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1937年11月1日，由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南开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三所名校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因抗战形势紧张，其在1938年迁校昆明，是为史上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当时，西南联大培养了中国大量科研人才，为中国学术事业发展存留了火种，为国家教育文化事业贡献了力量。在今天，西南联大早已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殿堂，是学术理想的象征，每逢谈及“大学精神”“知识分子精神”之类的话题，西南联大就是一个经典的符号，进入了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叙述的经典序列。
云南师范大学校内西南联大博物馆大门。
构成这一经典符号的元素有很多，不同人心中的西南联大有各异的故事，但有些共识是无可撼动的，这也让西南联大成为读书人心中值得永久怀念的家园。其一，是面对民族危亡时的坚忍意志和家国情怀。抗战时期学术研究、教育和生活的物质环境是极端匮乏的，甚至名满华夏的大师们也时常遭受“跑警报”的麻烦。不过，简陋的设施、艰苦的环境没有动摇西南联大师生的选择——《礼记》对这种精神如此概括：“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正来源于此。正如学者张曼菱所说：“这是指人的品性上的培养。卓越就是可以不受眼前干扰，保持自己最高方向和最佳状态的人。”
相比今天中国学术界动辄产出的大量学术成果，西南联大短短8年的校史，恐怕其“产出数量”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西南联大校史的学术质量和精神高度，却非今日多数读书人可比。脱离了家国情怀的“研究”只有科研意义，但西南联大的师生从未放弃过关注现实，他们在心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同时，还要专注于专业研究和教学，其承受的压力之大和内心精神之坚忍，令后人无限敬仰。
其二，真正的大师，是从精神高度和学术成就上定位的。西南联大校园里从来不缺乏这样的学者和学生。中文系的朱自清、罗常培、闻一多、刘文典等，外语系的叶公超、吴宓、朱光潜等，历史系的陈寅恪、傅斯年、雷海宗、钱穆等，哲学系的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等……这些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他们既是各自领域的名家，也是中国学术传承和发展史上的丰碑式人物。
陈寅恪先生曾慨叹：“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所撰写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无数读书人奉为圭臬的座右铭，也是西南联大一以贯之的精神。西南联大之所以令知识分子怀念，根源就在于它所象征的独立自由的学术品性。我们今天纪念西南联大，在追思先人的时候，更在于反思当下，用西南联大的精神鼓舞自我，纠正因功利心而耽误的学术探索，回归读书和教育的初心本意。如此，才能在学术精神和理想的薪火相传中，继承前人的成果，并逐渐开拓出属于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新路。
（原题为《怀念西南联大，到底是在怀念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