 比如有一个问题问,“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属于政府官僚推动型的改革,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源在哪里?”这里面好多事情都不清楚,比如,前三十多年改革是什么改革?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官僚推动型的改革?好像这些都不是已经弄明白了的。新一轮改革动力源在哪里?这个问题几乎是没法回答的,想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源头上去,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前三十年的改革是谁推动的?是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若干个社会力量推动的?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期望,不同的做法,那么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期望,不同的目标是同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由不同的社会力量推动的?这些问题如果都不清楚的话,就没办法回答动力源的问题。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此时此刻能解决的,需要搞清楚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哪些发现?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有可能,也许今天,也许更长一点时间可以给出答案。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每一次都只把当前的问题回答了,没有退回去,弄清楚本质的问题,所以现在接不上。 再举一个例子,有人问“去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领域在工业,结果煤、钢、黑色冶金普遍涨价,其他行业生产未见改观,到目前为止成效并不令广大民众满意,这是不是一个伪供给侧改革?如何才能有效的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问的是怎么才能推动,障碍在哪里。但是到底什么叫供给侧改革?这个基本问题要搞清楚。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了供给侧改革,再后来又变成跟“三去一降一补”是一回事了,于是这个问题就要回答 “三去一降一补”,或者叫结构调整的障碍在哪里?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法回答,因为前面应该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 如果就这个现象,现在钢铁涨价了,但去年中国钢的产量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要就问题本身简直没办法回答。要回答就要一直开回去,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供给侧?为什么要结构性改革?这个口号在提出之后一炮而红,但当时就没有把这些事情追问清楚。以至于现在问题来了,就没办法回答。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基本问题。 所有现实问题都需要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把基本问题弄清楚,然后一层层地往现象推。我觉得马克思提倡抽象法是对的,马克思说不能从现象出发,因为现象是多种规定的集合。研究的过程是抽象,抽象到最本质是最稀薄的,当然抽象得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比如,马克思抽象到最后,从研究资本主义抽象到了商品的两重性、劳动的两重性;亚当·斯密则不然,他通过抽象,认为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分工。到底哪一个抽象得对,可以再讨论。但是这个办法是正确的,因为要通过研究,把本质的东西抽出来,然后一层一层地把次要的因素加进去,这样最后就浮现出整个的现实,而不是急于就现象论现象来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 对中国来说,贯穿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有两个主要的线索,一个是增长模式的转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就这两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回到基本问题。 一、关于增长模式的转型 为了就现象解决问题,我们提过许多不同的口号。每一次口号提出以后都会研究学习,但没有把基本的认识留下来。比如,从1981年到2015年提过很多口号,单看口号都是对的,但是好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1981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所属部门和我们的一些咨询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就由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十大建设方针”。包括要降低重工业的投入,拯救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商业,还有如何进行技改等。中心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新路”的十大方针。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学还是跟海外隔绝的,所以“效率”这个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当然“效益”是什么也不清楚。有人说“效益”就是利润,有的说利润不能表现“效益”。但是这个问题是抓准了的,其实就是效率问题。 但是,这个方针因为没有讨论透,到1983年,就有一位理论家、政治家提出,十大方针里有一些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的。比如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基本原理;比如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基本原理中的“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来源”,也就是投资是增长的唯一来源。他在《红旗》杂志上写了一篇长论文,连登三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必须坚持,也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靠投资来增长,必须坚持,否则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所以当时的十大方针以后就很少有人再提了。 而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结果变得越来越严重。到了1995年,国家计委提出,我们很多经济问题都是因为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外延式的增长模式,于是就找到一个苏联口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它是苏联人在六十年代后期提出的。当时有个故事,中国在“大跃进”时提出要超英赶美,赫鲁晓夫就不高兴,“我是老大哥,你们超英赶美了我们怎么办?”于是就要求中国对表,还开了一次非常规的代表大会,准备从1959年开始用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 如果按经济增长率算,苏联觉得超过美国完全没有问题。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发现情况不对了,苏联经济增速下降。首先是因为劳动力紧缺,更加麻烦的是另外两个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一个是技术差距,一个是生活水平差距。于是苏共中央就要求经济学界讨论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就是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苏共中央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效率,他们从《资本论》第二卷找到几个词,主要靠资源投入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或“粗放增长”;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集约增长”或者“内涵增长”。于是苏联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转到集约。虽然我国留学苏联的经济学家都引进苏联的这个说法,但是在国内没有引起重视。 1995年国家计委觉得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就接受了苏联的口号,向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党中央做了研究,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面就提出要实现这个转变。当时中央机关还进行了一些讨论,苏联为什么没实现?结论是体制不行。所以在“九五”计划里面提出,我们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经济学上,什么叫粗放和集约?粗放和集约可以是另外一个意思。比如种卫生田就是粗放的,大量施肥就是集约的,这个意思跟刚才讲的意思并不相同。因为没有就基本问题说清楚,所以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点模糊。第九个五年计划通过几年以后,人们慢慢就不知道这个转变是从哪转到哪了。 几年前我在浦东干部学院一个高级干部培训班上曾经问学员,“哪一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从哪里转到哪里?”没有一个人答出来。后来我发现一些报道最多的提法是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个跟原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就经济学文献看,只有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节,提到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这个口号。现代经济学很清楚,但是一般说法叫增长质量、增长数量,它的内容其实要用增长函数才能说得清楚。 1995年的“九五”计划效果不错,因为当时的改革跨了一个大步。“十五”就不太好,这次不是用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了,变成霍夫曼的“工业化的后期是重化工业化时期”。这个经验定理,是霍夫曼从工业化的前期外推的,中间已经隔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其实是有问题的,但一下子风靡全国,全国都搞起重化工业化,用大量的投资去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于是“十五”计划期间的增长模式是倒退的,到“十五”计划后期,即2005年以后各种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十一五”的时候有一次大讨论,到底走哪条路线呢?最后回到“九五”计划的意见占了上风,《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就是这个大讨论的产物。我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做了一个很短的讨论,然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答辩,写得长,最后就成了这本书。 “十一五”提了一个口号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线。总结“十五”时期,我们能知道为什么“九五”计划方针贯彻不下去,原因是有几个执行障碍。虽然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要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决定基本上没有执行。所以“十一五”虽然做了规定,但是进展很小。以后提出的几个口号,其实内容都一样。 比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种说法,什么叫跨越,为什么中等收入会有陷阱?我认为世界银行经济增长委员会的解释比较可信,就是在中等社会阶段有些增长的动力已经不管用了,需要找到新的动力。其实这个新的动力就是提高效率。 后来提出的“引领新常态”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新常态”跟西方说的“新常态”好像不太一样。西方所说的“新常态”是指进入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衰退状态。我们“走向新常态”或者是“引领新常态”所要实现的“常态”是什么?有两个特点:一是增速下降,二是效率提高。 这个也讨论得不彻底,因为中央领导讲的是转向“新常态”,走向“新常态”,到了报刊或者民众的讨论的时候,就说我们已经在“新常态”里面了。这个“新常态”就是第一条,没有第二条。真正要实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一定要有第二条,关键还在效率问题上。 然后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在我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部分,一是供给侧,要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结构性改革。那为什么会提出要从供给侧去找问题呢?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从2009年以后一直都是从需求侧找问题的,比如靠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力气不够,怎么办?增加需求。 那么,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就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我们这个市场还没有建立,怎么办?要靠改革。虽然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间的架构都是要改的,这就是结构性改革。 一开始,我们是在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了,变成了跟需求侧改革相对立的东西了。真正的供给侧改革还是“三去一降一补”。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从需求侧去刺激,前年第四季度和去年第三季度还是放了很多水,所以价格上涨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改革推进不够,效率提升不上去,无法纠正资源误配的现象,结构优化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需要用行政命令来下指标,比如钢铁今年降产能多少万吨,然后分发到省,省分发到县,县跟企业定合同、签责任书,要求企业今年降多少产能。这就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意有相当的差距。 当然在我们的情况下,市场还不完善,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是无论如何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哪怕像十四届三中全会讲的,起基础性作用也好。让市场发挥作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具体问题都要回到基本。那么,这个发展问题或者说增长模式问题的基本,本质的规定是什么?我看就是索洛的增长函数,这是一个总量,也可以取增量,就是经济统合的增量,通常用Y来表示,它是这三个因素的增量。资本K的增量,劳动L的增量,还有一个就是A,就是TFP的提高,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所有问题,其实都在于我们过去的增长靠的一个是人口红利,也就是说L的增长,一个靠的是海量的投资,就是K的增长。但是这两个方面都碰到问题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6年左右就已经消失了,劳动力总量从去年开始就在下降。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用不下去了,它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回报递减。2009年那一轮刺激,增长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而且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的刺激强度不比那个时候差,但是效果递减,到最近两年已经没有作用。另一方面,靠海量投资拉动经济的负面效应变得非常大,杠杆率持续攀升,已经超过了临界点,特别是去年开始引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变得很突出了。所以不能再用海量投资的办法去做了。 那么索洛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呢?因为改革开放,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有人说2004年,有人说2005年,至少到2007年以后,明显的TFP增长率下降。 所以现在的问题从供给侧的分析其实就是要用索洛的这个增长函数来分析,或者说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式来分析,说到底好像就是这样的问题。专家做了这个,但是大众好像很少接触,甚至学经济学专业的也很少接触,报刊更很少提到。于是因为基本问题不清楚,所以讨论现象问题的时候,五花八门的各种问题就应接不暇。 二、关于体制的变革 体制方面的基本问题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优于计划经济,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大家太注意现象层面的就事论事了。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有学者第一次论证了计划经济可以跟市场经济一样有很高的效率。但是有一个前提,信息必须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计划经济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能够跟市场经济达到同样的水平。后来哈耶克给出了致命的一击,他证明了充分的信息机制不可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经济活动中,信息是分散产生的,怎么可能把这些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个重要的制定经济计划的机关,然后得出结果呢? 我过去曾跟国家计委一块工作。有一年我参加计划制定工作,发现了这样一件事。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是要把下面上报的信息集中起来,但下面上报的时候,所有的产出信息都会少报,所有投入的信息都会多报,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计划委员会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就要在下面上报的相关数据上砍一刀。那基层也知道计划委员会要在数据上砍一刀,所以它就会比本来多报的数据还要多一点。这就叫“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你说这个事怎么解决呢? 有人说有办法,现在计算技术不是很厉害吗?这是从兰格来的。兰格说如果有电脑几秒钟就模拟出来结果的话,我就不会写那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章,因为计划机关不需要通过不断试错来模拟竞争。苏联按照兰格的模式干过,罗马尼亚也干过,建立全国网络,重点企业的数据直接连接到国家计委。苏联好像是七十年代把这个网络建成了,但没有成功。他们说苏联太大,但是罗马尼亚不大,也不成。为什么不成功?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所以现在又来了,说有了大数据之后,搞计划经济就有效了。 还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现在一说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除了市场的决定作用,还有政府的作用。你仔细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说清楚的,这句话是“要更好地发挥”,就是过去发挥得不好。那怎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呢?就是提供公共品,校正市场失灵。发挥市场作用,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发指令性指标。但是回到基本问题,为什么市场有优越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并没有讨论清楚。 总而言之,我们要首先把基本问题研究清楚。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发过一篇文章叫《经济学原理》,里面说要把本质的问题抽象起来,你的观察才能深刻,你的结论才有一般性。因为本质是贯穿在各种现象中间的,所以你对本质问题研究清楚以后,你观察的覆盖面就可以更快。否则你只能就事论事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做出回答,无法把这个知识迁移到别的现象上去运用。这个观点我很同意。 图9 我们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都要从基本问题上入手。一个是结构优化,纠正资源的误配,提高效率。另外一个就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建立起来。 市场就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纠正资源的误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建立一个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使得人们有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有推动力,这样才有可能创新。 “三去一降一补”,就是要通过这两条来完成,一条就是通过奖优惩劣、优胜劣汰,把结构变得更好。一条就是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去激励创新和创业。通过这样的办法,也许我们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就会比现在更加有效。 根据吴敬琏在“SAIF·CAFR名家讲堂”现场演讲内容整理[详情]

万科30亿入股链家争霸租赁大市场时代
万科30亿入股链家争霸租赁大市场时代

  本文选自“浙大EMBA”微信公众号 万科最近很火! 任职20年后,王石被爆出将于6月2日退出华润置地董事会。万科控制权之争再添悬念。 万科19日确认已与链家集团签订增资协议,各方同意万科将通过增资事项以30亿元的价格获得链家集团股权。万科是房地产龙企业,链家作为房屋中介的巨头,这两家企业走到一起,外界不免对未来的房地产发展多了几分想象。 买入链家,如同买入一个存量房市场的头等舱位。 但背后只是这么简单吗?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房子代表家的概念,是在一座城市落地生根的标志。中国人对房子的渴求更胜于其它。 一线城市,特别是北上广深房价节节飙升,房子成为了“奢侈品”。动辄百万元的首付让奋斗在大城市的“漂族”望房兴叹,买房成为一大批年轻人心中的阵痛。“没有租过房,不足以谈人生”,折射出年轻一代对租房的强烈需求。买不起房,租房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岂不知这是未来潜在的万亿市场。 事实上,几年前万科已经推出长租公寓业务品牌“泊寓”,计划至2017年将实现15万间公寓持有运营。继续把长租公寓作为很重要的着力点,主要在核心城市发展。 租赁市场迎来发展时机 随着房价上涨逐渐接近天花板,房屋租赁市场迎来了最为合适的发展时机。 分析人士称,随着房地产市场主赛道悄然转换,存量时代揭开序幕,房屋租赁也将迎来新纪元,一个新兴的租房时代将来临。有报告称,目前我国租金规模达到一万亿,加上后期的装修以及服务等,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随着90后、00后流动性增大,他们追求自由及消费观念超前,未来住房租赁市场满足他们的需求变得越发重要。 在链家董事长左晖看来,未来租房这件事情发展空间非常大,链家当初涉足租赁市场并没有觉得这个是风口,而是因为看到行业痛点。他对租赁行业有7个判断: ➤ 未来十年租金会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北京、上海的租金的价格涨幅、增长了大概130%左右,深圳增长了100%,广州增长60%,全国平均下来增长40%。 ➤ 2020年左右,中国大约会有一个3万亿的长租市场。 ➤ 租赁市场里会有超过60%的代理率。这将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代理的市场和一个比较大的机构市场。 ➤ 租的机会主要在于住宅。 ➤ 租的机会主要集中于国内TOP30的城市,30城共享3万亿。 ➤ 线上化趋势,互联网会很深的介入到租的产业里面。 ➤ 在产品建设、交易平台、居住服务、金融服务等产业链上大家的分工协作。 住房租赁在行业内尚未出现寡头,谁抢饮到“头啖汤”,谁就有了新的增长点。 链家研究院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租赁人口1.6亿,租赁房屋4600万套,未来会有更多人通过租房满足居住需求,并有越来越多的房屋通过存量盘活和增量开发的形式进入房地产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3-5年,中国将有约2亿人进入租房市场,租金规模将超过1.5万亿元,中国未来的租房市场空间巨大。报告预计2025年租金将接近3万亿元人民币,租赁人口2.3亿;到2030年,租金交易额将达4.6万亿元,租赁人口达到2.7亿人,一线城市租金交易额将超万亿元。 优客工厂创始人毛大庆提供的数据显示,北京首次购房人群平均年龄已从2013年的30岁推迟到2016年的34岁。2010年到2016年,30岁至50岁的租赁人口占比从11%上升至47%。 随着我国一线城市房价的攀高,我国租房人口占比在全国层面将超过30%,一线城市会超过40%,未来个别城市甚至将会有超过50%的人租房居住。从现实的人口流动出发,租赁行为将主要发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居住观念方面,许多人的思维已经发生了转变。数据显示,2015年有1.6亿人选择租赁生活方式,这一数据还在不断增加,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9亿人,2030年达到2.7亿人。即便如此,我国的租赁人口只占11.6%,远低于发达租赁市场约30%的标准。 巨头入局房屋租赁,市场迎来一场血拼? 住房租赁服务市场在不断扩大,巨大潜力正被各路资本所觊觎,越来越多的企业巨头嗅到了这一巨大市场所蕴藏的商机。 2016年12月,万科、住总联合小米公司拿下北京两宗地块,建设自持商品住房并将全部作为租赁住房。 2017年3月17日,麦家公寓对外宣布完成数千万元人民币A轮融资,以租房为切入点结合自营公寓做生活共享平台,投资方为保利资本。 2017年3月21日软银集团向共享办公空间租赁巨头WeWork Co。投资3亿美元。据悉,未来至少还会有两笔大规模注资,总计约30亿美元。 2017年3月29日,阿里旗下的支付宝高调宣布携手蘑菇租房进军租房市场,推出“租房免押金”服务。同一天,世联行董事长陈劲松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世联行做长租公寓的目标是100万间,这是一个长期的投入过程。 早在几年前,招商、远洋、龙湖、阳光城等众多房企都已相继涉足长租公寓。来自克而瑞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排名前三十的房企中,已经有三分之一进入这个领域。与此同时,中介巨头如链家、我爱我家、世联行等也在持续发力租赁市场。 随着这次万科的入局,这些觊觎中国房屋租赁市场“大蛋糕”的巨头们将不可避免一场残酷的血拼。 业界指出,公寓租赁市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所瞄准的正是租赁市场发展的这一广阔前景。而租赁市场的扩大,关键是源于“抑制投资性买房需求,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这一大背景。同时,长租公寓也是有效去库存的一种方式,因此受到房企和资本市场的关注。 房地产市场中唯一仍有政策红利的领域? 伴随楼市调控政策的不断出台,各种利好租赁市场的政策也纷纷推出。可以预计,未来2-3年内,金融、财税、土地、市场监管等多策并举,租赁市场有可能是房地产市场中唯一享有政策红利的领域。 自2015年以来,中央多次提出“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租赁市场的关注度更是持续上升,相继出台公积金提取、税收优惠、商改住等支持政策,多方位推进租赁市场发展。 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明确,到2020年,基本形成供应主体多元、经营服务规范、租赁关系稳定的住房租赁市场体系。在供地和金融配套上鼓励租赁,鼓励金融机构向住房租赁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鼓励地方政府盘活城区存量土地,采用多种方式增加租赁住房用地有效供应。落实鼓励个人出租住房的优惠政策,鼓励个人依法出租自有住房。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再次明确规范发展租赁市场,加快租赁立法,推动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满足多层次需求。 住建部则提出将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作为今年的重点,大力整治“黑中介”、“黑二房东”,保护租房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快立法,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和中介行为;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将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违法行为记入信用档案,建立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促进企业依法诚信经营。 加快住房租赁立法,鼓励、保障机构化、规模化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已经被作为2017年住房租赁立法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 房屋租赁比例低,就不算是发达国家吗? 目前我国租赁市场租金规模占整个房屋交易市场的6%,相比日本租赁市场72%,美国租赁市场50%的比例来说,我国租赁市场发展空间很大。 从国际经验来看,住房租赁市场是满足各国居住需求的主要途径之一。从国际规律来看,越是一线城市,租赁人口的占比就越高。甚至有人声称:衡量一个城市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就是租赁发展程度。如果以此类推,租赁发展程度低是我国不是发达国家的体现吗? 长期以来,美国始终有1/3左右的家庭通过租房市场来满足自身居住需求。即便发达如日本,40%的家庭是在租房。欧洲国家中,接近1/3家庭住在租赁房中,其中,德国、瑞典和捷克三国租房率超过50%。相比之下,我国住房自有率常年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而具体到租房市场机构所占的比例,美国租房市场30%机构化,日本80%机构化,中国的机构化不到5%。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预测,未来国内可能实现70%机构渗透率,其中机构持有房源比例为10%。毛大庆则说,未来租赁市场会存在开发商、二手房中介机构、专业机构三者并举的局面。 最大瓶颈在运营,行业走向成熟还有很长的路 谈到房屋租赁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业内人士认为可以根据五个指标观察: ➤ 租房人口占比,即有多少人通过租赁来解决住房的需求; ➤ 租金收入比,一个家庭30%收入用于租房,这是一个基础标准,对于中高收入群体的支付比例会更高一点; ➤ 机构化的渗透率有多高,今天美国的渗透率35%,日本的渗透率80%以上,一线城市中北京最高,也只有20%不到,全国层面只有2%,机构化发展空间很大; ➤ 产业链日趋完整,形成一批相对完整的围绕租赁产业链服务的公司和衍生的服务业; ➤ 形成一大批上市公司。比如在美国,上市的房地产非常多,最大的公司超过200亿美金市值。 对比之下,我国目前长租公寓行业发展不够规范,非法隔断、黑中介等现象屡禁不止,相关法律存在缺失,且围绕刺激、保护、支持租赁市场的许许多多的制度要素都不是完全匹配。企业运营中也有诸多痛点,亟待政府和市场、机构解决。 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则直接提出中国租房市场存在的三大问题,第一,市场供给不足,租金高居不下;第二,房源主要由个人提供,缺少统一规范管理,“群租房”等违规租赁形式广泛存在;第三,租赁市场尚未建立严格法律法规,承租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左晖认为租赁最大的瓶颈在运营。只有10万间以上规模才能看出行业的短板,10万间既能产生规模效应,同时也既有可能会产生黑洞。整个租赁产业链需要分工和协作。 资产管理首先就是闲置住房租赁业务的整合、运营、管理,同时,利用金融手段来实现资产在运营过程中的增值。但目前市场上这类房地产金融产品少之又少,政策上只有一个鼓励性措施的大框架,缺乏落地细则和指引方针。 巨头争霸租赁大市场时代,谁将拔得头筹? 数万亿级的租赁市场将何去何从?像阿里、万科、招商、龙湖这些伺机进入抢吃“大蛋糕”的巨头们,到底如何才能占得先机、拔得头筹? 首先是看准市场需求和大趋势。中金公司分析师肖月认为,租房消费升级+城市间分化将是中国住房租赁市场未来两大重要趋势。华泰证券谢皓宇分析,如今租房者八成是85后,超45%为90后,普通的租赁房屋再不可能满足这两种人群。资本的进入和政策的推动,都给公寓租赁行业带来巨大的想象力。 此外,在市场建设方面,树立和培育租赁市场的理念需要先行一步,特别是要在鼓励和保障租赁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层面上加强研究,要树立和培育租赁市场的理念。 再者,机构化让租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国租赁市场正处于加速成长期,随着政策红利逐步释放,过去5年,青年公寓的探索以及周边配套产业的完善,特别是开发商、房地产基金等大量高阶参与者进入,中国租赁产业生态将趋于完整。伴随这一过程,一大批规模化、专业化租赁运营机构会快速崛起,机构渗透率将得以提升。培育专业化租赁机构,提高租住品质,促进市场供应主体多元化。 从运营机构的角度出发,克服用户痛点、不断打造出适用不同用户需求的产品成为他们努力的方向。资本红利是加速器,是短期的,但是服务红利是长期的。最终拼的是运营,拼的是服务。 每一位有信仰的行业先锋都会有一个愿景。左晖曾提出,“让租房子成为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随着万科重金入股链家,他的愿景也许并不遥远。 这个5万亿级房屋租赁市场的宝藏正在一步步被撬起,星光熠熠![详情]

北京大学姚洋:中国经济学的世界贡献
北京大学姚洋:中国经济学的世界贡献

  本文选自“北大国发院BiMBA学院”微信公众号 姚洋,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等。主要作品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作为制度创新的经济改革》、《制度经济学三人谈》、《我们的时代》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推动了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也催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经济理论。 突破经济学一价定律,促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转型无先例可循、无理论可依。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和方案,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早在1980年,就有经济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计划经济的一大弊端是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盲目放开价格会导致经济的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应实行价格改革的双轨制方案,国家对供应严重短缺的部门继续管控价格,对供求关系相对宽松的部门放开价格。10年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采取所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生产大幅度下降,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经济学者观点的正确性。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把价格双轨制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莫干山会议是当时青年经济学者的群英会,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产生了新的价格双轨制方案,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按产品划分的双轨制不同,价格双轨制是一物二价,一件产品既有计划价又有市场价,计划价适用于计划内的产量,市场价适用于超计划的产量,优点是能够鼓励企业进行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采纳了价格双轨制的建议。 价格双轨制是对经济学一价定律的重大突破。以1994年汇率双轨制的并轨为结束标志,价格双轨制实行了10年,为中国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经济体制转型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创新组织理论,有效解释了国有企业改制成功的原因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有企业改制被提上议事日程。与价格改革必须在全国范围统一推行不同,国有企业改制可以通过地方试验逐步完成。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广东和山东一些地方率先开始国企改制。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缜密的调研,国务院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国企改制全面铺开。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花大力气解决了几千万国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社保问题,保证了改制的顺利进行。经济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国企改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少有的成就,原因在于采取了渐进和地方试验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中国采用渐进和地方试验的方式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为什么同样进行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选择的策略和路径却差异巨大?这是世界经济学界都很关注的问题。为解释这一问题,中国经济学者对M型和U型组织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讲,M型组织就是以“块块”为主的组织,类似公司里的事业部;U型组织就是以“条条”为主的组织,类似公司里的职能部门。前者更注重“块块”功能的完整性,容易进行小规模的试验;后者更注重垂直管理,任何改革都涉及整个体系的调整。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也非常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M型组织特征,适合采取地方试验的改革方式;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则非常僵化,具有很强的U型组织特征,不适合采用地方试验的方式进行改革,而且改革成本更高。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原因,而且解决了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同时也为组织理论创新作出了贡献。 中央统一领导+分税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我国是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在单一制下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一直是党和政府面临的执政难题之一。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制度,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成本,同时也显著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上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财政包干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税收纪律松弛,中央财力大幅度下降。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扭转了这个局面,同时也把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制度化。在单一制国家实行高度的财政分权,这是我国的一大创举。这个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也刺激了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中央统一领导则为地方官员引领方向,能够降低地方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国经济学者还发现,中国财政分权的成功归因于坚持中央统一领导。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许多国家都尝试过用财政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但最终结果大都不尽如人意,原因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 创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找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正确路径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助推中国经济体量在短时间内跃居世界第二。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创造连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奇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学者提出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已经存在200年,但以前只是一个贸易理论。中国学者把这个理论扩展到解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提出一个国家应该利用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我国而言,劳动力在很长时间里是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因而,发挥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一理论和政策建议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同。 当然,强调比较优势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非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国际发展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并没有在所有国家取得成功,那些成功经济体的共性是,它们在采取这个模式之前就已经拥有了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工业基础。这恰恰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完成的任务。将我国和同时期的印度进行比较很容易发现,我国的优势在于基础教育的普及、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工业基础的建立。在工业方面,尽管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衡,但快速的资本积累也大大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探索“中国模式”,揭示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制度原因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专业化和规范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模式”的讨论上来,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否与中国体制有关?中国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有效手段,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很多制度具有开创性,比如价格双轨制,又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经济增长和转型起到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有意模糊产权归属)。这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制度,都是在当时条件下有效、管用的制度。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中国制度的科学性表现得更加充分。比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展所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又如,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学者还敏锐地注意到,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拥有独特的官员选拔制度。党不仅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而且担负起培养和选拔官员的责任。这一制度的优势在于,官员在接受组织培养和选拔的过程中,可以积累大量的执政经验。而且,相比于西方,中国官员更加具有战略眼光和长远眼光。西方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的普遍认识是,只要对政府官员的约束到位了,他们就会为社会服务。换言之,他们希冀给政府官员施加的只是被动约束。中国的选拔制突破了这个认识。在约束官员的同时,选拔制也给予官员正面激励, 那些能够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民众福利水平的官员更容易获得升迁。正面激励也鼓励官员更加努力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笔者和合作者利用城市层面官员的数据所作的研究表明,市级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选拔制为政府官员提供的正面激励。 目前,关于中国选拔制的研究方兴未艾,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在学术层面,它促使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学者重新思考国家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的目标之一是实现良治,而高效的决策机制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是良治的重要标志。当代世界的实践表明,西方民主制度并不能保证良治。在美国,民主制度日益沦为否决政治,治理低效问题越来越明显;在欧洲,民粹主义泛滥,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对长远利益的追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退化成简单的一人一票制度,政治动荡成为常态。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上,西方民主制度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它并没有终结人类社会对优良政体的追求。在这方面,学者的探索和研究至关重要,中国的实践则提供了极佳的素材。中国的实践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各国的制度不尽相同,中国也一贯主张各国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制度模式。但是,中国的实践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面镜子,帮助它们取长补短,改进治理方式。 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学不断地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中汲取养料,贡献了影响世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一些理论成果在引领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上世纪80年代尤为突出。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者对现实具有浓厚的兴趣,学术界和政策界互动频繁。对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者来说,学术是经世济民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今天的中国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不同,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学者们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学术质量不断提高,但很多学术研究离现实越来越远。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学术研究脱离现实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不仅无益于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也无益于提高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今天的经济学者应深刻认识到,中国发展进步的脚步没有停止,改革开放还在路上,中国的实践仍然是学术研究的一座富矿。只有深入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才能产生有深度、有价值、有世界影响的理论,在更好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的同时,把中国打造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思想大国和经济理论大国。[详情]

清华大学教授周皓:反腐对经济有正面影响
清华大学教授周皓:反腐对经济有正面影响

  本文选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微信公众号 反腐调查(宣布)导致信贷分配从国企转向民企,更高效的信贷分配对经济有利。西方学界和主流媒体也开始更多得出类似结论。 反 在近日北大国发院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基于他与合作者的一篇已送审的论文提出了上述观点。 他坦言,自己2012年回国工作,当时,乃至目前,对反腐较为普遍的看法都是其对经济存在负面影响。 一直以来,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对腐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都存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腐败可以是润滑剂,对经济发展可能有促进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腐败和寻租损害了经济价值,对经济造成永久性的损失。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中,对两种观点的支持都有。 周皓认为,不光要看与反腐调查直接相关的企业,也要看相竞争的企业,进而能够扩展到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 一个反腐调查宣布对相竞争的企业同时存在两种效果,一种是传染效应,其他未被反腐调查波及的企业也会受影响;另一种是竞争效应,一个企业被调查会令其他企业获得更好的竞争地位。 他通过对2013(反腐运动集中开始于2012年底)到2015年3年间一系列反腐调查宣布前后,覆盖中国经济的30个主要行业的1965家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的计量分析显示,对于同行业的民企来说,竞争效应强于传染效应;国企在反腐调查宣布后,获得的信贷在之后两年内是减少的,民企获得的信贷是增加的。 周皓就影响机制解释称,反腐调查宣布前后,性质相似企业接下来被调查的可能性更高。比如周永康受调查,他曾执掌的中石油其他官员被反腐调查波及的可能性大,而同行业中国企中石化官员也很有可能被波及。但是该行业的民营企业(假设存在)被波及可能性小。 对信贷分配的影响一方面在于资金供给端,即银行考虑反腐调查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减少对与被调查官员直接相关企业的贷款;同时在短期内,调查扩散的可能性是大的,至少在情况还不明朗之前,也会减少同行业类似国企的贷款。但是银行仍然需要通过放出类似总额的贷款来盈利,那么自然会对非国企增加放贷。 周皓的计量分析还显示,民企在反腐调查公布后主要增加的是短期贷款,因为长期贷款往往与产业政策等方面有更密切相关,短期贷款是银行决策人有更大裁量权、可根据情况临时调整的。 此外,企业债发行是国企增加,民营减少 。他解释称,因为相对贷款,企业债是成本更高的融资手段。换句话说,反腐调查宣布后,民企获取低成本融资的机会更大。 他还发现,在所有金融业信贷中,调查宣布后银行贷款在国企和民企分化最强(相对非银行机构信贷等),原因在于银行信息渠道最广、对调查敏感度最高、事先获得泄露的信息和传言的可能性最大。事实上在调查宣布前,银行对该行业内国企和民企的信贷已开始出现分化。 周皓表示,西方学界和主流媒体近来也开始得出类似的反腐利于经济的结论。 针对反腐更多牵涉帮派之争的西方普遍看法,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格里芬(John M. Griffin)等人2016年的研究显示,受反腐调查波及企业不仅腐败行为更多、通常也是其他违规行为更多的。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基于他早年的研究认为,反腐如果是公平的、全面的、有力度的,对企业相当于间接的降税。如果反腐与 “简政放权”和公务员报酬水平与市场水平相适应等其他配套举措结合,对经济总的效果会更好,反腐的效果也更可持续。 英国《金融时报》在4月初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贵州茅台,以及建设、医药行业企业近段时间的盈利改善和市值上涨,与反腐推开后不再需要付出很多贿赂的成本(寻租成本)有关。在反腐运动伊始,茅台酒销量曾受巨大冲击。4月18日,贵州茅台估价突破400大关,创历史新高。 周皓认为,过去反腐对经济有负面影响的看法,宏观背景是国内经济下行、国际经济不振,这与反腐同时发生。宏观研究无法剔除这些外部影响。在该论文的研究中,他试图通过事件研究(Event Study)这一计量经济学手段,控制宏观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和不同。 他还将民生银行前行长毛晓峰2015年1月被调查,作为对银行业的一个外部冲击进一步验证资金供给端的影响,发现其也导致信贷转向民企。 在他看来,此类对银行的金融反腐举措,导致其他银行家和其他银行的决策者减少类似的通过批贷行为来为自己建立政治资本和关系的行为(担心类似行为被调查),这也让银行整体对国企的信贷减少。 他表示,在样本的三年内,只有这一个金融业反腐的例子。周皓猜测,前一段时间经济下行,金融反腐被人为推迟了,今年金融反腐大幕拉开后,相信再过几年,在这方面会有更进一步、更为清晰的结论。[详情]

樊纲:三四线城市的房价真的在暴涨吗?
樊纲:三四线城市的房价真的在暴涨吗?

  本文选自“北大汇丰EMBA”微信公众号 樊纲,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融资难、融资贵是典型周期性经济下滑的产物 经济一直在下滑,连续6年了。从去年有一点好消息,生产者价值指数为标志的通货紧缩,到去年下半年基本结束了。但仔细看,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债务,这些问题是典型的周期性问题,典型的经济过热、投资过热产生的产能过剩的结果。 到2007年,最高增速到了14.1%,当时投什么都火。投资的回报高,让大家觉得现在7%、8%的投资不算投资,天天抱怨没有投资机会。2007年底房地产调整,9月份房地产开始调头,10月份股市开始调头,2008年调整的很深,第三季度GDP6%。本来想2008年调整一年,2009年调整一年,2010年恢复基本增长。没有想到2008年调整到一半金融危机来了,危机来了,G20开会,大家一致同意吸取以往的教训,要联手救市。 经历了四万亿的刺激,再加上各种刺激政策,刺激买房,刺激买车,2009年一下热起来,2009年、2010年又经历了两轮过热。两轮过热结果就是产能过剩,2008年时统计钢铁产能过剩,4亿吨的需求6亿吨的产能,三分之一过剩。2011年再统计,6亿吨的需求12亿吨的产能,就是典型的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后面就是债务,产能过剩就是借了钱投了资,投了资没有订单,没有订单就债务。 融资难、融资贵都是典型的周期性经济下滑。为什么融资难,老说央行货币紧迫,这些年银行头寸是有的,但旧债还不上,新的订单又没有,银行为什么借给你。真要借给你,点就加几个,成本得高,这就是在调整时期的逻辑。 所以这些年的低迷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周期性的波动,因为我们前面的经济过热,因为我们的过热产生的这些问题要有一个消化、整理、处理的过程,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经济软着陆带来的盘整期投资机遇不能小看 处理危机有不同的办法。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方式是硬着陆,比较快的大规模整理、处理这些问题。美联储最近刚加了息,加了两次了,而且还要加。美国经济应该说已经走出低谷,美国经济是危机的发起者,它选用的方式就是硬着陆,一下崩掉、破产,雷曼兄弟那些大企业一夜消失,大规模的倒闭破产,然后衰退负增长,当时3%-4%的负增长。他负增长把这些问题处理了回过头慢慢地恢复,包括房地产。 我们则倾向于软着陆。第一我们不希望增长速度降的太低,不让局部的问题酿成系统性的问题,政府一直在做这个事。客观上说,我们对宏观的管理还是比较下力气的,在一定意义还是相对比较有效的。我们在泡沫的期间,经济过热的期间没有特别放纵它,我们在过热的时候还是采取一点措施的来把它压一压,压一压导致泡沫不是太大,不是太大后面就容易实行软着陆,但很多人看不到这个问题。 软着陆的好处是没有负增长,没有衰退,坏处就是时间长一点,触底不一定反弹,还需要在低谷徘徊一段,盘整现在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债务问题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些问题,大概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盘整期也有它的功能和经济意义不能小看,对投资来说,各种产业都要盘整,兼并重组提高集中度,也就是说,盘整期就是兼并重组、收购,市场优胜略汰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通过这样的盘整,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为下一步的增长打下基础。 说到下一轮,但愿不再过热增长,7%左右就是很好的增长,我们能维持在7%,再有五六年,十来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会好得不得了。我们人均GDP跟美国比现在不到五分之一,这个指数叫追赶指数,韩国1979年就到了这个水平,又有20年的高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告一段落,我们对比还早,中国的故事远远还没有结束。 任志强说有生之年看不到房价跌 我有点同意 房地产这次波动最大的特点是两极分化。一二线城市价格飙升,三四线城市继续低迷,库存的问题特别严重。 最近有人在为了吸引眼球,标题写三四线城市暴涨,他正文加一句,这个三四线概念不是很准,是大城市周边的三四线城市,那不叫三四线城市,那叫大都市圈里面的小城镇,大都市圈继续飙涨,因为中心城市涨了之后波及到,波及到开车或者坐车坐铁路一小时到一小时半的半径区域里面,实际上都属于大城市都市圈的一部分。 真正的三四线城市仍然低,除了调控管住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谓的城镇化战略。 我们城市化一直不叫城市化,一直叫城镇化,鼓励小城镇发展,限制控制大城市发展。最近一轮要限制人口,不让大城市发展。现实中的问题是你已经不能控制人们的迁移了,不可能再限制人口,但是限制人口的背后是限制土地供给。 小城市敞开供给鼓励发展,大城市就限制。规定多少人口相应多少土地,这就是叫城镇化战略。但这样的战略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情况,想让人们到小城镇定居和生活,但企业不到小城镇去,因为基础设施不行,交通不行,不产生供应链,企业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而人为什么迁移?人迁移是为了找工作,迁移是为了有更好地生活,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因此,我们所谓城镇化战略就违背了人的迁移的基本规律,结果就是小城市有地,小城市政府也愿意让大家来,一些房地产商2008年、2009年到三四线城市拿地,然后三四线城市建一批房,房子建完了,发现人走光了。 最近二十年人口迁移主要方向进了大城市,大城市就拥挤了,土地不增加,供给不增加,我们现在所有的力用在控制需求,但是你得想想供给方,土地供给。最典型的就是深圳,深圳计划是800万人口的城市,土地供给,公共品供给,警察,消防队都按那个配置,现在人口2100万,房价当然最贵了。最基本的供求关系就摆在那里,两极分化,任志强就说有生之年看不到中国房价会跌,我有点同意他,因为你政策不变嘛,现在政策继续是激励政策,你就看不到大城市的房价跌。要问我房价跌不跌,基本的格局摆在这里,当然城市跟城市比,大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不一样。 这一轮不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有一些也是反弹性的增长,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这次就是两极分化,这个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 有钱的人开始退休,对小城镇发展会是带来不一样过程 欧洲也有一些小城镇发展,但它的特点是,工业化过程经历很长时间,一两百年才完成工业化进程,很多人没有走,退休的人回来了。退休的人回来城市就发展了,为什么?带着退休金回来了,有钱了,带着现在城市生活的精力回来了,回来改建老宅,把政府也带回来了,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服务。有钱的人开始退休了,这是很不一样的过程。 小城镇总是有人发展,小城镇没有什么工业,就是为了老年人服务。我们属于快速工业化,快速工业化就类似像东京、韩国,人口高度集中。在50年时间里,一代人、两代人工业化就没有人不断回去的过程,现在刚开始有人要回去。中国肯定有一些大城市中心群的发展。有一些小城镇得等下一轮,小城镇不是没有机会,是要等有钱的、退休的人回去。小城镇是要保护好生态,保护好文化,保护好老宅。 房产税这样的长效机制现在议论比较多一点,经济学还有人议论房产税管不管用,我说价格有不管用的吗?只有不够高的价格不管用,上海、重庆的房产税不管用,他零点几的房产税当然不管用,提到3%试试。欧洲美国这些年没有涨房价,房价一涨就开始卖房子,因为工资还不够交房产税,房产税的长效机制一定起作用,这是经济基本规律。[详情]

2017新浪EMBA高端论坛圆满结束影响深远
2017新浪EMBA高端论坛圆满结束影响深远

  2017年4月19日,由新浪教育、新浪财经主办,品逸商学承办的主题为“开启EMBA 2.0时代”的EMBA高端论坛在新浪总部圆满结束。 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等在内的将近二十家国内商学院参加了本次论坛,三十多位商学院EMBA项目领导齐聚一堂,在国内 EMBA 教育面临重大变革的背景下,群策群力,共话EMBA行业未来发展。 活动一开始,新浪教育总监梅景松女士对“新浪教育”频道做了简要介绍:新浪教育成立于2000年,至今已有17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大的教育门户平台,每天移动端有450万的用户,而内容覆盖量最大的“高考频道”每年的峰值是一天有1700万的用户。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的毕业生,梅景松非常希望新浪教育能借助媒体的力量服务于全国的EMBA项目及学员,与商学院机构一起努力让中国的EMBA事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新浪财经内容中心主编王元平女士在发言时谈到:新浪财经在整个互联网财经门户网站的排名第一,有着非常强的影响力,用户人群以30~50岁的男性为主,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4座一线大城市,与EMBA的目标受众比较契合。商学院EMBA这个领域,人群都很高端,如果用比较有凝聚力的线上线下活动把大家聚在一起,将会产生巨大的价值。 接下来,论坛进入分享环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EMBA项目主任程军慧、长江商学院的EMBA&EE项目主任夏莲、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EMBA项目主任邹宇峰以及承办方品逸商学的创始人汪晓霞都做了精彩的分享。 程军慧主任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做了简要的历史背景介绍,重点分享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EMBA项目发展历程和项目特色。作为一个做了11年EMBA项目的行业资深人士,程军慧分享了从2002年至2017年这十五年中从EMBA招生折射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夏莲主任分享了长江商学院EMBA教育的思路,在论坛中她讲到EMBA项目是长江商学院创立以后的第一个项目,到现在依然是学院旗帜性的项目之一,它的定位和培养目标与学院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长江商学院的EMBA项目目标人群是金字塔尖的人群,企业的创始人、董事长、一把手。一直以来,长江商学院努力在业内做到引领和创新,教学的体系也一直在演变。 人大商学院的邹宇峰主任则对当下64所EMBA院校招生断崖式下降进行了解读:第一,国家经济处于调整期,大量的企业死亡,新兴的企业还没有成长起来,经济活力较差;第二,“八项规定”出台之后,EMBA生源少了大概30%;第三,EMBA的招生进入统考,由教育部统一划线、各学校按需调整录取,进入了2.0时代。对比国外商学院的EMBA,中国的EMBA发展在之前存在着非理性繁荣,而今后的发展趋势则是差异化和小而精。 汪晓霞女士在三位项目主任分享之后,站在商学院之外的角度做了名为“另眼看EMBA”的分享,并介绍了品逸商学的创办初衷及理念。汪晓霞女士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中心副主任、 新华都商学院创业MBA项目主任。她在与丰宝恒投资集团董事长丁刚先生创办品逸企业服务公司的过程中,发现企业主有强烈的学习愿望,而怎样选择学习项目很茫然,而商学院苦于招募与项目匹配的优秀学生,基于对商学院教育的熟悉和资源,汪晓霞女士又创办了品逸商学项目,品逸商学旨在为商学院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为企业导入优质培训服务,为学习者匹配适合的教育资源。 在讨论环节,在场的嘉宾围绕着以下三个主题展开了讨论:1、EMBA联考政策的出台,对中国EMBA招生有怎样的影响?2、各校EMBA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中国EMBA教育路在何方?3、 中国EMBA教育质量如何管控?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项目主任李奕滨、郑州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周柯、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EMBA项目主任赵道致、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EMBA教育中心主任范小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EMBA中心主任陈胜军、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执行主任满颖等都积极发言,引发了在场嘉宾一轮又一轮的热烈讨论。 在活动现场,参会嘉宾纷纷寄语新浪EMBA频道和品逸商学,祝福新浪EMBA频道和品逸商学在今后的发展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行业的佼佼者,并期待今后进一步的合作。至此,新浪2017EMBA高端论坛落下帷幕,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各种有关EMBA发展,创新的话题还在持续发酵,在业内带来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想了解更多的参会嘉宾发言,请点以下链接: 程军慧:朗润园最朴实的人和院子还有情怀 夏莲:EMBA项目的任务是持续地改革和创新 邹宇峰:2017EMBA招生断崖式下降的三个判断 汪晓霞:商学院要给到EMBA学员哪些东西? 李奕滨:外界对EMBA行业的误解非常深 周柯:EMBA行业要共同发声传递正能量 赵道致:EMBA项目遇到困难之后的应对策略 范小华:EMBA项目困难重重在夹缝中生存 陈胜军:EMBA行业处于危机时刻需要多交流 满颖:体现北京交通大学EMBA办学的特色[详情]

EMBA沙龙:“装土豪”还是“简单有情怀”?
EMBA沙龙:“装土豪”还是“简单有情怀”?

  有不少人认为,读EMBA是有钱人的游戏、混圈子的富豪俱乐部,还有就是某商学院经常爆出的八卦,如某位大佬为女同学做红烧肉的故事。事实上,对于这个群体的理解,媒体有太多的臆测和炒作。那么,这次小编将带你去触碰这个群体最真实的一面。 在独特、充满精英人群气息,位于京城元大都遗址的茶说空间,新浪教育EMBA频道与品逸商学举办了EMBA沙龙。资深的EMBA项目院校负责人、杰出的EMBA校友和即将走入国内顶级商学院学习的2017级EMBA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让EMBA学习价值最大化?”这个话题。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某个周末午后的交流中,大家仿佛像老友一样,感受到了彼此的真实和热情,有理想、有故事,有小目标。 嘉宾:新浪教育中心总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4级EMBA梅景松女士 在小编看来,小梅总是女神一样的存在。商学院的江湖上都说EMBA群体是狼多肉少,女生非常受欢迎,更何况是一位高学历、高颜值的职场精英女性。出乎小编意料的是,小梅总在交流一开始就说到:“我入学第三天就被同学们冷落,直到半年后才知道原因……”。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小梅总一开始就被同学们排斥?难道江湖传言不实,EMBA同学不看颜值了吗? 职场中的小梅总给人的印象是既时尚又优雅的女人,但在她自己的分享中却化身为像风一样的女子。“在戈壁徒步104公里,6、7个小时几乎一直在狂奔,衣服上、手上和脸上都是泥,脚起了三个血泡,膝盖肿的像馒头一样,走到最后感觉腿都要断了。。。。。。,但是,我们坚持到最后,拿到第一名。” 你是不是和小编一样好奇,是什么让小梅总像个女汉子一样在战斗? 在交流的不经意间,小梅总聊到了EMBA的饭局日常。她坦言一开始特别不喜欢那种很江湖的氛围,尤其害怕喝酒。可是到了后来,会珍惜每一次的同学聚会,喝点酒聊会天。从小梅总恳切的言语中,可以感受到EMBA同学之间相互扶持、惺惺相惜的深厚友情。这是当你真正付出和倾注情感之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所形成的友谊,非常的宝贵和难得。 嘉宾:雷石泰合合伙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04级EMBA柴朝明先生 作为2004级的北大光华EMBA校友,回忆起十多年前的求学时光,柴总很认真地说道:“读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谦卑。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尤其不能忽视当时不起眼的同学”。到底是有怎样的神秘同学,让柴总有这样的感慨! 钱,是EMBA人群绕不开的话题,因为读EMBA的人都不差钱。但是,柴总却提醒道:“同学之间的资金来往一定要谨慎,私人之间尽量别借钱,公司之间可以按照商业规矩办。。。。。。” 在本次沙龙中,小编感受到正式交流中的柴总非常理性和严肃,但私下接触起来却又不失亲切。因此,无论是当时在班上还是毕业若干年后,他始终深得同学们的信任。目前,在一家主要由北大EMBA校友所组成的知名投资公司里担任合伙人,投资业绩卓著。 嘉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项目主任程军慧老师 作为管理了十几个班的班主任,程老师对过去十年EMBA学员主要构成的变化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回顾EMBA最近十年的发展史,程老师发出了“天下EMBA是一家”的感叹。对于不同的学校而言,哪些情况是一样的?这个问题程老师会给出非常好的答案。 EMBA圈子里最不缺的就是资源,但如何更好地调动这些资源?恐怕不是喝酒、打高尔夫、出去游玩就能搞定的。对此,程老师给出了自己的洞察:要珍惜每一次亮相的机会,先把做人的问题想好以及…… EMBA是个小社会,读的时候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如何更好地跟同学相处?程老师提醒道:“在刚刚入学的这个阶段,不要轻易给别人划定界限,喜欢或者讨厌。因为有的人不跟他一起拓展一次,永远不知道背后的真实情况。” 以上是本次EMBA沙龙三位嘉宾的精彩片段。在预告之后,我们将以原汁原味的呈现方式,在后续报道中一一揭晓EMBA的那些事儿。 更多后续报道,请点击以下链接: 梅景松:关于EMBA圈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儿 柴朝明:给EMBA新生的忠告会学习很重要 程军慧:EMBA学习立足修身可水到渠成[详情]

业内盛事新浪2017EMBA高端论坛即将开启
业内盛事新浪2017EMBA高端论坛即将开启

  2016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自2017年起,EMBA将纳入全国统一的硕士研究生入学,由教育部统一划线、各学校按需调整录取,国内EMBA教育面临重大变革,进入招生2.0时代。 2017年4月19日,由新浪教育、新浪财经主办,品逸商学承办的2017EMBA高端论坛将在新浪总部隆重召开,论坛邀请国内商学院EMBA项目负责人参与讨论,业内资深人士云集,堪称一大盛事。 如果把2016年之前各院校采用的“面试+自命题笔试”称为1.0时代,那么2017级EMBA的招生与选拔将正式进入2.0时代。此次新浪教育、新浪财经举办2017EMBA高端论坛,主题即为“开启EMBA2.0时代”,各商学院相关负责人将通过交流EMBA项目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探讨如何应对重大改革,共商解决方案,共同推动中国EMBA教育的发展。 一直以来,新浪教育是国内第一大教育考试门户网站,新浪财经是全球华人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财经媒体平台, 2017年重力打造的EMBA频道已于3月上线,旨在提供院校资讯、申请备考、学友分享、名师观点、管理案例等优质内容,为EMBA及准EMBA人群搭建互联网交流平台。 此次活动承办方品逸商学成立伊始,就聚焦于商学领域,为商学院及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育信息和互联网服务,搭建学生、院校、专家、机构互动沟通的桥梁。 据悉,活动现场将开展分享环节和对话环节,到场的每位嘉宾都能畅所欲言。希望通过此次新浪EMBA系列高端论坛,参会嘉宾可以互通有无,取各家所长,共同谋划EMBA行业的发展。[详情]

雄安新区,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破题之作?
雄安新区,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破题之作?

  本文选自“北大光华EMBA”微信公众号 雄安新区甫一问世,平地惊雷,引起上上下下热烈追捧。在资本市场上,从A股到H股市场,雄安概念股火爆异常,广泛吸引投资者的关注;雄安新区不仅刷屏,也在最近一段时间占据了主流媒体和公共政策的话语体系;更有甚者,包括国开行等在内的金融机构和诸如国电、中石化、中船重工、联通、中铁建等在内的众多央企不甘人后,纷纷表态将不遗余力支持新区建设。的确,类似“千年之计、国家大事”的这样描述, 以及赋予雄安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同等级别的战略定位,甚至把原深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许勤调任河北本身,都能给外界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雄安会是下一个深圳? 政策制定者的战略意图目前只是反映在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2017年4月1日印发的通知之中,着墨高远但毕竟还停留在意义阐释层面。雄安新区的具体规划,实施路径,创新维度,甚至短、中、长期目标、以及相应的投资和市场规模,这一切都需要靠更多的细节来丰盈,甚至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才能逐渐变明晰。一项伟大的历史性的战略选择,其价值最终需要靠时间来验证。正因如此,坊间几乎是一面倒的叫好声,以及方方面面超乎寻常的迅速而积极的回应,不但惹人焦虑,更启人深思——雄安新区的战略价值究竟几何? 新区成立通知发布至今已近两周,投行的经济学家们忙忙碌碌,用各种各样的分析从不同角度估测新区建设对经济的影响。摩根士丹利最近发布的分析报告言之凿凿,预测未来10到20年建设雄安新区所需投资大约为1.2-2.4万亿元人民币,将有近500万人在十年内从首都迁到雄安。仅仅从治理北京“大城市病”从而将非首都功能外迁的角度,或是从促进京津冀均衡发展这个角度来计算雄安的价值,很难将雄安与全国11个自由贸易区和数不胜数的各类开发区区别开来,更难解释最高决策层赋予雄安的伟大历史定位。毕竟,2.4万亿的投资,即使按照摩根士丹利预测的乐观场景,也只是让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每年能够提升0.63个百分点。20年2.4万亿的投资,不可谓不多。然而,相较于2016年全国超过5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年均1200亿只是杯水车薪,遑论上升到“全国意义”的高度。八十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对外开放职能,带领了珠三角的经济腾飞,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极和珠三角一带的城市群;九十年代上海浦东新区以金融为抓手,通过综合改革,成为长三角的龙头,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极。与深圳和浦东同级,却只是将雄安新区诠释成“首都副中心”,这种解读毫无意义。以此为基础建构的价值评估模型更是让人难有任何信心。 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过,“最好的预测未来的方式是去创造未来。”既然建设雄安新区的真正战略意图及其经济和社会价值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猜想层面,人们完全可以对它报有最乐观的期望,去付出最真诚的努力,以期获得最理想的结局。雄安新区的未来并不取决于那些诉诸纸端的皇皇之言,而是取决于它将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真正落地并产生持久的价值。在一个与当初建设深圳特区或是浦东新区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坚定地相信,以新区的体量和可能的规模,雄安的建设只有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破题之作,才有可能在漫漫历史中寻找到独特位置,成为千年之计。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基本完成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过程中,依靠投资拉动和要素投入,中国经济保持了近四十年高速经济增长。1980年至2015年间,中国的平均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超过40%,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水平。最近五年,以上述指标衡量的投资率更是高达50%。最近三十五年,中国按GDP衡量的经济总量增长了近30倍,超过6.2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例从1%激增到25%,变成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用占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每年生产500亿件T恤、100亿双鞋、世界50%的钢、52%的铝、 60%的水泥,以及25%的汽车。 经济学里有一个等价方程式:增长率=投资率X投资资本收益率。用这一框架分析很容易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究竟做对了什么。按照该方程式,投资率和投资效率(即资本效率,用投资资本收益率来衡量)都可以驱动经济增长。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的起点较低,资本相对稀缺,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投资资本收益率因而也较高。高投资率和相对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合力促成中国经济长达近40年高速增长。 然而,促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很多因素是一次性的。在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加剧,劳动力短缺或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现实;长期的高投资带来大面积产能过剩和高企的企业债务,未来继续维持高投资率变得越来越困难;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赛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的热情,但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也带来庞大的地方债务,大量的低效投资,和环境的恶化;适度“金融压抑”政策曾经使得中国能够在短时期内将有限的资源聚集起来,迅速实现工业化,但金融压抑所带来金融中介服务低效,覆盖面窄,结构不合理等痼疾,正制约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房地产市场曾在本世纪的前十来年极大地促进了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并为地方政府财力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土地财政”和高房价也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中国经济,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顺利实现; 扭曲的公司治理模式模糊了企业经营的真实目标,导致企业普遍缺乏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的动机与能力;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勇于创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在丧失,民众缺乏获得感,社会戾气加剧。 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出现和发酵,严重挑战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直接威胁中国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急需全面梳理和转型。经济层面上,将增长模式从简单投资拉动转为消费驱动和效率驱动,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已是必须;在社会生活层面,重新界定政府在公共生活中的职能,在社会各阶层建立正向激励,是社会转型必须追求的目标。 雄安新区的建设必须结合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大背景。必须指出,在其各自的发展阶段,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都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雄安新区的建设将处于一个相对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历史使命也将大不相同。中国经济正面临换挡减速,与深圳和浦东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每年10%左右的GDP增长速度相比,雄安发展面对的是一个下降的经济周期;此外,城镇化程度、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务情况、各类要素成本、公众对改革的预期、私企和普通民众的投资信心、金融体系的整体状况、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等等都与彼时大相径庭。这种背景下,雄安新区的建设不能被简单理解成疏解首都经济功能的基建工程乃至规模更大的房地产项目;其发展思路必须区别于过往以天量信贷带动投资进而推动GDP的增长逻辑。 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明确表示要将雄安新区建设成“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进而成为中国新的增长极和未来的增长引擎。雄安新区的发展必须摆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传统逻辑。雄安发展的驱动力不应该是靠各类融资来支撑的高投资率,而应该是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更为均衡的组合,是一个以更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为特点的全新的经济微观基础。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源于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源于一个相对年轻、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知识人群,源于完善的市场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源于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重新界定,源于一个更富有流动性的社会,源于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尊重与爱护,也源于通过混合制等方式深化国企改革改变其只重规模,不重投资效率的行为模式等。 雄安的千年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是一张白纸,在于它过去没有去做的那些事情。雄安既没有既得利益者的束缚,也没有路径依赖的负担,更没有过往片面追求高速增长所累积起来的沉珂。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中,思想可以先行,全新的发展理念可以主导进程,新区的规划者和建设者可以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破解中国发展中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林林总总的挑战。当新区建设能够走出一条不再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和只重规模不重投资效率的发展路径时,雄安就有可能破题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 如何建设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的建设需要一条不同寻常的新路。哈耶克曾经说过,“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没有什么是必然的,使其成为必然的,是思想。” 依靠国家强大的资源,雄安新区的建设不乏资本,缺的更可能是思想。破题中国经济和社会滞延已久的转型,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从下面四个“新”开始创新: 塑造新的发展理念。 过往四十年,我们的发展理念大多是建立在经济能够高速增长、固定资产至关重要、全球化会不断深入、速度和规模优先于效率、靠高速发展能解决发展中积累的问题等前提假设之上的。这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只重规模,不重效率。在新区的建设过程中,不能再片面强调GDP增长。过分强调增长率,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靠由债务来驱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去实现增长目标。在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的情况下,通过高投资率来实现较高的增长率最终是饮鸩止渴。新区建设中应该改变现有的经济政策话语体系,更强调与民众获得感关系更强的经济与社会指标评估。 建设新的地方政府财政金融体系。 新区经济建设的引擎转向投资资本收益率之后,新区将不再依赖房地产经济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土地财政,其财政情况将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新区政府可以考虑编制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寻求市场化的政府信用评级,并以信用评级为基础,发行地方政府债,以此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模式。不仅提升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也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经济、财政和债务情况的透明性。 营造新的商业环境。 以创新驱动经济,提升经济活力,最终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要求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大幅减轻企业减负——这个在别的地方很难践履的改革举措,可以在雄安新区大胆尝试。此外,创新活力很难来自在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如何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是新区规划者和建设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确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 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城市繁荣的基础。新区建设应该废除户籍制度,改变户口对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实现一个真正有活力的劳动力市场,进而提升创业创新的活力和成功率。 是下一个深圳还是另一个曹妃甸?大幕既然已经开启,我们唯有希望雄安新区未来的建设能够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真正结合在一起。这样,雄安可能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周期。[详情]

事业家庭儿女教育及现代思维的“许十条”
事业家庭儿女教育及现代思维的“许十条”

  本文选自“中欧EMBA”微信公众号 在中欧的经济学课上,许斌教授喜欢讲产出(结果)是‘智商×情商’的产物,其中资源数量等于智商,效率质量等于情商。在他看来,功夫总在诗外,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这次,他从‘现代观念’的理念出发,通过个人经历和他人案例,分享他在事业、家庭和儿女教育方面的想法与做法。 我所理解的现代观念,是和一些传统的观念相对比,没有说现代观念一定比传统观念好,也没有说现代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我把一些自认为是符合现代潮流的观念跟大家分享。 所谓的现代观念,是和一些传统观念相对比 第一点叫做表里如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传统的观念总是要装饰,不一定是虚伪,而是要包装、讲面子。但真正的现代思维应该更要讲里子。 第二点是共赢。无论在家庭、公司,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你要追求的是共赢。而不是说我上不去,你也别想上去,然后你踏了我的底线,我也要跟你过不去。 任何的冲突,你的目的到底是想让这件事化解掉,还是想证明你是对他是错?比较现代的想法就是共赢。 第三点是要去做大概率的决策。中国人的传统,更喜欢相信‘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类说法。所以你去大西洋城、拉斯维加斯或者澳门看,赌博的以中国人为多,他们的理念是‘我总是要试试的’,做法是相信小概率,‘我可能有这个运气呢’。但是真正现代的做法是去做大概率的事情。 第四点就是坚持原则跟弹性之间的把握。原则是重要的,但还是要有一点点的弹性。我们的目标是将事情做好,而非坚持某个原则。 我如果在某个地方守着高考考场的门,有人迟到了一两分钟,我肯定让他进考场,我情愿自己对此负责,也觉得他这一辈子的重要性不能被所谓死的原则约束。其中的关键是要把事情做好,为最大的利益服务,这是一个现代的观念。 而反面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为玉碎’的人反而对有弹性的人说,说不定你要犯错的。但是为了整体的利益,在坚决之上,还要有妥协的余地。 第五点是价值第一,成本第二。举个例子,我女儿4岁时,我买房装修,添置最贵的物件是3万元的等离子电视。这3万元,对我女儿以后视力好坏的价值是非常大的,所以我选择价值第一。 做决策的时候,在你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如果它很重要,你就要舍得。这不是成本的问题,是价值的问题。而不看价值,省钱第一的做法就比较传统。 第六点是家庭第一,哥们第二。我很小就有这样的理念,对朋友是忠实,能帮则帮,但最重要的是家庭。中国有很多的传统,包括小时候,我的父母买了一套很好的积木送给我舅舅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他们却舍不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客人总是优先的,但那样的传统会造成一个不好的现象,很多时候我们都以牺牲家人作为代价,我觉得这是反现代思维的。 这六点是我发散性的思维,接着我把它们理成一个逻辑,即所谓现代思维的‘许十条’: 1.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每个人在每件事上有一个‘潜在能力’,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潜在能力在哪里,所以应该多尝试,不断提高对自己潜在能力的认识。而身为父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去认识自己孩子的各项潜在能力。 我和太太曾经有一个争论,在讨论女儿去哪里念书的时候。直到有位朋友跟我讲,他弟弟的小孩从中国去到美国念书,过去以后成绩没问题,但学不进去,因为短了的一块,比如说美国的历史、美国的体育,就很难融入。 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因为太太开始就支持女儿去念美国的学校,她觉得中国的教育约束了孩子的思维。我当时有点犹豫,还想要兼得中美教育的长处。但这个事例,把我的想法完全打掉了。 我女儿不是理科生,她是一个文科生,这点从她小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从文科生的角度来发展,要的是一种日积月累的东西,所以她去融入美国的教育,是要花很大力气的。 2.做自己 坦然接受自己非常难,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尤其在年轻的时候,你看人家都好,看自己却差。包括做父母的,要接受自己,也要接受自己的孩子。孩子在记事了以后,尽量让他做适合做的事情,要避免一个陷阱,就是面子诱惑。 中国人对面子很讲究,会说我的孩子一定要进那个班,一定要做这个事,哪怕他不喜欢,也要逼着他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时候要避免面子诱惑,因为面子只给别人看一秒钟,之后都是自己承受。你要比较一下,为了这一秒钟,你最后付了多少代价。 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位朋友,朋友的儿子跟我女儿差不多大。我女儿丢三落四很厉害,我太太常为此抱怨。结果朋友的太太说,你们偷着笑吧,幸福吧。她的儿子永远都很紧张,‘妈妈这个东西放好了没有?门锁了没有?’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我女儿忘性大,在朋友眼中却是多好的一个优点。很多事情你要从各个角度去看,你自己认为是缺点的,也可能是一个好的优点。 3.与人为善,追求共赢,懂得感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利,追求私利无可厚非,但斤斤计较者必得小利而失大利。而坚持底线,善于变通,在双方的底线之内找到共赢区域的法则是:强者谦让弱者。 共赢,还是共输? 经济学的博弈论里有一个例子叫做大猪小猪的博弈,猪圈里有一只大猪和一只小猪,猪圈的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设了开关,其中一只猪去踩一下开关,就会有猪食进槽。有好事之徒真的做了这个实验,几个回合之后小猪就明白了,它去踩开关,出来的食物会被大猪吃光,它的收入将不抵成本。如果大猪也选择等待的话,那么小猪的收益为零,成本也为零。对小猪而言,等待还是要优于行动。反观大猪,如果小猪不去踩开关,它去踩开关总比不踩强。 只有强者谦让弱者,才能让双赢结果成立,如果大家都追求最利己的结果,最终会落得双输的局面。此外,还要懂得感恩,因为没有什么是你应得的 4.避免过犹不及 经济学里有这样一张图:边际收益=边际成本。 经济学的最优解:边际收益 = 边际成本 什么事情要做到最好,你的收益等于你额外的成本,如果成本比收益要大,那就不划算了。如果你追求空气的纯净,100%的纯净基本上是错的,到了90%以上,耗费的社会资源就太大了。 社会的成本跟社会的收益达到一个平衡,这就是所谓的适当的程度。要不要做极致呢?有时候要,如果在极致点上,边际收益还是大于边际成本的话,那就应该追求极致。我的总结是追求完美不是病,完美主义才是病,在小事情上还是要放过自己。 5.勿以特例为常态 比如我们说爱因斯坦小时候成绩很差,长大变成了科学家,这就是不看概率大小,只看结果的表现。再比如说,中国古人提出的勾三股四弦五是特例,毕达哥拉斯最后证明了‘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才是定理,不是说勾股定理没有贡献,而是说一个东西真正成为理论,是需要证明的。 西方最大的成功,在于它的思考是演绎法,一定是先假设,推出东西,然后再实证,这是可以进步的。而归纳法进步不了,这次你抓了一把,正好抓到这个特例,下次再抓就不一定了。 6.尊重常识 常识是大家一般认可的东西 常识就是大家一般认可的东西。像美国审犯人,用的是陪审团制度,选12个普通人,让他们听案例辩论,最后得出一个大家可以同意的决定交给法官,法官照此判案。你会想这12个人懂什么法律?但数据可以证明,这样做还是比一个所谓的包青天在那里判案更加靠谱。 7.抱开放的心态 当别人和你想的或做的不一样时,不要持否定的态度。可能别人是对的,或者你和他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为什么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走的地方多了,有没有得到收益?就是看不同的地方、人和生活,跟你的想象大相径庭,然后你的包容性就大了。 8.勇于认错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听取不同的意见,才能减少误判。勇于认错,特别是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 9.学会赞美和批评的艺术 人都是感性动物,喜欢听好话,你要多看到别人的长处,多肯定、多赞美。多赞美并不是‘和稀泥’,有时需要讲出逆耳之言,但批评别人时需要掌握时机和分寸,记得目的是将事态向好的方向推进,而不是将事情搞糟。 10.摆正家庭事业朋友的关系 家庭第一 每个人要处理很多关系,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原则,我把我的原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称它为FESP。 首先家庭第一(Family First),我母亲80岁寿辰,我带她坐游轮到韩国、日本走一趟,时间上跟一项工作有冲突,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我选择的是孝;其次有同理心(Empathy ),就是你设身处地替人家想;第三真诚对待朋友(Sincerity);最后严守职业操守(Professional)。这是我处理家庭、事业和朋友关系的原则。 [详情]

北大教授张维迎:有两种人是政府无法替代的
北大教授张维迎:有两种人是政府无法替代的

  本文选自“北大国发院EMBA”微信公众号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鼓舞了很多年轻人,但似乎结果并不让人乐观。中国经济想要腾飞的真正瓶颈到底在哪?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期的重大时刻,企业与企业家、投资家,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哪些地方?推荐张维迎先生一篇演讲实录文章供您参考。 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是我过去30多年研究的主题。我在1984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后来与盛斌合作写成《企业家》一书,到现在,我始终没有离开那篇文章和那本书所设定的主题。 下面我谈六个观点。 一、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 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无论资源配置还是技术进步,都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应用。但非常遗憾,如果你学过经济学的话,你从教科书当中得到的结论是,市场就是价格,就是通过价格不断的调整,供求达到均衡。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主流经济学假设这个世界是确定的,信息是完全的,偏好和技术是给定的,并且还假定所有人都是同样聪明的。如果世界是确定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未来的样子;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每个人都有足够做决策的知识和信息;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比谁更聪明,那么,每个人都是无所不能的“企业家”。自然也就不需要企业家。实际上,世界是不确定的,判断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收益,好多信息都没有,没有办法按计算机程序做决策,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想象力。而且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想象力和判断力。市场是不是有效,依赖于市场当中最具智慧、判断力和想象力的人,要看他们怎么去做决策,这类人就是企业家。 第二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均衡和稳定,而不是发展和变化。但市场经济真正的本质不是均衡和稳定,而是发展和变化。过去200年,西方世界最早实现了市场经济,不断有新的产品出现、新的技术出现,产业结构不断变化,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今天使用的产品和200年前不一样,和30年前也不一样。30年前我们没有手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10年前没有微信,现在我们都使用微信。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经济。 这种变化和发展来自创新。谁是创新的真正主体呢?企业家。但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以及它关注的重点,使得教科书当中没有了企业家;甚至一些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真正关注企业家。 举个例子,增长理论中最著名的所谓新古典增长模型,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如何依赖于资本积累,但它并没有关注资本积累是如何进行的,如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它只关心资本的数量,不关心谁在积累资本,谁在进行投资。最新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关注的是知识、R&D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它没有关注知识和R&D如何通过一种特定的人群,也就是企业家,来变成经济发展的源泉的。 1986年我有一篇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商品经济=价格+企业家。那时候讲的商品经济就是现在讲的市场经济。只可惜主流经济学只关注价格,不关注企业家。 可以说,今天很多有关政策的争论,如经济发展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主导,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其实都依赖于怎么去理解企业家和市场的关系。如果不能真正理解企业家在怎么发挥作用,市场的有效运行和人类的技术进步如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政策建议实际上就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只强调资本积累,不理解企业家的重要性,以为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进行资本积累,得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其实,资本只是企业家调动资源、实现创新的工具,离开了企业家精神,靠政府进行的积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 计划经济时代,街头常见景象 二、资本家的职责是选择企业家 我在1984年写了企业家的文章及其后的《企业家》一书后,应该说,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共识:企业家是重要的;中国改革要成功,需要企业家。 但什么样的所有制下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当时有种观点,企业家重要,但所有制不重要,我们需要企业家,但不需要资本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198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企业家与所有制”。核心观点是,企业家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在牛津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我发展了一个理论,即“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试图解释资本雇佣劳动,也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当中,资本所有者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它与企业家精神有什么关系。我的理论有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企业家是最容易偷懒的一批人。他们做决策时,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确定的硬性指标来监督和约束他们,如果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承担风险,也就是让他们拿剩下的,不能拿固定的合同收入。普通工人拿的是合同收入,无论企业收入是多少,只要按时上下班,没有明显过失,就有权利领取约定的工资。企业家不能领工资,只能在所有人该拿的拿走之后,剩下的才能归他所有,所以他的收入叫剩余收入(利润)。为什么呢?只有这样,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做正确的决策。 第二,任何社会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具有足够高的企业家才能。但谁具有企业家才能,也没有硬的指标进行衡量,诸如通过考试或通过资格认证,来确定谁有企业家才能。为确保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企业,就需要有一种机制,使得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敢说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敢去创业,去创新。我证明,这个机制就是资本雇佣劳动。 如果任何人可以不受约束拿别人钱去办企业,赚了利润是自己的,亏了损失是别人的,那么将会有太多不具企业家精神的人混进企业家队伍。如果一个人必须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他就会掂量:我究竟是自己去做还是交给别人更合适?如果能力不够高,他就不会假装自己能力高。 当然,现实中很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本。这就使资本所有者取得选择企业家的权力。企业家有一个想法,最后能不能成功,依赖于有没有人提供资金、资本,只有通过资本,企业家才能调动资源。给定世界的不确定和企业家才能的难以观察性,提供资本的人是要冒险的,如果选错了人,把资本交给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搞砸,资本家就亏了。反过来说,正因为资本家必须承担风险,才有积极性选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企业。所以资本家获得这样一种所有者的职能。这个职能进一步延伸到现在的股份制企业。所谓风投,就是如何判断和选择企业家。自然,拿到投资的企业家必须受到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 消灭了私人资本家,其实也就消灭了选择企业家的机制,消灭了企业家产生的环境。凡是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谁来经营企业就没有了章法,管企业的人并不可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 1956年1月,只用10天,北京市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三、政府不可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 计划经济国家在做计划时,靠的是政府或者说官员,企业的每个决策全由官员决定;生产资料全归国有,政府决定如何分配。政府既替代了企业家,又替代了资本家。简单的说,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由政府来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计划经济实验都失败了。凡是用政府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国家,都失败了。这是苏东垮台的原因,也是中国要改革的原因,也是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改革的原因。好多人以为印度一直是市场经济,其实不是。印度独立后效仿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只是程度不像苏东和中国高,还留有一部分私人企业,但主体仍然是国家计划。 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资本家?第一点,官员没有企业家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政府需要的是执行命令的人;企业家是不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误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政府官员注重的是程序,而不是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 这一点,观察一下官员的实际表现就会清楚。任何人如果到了政府,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去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不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 第二点,官员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政府官员只要遵守程序,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不承担成本。官员也不像资本家那样为选错人承担责任。资本家选人选错了,要自己承担风险,有再多的钱,如果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管理、投资,最后可能血本无归。官员将国家的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企业亏了,他承担任何责任吗?不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选任国有企业经理人时出现严重的任人唯亲,而不可能任人唯贤。现在仍有一种错误观念,就是用政府来模仿市场,用政府机构持股方式来模仿资本所有者。这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使得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 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也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关。所有创新都是不可预见的。今天最好的技术和新产品,20年前、30年前,没人预见到。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料到蒸汽机会很重要,所以瓦特要找钱很难,只有罗巴克和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愿意冒破产的风险资助他。200年前,当斯蒂芬森制造出蒸汽火车时,没人认为火车有什么了不起,英国政府规定,火车速度不可以超过马车。130年前,卡尔·本茨发明汽车时,也没人认为汽车了不起,德国地方政府规定,汽车速度不可以超过人步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投资者自己去判断,也就是投资者必须多元化。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角色时,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标准,但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创立思科公司的夫妇俩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公司以后需要钱却找不到,找了72个投资者都不看好,没人愿意投资,最后找到第73个,才愿意给他们投资。 另外一个例子是马化腾,马化腾创办腾讯时找投资也挺难。我曾经遇到一个很有名的风投,他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个耳光。为什么?马化腾当时就跟他要50万美元,他愣是没有给,因为根本不看好这个技术。马化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叫Naspers的南非风投公司。所以,现在腾讯最大的股东不是马化腾,而是这家南非的投资人。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创新不可预测,一定得靠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机制。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它变成产品,我找你,你不给我钱,我找他,他也不给,也许我转一圈就找到了,我就能做起来,我就能做成改变人类命运的事情。 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管投资的话,比如,要给一个投资项目打分,合格的才投资。但是,谁来打分?官员打分?除非他比企业家还有企业家精神,他不可能有能力评价企业家提出的方案。专家打分?专家也不是企业家,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并不具备判断市场前景的能力。大量实例证明,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行的想法是可行的,而许多专家认为可行的想法最后失败了。专家打分还有专业偏见,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好多专家写的技术前景报告,目的是给自己搞研究经费。 那么,能不能由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代表政府来做决策?也不行。你找企业家只能找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成功不等于未来成功。而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是创造性的毁灭,新的产品替代旧的,新的企业家替代老的。火车出现,不是生产马车的人搞出来的,是跟马车毫无关系的人搞的;现在的数码相机,不是传统相机厂商研发的;互联网也不是由电信公司开发出来的。可见,重大的创新,全是由新的企业家做成的。 成功的企业家,思路很容易以自己的成功本身为出发点。设想一下,1990年,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决定政府的投资方向,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据我所知,1990年时,比尔·盖茨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如果让他主导这个产业政策委员会,会有什么结果呢?一定是大量投资PC而不会投资互联网。 1994年计算机经销商博览会,盖茨:未来10年,互联网的商用潜力不大 要是15年前中国成立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产业投资委员会,由当时最有名的、最受人尊重的企业领袖(如柳传志、张瑞敏)来主导,会是什么结果呢?最可能的是,国家的投资将主要投向电视机、显像管和计算机产业。所以说,无论政府多么重视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都不可能克服产业政策的困境。 中国企业创新不多,与政府试图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关。时至今日,大部分投资资金仍然是政府和国有银行控制的。但那么几家有名的互联网公司,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中国政府投资的?没有。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储蓄总量最大的国家,但寥寥无几的新技术公司没有一个是中国自己的资本投资出来的,而是外国资本投资出来的。百度不是,阿里巴巴不是,腾讯不是。政府和国有银行不可能真正为创新提供资金,充其量只能在维持一种循环经济。 四、国企制度不可能产生企业家 1986年的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当时好多人幻想,只要把国企变成股份制公司,成立好多控股公司,进行交叉持股,我们就实行了跟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经济,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我们就有了企业家。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我列了五个理由。 一是政企分开的不可能。只要是国企,你就不要想有真正的政企分开。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政企分开,直到现在仍然做不到,不仅做不到政企分开,甚至做不到党企分开。党企分开应该说相对而言还容易一点,但仍然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使得国企领导人真正按照市场方式去选择。 二是所有权约束的不可能。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之所以要努力做好企业,之所以要创新,是因为背后有着所有权的约束。国家或者官员作为所有权的代表,是不可能真正像资本家那样约束企业经营者的。 三是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有国企都存在行为短期化问题。国企领导人考虑的都是短期问题,不可能考虑三年以上的事情,但做一个企业,没有长远考虑,不可能真正做成优秀的企业、创新的企业。为什么?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新产品从创意到被市场接受,一项重要技术的突破,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如果一个企业家不考虑长远,他做的实际上不可能是真正市场经济当中的创新型企业。 为什么国企领导人不可能考虑长远?因为他的位置是政府官员任命的,任命标准不可能是企业家精神的高低,也不可能是经营者长期绩效的好坏。有权任命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做得好,就让你继续做下去;也不会因为你做得不好,就必须把你拿掉。你的位置是否稳固,更多依赖于政治因素和人事关系。国企领导人的对调就是这样。 国企领导人要想位置稳定,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做得不死不活。搞得太好了就是一块肥肉,有关系的人就要来占这个位置。当然搞得太差连年亏损,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很大的国有集团公司,有五个分公司,有一个很能干的领导人,把排名第五的分公司做成第一名,非常有成就。后来,集团公司老总就让自己的秘书来接替他,这个秘书又将公司从第一名做到第五名。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国有企业下,不可能使经营者真正有长远的考虑。 四是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国企有一个制度性的毛病,就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定义的“预算约束软化”。私有制下,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收益持续不能弥补成本,你就破产了。预算约束软化是什么意思呢?即使收益小于成本,你仍然可以活下去,因为有政府财政资金不断的支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就试图不断硬化国企预算,但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国企一旦出问题,政府一定去救它。企业越大,政府花的力气越大。现在,财政预算仍有国企亏损补贴这一块。甚至一些很赚钱的国企,仍然每年拿到数百亿的所谓“政策性补贴”。 五是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上世纪80年代,很多经营者和职工合起伙来,不断提高自己的工资和奖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瓜分国有资产。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凡是靠垄断赚钱的国企,职工拿的工资都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实际上工资当中的一部分应该是资本收益,或者是消费者剩余,而不是劳动收益。 除了以上五点,我现在补充一点,就是国企不可能变成创新型企业,更不可能变成创新主体。之所以不可能,除了前面讲的领导人行为短期化外,也与国有资产需要的监管有关。 创新是不可预见的,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可能。一个国企领导人搞创新,失败了应该怎么样?可以设想,失败了,政府可以原谅你,因为创新总是有可能失败么。可是如果这样,许多国企领导人就会做大量毫无意义的创新(包括从个人手里购买专利),依此来侵吞国有资产。 另一方面,如果创新失败了就要追究个人责任,有创新精神的人会去创新吗?他不会创新。因为就算是100个成功,只要一个失败,他面临的可能不仅是纪律处分,甚至可能是牢狱之灾。现在就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话,真正有创新精神的国企领导人也不会真正去创新。维持现状,而不是创新,才是领导人的理性选择! 五、公司治理应该以企业家为中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司治理成为热门词,在中国也是耳熟能详。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出台大量文件和政策,都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文件也好,背后的理论也好,都有问题。当然,背后的理论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仍然有问题。 问题在哪儿呢?在于它是一个管理者中心的模型。这个模型把公司治理理解为如何激励和约束经理人的行为问题,也就是怎么让他不偷懒,怎么让他不贪污。 这个问题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回到我前面讲的,企业家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型。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定要使得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掌控公司,并且有积极性去创新,去创造,而不是仅仅选一些不会腐败的人就可以。目前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的缺陷,导致了把过多精力、法律、政策放在怎么去约束企业家精神,使公司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而不是越来越充满活力。按照现在的治理模型做下去,我想,未来公司腐败可能会少一点,但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家精神会更少,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持续发展。 六、企业家队伍的转型依赖于制度改革 前五个观点也可以说是“企业理论四书”重要观点的概述。今天,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时候,我要特别说一下企业家队伍本身的转型。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市场当中有不平衡,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低买高卖,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个人赚钱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但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小。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不可能太高,即使要有5%的增长,我觉得仍然要靠创新,靠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和套利型不一样。套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但创新型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为什么?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举一个例子。陕北民歌《赶牲灵》的原作者张天恩和我是同一个县的。赶牲灵的人也就是传统社会的企业家,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赚钱,是套利型企业家。张天恩本人在“文革”时“投机倒把”坐了四年牢。那时管得那么严仍然有人要套利,因为有些套利可以偷偷摸摸去做。但创新不一样,需要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不可能像套利一样,今晚上偷偷买进来,明晚上再偷偷卖掉。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制度,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因为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积极性去创新。 因此,要真正从过去的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必须进行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如此,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 [详情]

杨斌:商学院应该有怎样的担当和作为?
杨斌:商学院应该有怎样的担当和作为?

  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杨斌在论坛中表示,“越是在转型期,商学院越是需要认真聆听来自行业、社会甚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人们的意见,改革创新现行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这样才能真正深入服务好我们的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一带一路战略。” 在当下的商学院教育中,为什么更要突出伦理、突出绿色?杨斌做出了这样的解答。他说,商学院所教育的人群,本身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商学院自身当然更应有使命感,有责任意识;同时,世界的媒体化与传播的个体化,使“慎独”不只再是君子修养,而更是所有企业及其领导者近乎常态的要求。但伦理怎么教,却是个难题。商学院不仅要在学生在校时立德树人,更要思考如何让学生在读时期的探讨与毕业后的实践不变成两张皮。道德问题,说教灌输对于成年人来说,取得真正持久的收效是很难的。他希望商学院群体能够发挥创造力,使“行动学习”等生动有效的教学法更多采用,实战色彩更加浓厚,代入感要强,真实地进入到学生内心,并将这样的教育方式融入到课堂和人才培养的各种环节当中去。 “德鲁克说,‘管理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实践’”,杨斌强调,很多引进的舶来品在一段时间中对急需补课、补上科学管理短板的中国企业有所启发、有所收获,但最终中国的管理教育是要走一条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道路,正像德鲁克所说“中国应该自己培养属于自己的管理者,他们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杨斌支持商学院参与高水平的国外认证,其目的不是为了贴个洋标签,而是通过认证和再认证的过程不断提升自己的办学水平;同时,他也建议中国要积极发展自己的高质量MBA认证、管理教育认证,因为国际认证最终还是难以深刻把握和衡量中国特色。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一条国家正在积极推动的长远大计,杨斌强调“风物长宜放眼量”,现在不应该用“双创”的短期统计成果来衡量高校以及商学院“双创”教育的成效,否则是严重的误导。在如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下,杨斌认为“双创”对商学院是有所提醒的,太看重考试分数的录取办法、太偏重理论的教学方式,都无法吸纳和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的未来企业家和经营者,这方面教育体制和商学院两方面都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让“双创”人才进得来门,真能成长,几十年后,中国的商学院会因为这些创业者而得到仅仅培养职业管理人员无法得到的成就,企业、社会和国家更能从中得益。 社会的急速发展带来了行业的快速解构,“五百强的排名出现了对于企业究竟属于哪个行业的难题,今天一些颇受毕业生追捧的职业角色十年前才露尖尖角”,对于这一趋势,杨斌建议商学院的培养工作不必追那些不断产生的新岗位、新职业、新角色,反而要更“沉底”一点,从容一些,所谓“沉底”是指商学院的培养要从工具性的知识传授转变为更有框架性的认知和能力体系建构,为这些管理人才未来更广的、更丰富的、更有演进性的职业岗位需求做好后劲准备。其中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今天商学院的教育中怎样加强许多课程的人文性,“管理毕竟相当一部分是人学”,杨斌说。[详情]

同济中山E家亲台湾中山大学EMBA访问同济
同济中山E家亲台湾中山大学EMBA访问同济

  又是一年春好处,人间芳菲四月天。在这樱满开的日子里,同济大学EMBA中心迎来了海峡对岸台湾中山大学EMBA访团。此次访团共68名E19班学员和EMBA项目负责老师,由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陈世哲教授亲自带队,参与了同济EMBA中心为他们精心安排的移动课堂之旅。 四天的访学期间,学员们参访了中国顶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昆山新崴精密五金有限公司和风语筑展览有限公司,聆听了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两位资深教授的分享,领略了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行程满满,收获颇丰。 4月9日上午,由同济大学复杂工程管理研究院精益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何清华教授为台湾中山大学EMBA学员们分享了他多年来参与的工程管理项目实践案例。 何清华教授“接地气”的教学方式不时博得现场阵阵掌声和笑声 通过云南腾冲石头纪温泉度假酒店、南宁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上海世博会演艺中心(现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湖南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基地和上海迪士尼乐园等六个典型案例来阐释和分享了工程管理这一门学科的精髓,以及他自称为一名工程管理领域“非典型教授”的思考。 当日下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韩传峰教授高屋建瓴,选择了当下中国的重要国策“一带一路”作为授课主题,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对“一带一路”战略做了细致的解读,带领并鼓励学员们从自身领域去思考如何搭上“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 韩传峰教授为台湾学员讲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4月9日晚,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32班学员为尽地主之谊,为远道而来的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EMBA19班的同学精心准备了“两岸E家亲”的联谊晚宴,在晚会活动上,两校EMBA学员亲密互动,其乐融融。 此次中山来访得到了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和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高度重视。4月8日上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广斌教授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陈世哲教授开会共同商讨了针对今后对同济-中山CS EMBA项目发展的合作方向与执行细则。 4月10日上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发展与改革战略委员会主任李垣教授与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陈世哲教授亲自会面,台湾中山大学EMBA项目执行长林东清、EMBA办公室主任洪千筑、同济EMBA中心主任李奕滨、副主任徐鑫共同出席。 同济经管和台湾中山管院两院院长亲切会见 双方对过去六年同济中山合作办学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肯定,并希望两校两院不断加强交流,在未来的合作上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一直以来,同济中山一家亲,两校自2011年合作办学以来积累了深厚的感情。此次中山来访不仅是增进双方合作交流的契机,更是两校深厚友谊的见证。[详情]

“比哈佛还难进”却吸引了无数初创企业
“比哈佛还难进”却吸引了无数初创企业

  本文选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信公众号 创业大潮中,初创企业的一大生存秘笈就是“抱大腿”,即与大公司合作来提高生存率。殊不知,为了分上一杯创新的羹,大公司也是不遗余力地要借一借初创东风。 今天这篇文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国际商务及战略学副教授沙梅恩带我们一起,看看传说中“比哈佛还难进”的微软加速器是如何“牵手”初创企业的。 在微软加速器的北京办公室里,工程师们正在忙碌地研发着各种颠覆性科技。他们在微软亚太研发中心办公并得到微软的荫蔽。然而,这些工程师并不只使用微软的产品,他们当中不少人的桌子上摆放着苹果电脑,成为研发中心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事实上,微软不仅为他们提供办公场所、技术和商业支持,还帮他们与潜在合作伙伴牵线搭桥。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这些初创公司开花结果时,微软也可以分一杯羹。 过去十年间,微软与众多初创公司达成了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合作计划。个中缘由再明显不过:与初创公司合作能使微软接触到最前沿的创新成果。而初创公司也心知肚明,大公司能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资源、背景以及更广阔的视野,有了这些加持,初创公司能迅速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和更多的商业机遇。 尽管如此,这种合作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长远看,大公司和初创公司在实力、结构和决策速度各方面的不对等,让二者很难缔结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在各行各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把这种合作模式当成涉足尖端科技的一种手段,而微软的尝试可以为它们提供宝贵的经验。 牵手初创企业:想说爱你不容易 微软与初创公司的接触过程可谓旷日持久,这个漫长的过程也让微软积累了不少经验。 最初,微软在和独立软件经销商的合作中就积累了许多专业知识。2000年左右,微软还没有形成和初创公司合作的系统性模式,而那段时期,开源运动迅速兴起,为用户提供了可以自主修改和提高的软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现实问题:那些初创公司拥有了微软之外的其他选择。对于微软这种很大程度依赖于其他企业在其平台上开发软件的的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2005年到2009年间,微软对此前与软件公司的合作模式做出了改变。显然,调整公司现有的合作项目并扩展到初创公司身上是远远不够的。2008年,微软启动了BizSpark计划。该计划为初创公司提供三年的免费软件,入选公司必须成立不满五年,年收入不超过100万美元。 短短几年间,全球就有成千上万的初创公司报名参加BizSpark。从微软的角度来看,这里的逻辑很清晰:初创公司每卖出一份软件许可证,也相当于卖出了一份内嵌的微软技术许可证。 2009年,BizSpark又衍生出了一个新项目,BizSpark One,旨在从BizSpark成千上万的成员中找到最有创新精神的100家企业。入选者可以从微软得到长达一年的支持,包括对企业商业模式的战略建议以及与微软内部团队的交流机会。微软还通过市场渠道帮助推广这些公司,甚至还帮一些企业制作了微型纪录片。 2012年,微软在以色列的研发中心意识到,拉近同初创公司的距离同时缩短合作时间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们因此想出了创投加速器模式,这个模式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项目的初创公司在合作期内需要入驻微软办公室。比起远距离合作的BizSpark One项目,微软和初创公司有了更多面对面的互动,也为双方节约了宝贵时间。 紧接着,创投加速器分别在特拉维夫,班加罗尔和北京落地。这三个城市都有浓重的创业氛围,各种初创企业迅速兴起、蓬勃发展。一年之内,这三个加速器成果显著。微软顺势又在柏林、伦敦和巴黎这三个欧洲最重要的创业大本营设立了加速器。次年,它又在自家后院西雅图成立了一个新的加速器。 创投加速器为成员提供四个月的技术支持、商业设施、专业指导和网络构建机会。项目结束时还会举办成果展示日,届时微软管理层、合作伙伴以及外部投资者都会前来参观。 除了上述在公司内部进行的项目,2015年5月,微软还启动了BizSpark Plus。这次,微软要和全球200多家领先的孵化器合作。通过这个项目,微软提供了价值12万美元的Azure使用许可(Azure是微软的云计算平台)、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来帮助成长中的初创公司把产品推向市场。 打破常规在改变中超越自我 为了使与初创公司的合作取得成效,微软发挥了创新性公司的一个典型特质:创造性现实主义,即在合理范围内用非常规的手段打破已有规范。 微软为合作者设定了明确的指导方向和预期,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微软创投加速器奉行技术不可知论,初创公司不一定非要使用微软的技术来研发自己的软件。因为微软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初创企业都热衷于自己的平台技术。而且,最好的初创公司往往不会被那些对平台有限制的合作所吸引。此外,微软也不从加速器内的初创企业中抽取股权。 微软还会根据不同地域的具体情况调整加速器的“课程设置”,这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比如在中国,微软就和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官员合作密切,因为这些人是创业创新所需动力和资源的首要来源。 微软还在印度帮助瑞来斯实业公司建立了GenNext 中心,这是一个位于孟买的创投加速器,微软只提供技术支持并不参与运营。因为微软意识到,在一个新兴市场上有效运营一个加速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2016年5月,微软宣布在上海复制这一模式,与仪电电子以及当地政府合作成立一个新的创投加速器。今年1月份,上海加速器首期正式起航。 微软还试图在合作模式中找到更多运用创新现实主义的途径。例如,它充分利用自身在全球的分布,深入挖掘不同团队学到的经验。伦敦加速器的管理者告诉我们,他们刚刚和亚洲的一些同事见了面。亚洲的加速器运营时间更长,这种交流让他们受益颇丰。微软还发现,他们可以继续帮助那些已经“毕业”了的初创公司。班加罗尔的加速器内就专门为“毕业生”们开辟了可以自由使用的空间,先到先得。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打造成熟创业环境 创投加速器和BizSpark项目构成了微软与初创公司合作活动的主要部分。此外还包括并购、应用开发项目和业内活动等等。2016年6月,微软还成立了一支创投基金——微软创投,同时,成立了4年的“微软创投加速器”更名为“微软加速器”。微软创投开辟了新的合作渠道,它对初创公司进行基于股权的投资,同时拓展自身产品和技术, 及时利用新兴趋势,在战略和金融两方面对创业公司下注。 微软在各地的初创公司伙伴不断取得成功,表明这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在美国,云存储公司 StorSimple 被选为BizSpark项目2011年年度合作伙伴。2012年,这家公司被微软收购。云测网络是北京加速器的第一批毕业生之一,现在这家公司的估值达到了5亿美元。南非的初创公司WhereIsMyTransport从构想阶段就和微软密切合作,该公司2015年7月搬到了英国并和微软的英国分部建立了有效合作。 WhereIsMyTransport现在处在一个更成熟的创业环境,这里有更多样化的潜在合作者和资金来源,也有更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些有利条件让公司更有希望在国际市场施展拳脚。 随着跨国公司们争相建立自己的创新生态体系,了解如何有效地和初创公司打交道变得非常重要,微软目前取得的成功可以为其他公司提供一定的借鉴。[详情]

家族企业的传承新生代接班的三大模式
家族企业的传承新生代接班的三大模式

  本文选自“浙大EMBA”微信公众号 家族企业接班难的现实,早已残酷地摆在人们眼前。而新生代接班难题的许多答案,其实也在中国企业的探索中摆在了人们眼前,只看我们如何发掘它们。 看到以下几个数字,恐怕谁都很难感到乐观。 ➤5%——道琼斯数据中,百年历史上市公司中家族财富获得成功继承的比例。 ➤6%——根据普华永道的最新调研,中国家族企业中拥有正式书面继承方案者的比例。 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的家族企业刚过而立之年,家族企业接班难的现实早已残酷地摆在人们眼前。 三大挑战影响新生代接班 新生代们面临着哪些具体的接班难题?普华永道中国咨询部合伙人吴福民称,根据《2014年全球家族企业调研报告》国内新生代接班面临三项重大挑战。 ➤第一,传统行业竞争力降低带来的挑战。这使新生代继承时,不仅要重新规划企业的市场定位,还必须改变传统运营模式,运用数字化、专业化的管理来深耕市场。 以海鑫的破产为例,李兆会接班的11年间,正是钢铁行业由盛转衰的10年,但李兆会依然把钢铁行业当作自己从事金融行业的跳板,不断让其为新业务输血,却对公司传统业务少有输血,衰落必然会发生。 ➤第二,跨界颠覆对新生代接班带来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中,不是家族企业有实力就可以一劳永逸的,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大量涌现,使企业和行业的交错发展增多,最恐怖之处就是新生代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对手在哪里,却必须面对竞争。 ➤第三,则是全球化带来的考验。中国市场虽然非常重要,但从企业长远发展考虑,要利用资金、获取先进技术,并且不断升级自身的服务和产品,家族企业就必须完成最艰巨的从区域型企业向全球化企业的跨越过程,这对家族企业的文化和组织架构冲击不言而喻。 中国新生代亟需的三大能力 与西方相对成熟的传承环境比较,国内传承所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多变,挑战也非常艰巨,家族企业要增强自己的管理能力和专业化的程度。”吴福民进而指出,调研显示,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新生代而言,有三项最需加强的能力:自我评审和认知能力,激励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 ➤具体而言,提高自我评审和认知能力的急迫性,源于新生代与一般职员和经理人相比往往具有“光环效应”,人们会放大其优点和缺点,但这并不利于之后的经营和决策,只有凭借成熟的自我认知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以李兆会为例,过早接班让他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认识,轻易投入金融产业,缺乏资源和准备,导致最终的失败。 ➤激励能力,是中国家族企业新生代在管理中常常缺乏的能力,亟需发自内心的去悦纳他人,并推动他人的成长。王育琨认为,新生代接班的最薄弱环节是,与下属的感情不能与一代相比。与一代有时求着别人与自己合作相比,新生代有天然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无论学识和背景都优于一般员工,希望别人奉承和赞赏,因而很难主动放下身段去欣赏他人,更不用说会用制度和薪酬主动激励他人。这也是很多企业在新生代接班后,员工干得不起劲,也不开心的主要原因。 ➤与以上两点相比,其实最难也最容易被忽视的,还是第三项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一代往往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较强的沟通能力,而新生代无论在继承家族人际关系,还是开拓人际关系上,都显得信心和主动性不够。新生代往往被罩在一代的光环之内,很少主动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最后很难如一代一样开拓出有自己独特价值的关系网。 与此同时,这种沟通能力的一个特殊场景是,新生代如何与企业元老和中高层管理者沟通。新生代往往被当作孩子和下属,使得这种沟通表面很和谐,其实却毫无效率,如果新生代不能积极竖立个人品牌和威信,这种沟通的成功几率基本等于零。 家族传承,真正的传承的不是金钱,而是才华、知识、信仰、经验、修养,罗斯柴尔德家族兴旺超过200年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了一点。因此,建立和维持一个积极健康的家族文化才是家族财富延续的基石。 目前无论对中国企业还是国际企业而言,下面三种都可以称得上家族传承模版的典型案例。 中国家族企业接班的3大模版 ➤传承模版一:“师徒”培养式 代表人物:新希望集团刘畅 曾被父亲“雪藏”10年,近两年才绽露头角的刘畅,在2013年5月22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一天,刘永好宣布辞任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几个小时后,其女刘畅接任新董事长。 令人意外的是,接班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刘畅每每谈到“女承父业”的话题都十分抗拒。她甚至有句名言:“接班是个伪命题”。 作为80后,30岁出头的她认为自己“接班”主要是为了“爱和家族”。刘畅曾谦逊地对媒体表示:“我更喜欢凭自己的能力,利用我学到的知识帮助父母,我不认为自己是唯一能担起这个大任的人,但我绝对是最忠心、最由衷地想把这个事业做大、做好的人。我希望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在这个企业里守候着它。” 而刘畅的接班过程是这样的。在2002年,她开始进入父亲的公司为接班做准备。2002年至2004年,刘畅担任新希望集团乳业事业部副总经理,参与创建了新希望集团的的乳制品产业链。2006年开始,直到接班前夕,一直担任新希望集团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带领团队管理新希望在上海的房地产业务。近年来,刘畅才渐渐从幕后从走向台前。 不过接下来的安排,就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首先,知名管理学家陈春花被任命为“联席董事长”,由刘畅与联席董事长共同领导董事会。据悉,陈春花被新希望上下均称为“陈老师”,刘畅则直称其为“老师”。作为华南理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教授,陈春花可谓来头不小:与一般学者相比,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有着多家企业的实践经验,先后在招商基金及上市公司威灵控股、华油能源、千金药业等担任独立董事或非执行董事,并已经于2003年、2004年任过山东六和集团总裁。陈春花在一次演讲中称,在其任职期间这家公司年销售额从28亿元增长到74亿元。 为了适应这种全新的管理结构,在新一届新希望董事会10名董事中,包括4名独立董事,2名职业经理人,以及4名家族成员。其中,联席董事长陈春花和总裁陶煦等均为职业经理人。而4名独立董事均有运营经验,其中3人为企业的合伙人或总裁,他们在首次董事会中就国际化业务的开发、电子商务等领域提供“很多建议”。 ➤专家点评: 通过“辅政”董事长再加上强大高管团队的鼎力支持,不得不说,刘永好为刘畅的接班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就是10年前,刘畅并不想接班而选择了创业,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个过程中,刘永好一直选择以支持和帮助的角色出现,并没有立刻反对孩子的做法。2010年前后,刘畅在海外工作中也曾经数次受挫并十分苦闷,刘永好再次选择了支持而非干涉,最终刘畅获得了能力的提升并在海外业务中绽露头角。10年来,刘永好一直让刘畅在一个相对宽松且能获得支持的环境中自我成长。在接班后,依然采取了这样的做法,既给刘畅最大的自主权,也最大限度地从企业内部给刘畅帮助和支持。 刘永好与刘畅的接班体现出一种“师徒体制”的特色。最开始,刘永好自己是老师。之后,工作和经历是“老师”。再之后,从企业外部聘请老师,这种模式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并不少见,但像新希望这样系统、长期坚持师徒制度的为数尚少。这也提醒大家,新生代成功接班需要的是多种纬度的帮助和支持,给予他们合适的学习资源和成长氛围相当重要。(主点评人:北京理工大学中外家族企业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裴蓉) ➤传承模版二:“渐进”磨练式 代表人物:福耀玻璃曹晖 与刘畅一路备受呵护,最终掌权的“公主”之路不同,70后的曹晖简直可以说经历了“魔鬼训练”终于接班。 高中毕业后,曹晖没有直接上大学,而是被父亲安排到车间当一名普通工人。为了多挣一点工资,他三班倒忙得昏天黑地,一天上班的时间常常超10小时,由此落下个“曹氏葛朗台”的雅号。 “与工人同吃同住,吃得了苦。”这是曹德旺对曹晖此段经历的评价。就这样,曹晖被称为最辛苦的“新生代”,在车间一待就是六年,终于成为了车间主任。 可就在此时,曹晖被曹德旺调往香港,去做根本不熟悉的销售工作。从此再次从零做起,慢慢渠道熟悉了,宝马车和团队都有了。就在曹晖感觉不错的时候,曹德旺再下狠招:此时美国分公司出现掌控危机,曹晖临危受命去解决。这个挑战太恐怖了,让曹晖感到自己几乎无力回天。同时曹德旺也表示自己儿子的学历太低,应该好好去美国读个硕士回来(当然必须是自费)。这几项艰巨任务列出后,曹晖只能硬着头皮上场。不过令曹德旺欣慰的是,曹晖不负众望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创办了公司,并且结婚生子,尤其是在2001年至2004年福耀对美国的反倾销官司中,曹晖带领团队艰苦奋战,展现出管理才华和领导力。 不过这些重大挑战完成的背后,是父子俩差点决裂。 在去美国的六年时间里,曹晖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次电话也不给父亲打。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理解自己苛刻要求的父亲,也开始明确自己的定位。在美国11年后,2006年,应曹德旺的强烈要求,曹晖回国担任集团总经理。 但外界没想到的是,曹德旺的这个要求是被迫提出的。由于外聘的八任总裁都因为水土不服而离去之际,曹德旺感觉自己非常需要曹晖来独当一面。而此时曹晖并不想回国,因为在美国的生活已经非常安稳和舒适,老婆和孩子也都一时不会回到国内。 而父亲的“光环”过于强大,国内业务也让曹晖感觉可以经受更多的磨练。后来,对家族的责任感和对父亲另类培养的感恩,曹晖放弃了美国的生活,回到国内。他后来曾对媒体戏称:“我回国后的日子比和尚还和尚,老婆、孩子还在美国,我一个人在国内的大工厂里,过着办公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只有周末才回到父母家里。” 不过随后三年的业绩证明了一切,福耀2009年度净利润逾11亿元,领跑同行。 就在外界赞叹曹德旺教子有方之际,这位商界怪才再出奇招。2010年10月,作为董事长,曹德旺捐出市值逾40亿元的福耀集团股票(他所持有的大部分公司股权)成立慈善基金,而身为总经理的曹晖却连一股公司股票也没有,称为了名副其实的打工者,要自己挣工资。曹德旺坦言福耀集团已经不是传统的家族企业。 在此基础上,2011年曹德旺终于完全交班,但没有把经营权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以儿子为首的高管团队。还特别对自己多年的副手白照华说:“你帮我带带这个孩子。”而这个团队正是曹德旺培养的。曹德旺在接班仪式上直言:“名义上是儿子接班,实际上是管理团队接班。儿子只是团队的一个精神领袖。” ➤专家点评: 曹德旺的做法似乎有点另类,其实在国外这类做法更加普遍。比如,巴菲特其实也是在外历练多年后才能接手父亲的公司。之所以这样狠心,是因为曹德旺认为:大多数新生代其实没有真正的现场管理能力。在曹晖刚刚接替总裁的两年里,曹德旺承担了大量的内外部管理沟通的工作,特别是与一些关键关系和合作伙伴的沟通。这也是曹德旺本人最担心的环节。尤其在与创业元老的相处中,新生代显然由于经验不足,不仅不能很好管理他们,还常常发生矛盾与偏差。事实上,由于还有其他子女,曹晖最终能够接班,有点竞争上岗的意味。由于他的能力最突出,也符合曹德旺的要求,最后成为了福耀玻璃的传承者。但毫无疑问,这种模式风险性较大,但成功后收益也最高。建议还是根据新生代自身的能力和特性,来判断是否选择这种模式。(主点评人: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王育琨) ➤传承模版三:“独立”剥离式 代表人物:美的集团何剑锋 与其他新生代不同,何剑锋可谓另类中的另类,不仅基本不接受采访,连他的消息也很少为外人所知。 作为何享建的独子,他似乎乐于游离在企业之外。有人曾归纳他接班之前的一系列商业活动,认为他热衷投资。2007年3月,何剑锋成立深圳市合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5%股权。一年后,又把之前掌控的一家公司更名为“广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而此时起,他的身份从家族企业的外部创业者变成了更加自由的商业投资人角色。 此外,据美的内部知情人士对媒体透露,美的小家电许多外协厂的背后老板是都是何剑锋,这样一来,他扮演了父亲的分身,从外部环节保证家族财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但不管如何评论,何剑锋的选择的确有典型性。相关调查显示,何剑锋这种游离于企业之外的特殊接班形式,正成为如今很多新生代的选择。他们希望通过创业来证明自己,同时也渴望能够彰显自己的个性。但不可否认,由于其家族对于企业仍然具有主要控制权,他们在此后的事业中依然会获得家族的荫庇和实际支持。 到2012年8月25日,当何享健把市值1500多亿元的美的集团,交给以方洪波为首的职业经理人时,以大股东代表身份列席美的集团董事会的何剑峰,才引来了众人的关注。而那时他又有了另外一个身份:佛山市顺德奥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据接近何剑锋的人表示,他个人本来就崇尚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非常喜欢有个人生活。对于这种接班模式,何剑锋很认同,也非常支持父亲的决定。 ➤专家点评: 之前很多人评价美的集团的“接班”是去家族化,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何氏家族的股份依然占据集团第一,何享建依然在幕后关注和支持美的的发展,何氏家族也依然在董事会拥有最多的话语权。只是他们选择了更加合适的公司经营团队。 这种接班模式,就是把家族财富和公司运营进行剥离,使得家族内部的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国外很多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采用了这种传承模式。美的传承的过程中,家电行业在发生巨变,这个时候选择信任经理人团队,是何享建的一种智慧。未来,也许会有更多中国企业选择这种的接班模式,不仅更好地保护了家族财富,也能让接班过程变得更加纯粹。(主点评人:普华永道中国咨询部合伙人吴福民)[详情]

如何正确区分基层 中层和高层的目标责任
如何正确区分基层 中层和高层的目标责任

  本文选自“春暖花开”微信公众号 企业跟人一样是有机体,所以在它成长的过程中,也有着无法克服的三对矛盾:长期与短期、变化与稳定,效率与效益。这三对永远克服不了的矛盾,推动着企业的生命力,使得企业可以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那么如何面对这三对矛盾呢?计划管理的职能正好解决这个问题。 计划管理是通过建立目标的方法,使得三对矛盾统一协调起来。计划管理认为高层管理者需要对策略性(公司)的目标负责,这些策略性的目标包括公司长期的发展、投资回报以及市场占有率的增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高层管理者要对长期和变化负责,换个角度说公司是否有未来,是否能够不断地变化,取决于高层管理者。 计划管理认为中层管理者要对功能性目标负责,包括中期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以及人力资源的发展。由此我们知道中层管理者需要对企业的稳定和效率负责,也就是说公司是否具有高的效率,是否拥有合适的人才队伍,取决于中层管理者的水平。计划管理认为基层管理者要对日常操作性的目标负责,包括短期的发展、工作安排(任务为主的)、销售定额、成本控制以及生产力标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基层管理者对短期和效益负责,也就是说公司是否具有盈利的能力,是否可以降低成本、保证质量,取决于基层管理者的能力和水平。 一、基层管理者对短期和效益负责 为什么很多企业平衡不了长期与短期、变化与稳定、效率和效益的关系,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发挥计划管理的职能,而是让高层管理者负担所有的责任,无论是成本的问题、质量的问题、盈利的问题,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效率的问题,统统都归为管理者的责任,并没有清楚地划分不同的管理者承担不同的责任和目标。我们甚至犯了一个极其大的错误但是并不自知,这个错误就是,我们给高层管理者很高的待遇和权力,支付很高的薪资,但是他们却做着中层管理者、甚至基层管理者的事情,不断地为成本、品质和效率花费精力,他们并没有去促动变化、关注投资回报以及企业的未来,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管理状态。 二、中层管理者负责公司的稳定和效率 我经常和很多高层管理者甚至是企业老板沟通,但是很多时候我被问到的话题是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源的问题,甚至还会探讨组织内耗的问题。其实企业是否能够培养人,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用,保持企业的稳定,是需要中层管理者的努力和付出,可以更直接地理解为人力资源工作应该是所有中层管理者的职责,而不是人力资源部门的职责,人力资源部门的职责是业务分工,而培养人和选拔人的工作是中层管理者自身的工作。 关于人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人力资源的管理,不是由人力资源部做的,是由企业整个中层管理者做的。为什么人力资源的工作是中层管理者负责而不是高层管理者负责,因为只有中层管理者才会面对企业所有的员工,高层管理者能够接触的员工很有限,只有中层才会广泛地面对所有的员工,而人力资源管理主要职能就是发挥所有人的能力,培养人和任用人。同时,如果中层管理者能够培养很多人,可以肯定这个公司是稳定的,所以,中层管理者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公司的稳定和效率。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质量、成本定额完成的情况中,当我们出现品质不行、成本失控、定额不能完成的情况,肯定是基层管理者有问题,要么就是基层管理者能力不够,要么就是基层管理者的精力不够,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关注基层管理者的培养和提升。但是在日常管理中,这里问题最多,很多时候质量的问题都是由高层提出。成本的要求和标准也是公司高层管理者提出。公司会把成本和质量作为重要的管理内容,这一点并没有错误,错误在于作为公司最重要的管理工作--成本和质量控制,必须是由基层管理者来承担,而不是由高层管理者来承担,因为高层管理者在这两个问题上无能为力,无论高层管理者多有能力,但是决定质量和成本的是基层管理者,只有让基层管理者自己关注到这两个问题,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成本和质量才可以得到控制。 但是在现实管理中,我看到的情形刚好相反,具有成本和质量意识的往往是高层管理者,而基层管理者反而没有成本和质量的习惯。我就看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次与一家企业老板聊天,他给我几页纸看,我很有感慨,因为老板用废纸打印出来给我,并告诉我反面的文件没有用了,这样可以节约用纸,我很欣赏这个老板的做法。到了下午,恰巧我需要打印一些文件给这个老板看,需要他的秘书帮助打字并打印出来,结果我看到相反的现象,秘书是一个每天都要打字和打印的人,但是我看到她只要打错一点,就会把整张纸废掉,重新拿出一张新的纸打印。我惊讶于这个现象,一个很少自己打印的老板非常珍惜每一张纸,一个每天都要打印的人却毫不珍惜纸张。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有关成本、质量的管理一定要基层管理者承担起来,否则不管公司多么强调,不管高层管理者如何身体力行,效果都不会太好,只要基层管理者发挥作用,成本和质量一定能够控制。所以作为一个高层的管理者,虽然很注重成本和质量,但是没有直接的意义,因为高层管理者对于成本和质量没有直接贡献,对成本和质量有直接贡献的是基层管理者,所以必须培养基层管理者具备成本和质量的意识,如果发现成本失控,品质不够,利润无法完成,一定是基层管理者不合格。 三、高层管理者负责企业的成长和长期发展 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的成长和长期发展做出贡献,中层管理者对企业的稳定和效率做出贡献,而基层管理者对企业的成本、质量和短期效益做出贡献。当所有的管理者都能够做出贡献的时候,企业发展的三对矛盾就得以统一协调,企业就可以获得稳定持续的成长,这就是计划管理的好处。 我经常和学生们讲,不要晋升得太快,一旦晋升到总裁的位置,就很危险了,因为“总裁,就是总是可以被裁掉的人”。这虽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的确讲了一个道理,总裁总是可以被裁掉的,因为总裁对短期盈利没有直接的贡献,因此可以被裁掉。正向的理解就是,我们需要给予基层管理者足够的重视,因为基层管理者决定我们的质量、成本和盈利。但是,我们这一点做得并不好。我也常常反对末位淘汰,我并不是反对末位淘汰本身,而是反对末位淘汰的方法运用在基层管理者身上,因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质量和成本受到影响,如果一定要使用末位淘汰的管理方法,我建议在高层管理者和中层管理者层面运用。 计划管理职能的发挥是极其重要的,在实际运用中,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的职责不能相互替代,更加不能让高层管理者承担所有的职责,表面上看是高层管理者非常负责任,事实上是对于企业的伤害。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高管人员承担着所有的目标达成:成本、培养人才、质量、管理效率等,导致的结果是中层管理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变成了员工,拿的是中层和基层管理者的工资,做着员工的事情,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也觉得很郁闷,他们没有什么成就感,好像什么都没有做,甚至需要他们做什么都不知道,真是得不偿失。[详情]

清华周皓: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路径和节奏
清华周皓: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路径和节奏

  本文选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微信公众号 本文对时下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路径进行逐一探讨,认为人民币汇率应朝着灵活浮动的方向逐步渐进改革,且可以更加充分地运用利率政策的调整,来更有效地引导市场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预期,应对资本外流和经济放缓的压力。 本文作者: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 时下人民币汇率改革备受关注,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调更引发了资本外逃的忧虑。想有效减少资本外流,有两种方式:一是使用行政手段更加严格地管制资本流通,二是利用市场规律。接下来本文对这些可选择的路径进行讨论,试图找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合适路径。 人民币汇改的三个错误路径 首先,笔者来谈一下应该坚决否定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三个错误路径: 第一个不可选择的路径:一次性的大幅贬值(10%或者更高)。为什么这是一个错误选择呢?第一,它听上去就是很可疑的,笔者认为很多提倡这种观点的人其实是在做空人民币的对冲基金;第二,从诸多经济学家的模型看,其实人民币并不一定是估值过高。比如,美联储国际金融部的模型显示,人民币并没有被显著高估或者被显著低估;第三,从历史角度看,均衡的汇率到底是在哪里无从知晓。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一些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度认为一次性大幅贬值比如18%就可以,但最后的结果是货币一下子贬值60%以上。综合这三点考虑,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不可取。 第二个不可选择的路径:马上并且完全开放或者浮动人民币汇率。市场上也有这样的强烈呼声,但笔者认为这可能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理由如下: 中国其实是一个中等或者低收入的国家,从现在看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收入是6000~8000美元左右,这比很多亚洲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低。有很多研究(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示,对一个中等或者低收入的国家来说,当金融体系里债务水平非常高,金融体系里就会蕴藏着很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类似于马来西亚或者泰国在1997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若去选择完全开放资本账户或者是让汇率自由浮动,可能带来金融机构的崩盘和外汇市场的过度卖空(比如1997年的印度尼西亚)。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究竟是“保汇率还是保储备”或者“保房价还是保汇率”的争论,其实都是伪命题。央行或者政府层面最终关心的目标应该是经济增长或者物价稳定(人民福祉),而汇率、储备或者房价都是中间工具或者手段,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目标),所有这些中间变量都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减少或者不变。 第三个不可选择的路径:为应对现在人民币汇率下跌过猛而且外汇储备下降过快,把此前部分放开的人民币资本账户再重新关闭。这是2016年11月—12月比较流行的一种声音,甚至有人提出把个人换汇5万美元的额度缩减为1万美元。笔者认为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并且逐渐将人民币汇率从固定变成浮动,是一个长期的改革决策(政治决策)。利用行政手段强行关闭资本流动的通道,并不是最优应对措施,资本管制成本高。 第一,操作成本过大。2015年,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开放方面取得了两项巨大的成就:一是,美国国会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由此,中国将成为IMF第三大成员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份额上升;二是,IMF正式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新的货币篮子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两个事件共同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稳定和自由使用是IMF对SDR篮子货币的要求。资本市场的开放根据经济形势虽然可以放缓甚至暂停,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出现倒退。一旦出现改革的倒退,将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永久的伤害,几十年对内对外的经济改革和努力可能毁于一旦。 第二,资本外逃的手段多样、防不胜防,资本管制未必能够有效地阻止资本流出。国际经验表明,资本账户管制很难成功。以巴西为例,上世纪90年代巴西政府对资本流动采取了多种政策管制,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投资者和投机者总能找到政策的漏洞,因此巴西政府被迫不断采取新措施以堵塞原有的漏洞,但最终管制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 第三,即使严格的资本管制一时防止了大量资本的外逃,也是治标不治本,政策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酝酿更大的危机。市场参与者与政府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导致了有多种均衡局面的存在,如果政策得当会使经济向好的均衡发展,处置不当会转向“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于是政府的相机抉择行为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即使在没有货币长期贬值预期的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采取不当的政策应对短期的资本外流,也有可能引起投资者信心丧失进而导致市场预期的传递。最终,汇率市场的短期波动变成自我实现的恐慌和货币危机。 不妨认真思考一下,重新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其实是等价于一个国家在债务上违约:当一个国家对它的主权债务产生违约,国际资本市场将对这个国家封闭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这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除纯粹经济利益外,还需要考量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 一旦宣布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就必然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而且,中国个人及公司已经大量从事涉外交易,资本账户管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除非完全关闭贸易及资本流动。即便利用资本账户管制成功应对了资本外逃,也会使20年来的经济改革倒退,得不偿失。且从更长远视角看,资本账户管制与人民币纳入SDR、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等已有战略相悖。因此从2017年开始,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趋势还是会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虽然实际推进的节奏可能会有时快、有时慢。 综上,笔者认为一次性大幅贬值、完全放开自由浮动或者重启资本账户管制都是不可取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 人民币汇改的可选择路径 在探讨人民币汇率的错误路径之后,接下来讨论对人民币汇率改革而言,什么是比较可取的路径?笔者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可以选择的思路是让利率变化更为灵活,从而有效诱导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变动。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大约是在2015年底的时候基本宣布完成,所以从今后来看,利用更为灵活的利率调整,是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具体看,在中国保持稳定经济增长的条件下,降低长期利率提高短期利率扭转操作的可行性更高也更加有效。 提高短期利率 首先,中国经济即使放缓,每年也仍将达到至少6%的增长率,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因此,只要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投资对发达国家的资本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此,一旦明确了政策目标,就可对症下药。既然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短期利差更为敏感,那么我们可提高短期利率,提供跨境资本需要的短期利差,并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同步增长。有了利差,国际资本就没有出逃的动力,资本外逃的问题很可能迎刃而解。 当然,提高短期利率对宏观经济有负面的影响。宏观经济目前处于逐步复苏阶段,货币政策应该稳健中性而并非紧缩。如此一来,在刺激宏观经济和防止资本外逃上货币政策出现了两难的局面。 一般来说,一个小国开放经济会面临“三元悖论”,也就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但对于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尤其像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而言,“三元悖论”就未必成立。开放经济大国同时具有自给自足经济和大国开放经济的特点,完全的资本流动对于大国来说并不存在。因此,大国开放经济是可以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来同时达到稳定外汇市场和国内经济的目标。 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多样的,并不是只有单一的调节短期利率,在运用短期利率工具解决资本外逃问题的同时,可以采用其他工具来弥补短期利率升高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譬如下调存款准备金。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0.5%,有很大的下调空间。央行可以在提高短期利率的同时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如此操作既保证了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也给了银行更多的发展空间。其实,在上一个十年的经济扩张周期,央行也是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方法来冲销大量海外资本流入。 降低长期利率 其次,央行还可以使用长期借款便利或者大量购买国债和2015年置换后的省级地方债,来进行扭转操作从而降低长期利率。扭转操作始于1961年,当时美国处于经济危机环境中。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美联储无法降低短期利率刺激经济。在此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和美联储合作推行了扭转操作——美联储购买长期债券的同时,财政部发行更多的短期国债来压低长期利率。更近的一次扭转操作是2010年—2013年期间美联储实行的QE2和QE3。当时,在短期联邦基金率达到零利率下界的时候,美联储通过购买长期国债降低长期利率,平滑收益率曲线,刺激投资。 除了短期的套利资本以外,经济中绝大多数的资本决策还是以长期利率作为主要考量因素。长期利率的降低非常有利于刺激个人和厂商的消费和长期投资行为,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而长期增长才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所在。另外,降低长期利率在刺激实体经济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形成稳定利好的长期预期。良好长期预期可减少因为看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而外流的资本,并同时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 因此,提高短期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长期利率的扭转操作,能够在稳定汇率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同时也有利于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同时需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各种潜在的风险与危机。 全球经济向积极财政政策转向 除上述建议外,笔者还认为人民币汇率能否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经济环境,也取决于中国经济走势。 从全球经济角度来说,最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变革,是从依赖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换到凭借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之前提到,为了防止脱欧对经济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会预备一些财政刺激政策来帮助缓和英国脱欧的整个过程的阵痛。与此同时,特朗普当选以后,在美国也会提出了1万亿美元以上的财政刺激计划,其中有一半可能是减税,另外有一半是基建投资。同时,欧元区和日本的负利率政策实践其实已经从多个角度被证明是失败的:一方面摧毁金融中介机构(货币市场基金),另一方面负利率政策的刺激作用并没有有效地传递到最终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所以日本和欧元区也提出了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的方案。 从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在央行的五个不同的政策目标(保持经济增长、保持合理通胀、金融稳定、外部平衡与结构性平衡)背景下,央行的政策利率会更为稳健甚至有所上升。 第一,经济增长的目标。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上升,就业稳定而且工资成本上升较快,同时GDP也保持平缓并有回升的趋势。这种情况下,央行未来政策利率会保持一个稳健而上升的趋势。 第二,稳定通货膨胀率。已经看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一度从近-6%恢复到2017年1月的+6%以上,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已经反弹到2%以上的区间。所以从通胀这个角度上来说,未来较高或上升的利率也是符合经济现实的。 第三,从金融稳定性的角度来看,我国在2015年已经经历了股市的异常波动,在2016年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房地产泡沫,同时在其他的资产管理项目里面也有非常危险的泡沫(例如保险业)。之所以资产泡沫频繁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流动性以及短期政策利率水平太低。所以在去杠杆政策目标下,为了让系统性风险不再聚集滋生,适当提升短期政策利率是最为理想的政策措施。 第四,所谓的外部平衡。外部平衡指的是贸易平衡和汇率稳定。考虑到美联储的政策例会公告,大概2017年会升息3次。同时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以上三条),对于央行来说一个理智的选择,就是要构建一个对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合理预期。这个考量在2017年的头两周得到了汇率市场变动的印证,我们已经看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95上升到了6.89。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根据前面的分析,这反映了对中国经济预期的变化,以及对美国经济预期的变化,反映出两国长期利率预期的变化,两国央行货币政策立场的演变。 第五,结构性平衡。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这跟国际上其他央行相比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了帮助财政、政府更好地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央行来说一个正确的货币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绝对不能是一个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有人说如果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的话,就好像大水涨潮之后你都看不见谁在裸泳——好的公司、坏的公司都可以拿到贷款。一个能促进结构改进的货币政策至少应该是稳健中性的,好的公司能够借到钱,坏的公司借不到钱,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货币政策立场,也能帮助政府完成产业调整的目标。 上述所有的这五个政策目标的实际满足程度,都显示出一个更为稳健和上升的利率,是一个正确的、合适的政策选择。 2017年汇率趋势展望 探讨了什么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错误抉择、为什么利率政策是引导汇率预期的最好途径、什么是外部全球经济形势、什么是中国国内经济情况后,就能够对人民币汇率在2017年的趋势做出判断。 关于这一走势,笔者认为,考虑到中美经济形势和两国央行政策立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2017年将很有可能出现小幅的净贬值,趋势跟前两年一样,但是贬值幅度会比2015年、2016年要小很多。基于前面对两个国家经济情况的分析和两国央行政策立场的分析,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值的概率相对于2015年、2016年会更大。 事实上,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近一年一直面临人民币贬值、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压力,但经济仍然在逆境中探底企稳,因此不需要过度纠结于人民币的贬值问题,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进一步强化经济的基本面上,同时注意对市场的预期管理。[详情]

达康书记:企业家要怎么做请记住这6点
达康书记:企业家要怎么做请记住这6点

  本文选自“清华经管EMBA”微信公众号 作为大热的一部反贪剧,《人民的名义》中,除了政府官员,企业家也是不可忽视的角色,片中更是展示了个别地方、个别官员扭曲的政商关系。现在,全国上下都在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试图从根上断绝官员寻租空间,堵住缝隙中的暴利机会,还社会经商一个更加良善的空间。君子之交淡如水,清清白白又亲切可闻的政商关系,是企业家们在大时代中,放下顾虑和担忧,全身心应对市场,积极参与投资建设的有力支撑。新型政商关系下,企业家要怎么做?达康书记给你6个策略。 策略一:企业家要自设底线 在特定社会环境内,总是存在一个社会普遍可以接受的“人情”底线,这是经过社会组织和成员间无数次博弈和检验后达成的一种“非法定认同”。中国的诸多社会道德习惯是几千年时间形成的,甚至超过了法律的约束力,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具体在政商关系上,企业家需要知道特定社会里多数人是怎么看待腐败问题的,需要理解社会和执政当局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并且不触犯这个界限。 这就是企业家的“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与社会容忍度相悖太远。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长久地生存。找到这个底线,主要靠企业家的基本素养,即他对于社会经济现状、法律、风俗、道德等的考量与判断。很多生存得长久的企业都采取了保守的政商关系策略。这些企业认清了社会均衡值,基本上守住了法律和道德底线,因此避开了很多潜在的陷阱和危险。 策略二:复利最优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基本原理:复利能在长久的未来产生惊人的回报。复利在金融学领域即“利滚利”,其计算原则是,某一结息日计算的利息需并入本金,在下一结息日一并计算利息。 所谓“复利最优”,是说企业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应从长计议,选择低风险且可持续的运营策略,而不是高风险且不可持续的运营策略。即使企业没有通过不健康的政商关系获取短期的超额利润,但因为稳妥,每年利滚利,最后的收益也仍然是惊人的。企业家对未来看得有多远,是做百年老店,基业常青,还有赚钱第一,捞一笔走人,决定了企业复利积累的收益上限。 不怕慢,就怕站。时间的力量非常巨大。对于有机会进入长期复利通道的企业家,要珍惜这个位置。“绑上”一位政府官员,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有可能转瞬间灰飞烟灭,身败名裂,不过是当了财富保管员,过过手而已。 策略三: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企业是否容易陷入不良政商关系,只有核心竞争力强,能创造好业绩,为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才是真正安全并能走得长远的企业。相反,如果仅仅靠短期利益的驱动,那么企业卷入不健康的政商关系的机会也较大。 做好企业,依靠发展自身能力而获得与政府的博弈能力。这一点上,在中国有一个商人群体比较突出,那就是浙商。浙商是指浙江商人群体,这个群体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力更生的态度。浙商自古以来缺少土地等生产资源,想脱贫就需要自己找出路,这造就了浙江人自力更生、创业致富的基因。浙商信奉商业至上、企业遵循市场规律经营的道理。 这种特点导致了浙商在处理政商关系时有一个思维特征:企业必须有自己可靠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化经营渠道,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政商关系寻求资源,但不能依靠获得政府的垄断资源作为企业支撑。 这种商业发展模式下,浙商群体自身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浙江省人均GDP在最近十年全国排名中一直位列前十,2013年这一数值为全国第五位,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浙江民营企业所贡献。正因为浙商以发展企业自身能力为根本,可以看到,浙商群体中在因为政商关系而落马的商人比例并不高,即便杭州市长落马的大案之下,受到牵连的商人也不多。 故此,企业自身拥有创新思维以及知识产权,是企业发展业绩的关键,也是企业能够妥善处理好政商关系的前提。做人要成为能扛活儿的人,做企业要成为业绩好的企业,这样的人或者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坏事也不太容易找得上门,此之谓“辟邪”。 策略四:识别和满足政府官员的政绩需求 政商合作各取所需。与政府沟通,即是相互理解各自的诉求。作为公权力代理人的政府官员群体最重要的考量指标是政绩,正如同企业对员工业绩考核依据KPI指标。我们看到,自从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GDP考核以后,政绩的指向更为简单直接,那就是GDP增长。GDP的考核直接影响到干部的选拔提升,故此,官员尽力提高当地GDP。如果企业的作为亦能配合政府、官员完成GDP指标,塑造政绩,则会有效达成一种合法安全的政商关系。 企业经营者应将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视作战略性而非事务性的部门,他们应成为最高层经营决策团队的一部分。 GDP淡出的长远趋势下,看到其他政绩需求企业未来关注政绩时需要关注更多的指标,如环保、社会责任等。比如,中国的很多公益活动都带有非常浓厚的官方色彩,政府常常成为公益活动的发起方,公益活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未来可能重视的政绩项目,民营企业参与此类公益活动,是其帮助政府完成政绩的新途径之一。 在此层面上,我们提倡企业应该肩负社会责任。包括设立慈善基金,支持教育、体育、卫生、扶贫和环保事业等。再糟糕的环境,也给良好的行为留有空间,你可以做出选择。 策略五:建立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 政商关系包含两种含义,过去通常指作为个体的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私人关系,或曰官商关系。现在也指政府与企业法人之间的公共关系,或曰政企关系。我们认为,第一种关系风险性更高,而第二种关系相对安全,我们提倡以第二种关系逐渐替代第一种关系。 中国是人情社会,逢年过节送礼物、吃饭喝茶、迎来送往非常普遍。但在政商关系问题上,企业家与官员之间的人情往来正在逐渐淡化。 人情维护是一个过渡,不必谈之色变,也不必避之不及,但应看到,从人与人的关系维护到机构间关系建立,是未来政商关系的发展方向,企业应该视其发展阶段,做好准备。而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建立相关政府公关部门,及早建立政府公关策略,是企业当下便能进行的务实之举。 如果一家中国民营企业致力于长远发展,必须设立政府关系部门,或者有政府关系管理的意识,不要仅仅着眼于短期销售,而是更好地融入当地,了解政府需要什么,使得企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相契合。最重要的就是沟通,企业把要做的事情告诉政府,了解政府要做什么,然后在这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策略六:走出去 有一些企业参与不良政商关系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当地环境与风气本来如此,而企业又无力对抗,那企业家往往就只能为了生存而随波逐流。优秀的企业总会不断腾挪,提前为自己寻找更优的生存环境。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一步到位搬到上海或者海外更规范的市场,但在企业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仍然有更优的经营环境可以寻觅:乡级的企业可以到县,县里开办的企业可以到市……一般市级的企业则可以到大城市。目前众多国内大企业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扎堆,原因之一是那些地方的游戏规则更为透明和健康。对于民企来说,政商关系的另一种腾挪办法是上市。对很多互联网公司来说,选择在海外上市,除了海外上市融资环境更好,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上市的灰色投入很多,这不是互联网公司所擅长的。在海外上市,从源头上规避掉了政商关系的某些高风险陷阱。 农业社会吃亏的就是故土难离,而人在屋檐下,就不能不低头。工商业文明下,走出去、换个屋檐就可以抬起头来。中国这么大,政商关系发展一定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政商关系一定更好,你可以到这些相对净土去,这也是大国的优势吧。 底线略有提高不吃亏。越过底线,危险就变大,底线高有高的难受,但也有长远回报。[详情]

上市公司不要利用资本市场盲目跨界经营
上市公司不要利用资本市场盲目跨界经营

  本文选自“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微信公众号 4月8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参加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表示上市公司应当摒弃短视主义,要专注主业,发扬工匠精神,做行业的排头兵,不要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去盲目跨界经营。 刘士余还表示,上市公司的股权层级不能太复杂,决策链条不能太长,否则就会为内幕交易、利益输送、抽逃资本提供可乘之机,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持股行权试点推向全国,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下面是刘士余主席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致辞全文: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我代表中国证监会,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专注主业、勇于创新、关心员工、回报股东的上市公司表示崇高敬意!向关心支持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上市公司是中国优秀企业的代表,是中国经济的脊梁。目前,我国已有上市公司3100多家,总市值50多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量只相当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0.8%,但总资产比例43.2%,净资产比例39.3%,利润总额比例27.6%。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深化,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质量会越来越高,影响会越来越大。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管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在座的各位代表,都是受人尊敬推崇的企业家。因此,对上市公司以及管理层的要求必须更高更严。借此机会,提几点希望和建议。不妥之处,亦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强化使命担当。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是市场最具活力的竞争主体,是实现国家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主力冲锋队。上市公司必须有这样的担当,扛起股东的期盼、员工的期盼,扛起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地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举措顺利推进。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决定鼓舞人心、激发全球热议。落实这些方针政策和战略,上市公司既机遇难得又责无旁贷。我还想呼吁的是,上市公司应当摒弃短视主义,要专注主业,发扬工匠精神,做行业的排头兵,不要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去盲目跨界经营。 第二,更加重视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水准是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标志。经过多年努力,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明显提高。但是,相当一部分公司治理“形似而神非”的问题依然突出,今后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 一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要突出董监高的权、利、责;更要突出强调加强上市公司党的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党组或者党委是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中要明确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党员的合法权益,这也有利于对党员、党组织进行监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色,不能有丝毫含糊。正在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必须充分体现这些要求。 另外,上市公司的股权层级不能太复杂,决策链条不能太长,否则就会为内幕交易、利益输送、抽逃资本提供可乘之机。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持股行权试点推向全国,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要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必须提高透明度。切实加强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保证各类股东公平、及时地获得上市公司信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都要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落实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保密等要求。 第三,重视现金分红。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基本方式,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股票内在价值的源泉。有人说,买股票是看未来,只要公司具有成长性,即使不分红,股价也会增长,股东就有回报。从局部看这是成立的,但要注意这里的回报不是上市公司给的,而是溢价转让得来的收益。从整体看,如果上市公司不给股东现金分红,对这家公司的股票买卖基本上就会变成一个击鼓传花的投机游戏。还要看到,公司成长是有不确定性的,有的上市公司在日子好过的时候不分红,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等到项目建成、景气回调,又大幅亏损,还是分不了红。 上市公司可以基于长远发展并经股东大会决策后暂不分红,但不应长期无正当理由不分红。从国际经验看,连续稳定的现金分红往往是上市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稳定的信号;反过来讲,公司长期无正当理由不分红,也可能是财务数据造假、内部人控制的信号。我们有大力度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值得点赞;也有一些有能力分红却长年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证监会已经在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不能放任不管,会有相应的硬措施。 第四,远离市场乱象。我曾经把上市公司比作项链上的珍珠,珍珠是美好的象征。应当说,我们的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好的。遗憾的是,鱼目混珠的也有之,有的成了市场乱象的制造者。有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有的用高送转来助长股价投机,一些“忽悠式”、“跟风式”重组已成市场顽疾。还有的上市公司根本没有市场竞争力和主营业务,但其大股东和董监高拉抬股价高位套现,超比例减持甚至清仓式减持,市场人士讲叫“吃相”很难看,被套的广大中小投资者有苦难言。 资本市场是讲规矩、有红线、有底线的。证监会将牢牢肩负起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这副神圣重担,出重拳治理市场乱象,该处罚的处罚,该退市的退市,该退场的退场。不管是谁犯了规,都要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五,上市公司协会要注重服务,促进自律。上市公司协会要集众智,搭平台,搞服务,促进上市公司不断提升竞争力,当好实施国家战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排头兵。上市公司协会要从维护市场环境出发,抓好会员的自律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这方面,协会要与沪深交易所紧密合作,出点实招。一要与交易所通力合作,抓紧建立上市公司董监高档案,把他们的履职情况、个人事项、诚信记录等记得清清楚楚,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对市场心存敬畏。二要设立上市公司“光荣榜”和“黑名单”,当然,是否叫“黑名单”也可以再推敲,总之要分出几类来。对表现好的上市公司要褒扬,给予正向激励,对于干了坏事的上市公司要打上记号,给点颜色。同时,要加强对上市公司董监高的培训,强化自律意识、合规意识、诚信意识,带头遵纪守法,不搞内幕交易,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成立五年来,在服务会员、自律管理、高管培训和促进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值得肯定。这次会员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的领导班子,新班子要有新理念、新担当、新作为,营造新气象。证监会将大力支持协会依据国家法律和协会章程独立开展工作。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上市公司协会办好,为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为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贡献力量,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谢谢大家![详情]

“一药治多症”这些城市房价风向要变了?
“一药治多症”这些城市房价风向要变了?

  老百姓在抱怨房价涨得太猛,开发商则吐槽供地数量太少,而地方政府则要加速去库存。 针对各方不同诉求,住建部和国土资源部近日公布的一项新政有望“一药治多症”。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以库存消化周期分档次,周期短的要扩大供地,周期长的要停止供地。 据易居研究院最新统计显示,全国70个重点城市中,至少有45个城市的库存消化周期在12个月以下(含12个月),这些城市至少需要“增加土地供应”,其中南京等6个城市“不仅要显著增加供地,还要加快供地节奏”。 “从供求关系入手,这就对症下药了。下一步就看地方政府执行力,看住建部问责力度了。”有地产界人士如此评价。 1、对症下药 4月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通知》(建房[2017]80号)(以下简称《通知》),提出调控后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强化住宅用地供应“五类”调控目标管理。 根据《通知》,住房供求矛盾突出、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特别是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规模。去库存任务重的城市要减少乃至暂停住宅用地供应。 各地要根据商品住房库存消化周期,对消化周期在36个月以上的,应停止供地。36-18个月的,要减少供地。12-6个月的,要增加供地。6个月以下的,不仅要显著增加供地,还要加快供地节奏。 接受记者采访的地产界人士均“点赞”上述政策。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次政策明确了库存与土地供应的关系,用库存消化周期明确了市场土地供应的节奏。利用土地市场调控做加减法,库存多的减少土地供应,土地少的增加供应。 “这条政策最具针对性,把握住了行业症结,思路和方法很对,就看地方政府能否落实。”明源地产研究院首席研究院刘策表示,“一个看地方政府有没有积极性,因为会影响到财政收入;另外一个要看有些城市是否具备新增土地供应的条件。” 亦有部分受访者认为,去库存周期短的城市大多数是一些热点城市,这些地方就算增加供地,仍会被开发商哄抢。 2、热门名单 按上述最新规定,有哪些热点城市需要“显著增加供地,要加快供地节奏”呢? 从易居研究院获得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南京、杭州、合肥、南昌、郑州、惠州等6个城市在过去六个月的平均去库存周期都在6个月以下,必须显著增加供地且加快节奏;而北京、上海、广州的平均去库存周期在6-12个月,深圳的平均去库存周期在12-18个月。 上海的去库存周期竟然长于杭州等地,这是否有悖于常识?这数据究竟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上海调控力度较大,导致成交量下降,这可能使得统计出来的数据跟真实供求不太匹配。 必须一提的是,上述统计数据仅为一家之言,易居研究院亦表示:“去库存周期即存销比=当月新建商品住宅库存量/最近六个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平均值。其中‘销售移动平均’即指最近六个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平均值。” 有分析人士告诉记者,关于库存消化周期的算法,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算法,有些机构是按照最近三个月的平均去化速度去测算整个市场的去化速度,有些机构是按照过去一年平均的去化速度进行测算。为此,住建部和国土部有必要就库存消化周期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标准进行“全国统一”,否则每家算法不同,最终结果差异也会比较大。 “如果政府增加供地数量,加快供地节奏,我们肯定是欢迎的,现在一二线城市就是缺地的状态。”有不愿具名的开发商告诉记者,政府供地量小,势必会造成开发商的哄抢,自然而然土地价格就会上涨。出不出地王与土地供应量有关,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怎能不出地王? 3、还需问责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调控的大背景下,目前许多城市已经相继出台了2017年的供地计划。比如南京2017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在2800公顷左右,其中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1600公顷左右。2017年南京土地供应计划中房地产开发用地700公顷(其中商品住宅用地530公顷,商办用地170公顷)。而北京2017年安排的国有建设用地计划供应总量为3900公顷,其中住宅用地610公顷,商服用地310公顷。 业内人士指出,部分热点城市在土地供应的计划和落实方面存在着脱节的问题。供地计划做得比较多,但计划完不成的情况比较普遍。事实上,一些城市既然列了相关的年度供地计划就应该不折不扣的执行,同时要将年度供应量细化到月度,并向社会予以公布,如果完不成,监管层也应负起责任果断问责。 “国土部此次政策提到了土地供应的分类调控目标,这是最近土地政策的首创。通过挂钩去库存周期、房价等指标,使得各城市供地的计划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接下来就看国土部是否就此制定相应的问责机制了。”上述业内人士如此说。 随着调控不断收紧,势必对房企的销售和经营业绩带来影响,部分房企对今年市场的态度逐渐偏向谨慎。同时,在土地市场上,房企拿地策略也有所调整。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房企将采取更加多元的土地收购模式,除了公开市场拍卖以外,更多运用并收购、旧城旧村改造渠道等手段曲线拿地,从而获得大量优质资源。 4、曲线拿地模式受青睐 事实上,今年一季度在楼市普遍降温的情况下,部分房企仍积极拿地。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全国300个城市住宅用地共成交1.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3.0%;各城市成交量均增长,其中二线城市同比增长19.0%,增幅最大。 “虽然今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频出,但房企拿地意愿并未下降。主要原因在于行业进入调整期时,房企开始补库存。部分房企通过低利率频繁发债,在手资金宽裕。”爱建证券研究员刘孙亮表示,信贷政策开始收紧后,虽然土地出让总量有所增加,但溢价率明显下降,说明房企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有观望情绪,并对未来房价持谨慎态度。 从去年整体情况看,房企土地储备相当充裕。因此,在今年后续时间内,房企策略或有所改变。旭辉集团董事长林中称:“今年买地预算是基于650亿元的销售目标,买地的权益部分约200亿元,在买地总金额中权益比重占60%,因此买地的合同金额约在350亿元左右。如果能够超额完成,买地的金额也可以随之增加。” 也有房企改变了在一级市场竞争拍地的拿地方式。比如当代置业,不再在高点拿地,而是由兼并收购拿地。中原地产张大伟表示,从房地产企业发展看,虽然2016年资金价格下降,但整体看,企业的土地成本明显上升,对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房企将采取更加多元的土地收购模式。除了公开市场拍卖,更多运用并收购、旧城旧村改造渠道收购二手土地。如中海、保利等通过整合中信地产资产包、中航地产资产包等,获得了大量优质资源。 “多拿地、拿对地、拿值地”是房企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在投资风险加剧、资金压力倍增、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这三大“秘笈”知易行难。有专家称,对于房企而言,2017年不宜在招拍挂市场上盲目投资高溢价地块,应理性看待土地市场,提高股权合作拿地比例或采用收并购项目等手段曲线拿地,降低拿地成本、扩大土地储备。 同时,随着调控不断收紧,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也表示,房企在拿地上也要注意把握时机。即拿地如何确定更好的时机,以契合当前楼市周期调整。另外,对于当下很多房企,尤其是在融资渠道困难的情况下,更需注重把控拿地的资金风险。未来预计联合拿地的方式会增加,这也是目前很多房企在补库存和投资方面所需要关注的内容。此外,严跃进认为,房企适当参与项目并购很重要,部分城市项目碍于产品自身原因,一直销售不好,类似此类城市会成为性价比较好的投资目的地,相关的地产投资节奏也会加快。 另外,在行业竞争白热化的时候,也有部分上市房企开始转型。爱建证券研究员刘孙亮表示,部分房企开始在房地产行业内部转型,比如从住宅地产开发转向商业地产、旅游地产、养老地产等。还有部分房企收缩地产业务,谋求彻底转型,向与房地产行业关联度不高的其他相关行业转型,以探求新的业务方向。[详情]

EMBA视频

EMBA院校推荐

EMBA百科

加入EMBA圈

微博推荐

更多

新浪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通行证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17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