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们聚会,大抵是要喝酒的——似乎比谈诗还要激动。许多酒店的狂言可圈可点,显醉意也显才情。在场的我听到总默记于心,觉得若这么说完就算了,挺浪费的(就像酒精蒸发到空气中),记录下来该多有意思啊,于是无形中成了酒会的秘书。这说明我算是滥竽充数。
我是很少醉倒沙场的;并不是因为酒量大,而是每每在醉的边缘总下意识地踩车了——嘎然而止,想多劝自己几杯都没有用。也许是性格过于清醒吧。从这点看,我不太像个诗人,更适合做哲学家。
我曾一脸苦恼地吐露这个苦衷:看来我要使自己醉倒,光靠酒还不行——我心太软,除非打麻药,才能倒也。朋友们借我的妙语又干了一杯:没准你即使被麻倒了,头脑还转行飞快呢。他们总奋不顾身地追求醉的境界——如同最先在梁山泊落草的王纶,属于一百零八将之外多余的人。这班写诗的朋友,可个个都是酒的忠臣啊。譬如找话题下酒,阿坚就问圆桌边的每个人:此生已醉过多少次——并申明以吐为衡量标准。
轮到张弛了,张弛心算良久,最终沮丧地说:实在数不清了。阿坚狡黠地一笑:即然你记不清吐过多少次了,那么你就说说有多少次没吐吧。张弛中计了,你这么一说,就很好统计了,屈指可数吧。
张弛是个逢酒必醉的人——拦也拦不住。他的酒量是有弹性的,跟他的经济有关。他做生意发了,就请大家喝洋酒,他一人喝了一瓶还能硬撑着。直到亲自动手开了第二瓶,才扑通一声从椅子上滑下来,口若悬河。
一觉醒来又喝起了“拿酒来”的口号。他说:喊这个口号时很痛快——终于明白烈士就义前为啥要喊口号了。他不怕醉,就怕不醉——欲醉不醉对于他反而难受得多,那简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啊。
在条件不许的情况下,他有许多制造醉的土办法(属于出奇制胜)。譬如有一次买卖赔了,和李大卫、黄燎原凑在一块只找出四块钱,在大排档坐下,没敢点菜,只叫了两瓶燕京啤酒,又叫老板找三只喝白酒的那种五钱的小酒蛊。
三人就你敬我一杯我回你一杯地悠着喝,感觉良好,终于又有酒喝了。边喝边聊,两瓶啤酒也顶了三小时,而且结果很出人意料:“三人都幸福地醉了”(这是张弛的原话)。这三个形式主义者,居然用啤酒创造出白酒的效果。张弛回首这番往事很得意(像个作弊的考生):仿佛不是被酒欺骗了,而是合伙把酒给骗了——或者说,成功地自己把自己骗了。所谓的醉,其实就是一场巧妙而幸福的骗局。欲醉不能,会像试放卫星失败了一样颓唐。
阿坚写东西需要以酒作燃料的,就像开汽车需要加油。而且作品的质量跟酒的度数有关系,度数高点水平就高点。他写诗时一般自斟自饮白酒(够下血本的),为稻梁谋给报纸副刊写随笔则以啤酒应付了事,所以他的随笔较平淡而诗中则不乏神来之笔——我甚至能从不同的诗句中嗅闻出他当时的状况。他甚至戏称自己早晨起床濑口都用的是啤酒。
这半生被回收了的空酒瓶,撂起来该可以盖一幢小洋楼了吧——阿坚多次去西藏旅行,他说拉萨随处可见这样的“酒瓶墙”,当地人喝啤酒是一箱一箱地抬,喝完之后也懒得退瓶子,因此收破的可发财了。和张弛恰恰相反,阿坚喝醉后一般不吐。他说:吐了之后,可心疼了。原来他全靠这份意志给撑着。我问:那是一种破产的感觉吧?
诗人们酒后大多数妙语连珠,各自倾诉对酒的感情——厂商若听了肯定高兴。听着听着,我也有点醉了——其实我今天喝的只是他们的零头呀。看来酒话也能醉人——听多了,耳朵首先醉了。我高高地举起杯子倡议(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从我做起——大家老了之后,就别打制棺材了,直接买一具现成的酒桶得了,也别等别人装咱们了,咱自个儿钻进去——自己把自己给窖藏了。众人听了都有跃跃欲试的表情。我知道,今天是他们陪我醉了。诗人嘛,做个酒桶也至少比做个饭桶更合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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